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间的交流和联系日趋紧密。各国人民在全球化的交流中获益匪浅，但也面临冲突和困境。如何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和谐共处，让人们继续从中获益？这是我们的时代主题，也是费孝通晚年学术反思的核心问题之一。费先生在晚年学术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文化自觉”概念和“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议题，后者正是完成“文化自觉”探索的人文性路径。他的学术反思具体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文化和人。在文化层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在“人”的层面，他提出从主体“我”的角度进入去理解文化本身的深邃性。而“文化自觉”就是文化主体性，至少包括两个基本过程，一是自知之明，二是自主适应。个体性内在于这一文化主体性的中心，文化自觉的核心在于对特定文化中的“我”/“己”的理解，而文明的深层基础在于对人性的解釋。探索“文化自觉”的目的在于确立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间和谐共处的规则。由此，他的学术反思在个人和社会乃至世界之间建立起勾连。
　　关键词费孝通学术自觉文化主体性人的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C9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20）12-0120-09
　　引论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间的交流和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人民在全球化的交流中亦获益匪浅，但也不时面临冲突和困境，其中很多问题来自文化差异。那么，如何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和谐共处，从而让人们继续彼此获益？这个问题在今天显得愈发紧迫。事实上，费孝通先生在1990年代之后就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他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尚需准备很多知识上的条件，“文化自觉”便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本文从费先生的学术反思历程中，重新审视这一概念，试图进一步理解费先生相关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
　　“文化自觉”概念来自费先生从1990年代开始的学术反思历程中。可以认为，他的学术反思开始于与他的同窗好友Leach的一个学术对话，这便是命名为“缺席的对话”的演讲。其全称为《缺席的对话——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这是费孝通先生于80岁之际在一个研讨会上的演讲题目。指1990年在东京召开的为祝贺费孝通先生八十诞辰的“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这是一个命题作文，最初的题目是《人的研究在中国—— 一个人的经历》，是由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和乔健给出的。费先生思考了很久，最后决定以“缺席的对话”为主题发表演讲，内容发表在同年的《读书》杂志。费孝通：《缺席的对话——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读书》1990年第10期;后收入《费孝通全集》中的题目是：《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1990），《费孝通全集》第13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0～349页。
　　这个演讲以费先生回顾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为主要内容，形式上呈现为与在英国留学时的同窗Leach的对话。当时已经故去的Leach给他的两个学术提问分别是：第一，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第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费先生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标志着进入了其学术生命的反思阶段，他通过一系列自我反思，提出了他第二个学术阶段的重要概念——“文化自觉”以及“扩展社会学学科的传统界限”等议题。虽然“缺席的对话”这个演讲并没有完成对Leach提问的圆满回答，但在这个回应里，费先生意识到儒家文化对自己学术志向的深刻影响，那就是“从实求知”，寻觅有用于社会的机会，“志在富民”，保持儒家务实的精神传统，即学以致用价值观。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1990），《费孝通全集》第13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8页。他的学术反思就是从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自身入手的。他所谓的学术反思，其实就是和自我对话，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1997），《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是费先生针对自己的学术成果的重新思考。也恰恰是从自身入手，使得他的学术反思历程充满了人的主体性特征，他最终提出的概念“文化自觉”，以及对文化自觉的探知途径——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倡议，都是以反思自我为基础的。
　　关于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学界已有很多讨论。譬如，苏国勋指出了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中蕴含的人文性，它在根本上是一个文化自主性问题;苏国勋认为文化是一个价值体系，是由道德理想、典章制度、器物行为三个层面共同构成的统一整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中国文化自主性的根本前提，费先生的文化自觉概念也是其关注从生态到心态的一个转向。苏国勋：《社会学与文化自觉——学习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一些体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李友梅认为，费孝通由1940年代形成的充满矛盾情感的自由主义文化观，到21世纪转变为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克服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弊病，推动一个“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世界建设的文化主体性概念。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陈占江、包智明从差序格局的理解角度，讨论了费孝通文化思想的转变。费先生早年认为，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阻碍了公共空间的自发生成。但晚年费先生重新评估了传统，并希望以“推己及人”“中和位育”等儒家思想化解现代性蕴含的生态危机和心态危机。陈占江、包智明：《“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周飞舟也将对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的理解纳入其思想的整个脉络中，并把文化自觉看作是对Leach提问的回应结果，认为费先生的文化自觉的内容主要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渐看重上，同时，这个文化自觉也是他学术反思的结果。周飞舟主要讨论的是文化反思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譬如文化自觉中“差序格局”和“推己及人”的内涵。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4期。赵旭东指出，理解费孝通思想的途径或许有多种，但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去理解可能是一捷径;赵旭东：《文化自觉与人的相互看——由作品去理解费孝通思想的一种途径》，《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5期。费孝通反思自己早年的研究犯了“只见社会不见人”的错误，强调关于“人”的研究，构建看得见个人内心的世界图景，提出“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方法论原则;赵旭东、王蹊：《反思中的文化自觉——基于费孝通文化观的人类学方法论》，《学术界》2019年第9期。费孝通晚年的研究重心转向对于文化心态的研究，人的地位在其研究中得到凸显，其中交织的问题是：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古今历史的交织重奏，经验与理论的合唱复调，标志着费孝通文化观的生成。赵旭东、宋欣仪：《从对话看文化——费孝通文化观中的对话人类学路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我们发现，既有的“文化自觉”研究，对费先生理论层面的“主体”维度的讨论，尚没有得到充分阐发，本文将在这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心态，对于一个学者个人而言，就是一种感情和志向，指思想意识、感情、爱好。⑦费孝通：《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1999），《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6、405～406页。费先生对史禄国的学术之路和心路历程的探究，就属于这一范畴。而我们对费先生学术反思历程的追忆，也属于这样一个范畴。如费先生所说，它是人类最高的活动，涉及一系列行为、思维和感情上的活动。
