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港沿岸灯火密集，夜如白昼，李小龙站在高楼上，俯瞰着自己电影中的小渔村——如今完全变了样。一张半真半假的脸扭过来，用蹩脚的普通话说，“龙是不死的，因为龙从不离开水。水，就像直觉，没有形状，无法把握，却有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不要遵循规则，而要创造规则……这是我被你们永远记得的原因。”
　　去世40年后，李小龙又出现在屏幕上，成为一款洋酒的代言人。
　　技术团队花了9个月的时间，在替身的基础上，用三维动画制作出他脸上250种表情。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凝是这项工作的顾问。制作费用加上李小龙的肖像版权，价值不菲。这就是李小龙在这个时代复活的方式。

他必须抗争

　　如今很少有人再回头去看李小龙的电影，那些电影剧情简单，价值观单一——坏人必死无疑，正义总是胜利。但在当时，这些电影看起来过瘾极了。他的功夫无人能敌，把所有对手打得血肉模糊，速度极快，嘴里还发出尖厉的叫喊。这成了许多年轻人关于暴力的启蒙。美国终极格斗赛冠军史蒂芬·伯纳说，自己看完以后，总是特想回去揍他的哥哥们一顿。
　　另一些人从李小龙身上学到了更多。后来成为武打明星的甄子丹，也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在美国长大，他说，“李小龙刚开始拍电影时，我们中国人在外国绝对没有现在这么让人尊重，所以我是以一个中国人的态度去奉他为偶像的。”
　　李小龙出生在美国。父亲李海泉曾是粤剧“四大名丑”之一，长期在美国演出。“那时，美国的中国居民大多来自广东，他们都思乡心切，任何与家乡有关的东西都足以引发他们的乡愁。”于是戏曲开始在美国华人圈流行。
　　1940年11月27日，李小龙在一次巡演途中降生。原名震藩，取“震惊藩邦”之意，避讳祖父的名字震彪，才把震改为振。他好像很早就明白了振藩二字的含义。据母亲回忆，二战时，香港被日本占领，这孩子经常对着天空上飞过的日本飞机，竖起他的小拳头。
　　他是个愤怒的小孩，调皮，霸道。明明很怕蟑螂，还要把抓来的蟑螂套成一个圈，拿去吓女孩子。“遇到看不顺眼的人，脑海中立刻就会涌起一个跟他一较高低的念头。用什么去挑战他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拳头。”
　　“他有时很自我，有时也很为别人着想，有刚有柔，有顽皮也有与生俱来的慈悲。”姐姐李秋源记得，弟弟很刚烈，脾气很大，但也善良，重亲情，经常和她谈心，也经常欺负她，把她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为了在街头打架能够常胜，李小龙跟着叶问学咏春，后来得到拳击赛冠军。高中读英文学校，用凌厉而不规范的拳法，打进了主要由外籍学生组成的拳击队。同学们都怕了他，女孩除外。弟弟李振辉说，“虽然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女孩子追求我，但是和二哥比起来，我差远了。”打架之余，李小龙爱跳恰恰舞，得过冠军。
　　战后香港被英国收管，中英居民之间冲突不断。此时李小龙已在多部电影中出演角色，成为小有名气的童星。但他血性未改，继续参加街头格斗，常与英国人发生口角，拳头也总砸向老外。父亲怕他惹事，给了他100美元，让他去了美国。
　　到了美国，又值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平权运动的高潮。人们走上街头，反对越战，呼吁种族平等。尽管他从未参加什么社会运动，但妻子琳达·埃莫瑞说，“为了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活下去，他必须抗争。”

