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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机、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现代装备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成熟，正带领工业社会步入“第三次工业革命”……英国久负盛名的《经济学人》杂志讨论了当今全球工业领域正在经历的新一轮变革。在此之前，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出版了一本名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的书，因其主题的当下性、作者的知名度因而声名鹊起。
里夫金书中提到的“数字生产革命”，成为《经济学人》想要突出的主题，即制造业正朝向数字化发展的数字化革命。而这正好和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正面临的制造业乃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关系密切。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过去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地位。在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走向何方？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会不会成为中国崛起“终结者”的隐忧和“狼来了”的迷雾中，应该如何清醒认识并有效应对新的工业革命？以下内容是笔者就这些问题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冯飞请教后，据其回答整理而来。
强化市场的力量
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工业革命并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虽仍是“初现端倪”，但它将会对全球分工体系和世界政经格局产生一系列影响。
首先从要素投入来看，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面前，劳动力成本要素的重要性下降，技术的重要性提高。这一轮新出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产业革命的内涵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问题，这个融合的趋势越来越重要。而且现在看来，在影响制造业竞争力方面，服务业延伸是重要的方面。很多制造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都转型为方案解决公司，它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集成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上体制创新，这些很重要的创新，都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手段。
“数字化制造”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这就意味着，机器替代劳动是一个大趋势，而且这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智能机器对劳动的高级替代。数字化制造提出来的大背景是西方制造成本不具备优势，所以要想办法弥补成本的劣势，就是要靠智能化的机器替代劳动。从中国当前来看，制造业低成本的优势也不断削弱，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度比较快。按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提法，中国劳动力成本经过劳动生产力矫正之后的综合成本，目前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以这个趋势，2015年中国劳动力成本要提高到占美国劳动力成本的45%左右。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相对优势，如果叠加上以数字化制造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综合比较优势可能会出现明显下降，进而会改变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格局。
在此基础上，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即将带来的重要一点是，市场的力量在增强。数字化制造的一个最大好处，是能提供多样化的产品，能对市场形成快速反应。贴近市场是数字化制造的重要特征，就地生产、分散生产，这是重要特点。在数字化制造时代，对市场反应越快速，越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产业越有竞争力，这样的分工方式就可能带来产业分工体系的变化。一方面可能还是延续全球产业链分工，另一方面市场的力量在增强，就地化生产是一种新的实现产业分工的因素，对经济全球化会带来一定的新结构性变化特点。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国家、产业和企业的兴衰更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对于不同的产业，应该也各有不同的影响。前面讲到，就地化生产，使得市场的力量在增強。对于贴近市场终端需求的产业，特别是提供生活资料的产业，这种国际分工会带来一些变化；而原材料、零部件等一些产业还是会延续过去大规模生产的分工方式。对中国来讲，恰恰是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加工组装、生产制成品大规模出口这样的产业格局，所以相对其他国家所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与此同时，也会给政府、企业的决策带来新的挑战，从而对决策体制提出了新要求。在这样的一个变化中，创新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非常强，从供给侧来讲，就是就地化生产和分散式生产，供应和需求的互动关系更加紧密。这样的大背景，对分散型决策和促进创新的政府管理体制有非常高的需求。而中国过去主要是追赶式的决策，追求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过于集中决策。这样的管理体制恰恰不适应大规模生产的新要求，集中决策的不适应性比其他国家更大。
中国崛起“终结者”？
毫无疑问，随着市场的力量和创新的力量日益变强，那些传统决策机制仍占主流的企业和社会被敲响了警钟。就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号角响起之时，有人开始鼓吹，称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中国崛起的“终结者”。
不过，至少从目前看，中国仍拥有世界上比较少有的两大既有比较优势：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创造另外的优势，那就是技术上的优势。从整个新兴经济体来看，中国的技术进步要快于巴西、印度等国家，特别是近些年研发投入年均增长在20%以上。总体来看，中国在一些领域中面临着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特别是新兴领域，如果在技术创新方面能够持续支持，短期内实现突破是有可能的。
如果把成本、市场、技术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起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崛起而言不是终结，相反可能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基本观点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近期挑战大于机遇。这里所讲的“近期”，是指三年之内。也就意味着，近三年是尤为关键的。
中国面临的这场挑战，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从全球经济格局的动态性来看，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各国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问题在于：应该如何主动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
