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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头死猪突然“造访”上海，相关政府纷纷被卷入“风暴”中。但在相互推诿中，谁应该为此事负责无从认定。
“截止昨天15时，本市相关区域内当天共打捞起漂浮死猪335具，较前天下降32.3%，打捞量已连续4天持续下降。”3月1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威念出了一连串数据。
从这些数据中，上海市民获得安慰肯定比从民政部那儿获得的多。
3月13日，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道：“此次浙江省大规模死猪事件，据说是因为付不起火葬费，所以才把它们江葬了，请问是不是这样？”对于这个“人猪穿越”的问题，民政部部长“按照关于殡葬管理服务的收费问题来理解和回答”，引来众人质疑。
此后一天，《人民日报》微评论称，“要处好猪的后事”。
这场因猪的后事引发的事件，还在发酵中。
黄浦江上的恐慌
上海市民是3月份才开始关心猪的后事。
3月初，上海松江区泖港镇泖港村居民发现，黄浦江上不断漂来死猪。在黄浦江上游横潦泾段，有人发现，这个一级水源保护地，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猪的浮尸占据。而上海市自来水厂的取水口，就在不远处。
3月8日，上海市成立了专门的打捞小组，在黄浦江上开始拉网式搜索，工作人员拿着钩杆，分布在每个水流滞缓的港汊里寻找猪的尸体。两天后的3月10日，捞起死猪1200余头。
而这，仅是一个开头。
又过了两天，至3月12日下午3时，打捞死猪数量接近6000头。这个数字足够让饮用黄浦江水的上海人感到惊骇。
3月19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称，截至3月19日下午3点，上海市累计打捞死猪1万余头，当天全市相关区域内共打捞起漂浮死猪369头。
上海市农委3月11日披露，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从死猪内脏样品中，检测出猪圆环病毒，感染后的猪，病死率很高。
这一消息披露后，尽管上海市每天发布消息，证明黄浦江水质检测属于安全范畴，以澄清疫情传闻，但这也仅仅是把上海人的恐惧转变成恶心。
上海方面强调，在上海本地，未发现向黄浦江丢弃死猪的现象，暗示这些死猪系顺流而下漂至上海。同时，死猪耳朵上的“耳标”，把死猪的来源地指向了上游80公里外的嘉兴。
超量的嘉兴养猪业
新闻嗅觉敏锐的《嘉兴日报》，3月5日、6日连续报道了养猪户向河道丢弃死猪的现象。该报道指出，去冬今春，嘉兴市猪的死亡率极高。据统计，在南湖区新丰镇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仅今年头两个月，死猪数量已经是1.84万余头。
但在3月12日嘉兴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称，这一数据未经证实。
与此同时，新丰镇镇长沈云明表示，《嘉兴日报》报道的竹林村死猪数字“不属实”。他指出，“竹林村全年出栏猪14万头，两个月就死了1.8万头，又没有重大疫情发生，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死法？”
沈云明表示，去冬今春，冷暖变换快，的确容易导致猪的非正常死亡，但死猪数量“属正常范畴”。
养猪业是嘉兴当地农民的经济支柱。新丰镇竹林村共有农户9830户，其中从事养猪的有7035户。沈云明证实，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至少一半来源于生猪养殖。
自2000年开始，当地养猪数量逐年增加，至2007年达到顶峰。此后，地方政府开始控制养猪规模，压缩养猪数量。