胜利了又怎么样

　　在电影《猛龙过江》里，李小龙演一个刚到意大利的中国人，穿着中式大褂在机场等人，被周围的人盯着，一个小孩还被他吓哭。去餐馆点菜，看不懂菜单就随便一指，点了一桌子汤，只好逞强全部喝完。这里面多少有他自己的影子。
　　他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教人跳舞，同时做各种兼职，送报纸、洗盘子。在父亲朋友的餐馆里打工，因为大厨对自己喜欢的姑娘动手动脚，李小龙教训了他，很快被解雇。
　　他好强、外向的性格不像多数初出国门的中国孩子，反而更像美国人。赤手空拳打败歹徒、勇救单身少女的新闻还一度成了当地媒体的美谈。考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后，李小龙再次受到女同学的欢迎。
　　此时他除了练习不同的中国套路，还开始接触柔道、空手道等日韩打法——后两者都在朝鲜战争期间由美军士兵带回本土，成为当时在西方最流行的东方武学。
　　大二时，他在学校旁边的停车场挂起了“振藩国术馆”的牌子，准备收徒开课。在一封写给友人曹敏儿的信里，李小龙设想过武馆以后的前景，“一栋五六层高的功夫学院拔地而起，功夫学院的分支机构遍布全美各地”。
　　这招来了同在西雅图开武馆的日本武师的不满。对方前来踢馆，按空手道的规则，定下3局比赛，结果李小龙只用11秒就战胜了对手。
　　几年后他在奥克兰创办武馆。当地的华人拳师又向他施压，禁止他把功夫教给华人以外的白种人。李小龙花了3分钟，将对方派出的黄泽民师傅击倒。
　　对李小龙来说，功夫不是体育运动，也没有规则。它只属于街头，目的就是把人打晕。在他的动作中，眼睛和裆部可以攻击，也能带刀和铁链，随手抓起东西就是武器。这也是他后期创办截拳道的思想，这并非一个门派，而是一种最直接的终止战斗的方式——直线出击，防守就是进攻。
　　“如果你被流氓恶棍袭击，你会怎么做？”李小龙主动把自我防卫的招式教给身边的朋友，他警告说，“一个人走夜路，要当心任何一个跟踪或是接近你的人，走在道路的外侧，或小路的中间。注意聆听接近的脚步声，观察靠近的身影。”他教女人用脚踢，而不要用手，因为那会伤到她们。
　　在他和黄泽民对战的时候，怀孕8个月的夫人琳达也在场。比完后，李小龙坐在武馆后院的阶梯上，双手抱头，显得很沮丧。琳达问他怎么了，他说，3分钟将对方击倒还不够迅速，咏春拳似乎还不够实用，他要融合更多的风格。
　　那段时间，他继续精研武术，把西方的击剑和拳击也融合进去。朋友去看他，经常发现他正窝在房间里反复看拳王阿里的比赛录像。日本人加藤修造是他的柔道老师，加藤记得，李小龙很有礼貌，经常发问，“从未对我和其他学生显摆他身为一名功夫老师的事实。” 　　被誉为“美国跆拳道之父”的李俊九也曾教过李小龙，后来两人成为挚友，他说，“武术是99%的哲学加1%的动作，缺乏哲学的武术就好比巷战。”李小龙很小就过了巷战这一关，他后来付出很多努力，想要补齐另外的99%。
　　他在华盛顿大学选了哲学专业。在《生活的艺术家》一书中，他解释道，之所以选择哲学和童年时的好勇斗狠有关系。胜利已不能满足他，哲学成了他的业余爱好。与此同时，他有了新的职业选择——像小时候那样去做一名演员。在美国加州长堤国际空手道锦标赛上做过一次表演之后，李小龙已经小有名气。1965年2月， 24岁的他得到一次试镜机会。镜头中的他，穿着西装衬衣，系一根细领带，梳油头，目光笃定，言谈大方，显然对镜头并不畏惧。有人形容，他像一条“蓄势待发的毒蛇”，利落，时髦，优雅又富有攻击性。他习惯歪着嘴角笑，完全控制了局面，倒是跟他配戏的人战战兢兢，生怕被他的拳脚所伤。
　　他发出宏愿——“我，李小龙，会成为美国最高片酬的东方巨星。作为回报，我将奉献最刺激的表演，并竭尽我作为演员的才能。从1970年开始，我会扬名世界。从那以后，直到1980年底，我会赚到1000万美金以上的财富。然后，我将随心所欲地生活，获得内心的和谐与幸福。”

