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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建新时期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
为强化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时任省长的胡平还兼任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和省政府外经领导小组组长。福建这期间的改革，从横向看，几乎涉及了所有的经济行业、社会领域，从纵向看，不少方面有相当的高度与深度。对外开放已经覆盖全省并向纵深进发着。同时，胡平认为存在着下述问题。
1、改革方面
一是受限于全国改革进程。福建先行一步的改革，仍然在全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例如，1984年，全省实行松绑放权，但企业的主体地位远远没有确立起来，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机制不完善是内因，敏感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跟不上是外因，因为行政部门是从中央国家机关自上而下为一体的，有的改革（如机构改革）条、块之间分歧很大，需要耐心磋商协调才能定夺。又如，以部分农产品和日用工业品为代表的商品，率先进行市场调节，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资源性的原料与生产资料市场发育程度较低，有的要素市场（如股票）还没有露头。因为涉及全国一盘棋问题。
二是区域进展不平衡。改革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成正比。外经贸体制改革，对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巨大促动作用。但内地山区，由于体制、投资环境以及原先比较落后等原因，受益不明显。
三是对民营经济引导不够。新时期里，省委、省政府对待民营经济态度明确，放手并鼓励其发展。但有的地方对民营经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有偏见，设置障碍阻扰。例如，1981年，以林金豆三兄弟为主集资兴办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莆田光学机电总厂，由于规模较大，需要雇工，省工商局拿捏不准，最后报经胡平审批才颁发了工商营业执照，事后厂里把胡平的批示连同执照影印件，放大并挂在办公大厅里壮胆。投产后一段时间里发展顺利。但这时正处于改革开放低谷时期，有关政策摇摆不定，人们看法不一，该厂困难重重。1984年10月15日，《福建日报》内参33期刊登了“莆田光学机电总厂面临四个难题”，其中雇工已达300多人，仍然最为敏感。胡平批示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分析，再次平息了所谓“雇工剥削”的非议。民营经济发展起来后，没有很好地引导其发展壮大乃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规模大、实力雄厚的集团企业不多。这种情况到90年代后才有了较大改观。
四是培育市场力度不够。过渡时期，计划经济色彩慢慢暗淡，市场机制逐步发育。胡平说，这方面没有因势利导。如石狮服装市场一开始着实很红火，引来外地许多商贩上门，但迟迟没有壮大规模，而深圳等地后来居上大发展了。温州市场发育程度高，许多福建人到那里拼搏发展了。南安仑仓水暖器材的生产发展较早，但在本地乃至全省范围内没有形成大市场。以上都造成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状况。市场的培育与建设需要政府的大力引导和支持，胡平反思这方面做得不够。
五是省属企业下放效果不佳。省委、省政府从1983年开始抓企业下放，到1984年底，大多数都完成了。这在华东地区是走在前头的。然而，当时企业集团化还没有兴起。胡平认为，这种下放只是一种行政归属的变化，实际效果不大，对企业内部体制、机制转换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六是特区改革的示范作用发挥不够。厦门特区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全省不少改革从中得到初步借鉴，但比深圳特区晚了一年。1984年7月，省政府向国务院报送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实施方案，当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就做出了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试验田还没充分发挥作用，全省性的改革就排上省委、省政府的议事日程了。
2、对外开放方面
一是商业文化差异。在开放之初，我方仍沿用旧有的合同格式、会计制度、法律制度，不能与国际游戏规则接轨。多数人缺乏外经贸方面的知识，不少基层干部连什么是合同都不懂，合作时往往由外方起草合同文本，我方似懂非懂，也没请律师把关就签了。法律方面，我方人员大多不懂外国法律，外方也因中国法律不健全而苦恼。当时國内完全没有知识产权概念，中方人员不懂得按国际惯例办事，因而常常认为我方吃亏了。会计制度，由于科目和概念不同，双方都看不懂对方的帐，只有香港人对两方都熟悉，起了桥梁作用。胡平认为弥合中外文化差异有三步骤：相互了解、相互谅解、相互融合。
二是为外商提供优质服务。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如提供土地及公用设施建设、制定优惠政策和法规、简化招商引资审批程序以及树立互利共赢的理念等，都富有成效。还要提供优质服务。如当时华侨回老家，白天呆一天，晚上必须到厦门住，第二天再回家乡，来来往往很麻烦，只有一个原因，家乡的厕所是蹲式的，他们已经适应了座便式的，宁可每天来回跑。厦门与香港通客轮后，华侨、外商带着太太来，感觉都很好，可她们10天左右就要回海外一次做美容美发。有的要过夜生活，而大陆当时没有卡拉OK等场所。当然这些问题不久后都解决了。