之所以压缩养猪数量，究其原委，是因为养猪业已经耗尽当地的环境容量。1头猪产生的污染占据5亩地环境容量，据此计算，竹林村8000亩的土地面积，全村仅适合养猪1600头。但事实上，该村两个养殖户的养殖规模就已超过这个数字。
当养猪的数量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不仅猪的粪便会流入河中，死猪也会因为得不到处理而被抛入水里。这些漂浮的猪尸，更容易触碰人们的心理底线。
目前，嘉兴市处理死猪措施只有一种，即死猪无害化处理池。这种池子由水泥砌造，露出地面的部分高约半米。水泥池上盖封闭，仅留有两个同样覆有水泥顶盖的方孔。村干部说，这就是病死猪的入口。
每个无害化处理池容量约100立方米，可容纳40吨病死猪。专事养猪业污染无害化处理的汉塘环境技术服务公司董事胡文庆称，池内投入化学药剂，病死猪投进去后，在里面慢慢腐败变质，工作人员隔段时间来抽取一下池中液体，此外无须特别照看。“这些池子，相当于病死猪的坟墓。”他说。
但在竹林村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池旁，立有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上面写着“病死猪处理池已满”。水泥顶盖上有锁。
期间，一妇女骑电瓶车到处理池旁，取下两只蛇皮袋，袋里装有死亡的乳猪。她把蛇皮袋放在处理池的水泥顶盖上，转身走了。她说，“池子满了很久了，但只能这样放着，村里会有人来收。”
据蒋皓介绍，嘉兴市自2009年开始推行死猪无害化处理池，全市共有690余处。但在冬春季节死猪数量升高时，这些处理池容纳不了那么多死猪。
蒋皓未对“无害处理点容量能否足够容纳死猪的数量”作出正面回应。他只做了假设性的表示，“我们发现不够的话，会再建新的。建一个无害化处理池的时间约为一周，这是最快的速度。”
风暴中的政府
数千头死猪突然“造访”上海，相关政府纷纷被卷入风暴中。
上海首当其冲，不过反应也很迅速。3月9日下午，上海市政府即召开现场会议，并通过媒体告知市民，称死猪漂积现象，尚未对当地饮用水的取水安全造成大的影响；将根据死猪耳标调查死猪来源，从源头上制止死猪不规范处置行为。
11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又发布消息说，经相关核查，初步确定这些死猪来自浙江省嘉兴地区。而上海市农委也已与浙江省畜牧兽医局、嘉兴市委农办沟通，并派员赴嘉兴市通报情况，要求采取相应措施，制止当地养殖户向河道抛扔死猪行为。
嘉兴被卷入舆论“风暴眼”中。
面对指责，12日上午，嘉兴召开媒体见面会予以回应。
虽然承认存在一些养殖户乱扔死猪现象，但嘉兴称，无法根据耳标就来断定死猪来自嘉兴地区，因为耳标是猪从小开始打防疫针时就做下标记的，一部分在当地长大屠宰，一部分会卖给别的地区养殖，存在很大的流动性，所以不能简单地用耳标来认定死猪来自嘉兴。
针对网络舆情称嘉兴前几月曾发生过大规模疫情，蒋皓说，嘉兴前几个月没有发生大规模疫情，目前猪的死亡率仍在3%以内的正常范围。
3月15日，嘉兴市政府新闻办再次召开情况通报会，强调“不能认定上海水域的死猪全部来源于嘉兴。”
在相互推诿中，谁应该为此事负责无从认定。
但事情总得解决。
3月14日，上海与嘉兴会谈，商讨加强区域联动、协同处置本次事件。当晚，农业部督导组赴浙江，要求确保限时解决问题。
两天后，在部委的压力下，上海市政府和浙江省政府在嘉兴会谈，再次探求如何共同应对黄浦江漂浮事件。
最终，上海在黄浦江增设水生植物拦截库，加强对死猪的拦截。而嘉兴则部署开展“大决战”，对乱弃死猪行为“零容忍”。
在这其中，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耳标了。
截至3月19日，上海市提供的17个涉及嘉兴的死猪耳标，其中16个已查处到位，所涉及养殖户和相关人员，受到行政处罚或其他处理。
而对于水质安全，上海与嘉兴均表示没有影响。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业专家甚至打比方说：“就好比你在游泳池发现几只死苍蝇，恶心归恶心，但对水质会有多大影响？更何况黄浦江很宽，又是流动的活水。”真是恶心。