完美的身体

　　长大后的李小龙不再去街头打架，但他依然愤怒。美国银幕上那些留着辫子的旧式中国人让他反感，他也讨厌总是让白人来扮演中国人。他获得电视剧《青蜂侠》的演出机会，有一说是，配角加藤之所以戴着黑色面具，就是担心观众不能接受亚洲脸孔的演员。
　　《青蜂侠》是李小龙在影视上初获成功的一个角色，他因此被亚洲观众所熟悉。在香港，这部电视剧直接改名《加藤秀》，为他日后回国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他觉得自己演得烂透了，因为他在取悦观众，不是做李小龙自己。
　　“见鬼去吧！”李小龙想要把真正东方的东西展示给西方。
　　这条路并不顺利，在好莱坞，他只能得到一些小角色，经济上日趋拮据。1970年，他在一次训练中背部受伤，卧床6个月，医生警告他以后有可能连走路都困难。这段时间，李小龙每天记日记，写一些励志的句子；在名片背后写上“walk on（坚持）”，贴在门上、墙上和浴室镜子上。
　　更多的时间，他在书房里看书。他的书架上有柏拉图、大卫·休谟、笛卡尔、托马斯·阿奎那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也有禅宗、《老子》，以及克里希那穆提、铃木大拙、卡尔·罗杰斯、弗雷德里克·皮尔斯等人有关宗教和心理学的书。徒弟回忆，李小龙的书房里贴了一张纸条，上书“禁止动我的书”，得到批准才能翻阅。书里记满了笔记，在李小龙自己的讲述和写作中，他会稍加修改，或者原封不动，把这些笔记变成自己的话。
　　他还尝试用英文翻译《乐府诗集》中的《子夜歌》，也试着写了不少现代诗，有一首极像是在写他自己——“孤零零的山坡独立，避开了远方迷雾的笼罩。一条金龙伫立，眼中怀着的梦想，褪去和消逝在那明亮的西方。”
　　李小龙写过一个剧本《无声笛》，去印度看过景，却迟迟没有开拍。他在信中写道，“问题是他妈的我现在就想做点东西！于是我酝酿了一个电视连续剧的创意，大概需要几个星期写出来。与此同时，我还在构思一部在香港拍摄的华语电影。”《无声笛》最终没能拍成。
　　信的落款是李大龙。和朋友交往时，他经常半开玩笑地把名字里的“小”改成“大”，以示自己的志向。他时常劝告朋友，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焦虑和期望中，而要享受计划和成就，“像鱼雷一样全速前进吧！”
　　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并且时刻准备着为了实现完美而付出代价。他经常一边举哑铃一边压腿一边看书，或者一边开车一边双掌互压。常年刻苦习武，他身上的脂肪含量极低。“我作为一个人，该怎样淋漓尽致地表现我自己。”电影中的许多台词就是他的人生哲学。
　　弟弟李振辉去美国读书，住在他家里。他调制出一种由牛奶、蛋白质粉、香蕉泥、生奶油、生蛋液和花生油混合而成的营养品，味道很奇怪，逼着弟弟喝了两个礼拜。体重达到他的要求之后，他又开始带着弟弟练功，每天跑步。一个月后，李小龙放弃了，对弟弟说，“你还是去唱歌吧。”
　　拍摄《精武门》时，成龙作为特技人员和替身，和李小龙一起工作过。他说李小龙身上最明显的特征是：“他每时每刻都处在压力之下，醉心于使自己变得完美，下决心要达到个人目标。”拍摄时，每一个武打动作都先画出分解动作，经过严格设计，不断重拍，把摄影机调到最佳角度。“也许影片有导演，但是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清楚，李小龙掌管着一切。”
　　在李小龙的笔记里，他写过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区别。大意是，胜利者总是盛气凌人，需要操纵别人，失败者满口对不起，一副可怜相。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两个部分在拉扯，争夺控制权，内部纷争永远不会结束。他总结道，“一个有自我意志的人除了自我发展以外，别无他求。”

好莱坞的侧门

　　李小龙作为电影演员的真正起色始于香港。1970年，李小龙决定返港。他的计划是，如果不能从前门进入美国电影业，就去香港走个侧门再回来。
　　香港人记住了他扮演的加藤，把他当作好莱坞明星来迎接。尽管最终没能和邵氏影业合作——自信的李小龙和实力雄厚的邵氏兄弟难以达成妥协，但他以一己之力和新公司嘉禾一起，凭借《唐山大兄》 《精武门》 《猛龙过江》 这3部影片站稳了脚跟。他的每一部电影都会创下香港票房纪录；在新加坡，《精武门》 的两元票价在黑市上被炒到四十多元；在菲律宾，影片连续上映数月。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已经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回香港以后，李小龙这样写道。
　　作为习武之人，他自然看不上狄龙、姜大卫这些当红男演员业余的武打戏。对香港的电影制度，他也多有批评，号召筹组香港演员工会，拒绝对演员过度使用，但这一倡议没有得到什么反响。“朋友变成一个极少听到的词”，走向成功的李小龙，渐渐失去了安全感，他说自己像是动物园里的猴子，生活如坐牢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