3、厦门经济特区的一些基本构思与实践
一是能够特殊之处。其一，经济特区的主要目标是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拓展对外贸易，观察研究世界经济及其发展趋向，学习和提高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本领，为我所用是目的。其二，特区创办工业、农业、旅游业、住宅和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以及商业、金融业等综合经济，形成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重要地位，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既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又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照搬照套。其三，特区应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国家赋予的特殊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对外商投资采取优惠措施。其四，特区应加强法制建设，逐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二是不能特殊之点。其一，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国家在特区内全面行使主权，同旧时代的租界有本质区别。其二，特区与大陆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都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三是逐渐深化对特区作用的认识。当时邓小平指出经济特区是排头兵、试验田、窗口，起初人们的认识很粗浅，甚至非常模糊。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明确了。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加强经济特区的硬件、软件建设，在招商引资、项目兴建和城市建设中，不断塑造、提升自身形象，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厦门市在1984年创出了“湖里速度”，用不到半年时间，迅速建成了约2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赢得了信誉，充分展现了只争朝夕、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 四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随着改革不断深化，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给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行政机构改革做准备，党中央确定了“全国中等城市机构改革试点”，厦门市被列为其中。1987年4月15日，胡平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厦门市政府关于特区机构改革方案的汇报。会议肯定，这个方案的基本思路是对头的，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会议强调：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是转变行政职能，这是一般的要求。厦门还要体现特区的特色，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服务，有利于城市的现代化管理，有利于带动周边地区乃至全省的发展，等等。时任厦门市市长邹尔均与主管机构改革的副市长习近平作了汇报。这也是赴闽任职的习近平第一次参加省政府常务会议。
五是特区的幅射能力究竟有多大？厦门特区起步时只有2.5平方公里，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没有到位。特区扩大到全岛后，发挥了窗口作用，对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侨资、外资蜂拥而至，台资也随之而来。可对内的横向联合则困难重重，如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带动闽南“金三角”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重大课题。在这方面，省领导说了不少，也作了很大努力，但成效不显著，有些事说得入情入理，但可操作性不强，往往虎头蛇尾。追根溯源还是回到原点——行政区划界限壁垒在作怪。有些同时涉及到厦、漳、泉三地的事情，省领导反复要求，三地负责人也每每高调表态，但一涉及到实质性问题就貌合神离，最后不了了之。这说明，强扭的瓜不甜。还应当更深层次地考究：从“经济人”角度看，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比如，特区要发挥窗口作用，与其他地区合作搞项目，有三大要点：是否互有需要、互为平等、互利共赢，上级在此基础上予以引导促成，才能事半功倍。2014年，厦门与安溪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合作兴办“厦门泉州（安溪）经济合作区湖里园”与“厦门泉州（安溪）经济合作区思明园”，简称“飞地”，这是厦门克服地域狭小，拓展域外发展空间、发挥辐射作用的一种双赢共生的新尝试。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及反思