首先是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应进一步重视和提前部署。前两年中国做了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决定，在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做了一些部署，现在看来要进一步加强。还要围绕数字化技术做一些提前的部署，特别是向3D打印、工业机器人等方面加强。这些可能是改变未来生产方式转变的一些关键技术手段。 其次是体制机制的改革问题。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决策机制的不适应和体制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加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体制机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要形成激励创新的政府管理体制，把体制性的束缚松开，激发创新的活力，特别是发挥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里体现了从产业组织政策到科技政策再到金融政策，一系列政策怎样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这种转型，可能是一种系统性的转型，不是某一方面的突破，所以转型的难度和压力非常大。这也是怎么去鼓励分散决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提高劳动者素质。这是核心。要从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特别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当中，最关键的是形成一批能驾驭新经济、新技术、新装备的人才。特别要强调技术工人、技能人才的培育。一方面强调高技术、管理型人才和拔尖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是技能人才的培育；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应该是作为重要的应对方面。
四是提高认识。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有一个战略的眼光，要有敏锐的捕捉能力。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从决策层的角度上来讲，对这个问题要高度重视，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格局转变的影响。现在影响在慢慢显现出来，但还需要动态跟踪，制定一些计划和规划，很关键、很迫切。
“守法而弗变则悖”
在《“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承载了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重要使命。但当前，战略新兴产业的某些行业也出现了无序竞争及产能过剩等一些问题。因此，支持和引导战略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积极融入第三次工业革命，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刻认识战略新兴产业的特点和规律。
第一，战略新兴产业是创新驱动型产业。换句话也是高技术产业，是技术不成熟的产业、技术在不断进步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创新为特点，往往会出现一个颠覆性的创新问题，一个新的技术突破，对既有的技术和产业是破坏性的。在这样的产业发展中追求的是什么？如果拿来的技术追求的是规模急剧扩张，这不是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其中隐含着巨大的技术风险和投资风险。现在很多地方的做法都是拉项目、争投资，搞不好的话，如果一个新的重大技术出来，产生一种颠覆式的创造性破坏，前面的投资都会打水漂。而且新兴产业中多个技术都在探索，目前来看可能产业前景较好，但很有可能一两年后，一种新的技术冒出來，也许是颠覆性的。所以，如果这种客观认识规律把握不好的话，单纯追求规模扩张，完全复制传统产业赶超型的、技术拿来主义的发展思路，这样的做法有可能是新一轮的低端制造，里面隐含了巨大的风险。
第二，商业模式创新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构成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两翼，两者缺一不可。很多新兴产业不缺乏技术，但商业模式不成熟，也很难使技术转化为产品，进而推动产业的发展。而商业模式创新理应是纯市场的事，需要政府做的就是“放开”，减少管制和干预，给企业释放空间。所以，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很重要。中国比较习惯于供给侧的创新刺激政策，如国家给很多项目，支持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但往往看到的结果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很多不在国家支持范围内的企业，特别是民营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成果比政府支持的还要好。对这些创新成果，政府怎么支持？这就是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中国过去是重供给、轻需求，国际上是两者并重。所以，鼓励商业模式创新，政府还有一招就是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比如政府采购、面向消费者的补贴政策、针对需求侧的税收激励等一系列政策。
第三，创新型小企业在战略性产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甚至是创新源。美国创新源90%来自中小企业，比起大企业，中小企业创新动力非常强，很多原始创新来自中小企业。大企业的优势，在于其产业化能力。美国的一套制度，可以把小企业的一些创新想法，转化为一些产业化的成果。有很多采取整体收购的方式，如微软走的就是“拥抱”战略，收购了很多创新团队纳入到微软团队。当然还通过资本市场，还有金融的重要性，特别是针对创新型小企业的金融工具，如风险投资（VC）、股权投资（PE）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整体上看到的是大企业、大项目，这种做法可以迅速看到投资的效果，有产出的话可以迅速转化为GDP，但创新的基础不牢固。
第四，新兴产业除了面临传统产业一般性的体制机制障碍问题，还有一些特殊性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生物医药有药品审批制度问题，审批时间过长；再比如IT的三网融合问题，谈了20年了还没有更本质性的转变；新能源汽车的准入问题，等等。可以说，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中，没有哪个不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机制问题。正是因为有这种特点，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三类创新要同时推进，不能偏颇某个方面。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探讨两件事：一是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主要体现在要建立产业技术体系；二是新的政府支持管理方式，主要体现在激励创新上，发挥全社会的创造力，调动全社会的创造力，而不是追求规模扩大。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包括无序竞争、产能竞争，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有了一些思路。
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这样三类创新中，体制机制创新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保障。在近代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工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率先发生。由此看来，要能引领工业革命的发生，主要还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有待解决。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时间上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还有一定必然性。主要还是中世纪之后冲破了思想的束缚，英国的思想大解放、文化大复兴，以及观念上的一些更新，带来人们创新冲动的提高。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中国综合国力并不是没有，主要问题还是思想的束缚。两千年前的《吕氏春秋》中的一句话非常有哲理：“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
