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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大会上作了《我们的科学史写作为什么不成功》的发言，他认为当前国内科学史的书写混杂了许多科普的成分，文学味道较强。其实不少科学史著作本就是科普作品，而科普作品也允许作者再创造。未来国内科学史的书写应进一步鼓励科学家参与，以期打造出更多学术型的科学史精品。
关键词 科学家传记 科学史 科普 科学家参与
0 引言
值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之际，科学史界的翘楚新秀齐聚于美丽的清华园。九十五高龄的杨振宁先生专程来到现场，做了《我们的科学史写作为什么不成功》[1]的发言，随后引发圈内人士的强烈反响。对此我们认为杨先生作为物理学专业的顶级学者毕竟是站在高处，其微言大义我辈未必能透彻领悟。不过为交流起见，特不揣浅陋仓促成文，只望抛砖引玉以供同行做进一步的思考。
1 大多数国内科学家传记实为科普读物
杨先生认为我们的科学史写作是不太成功的，理由是里面掺杂了太多科普的内容。其实杨先生口中这些所谓的科学史著作绝大多数本就是科普图书，其中很多就是专门为大众撰写的科普读物。这无论从作者的初衷、公众的判断抑或政府的态度都不难发现：作者大多隶属于科普作家协会；诸多城市社区图书室的科普类图书书架上摆放了多种科学家的人物传记；官方的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写过本研究领域大家的个人介绍。再如历年的科普图书奖也都有传记类图书获奖，比如松鹰的《科学巨人的故事》曾先后获得了山西省优秀科普作品奖、四川省科普图书奖。就写作内容来看，这些作品多围绕古今中外科学家的生平事迹、研究成果、生活逸事等展开，往往取自科学家本人的日记、与亲朋好友的书信往来、大事年谱以及论文著作，甚或是档案材料等。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并不多，不论同行写作或是外专业人士都极力避免术语、公式，似有避重就轻之嫌。不过，这恰恰也符合科普图书的写作规范。而对于中国古代科学人物的传记写作则更强调史料的精准性及论证的缜密性，确实有一些学界认可的专著，如潘吉星对于宋应星的研究就受到了广泛赞誉[2]。科学要素的缺乏，这可能与科学史学科日益职业化，以及科学家逐渐远离了科学史的写作有关。
2 科普本身允许建构
杨先生说：“这种科普的东西，大家随便写写，缺乏学术性。我们还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叫传记文学。写的人嘛，觉得既然是文学，那就可以增加一些杜撰的情节，使得文章看起来好像更能够吸引读者。但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传统。”[1]这样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其实并不陌生，科学家对于科普读物、科学新闻报道甚至科学记者职业等历来都存在根深蒂固的“成见”，总是觉得其内容过分简化、追求轰动效应，这背后隐藏的却是深深的不屑。多年来在国内外科学家中一直流行这样一种观念，就是只有那些做不好科研的才会去做科普。当年，积极投身科普事业的美国天文学家卡尔·爱德华·萨根正因此而受尽了排挤。科普绝不是科学知识的搬运，其实质是科学知识的再造，而融合科学与人文正是科普的重要特征，践行着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激起其对科学兴趣的理念。而兴趣的激发更多需要的是人文，就像关于科学、人文两种文化的讨论，若不是英国科学家、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文理交叉的背景、极富魅力的演讲[3]，也难以形成如此影响深远的话题。科普场馆有别于博物馆单纯地将展品拿来，从而割裂了其与生活世界的联系，它更倾向于建构另外一种意义世界，用一个故事将公众引入具体情境中，使得科学的种子能够在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科普一头连着实验室中的地方性知识，一头连着广大公众的现实生活；一边是形式逻辑，一边是臻美逻辑；一边讲究言传，一边崇尚意会。通过跨界以实现科普的再造，一种知识的再造、情境的再造，也是有情有智的人的再造。
3 知识、修养与科学家传记书写
根据上面分析，我们认为杨先生的意思可能在于中国缺少由科学家撰写的针对现当代科学家的学术研究型传记或第三种文化式的高级科普，而这对写作者来说具有知识与修养的双重要求。从知识的角度看，毋庸讳言，只有同行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科学家的学术贡献及学术发展脉络，并清晰地将这一逻辑链条展示出来，这体现出知识上的对等性。非同行关注的往往多是一些生活中的事件，而难以将生活的节点与学术的节点统一起来。从修养的角度看，好的傳记当然需要有一手资料，但更重要的是亲身的感受，而对具身性知识、意会知识的描述，唯有借助隐喻或文学式的“非常道”，才易于使读者产生共鸣，从而保留其对所读科学家的真实映像。当然这要以知识上的把握为基础，正所谓“知本达至”。美国出版人约翰·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4]，即科学、人文之外的另一种文化，打破二者的分野，用新的方式沟通两种文化。他不满于媒体对公众反智的误导，倡导科学家亲自出马书写科学的传记。背后隐藏的是科学、人文两类科学传播话语权之间的博弈，也与成熟科学的科学传播和正在形成科学的科学传播两种传播模式相互纠缠。总之，拥有研究专长的科学家参与高级科普，对于良好的科普行业生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国内，这方面工作还有待加强，这可能正是杨先生所急盼的。不管怎样，科学家的参与会丰富科学家传记的写作，进一步提升作品的科学性。同时为了避免误解，如同电影的分级一样，我们建议在图书分类中对科普型与学术型科学史传记也加以区别。
4 结语
综上所述，科学史界应更多关注当代科学，敞开胸襟与科学家结盟，共同书写杰出科学家学术思想的奇伟瑰丽，贡献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品。
参考文献
[1]杨振宁.我们的科学史写作为什么不成功[EB/OL].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7/381102.shtm
[2]蒋广学.中国学术思想史纵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论稿[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斯诺.两种文化[M].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4]约翰·布罗克曼.第三种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径[M].吕芳， 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关键词 科学家传记 科学史 科普 科学家参与