1、旧体制的束缚
当时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市场经济体制份量小，每迈出重要一步都涉及到这个根本性障碍。项南与胡平雄心勃勃，决意在旧体制的框架里打开缺口，硬着头皮干了不少事。但仍然有一些想做、主观上也做了最大努力，而最后做不成的，还是归咎于旧体制这只“拦路虎”。如自由港是资本主义国家独有的现象，在当时属于深度的改革开放课题，邓小平提出了厦门可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省委、省政府虽进行了反复认真研究，但成效不理想。
2、老观念的禁锢
如果说，旧体制的束缚是客观因素，那么老观念的禁锢就是主观原因了。且老观念与旧体制互为因果。说白了，老观念不祛除，旧体制就难改，改革开放就寸步难行。应当说，“恐资病”贯穿于20世纪70年代末乃至整个80年代，不少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长期疑惑重重，对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有的人担心引进资本主义，变成殖民地；有的人认为福建条件差，与外商打交道会导致弱肉强食，得不偿失，等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省委、省政府把清除“左”的思想作为首要任务，才把全省干部群众的观念逐步转到邓小平的思想轨道上来。
3、社会共识与利益冲突的相互制约
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利益调整，但新时期之初，形成改革共识则摆到了首位，是改革能够顺利开展的思想基础。因为改革是由易到难的，初期的改革只有受益者，少有利益受损者，而思想认识之争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开始、且长达20年的惯性作用所致，更是摆到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高度，针尖对麦芒，显得尖锐、复杂。例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省推开，农民举双手拥护，但还是遭遇不同层级一些领导的消极对待甚至阻擾。工业体制改革，1979年长乐会议定了10条，仅落实一条半。追根溯源是认识不统一。随着改革的深化，利益格局调整演变为首要问题。例如，1981年泉州会议搞超额奖励和计件工资试点，没有在全省推广开来；1982年抓流通企业改革试点，也是虎头蛇尾。因为这些举措至少涉及到奖勤罚懒，就出现了有高兴的、有骂街乃至抵制的了。此后破除“大锅饭”、端掉“铁饭碗”，涉及一辈子的既得利益，取消世袭性补员则影响到下一代人的“饭碗”，阻力就更大了。总之，在改革由易到难的不同时期，利益调整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特征：只有受益者，没有受损者，阻力最小；大部分人受益，少数人受损，阻力较小；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一部分人持平，阻力很大；一部分人的受益建立在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的基础上，阻力最大。可见，把利益受损者控制在最少数量、把受损程度控制在最低限，这是改革必须始终把握的一条根本准则。
需要指出，上述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相互因果关系。在改革之初，思想认识分歧阻碍了改革的进程；经过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改革过了“浅水区”，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了，利益多元化格局出现了，导致了社会各阶层视角的不同，社会性的分歧又出现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利益格局又必定进一步分化、调整，需要再形成新的改革共识。这是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时可能造成的胶着状态。直到现在还值得我们警醒！
三、回顾与展望
1、义无反顾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1986年5月14日，胡平在省第六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回顾了7年来的不平凡历程。他说：“六五”（计划）期间的实践证明，福建的出路在于改革开放。“七五”期间，是振兴福建的重要时期，也是经济体制进一步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换的关键时期，要保证“七五”目标的圆满实现，关键还在于改革开放。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进一步理顺各方面的经济关系，把全省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投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去，才能逐步奠定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福建实际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基础。