“截止昨天15时，本市相关区域内当天共打捞起漂浮死猪335具，较前天下降32.3%，打捞量已连续4天持续下降。”3月1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威念出了一连串数据。
从这些数据中，上海市民获得安慰肯定比从民政部那儿获得的多。
3月13日，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道：“此次浙江省大规模死猪事件，据说是因为付不起火葬费，所以才把它们江葬了，请问是不是这样？”对于这个“人猪穿越”的问题，民政部部长“按照关于殡葬管理服务的收费问题来理解和回答”，引来众人质疑。
此后一天，《人民日报》微评论称，“要处好猪的后事”。
这场因猪的后事引发的事件，还在发酵中。
黄浦江上的恐慌
上海市民是3月份才开始关心猪的后事。
3月初，上海松江区泖港镇泖港村居民发现，黄浦江上不断漂来死猪。在黄浦江上游横潦泾段，有人发现，这个一级水源保护地，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猪的浮尸占据。而上海市自来水厂的取水口，就在不远处。
3月8日，上海市成立了专门的打捞小组，在黄浦江上开始拉网式搜索，工作人员拿着钩杆，分布在每个水流滞缓的港汊里寻找猪的尸体。两天后的3月10日，捞起死猪1200余头。
而这，仅是一个开头。
又过了两天，至3月12日下午3时，打捞死猪数量接近6000头。这个数字足够让饮用黄浦江水的上海人感到惊骇。
3月19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称，截至3月19日下午3点，上海市累计打捞死猪1万余头，当天全市相关区域内共打捞起漂浮死猪369头。
上海市农委3月11日披露，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从死猪内脏样品中，检测出猪圆环病毒，感染后的猪，病死率很高。
这一消息披露后，尽管上海市每天发布消息，证明黄浦江水质检测属于安全范畴，以澄清疫情传闻，但这也仅仅是把上海人的恐惧转变成恶心。
上海方面强调，在上海本地，未发现向黄浦江丢弃死猪的现象，暗示这些死猪系顺流而下漂至上海。同时，死猪耳朵上的“耳标”，把死猪的来源地指向了上游80公里外的嘉兴。
超量的嘉兴养猪业
新闻嗅觉敏锐的《嘉兴日报》，3月5日、6日连续报道了养猪户向河道丢弃死猪的现象。该报道指出，去冬今春，嘉兴市猪的死亡率极高。据统计，在南湖区新丰镇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仅今年头两个月，死猪数量已经是1.84万余头。
但在3月12日嘉兴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称，这一数据未经证实。
与此同时，新丰镇镇长沈云明表示，《嘉兴日报》报道的竹林村死猪数字“不属实”。他指出，“竹林村全年出栏猪14万头，两个月就死了1.8万头，又没有重大疫情发生，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死法？”
沈云明表示，去冬今春，冷暖变换快，的确容易导致猪的非正常死亡，但死猪数量“属正常范畴”。
养猪业是嘉兴当地农民的经济支柱。新丰镇竹林村共有农户9830户，其中从事养猪的有7035户。沈云明证实，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至少一半来源于生猪养殖。
自2000年开始，当地养猪数量逐年增加，至2007年达到顶峰。此后，地方政府开始控制养猪规模，压缩养猪数量。
之所以压缩养猪数量，究其原委，是因为养猪业已经耗尽当地的环境容量。1头猪产生的污染占据5亩地环境容量，据此计算，竹林村8000亩的土地面积，全村仅适合养猪1600头。但事实上，该村两个养殖户的养殖规模就已超过这个数字。