　　对于文化而言，也是如此。在文化方面，心态就是“文化的心态”，也就是费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在文化层面的“心态”，涉及到我们整个文化的基础。文化自觉就是对自己的文化，要从“由之”到“知之”;它需要一套科学的方法方可达到目的。费先生采用的方法就是吴文藻先生早年建议的方法：社会学要中国化，且社会学一定要走人类学的路子，即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自己的社会。⑦费先生还进一步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引，把研究文明国家的社会文化作为他的社会人类学的奋斗目标。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1996），《费孝通全集》第15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7页。
　　文化自觉分个人层面的文化自觉和民族—社会层面的文化自觉。学术反思就是费先生个人层面的“文化自觉”，相比较而言，更高（民族—社会）层面的文化自觉是了解孕育个体思想的文化。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1998），《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1页。不过，个人层面的文化自觉是基础，费先生指出，认识个体和认识文化是不可分的。文化，就是人造的人文世界。笔者认为，人文世界就是对2003年费先生提出的社会学人文性的一个注解。人文世界是我们祖先和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认识这个文化，是在认识这个社会，也是在认识自己，认识个体和认识社会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人文世界是在个体死后还会继续延续下去的东西，这个超越个体的东西，也会激发个体的能动性，这种精神力量使得费先生在90岁的高龄，依然在展望社会学学科的未来、我们民族的未来，甚至是世界的未来。③④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1998），《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1～253、254、256～258页。
　　费先生明确指出，“文化自觉”就是他对人文价值的再思考，⑦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1997），《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5页。这个人文价值也是对潘光旦人文思想的再发展。他的人文世界概念来自对潘先生思想的总结，包括人与物的关系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世界。其中蕴含了人的主体性特征：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虽然逃不出这个客观的自然世界，但人有能力以之为基础创造一个人文世界，再用人文世界来保证人的生存和发展。③
　　二、文化反思：在中西之间
　　在全球化时代，费先生的学科关怀是：今天的人类学、社会学的主题是什么呢？他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看清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怎样的大环境中，看清全人类的文化在如何变化。费先生认为，人类的文化正处于世界文化统一体形成的前夕，是一个“要成而未成”的阶段，因此表现出“战国”特点。他指出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那就是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的出现。他指出，我们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并为它准备条件。他从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动态论》中得到启发：人类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利益，文化才能从交流到融合。他对“多元一体”的感悟直接来自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中国式的：以力服人者为霸，以理服人者为王;王道才能使天下歸心，进入大同。④
　　费先生早年学术思想上的主要授业老师是外国人，包括他晚年时常提起的三个人：派克、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他们的思想属于西方文化范畴。费先生的学术思想深受他们的影响，这决定了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对待中西学态度问题。对此，费先生经历了一个取道西方返回中国的过程。早年，费先生是更看重西方文化的，认为西方文化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助推剂，而中国文化则似乎是起阻碍作用的，这从他最初对“差序格局”概念的阐发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晚年，费先生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应该是一种折中态度，即对西方有选择的引进和吸收。费孝通：《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2002），《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3页。他认为，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含义。在这个视野下，他提倡在人文的层次上，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为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贡献力量。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2004），《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552页。也就是说，虽然目标是中国式的，但是途径还不能仅靠中国文化来完成。
　　在晚年，费先生颇为赞赏的是中国人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并对早年自己以中国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有了新的体会。他指出，中西方学者对待人类学是两种态度，不同于中国学者（例如费先生自己），西方学者（尤其是早期人类学者）的研究对象是“他者”。对此，马林诺夫斯基甚至 “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烦”，据费先生回忆，马林诺夫斯基用“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来贬责当时的人类学学者，而对费孝通用研究成果“为人类服务”，竟流露出“时感令人嫉妒”的感情。⑦费孝通一以贯之的学术实践代表了儒家的“学以致用”精神，而西方学者则多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事实上容易导致泛滥无归和某种虚无主义。
　　费先生回忆了吴文藻先生的治学态度。吴文藻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和行动就代表了中国学者的治学态度，即学以致用：学术的用处是为人民服务，这门学科里所包括的知识必须有中国的内容，用人类学的方法去做社会学（强调它是“社会学调查”而不是“社会调查”），不是用书本上的史料来填充西方的理论。费先生的体会是，中国人研究社会学必须注意中国特色，即中国文化的个性，这也是吴文藻提倡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社会学的基本用意。费先生认为，当时的“魁阁”就是吴先生这一研究思想的实验室。费孝通：《开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