1986年7月22日，胡平在全省专员、市长会议上说：当前的问题很多，但中心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要在改革中找出路，以利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改革措施已经出台，要着重抓落实。同时，要拓宽思路继续搞一些新的与对外开放紧密相关的改革试验，解决一些连带性的问题，如闽南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如何更上一层楼？还有对台、对侨、对外经济贸易是互相联系的，肯定还有新的突破口。要研究在更多领域、更多方面内继续搞灵活变通。财政包干了，改革都是自掏腰包，各地只要认为行得通，就立即动起来，给省里打个招呼就行了。我们尽可能给予支持。改革要在不断探索中完善，即使出了一点乱子，也不要过多批评指责，一边号召大家积极探索、摸索，一边拿着棍子整人，甚至上纲上线，这绝不允许！出现差错要宽容，改了就好。还有，属于省里决策而造成的失误，就不能指责下面，执行者不负主要责任。总之，要鼓励改革、支持改革，出了问题要认真疏导、引导。改革要冒风险，要顶着巨大压力，义无反顾！
那几年，项南、胡平等省领导如此的鼓劲与撑腰，发挥了“主心骨”作用。
2、认真总结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
1986年10月6日，胡平会见了人民日报记者，畅谈福建的全方位开放：从最初的港澳、东南亚、中东扩展到美、日、西欧、澳洲；对外经济活动方式有进出口贸易、合资、合作、独资、“三来一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国际金融合作等；从最初的沿海扩展到内地，全省性对外开放格局形成了。搞引进、基础设施建设、办三资企业和出口贸易是7年来对外经济活动的重点。胡平最后总结道：对外开放，资金与项目是关键，人才与经营管理是根本。
1987年2月27日，胡平参加省政协三资企业座谈会。他说：8年来全省三资企业发展有了初步的良好开端，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值得严重关注。有些项目始终一帆风顺；有的起初碰到困难较多，经过努力后来居上了；极少数的失败了。主要经验教训是：是否选准项目、选准经营管理人才；中外双方是否精诚团结、务实合作，互利共赢；政企关系是关键点，政府是否真正简政放权了，三资企业是否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是否与国际规则接轨，以及是否高效率等等。
3、抓住机遇乘势而为
1987年5月13日，胡平会见福建籍港澳委员，展望了福建今后对外开放的前景：福建面临着改革开放新形势，我们现在是北有长江三角洲，南有珠江三角洲与港澳地区，1997年（香港回归）快到了，福建如何两头靠？这是一篇大文章。搞得好从两头得益，搞不好“老鼠进风箱”、夹在中间被动得很。福建对外开放，侨资捷足先登，外资随后而来，臺资则随着台湾社会的“解禁”才大举“登陆”的。今后，除了继续与发达国家打交道外，同大中华圈的港澳地区、台湾地区来往会更频繁，经济合作会更紧密，还要继续开拓利用侨资渠道，拓展东南亚市场。我们要紧紧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可以肯定，福建未来的对外开放是大有可为的！
为强化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时任省长的胡平还兼任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和省政府外经领导小组组长。福建这期间的改革，从横向看，几乎涉及了所有的经济行业、社会领域，从纵向看，不少方面有相当的高度与深度。对外开放已经覆盖全省并向纵深进发着。同时，胡平认为存在着下述问题。
1、改革方面
一是受限于全国改革进程。福建先行一步的改革，仍然在全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例如，1984年，全省实行松绑放权，但企业的主体地位远远没有确立起来，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机制不完善是内因，敏感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跟不上是外因，因为行政部门是从中央国家机关自上而下为一体的，有的改革（如机构改革）条、块之间分歧很大，需要耐心磋商协调才能定夺。又如，以部分农产品和日用工业品为代表的商品，率先进行市场调节，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资源性的原料与生产资料市场发育程度较低，有的要素市场（如股票）还没有露头。因为涉及全国一盘棋问题。
二是区域进展不平衡。改革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成正比。外经贸体制改革，对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巨大促动作用。但内地山区，由于体制、投资环境以及原先比较落后等原因，受益不明显。
三是对民营经济引导不够。新时期里，省委、省政府对待民营经济态度明确，放手并鼓励其发展。但有的地方对民营经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有偏见，设置障碍阻扰。例如，1981年，以林金豆三兄弟为主集资兴办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莆田光学机电总厂，由于规模较大，需要雇工，省工商局拿捏不准，最后报经胡平审批才颁发了工商营业执照，事后厂里把胡平的批示连同执照影印件，放大并挂在办公大厅里壮胆。投产后一段时间里发展顺利。但这时正处于改革开放低谷时期，有关政策摇摆不定，人们看法不一，该厂困难重重。1984年10月15日，《福建日报》内参33期刊登了“莆田光学机电总厂面临四个难题”，其中雇工已达300多人，仍然最为敏感。胡平批示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分析，再次平息了所谓“雇工剥削”的非议。民营经济发展起来后，没有很好地引导其发展壮大乃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规模大、实力雄厚的集团企业不多。这种情况到90年代后才有了较大改观。