当养猪的数量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不仅猪的粪便会流入河中，死猪也会因为得不到处理而被抛入水里。这些漂浮的猪尸，更容易触碰人们的心理底线。
目前，嘉兴市处理死猪措施只有一种，即死猪无害化处理池。这种池子由水泥砌造，露出地面的部分高约半米。水泥池上盖封闭，仅留有两个同样覆有水泥顶盖的方孔。村干部说，这就是病死猪的入口。
每个无害化处理池容量约100立方米，可容纳40吨病死猪。专事养猪业污染无害化处理的汉塘环境技术服务公司董事胡文庆称，池内投入化学药剂，病死猪投进去后，在里面慢慢腐败变质，工作人员隔段时间来抽取一下池中液体，此外无须特别照看。“这些池子，相当于病死猪的坟墓。”他说。
但在竹林村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池旁，立有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上面写着“病死猪处理池已满”。水泥顶盖上有锁。
期间，一妇女骑电瓶车到处理池旁，取下两只蛇皮袋，袋里装有死亡的乳猪。她把蛇皮袋放在处理池的水泥顶盖上，转身走了。她说，“池子满了很久了，但只能这样放着，村里会有人来收。”
据蒋皓介绍，嘉兴市自2009年开始推行死猪无害化处理池，全市共有690余处。但在冬春季节死猪数量升高时，这些处理池容纳不了那么多死猪。
蒋皓未对“无害处理点容量能否足够容纳死猪的数量”作出正面回应。他只做了假设性的表示，“我们发现不够的话，会再建新的。建一个无害化处理池的时间约为一周，这是最快的速度。”
风暴中的政府
数千头死猪突然“造访”上海，相关政府纷纷被卷入风暴中。
上海首当其冲，不过反应也很迅速。3月9日下午，上海市政府即召开现场会议，并通过媒体告知市民，称死猪漂积现象，尚未对当地饮用水的取水安全造成大的影响；将根据死猪耳标调查死猪来源，从源头上制止死猪不规范处置行为。
11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又发布消息说，经相关核查，初步确定这些死猪来自浙江省嘉兴地区。而上海市农委也已与浙江省畜牧兽医局、嘉兴市委农办沟通，并派员赴嘉兴市通报情况，要求采取相应措施，制止当地养殖户向河道抛扔死猪行为。
嘉兴被卷入舆论“风暴眼”中。
面对指责，12日上午，嘉兴召开媒体见面会予以回应。
虽然承认存在一些养殖户乱扔死猪现象，但嘉兴称，无法根据耳标就来断定死猪来自嘉兴地区，因为耳标是猪从小开始打防疫针时就做下标记的，一部分在当地长大屠宰，一部分会卖给别的地区养殖，存在很大的流动性，所以不能简单地用耳标来认定死猪来自嘉兴。
针对网络舆情称嘉兴前几月曾发生过大规模疫情，蒋皓说，嘉兴前几个月没有发生大规模疫情，目前猪的死亡率仍在3%以内的正常范围。
3月15日，嘉兴市政府新闻办再次召开情况通报会，强调“不能认定上海水域的死猪全部来源于嘉兴。”
在相互推诿中，谁应该为此事负责无从认定。
但事情总得解决。
3月14日，上海与嘉兴会谈，商讨加强区域联动、协同处置本次事件。当晚，农业部督导组赴浙江，要求确保限时解决问题。
两天后，在部委的压力下，上海市政府和浙江省政府在嘉兴会谈，再次探求如何共同应对黄浦江漂浮事件。
最终，上海在黄浦江增设水生植物拦截库，加强对死猪的拦截。而嘉兴则部署开展“大决战”，对乱弃死猪行为“零容忍”。
在这其中，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耳标了。
截至3月19日，上海市提供的17个涉及嘉兴的死猪耳标，其中16个已查处到位，所涉及养殖户和相关人员，受到行政处罚或其他处理。
而对于水质安全，上海与嘉兴均表示没有影响。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业专家甚至打比方说：“就好比你在游泳池发现几只死苍蝇，恶心归恶心，但对水质会有多大影响？更何况黄浦江很宽，又是流动的活水。”真是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