0 引言
值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之际，科学史界的翘楚新秀齐聚于美丽的清华园。九十五高龄的杨振宁先生专程来到现场，做了《我们的科学史写作为什么不成功》[1]的发言，随后引发圈内人士的强烈反响。对此我们认为杨先生作为物理学专业的顶级学者毕竟是站在高处，其微言大义我辈未必能透彻领悟。不过为交流起见，特不揣浅陋仓促成文，只望抛砖引玉以供同行做进一步的思考。
1 大多数国内科学家传记实为科普读物
杨先生认为我们的科学史写作是不太成功的，理由是里面掺杂了太多科普的内容。其实杨先生口中这些所谓的科学史著作绝大多数本就是科普图书，其中很多就是专门为大众撰写的科普读物。这无论从作者的初衷、公众的判断抑或政府的态度都不难发现：作者大多隶属于科普作家协会；诸多城市社区图书室的科普类图书书架上摆放了多种科学家的人物传记；官方的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写过本研究领域大家的个人介绍。再如历年的科普图书奖也都有传记类图书获奖，比如松鹰的《科学巨人的故事》曾先后获得了山西省优秀科普作品奖、四川省科普图书奖。就写作内容来看，这些作品多围绕古今中外科学家的生平事迹、研究成果、生活逸事等展开，往往取自科学家本人的日记、与亲朋好友的书信往来、大事年谱以及论文著作，甚或是档案材料等。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并不多，不论同行写作或是外专业人士都极力避免术语、公式，似有避重就轻之嫌。不过，这恰恰也符合科普图书的写作规范。而对于中国古代科学人物的传记写作则更强调史料的精准性及论证的缜密性，确实有一些学界认可的专著，如潘吉星对于宋应星的研究就受到了广泛赞誉[2]。科学要素的缺乏，这可能与科学史学科日益职业化，以及科学家逐渐远离了科学史的写作有关。
2 科普本身允许建构
杨先生说：“这种科普的东西，大家随便写写，缺乏学术性。我们还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叫传记文学。写的人嘛，觉得既然是文学，那就可以增加一些杜撰的情节，使得文章看起来好像更能够吸引读者。但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传统。”[1]这样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其实并不陌生，科学家对于科普读物、科学新闻报道甚至科学记者职业等历来都存在根深蒂固的“成见”，总是觉得其内容过分简化、追求轰动效应，这背后隐藏的却是深深的不屑。多年来在国内外科学家中一直流行这样一种观念，就是只有那些做不好科研的才会去做科普。当年，积极投身科普事业的美国天文学家卡尔·爱德华·萨根正因此而受尽了排挤。科普绝不是科学知识的搬运，其实质是科学知识的再造，而融合科学与人文正是科普的重要特征，践行着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激起其对科学兴趣的理念。而兴趣的激发更多需要的是人文，就像关于科学、人文两种文化的讨论，若不是英国科学家、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文理交叉的背景、极富魅力的演讲[3]，也难以形成如此影响深远的话题。科普场馆有别于博物馆单纯地将展品拿来，从而割裂了其与生活世界的联系，它更倾向于建构另外一种意义世界，用一个故事将公众引入具体情境中，使得科学的种子能够在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科普一头连着实验室中的地方性知识，一头连着广大公众的现实生活；一边是形式逻辑，一边是臻美逻辑；一边讲究言传，一边崇尚意会。通过跨界以实现科普的再造，一种知识的再造、情境的再造，也是有情有智的人的再造。
3 知识、修养与科学家传记书写
根据上面分析，我们认为杨先生的意思可能在于中国缺少由科学家撰写的针对现当代科学家的学术研究型传记或第三种文化式的高级科普，而这对写作者来说具有知识与修养的双重要求。从知识的角度看，毋庸讳言，只有同行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科学家的学术贡献及学术发展脉络，并清晰地将这一逻辑链条展示出来，这体现出知识上的对等性。非同行关注的往往多是一些生活中的事件，而难以将生活的节点与学术的节点统一起来。从修养的角度看，好的傳记当然需要有一手资料，但更重要的是亲身的感受，而对具身性知识、意会知识的描述，唯有借助隐喻或文学式的“非常道”，才易于使读者产生共鸣，从而保留其对所读科学家的真实映像。当然这要以知识上的把握为基础，正所谓“知本达至”。美国出版人约翰·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4]，即科学、人文之外的另一种文化，打破二者的分野，用新的方式沟通两种文化。他不满于媒体对公众反智的误导，倡导科学家亲自出马书写科学的传记。背后隐藏的是科学、人文两类科学传播话语权之间的博弈，也与成熟科学的科学传播和正在形成科学的科学传播两种传播模式相互纠缠。总之，拥有研究专长的科学家参与高级科普，对于良好的科普行业生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国内，这方面工作还有待加强，这可能正是杨先生所急盼的。不管怎样，科学家的参与会丰富科学家传记的写作，进一步提升作品的科学性。同时为了避免误解，如同电影的分级一样，我们建议在图书分类中对科普型与学术型科学史传记也加以区别。
4 结语
综上所述，科学史界应更多关注当代科学，敞开胸襟与科学家结盟，共同书写杰出科学家学术思想的奇伟瑰丽，贡献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品。
参考文献
[1]杨振宁.我们的科学史写作为什么不成功[EB/OL].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7/381102.shtm
[2]蒋广学.中国学术思想史纵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论稿[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斯诺.两种文化[M].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4]约翰·布罗克曼.第三种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径[M].吕芳， 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