四是培育市场力度不够。过渡时期，计划经济色彩慢慢暗淡，市场机制逐步发育。胡平说，这方面没有因势利导。如石狮服装市场一开始着实很红火，引来外地许多商贩上门，但迟迟没有壮大规模，而深圳等地后来居上大发展了。温州市场发育程度高，许多福建人到那里拼搏发展了。南安仑仓水暖器材的生产发展较早，但在本地乃至全省范围内没有形成大市场。以上都造成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状况。市场的培育与建设需要政府的大力引导和支持，胡平反思这方面做得不够。
五是省属企业下放效果不佳。省委、省政府从1983年开始抓企业下放，到1984年底，大多数都完成了。这在华东地区是走在前头的。然而，当时企业集团化还没有兴起。胡平认为，这种下放只是一种行政归属的变化，实际效果不大，对企业内部体制、机制转换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六是特区改革的示范作用发挥不够。厦门特区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全省不少改革从中得到初步借鉴，但比深圳特区晚了一年。1984年7月，省政府向国务院报送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实施方案，当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就做出了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试验田还没充分发挥作用，全省性的改革就排上省委、省政府的议事日程了。
2、对外开放方面
一是商业文化差异。在开放之初，我方仍沿用旧有的合同格式、会计制度、法律制度，不能与国际游戏规则接轨。多数人缺乏外经贸方面的知识，不少基层干部连什么是合同都不懂，合作时往往由外方起草合同文本，我方似懂非懂，也没请律师把关就签了。法律方面，我方人员大多不懂外国法律，外方也因中国法律不健全而苦恼。当时國内完全没有知识产权概念，中方人员不懂得按国际惯例办事，因而常常认为我方吃亏了。会计制度，由于科目和概念不同，双方都看不懂对方的帐，只有香港人对两方都熟悉，起了桥梁作用。胡平认为弥合中外文化差异有三步骤：相互了解、相互谅解、相互融合。
二是为外商提供优质服务。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如提供土地及公用设施建设、制定优惠政策和法规、简化招商引资审批程序以及树立互利共赢的理念等，都富有成效。还要提供优质服务。如当时华侨回老家，白天呆一天，晚上必须到厦门住，第二天再回家乡，来来往往很麻烦，只有一个原因，家乡的厕所是蹲式的，他们已经适应了座便式的，宁可每天来回跑。厦门与香港通客轮后，华侨、外商带着太太来，感觉都很好，可她们10天左右就要回海外一次做美容美发。有的要过夜生活，而大陆当时没有卡拉OK等场所。当然这些问题不久后都解决了。
3、厦门经济特区的一些基本构思与实践
一是能够特殊之处。其一，经济特区的主要目标是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拓展对外贸易，观察研究世界经济及其发展趋向，学习和提高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本领，为我所用是目的。其二，特区创办工业、农业、旅游业、住宅和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以及商业、金融业等综合经济，形成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重要地位，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既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又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照搬照套。其三，特区应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国家赋予的特殊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对外商投资采取优惠措施。其四，特区应加强法制建设，逐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二是不能特殊之点。其一，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国家在特区内全面行使主权，同旧时代的租界有本质区别。其二，特区与大陆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都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三是逐渐深化对特区作用的认识。当时邓小平指出经济特区是排头兵、试验田、窗口，起初人们的认识很粗浅，甚至非常模糊。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明确了。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加强经济特区的硬件、软件建设，在招商引资、项目兴建和城市建设中，不断塑造、提升自身形象，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厦门市在1984年创出了“湖里速度”，用不到半年时间，迅速建成了约2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赢得了信誉，充分展现了只争朝夕、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 四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随着改革不断深化，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给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行政机构改革做准备，党中央确定了“全国中等城市机构改革试点”，厦门市被列为其中。1987年4月15日，胡平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厦门市政府关于特区机构改革方案的汇报。会议肯定，这个方案的基本思路是对头的，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会议强调：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是转变行政职能，这是一般的要求。厦门还要体现特区的特色，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服务，有利于城市的现代化管理，有利于带动周边地区乃至全省的发展，等等。时任厦门市市长邹尔均与主管机构改革的副市长习近平作了汇报。这也是赴闽任职的习近平第一次参加省政府常务会议。
五是特区的幅射能力究竟有多大？厦门特区起步时只有2.5平方公里，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没有到位。特区扩大到全岛后，发挥了窗口作用，对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侨资、外资蜂拥而至，台资也随之而来。可对内的横向联合则困难重重，如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带动闽南“金三角”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重大课题。在这方面，省领导说了不少，也作了很大努力，但成效不显著，有些事说得入情入理，但可操作性不强，往往虎头蛇尾。追根溯源还是回到原点——行政区划界限壁垒在作怪。有些同时涉及到厦、漳、泉三地的事情，省领导反复要求，三地负责人也每每高调表态，但一涉及到实质性问题就貌合神离，最后不了了之。这说明，强扭的瓜不甜。还应当更深层次地考究：从“经济人”角度看，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比如，特区要发挥窗口作用，与其他地区合作搞项目，有三大要点：是否互有需要、互为平等、互利共赢，上级在此基础上予以引导促成，才能事半功倍。2014年，厦门与安溪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合作兴办“厦门泉州（安溪）经济合作区湖里园”与“厦门泉州（安溪）经济合作区思明园”，简称“飞地”，这是厦门克服地域狭小，拓展域外发展空间、发挥辐射作用的一种双赢共生的新尝试。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及反思
1、旧体制的束缚
当时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市场经济体制份量小，每迈出重要一步都涉及到这个根本性障碍。项南与胡平雄心勃勃，决意在旧体制的框架里打开缺口，硬着头皮干了不少事。但仍然有一些想做、主观上也做了最大努力，而最后做不成的，还是归咎于旧体制这只“拦路虎”。如自由港是资本主义国家独有的现象，在当时属于深度的改革开放课题，邓小平提出了厦门可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省委、省政府虽进行了反复认真研究，但成效不理想。
2、老观念的禁锢
如果说，旧体制的束缚是客观因素，那么老观念的禁锢就是主观原因了。且老观念与旧体制互为因果。说白了，老观念不祛除，旧体制就难改，改革开放就寸步难行。应当说，“恐资病”贯穿于20世纪70年代末乃至整个80年代，不少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长期疑惑重重，对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有的人担心引进资本主义，变成殖民地；有的人认为福建条件差，与外商打交道会导致弱肉强食，得不偿失，等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省委、省政府把清除“左”的思想作为首要任务，才把全省干部群众的观念逐步转到邓小平的思想轨道上来。
3、社会共识与利益冲突的相互制约
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利益调整，但新时期之初，形成改革共识则摆到了首位，是改革能够顺利开展的思想基础。因为改革是由易到难的，初期的改革只有受益者，少有利益受损者，而思想认识之争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开始、且长达20年的惯性作用所致，更是摆到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高度，针尖对麦芒，显得尖锐、复杂。例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省推开，农民举双手拥护，但还是遭遇不同层级一些领导的消极对待甚至阻擾。工业体制改革，1979年长乐会议定了10条，仅落实一条半。追根溯源是认识不统一。随着改革的深化，利益格局调整演变为首要问题。例如，1981年泉州会议搞超额奖励和计件工资试点，没有在全省推广开来；1982年抓流通企业改革试点，也是虎头蛇尾。因为这些举措至少涉及到奖勤罚懒，就出现了有高兴的、有骂街乃至抵制的了。此后破除“大锅饭”、端掉“铁饭碗”，涉及一辈子的既得利益，取消世袭性补员则影响到下一代人的“饭碗”，阻力就更大了。总之，在改革由易到难的不同时期，利益调整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特征：只有受益者，没有受损者，阻力最小；大部分人受益，少数人受损，阻力较小；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一部分人持平，阻力很大；一部分人的受益建立在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的基础上，阻力最大。可见，把利益受损者控制在最少数量、把受损程度控制在最低限，这是改革必须始终把握的一条根本准则。
需要指出，上述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相互因果关系。在改革之初，思想认识分歧阻碍了改革的进程；经过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改革过了“浅水区”，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了，利益多元化格局出现了，导致了社会各阶层视角的不同，社会性的分歧又出现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利益格局又必定进一步分化、调整，需要再形成新的改革共识。这是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时可能造成的胶着状态。直到现在还值得我们警醒！
三、回顾与展望
1、义无反顾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1986年5月14日，胡平在省第六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回顾了7年来的不平凡历程。他说：“六五”（计划）期间的实践证明，福建的出路在于改革开放。“七五”期间，是振兴福建的重要时期，也是经济体制进一步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换的关键时期，要保证“七五”目标的圆满实现，关键还在于改革开放。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进一步理顺各方面的经济关系，把全省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投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去，才能逐步奠定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福建实际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基础。
1986年7月22日，胡平在全省专员、市长会议上说：当前的问题很多，但中心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要在改革中找出路，以利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改革措施已经出台，要着重抓落实。同时，要拓宽思路继续搞一些新的与对外开放紧密相关的改革试验，解决一些连带性的问题，如闽南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如何更上一层楼？还有对台、对侨、对外经济贸易是互相联系的，肯定还有新的突破口。要研究在更多领域、更多方面内继续搞灵活变通。财政包干了，改革都是自掏腰包，各地只要认为行得通，就立即动起来，给省里打个招呼就行了。我们尽可能给予支持。改革要在不断探索中完善，即使出了一点乱子，也不要过多批评指责，一边号召大家积极探索、摸索，一边拿着棍子整人，甚至上纲上线，这绝不允许！出现差错要宽容，改了就好。还有，属于省里决策而造成的失误，就不能指责下面，执行者不负主要责任。总之，要鼓励改革、支持改革，出了问题要认真疏导、引导。改革要冒风险，要顶着巨大压力，义无反顾！
那几年，项南、胡平等省领导如此的鼓劲与撑腰，发挥了“主心骨”作用。
2、认真总结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
1986年10月6日，胡平会见了人民日报记者，畅谈福建的全方位开放：从最初的港澳、东南亚、中东扩展到美、日、西欧、澳洲；对外经济活动方式有进出口贸易、合资、合作、独资、“三来一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国际金融合作等；从最初的沿海扩展到内地，全省性对外开放格局形成了。搞引进、基础设施建设、办三资企业和出口贸易是7年来对外经济活动的重点。胡平最后总结道：对外开放，资金与项目是关键，人才与经营管理是根本。
1987年2月27日，胡平参加省政协三资企业座谈会。他说：8年来全省三资企业发展有了初步的良好开端，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值得严重关注。有些项目始终一帆风顺；有的起初碰到困难较多，经过努力后来居上了；极少数的失败了。主要经验教训是：是否选准项目、选准经营管理人才；中外双方是否精诚团结、务实合作，互利共赢；政企关系是关键点，政府是否真正简政放权了，三资企业是否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是否与国际规则接轨，以及是否高效率等等。
3、抓住机遇乘势而为
1987年5月13日，胡平会见福建籍港澳委员，展望了福建今后对外开放的前景：福建面临着改革开放新形势，我们现在是北有长江三角洲，南有珠江三角洲与港澳地区，1997年（香港回归）快到了，福建如何两头靠？这是一篇大文章。搞得好从两头得益，搞不好“老鼠进风箱”、夹在中间被动得很。福建对外开放，侨资捷足先登，外资随后而来，臺资则随着台湾社会的“解禁”才大举“登陆”的。今后，除了继续与发达国家打交道外，同大中华圈的港澳地区、台湾地区来往会更频繁，经济合作会更紧密，还要继续开拓利用侨资渠道，拓展东南亚市场。我们要紧紧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可以肯定，福建未来的对外开放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