里夫金书中提到的“数字生产革命”，成为《经济学人》想要突出的主题，即制造业正朝向数字化发展的数字化革命。而这正好和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正面临的制造业乃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关系密切。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过去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地位。在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走向何方？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会不会成为中国崛起“终结者”的隐忧和“狼来了”的迷雾中，应该如何清醒认识并有效应对新的工业革命？以下内容是笔者就这些问题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冯飞请教后，据其回答整理而来。
强化市场的力量
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工业革命并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虽仍是“初现端倪”，但它将会对全球分工体系和世界政经格局产生一系列影响。
首先从要素投入来看，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面前，劳动力成本要素的重要性下降，技术的重要性提高。这一轮新出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产业革命的内涵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问题，这个融合的趋势越来越重要。而且现在看来，在影响制造业竞争力方面，服务业延伸是重要的方面。很多制造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都转型为方案解决公司，它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集成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上体制创新，这些很重要的创新，都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手段。
“数字化制造”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这就意味着，机器替代劳动是一个大趋势，而且这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智能机器对劳动的高级替代。数字化制造提出来的大背景是西方制造成本不具备优势，所以要想办法弥补成本的劣势，就是要靠智能化的机器替代劳动。从中国当前来看，制造业低成本的优势也不断削弱，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度比较快。按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提法，中国劳动力成本经过劳动生产力矫正之后的综合成本，目前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以这个趋势，2015年中国劳动力成本要提高到占美国劳动力成本的45%左右。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相对优势，如果叠加上以数字化制造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综合比较优势可能会出现明显下降，进而会改变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格局。
在此基础上，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即将带来的重要一点是，市场的力量在增强。数字化制造的一个最大好处，是能提供多样化的产品，能对市场形成快速反应。贴近市场是数字化制造的重要特征，就地生产、分散生产，这是重要特点。在数字化制造时代，对市场反应越快速，越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产业越有竞争力，这样的分工方式就可能带来产业分工体系的变化。一方面可能还是延续全球产业链分工，另一方面市场的力量在增强，就地化生产是一种新的实现产业分工的因素，对经济全球化会带来一定的新结构性变化特点。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国家、产业和企业的兴衰更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对于不同的产业，应该也各有不同的影响。前面讲到，就地化生产，使得市场的力量在增強。对于贴近市场终端需求的产业，特别是提供生活资料的产业，这种国际分工会带来一些变化；而原材料、零部件等一些产业还是会延续过去大规模生产的分工方式。对中国来讲，恰恰是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加工组装、生产制成品大规模出口这样的产业格局，所以相对其他国家所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与此同时，也会给政府、企业的决策带来新的挑战，从而对决策体制提出了新要求。在这样的一个变化中，创新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非常强，从供给侧来讲，就是就地化生产和分散式生产，供应和需求的互动关系更加紧密。这样的大背景，对分散型决策和促进创新的政府管理体制有非常高的需求。而中国过去主要是追赶式的决策，追求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过于集中决策。这样的管理体制恰恰不适应大规模生产的新要求，集中决策的不适应性比其他国家更大。
中国崛起“终结者”？
毫无疑问，随着市场的力量和创新的力量日益变强，那些传统决策机制仍占主流的企业和社会被敲响了警钟。就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号角响起之时，有人开始鼓吹，称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中国崛起的“终结者”。
不过，至少从目前看，中国仍拥有世界上比较少有的两大既有比较优势：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创造另外的优势，那就是技术上的优势。从整个新兴经济体来看，中国的技术进步要快于巴西、印度等国家，特别是近些年研发投入年均增长在20%以上。总体来看，中国在一些领域中面临着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特别是新兴领域，如果在技术创新方面能够持续支持，短期内实现突破是有可能的。
如果把成本、市场、技术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起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崛起而言不是终结，相反可能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基本观点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近期挑战大于机遇。这里所讲的“近期”，是指三年之内。也就意味着，近三年是尤为关键的。
中国面临的这场挑战，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从全球经济格局的动态性来看，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各国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问题在于：应该如何主动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
首先是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应进一步重视和提前部署。前两年中国做了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决定，在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做了一些部署，现在看来要进一步加强。还要围绕数字化技术做一些提前的部署，特别是向3D打印、工业机器人等方面加强。这些可能是改变未来生产方式转变的一些关键技术手段。 其次是体制机制的改革问题。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决策机制的不适应和体制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加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体制机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要形成激励创新的政府管理体制，把体制性的束缚松开，激发创新的活力，特别是发挥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里体现了从产业组织政策到科技政策再到金融政策，一系列政策怎样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这种转型，可能是一种系统性的转型，不是某一方面的突破，所以转型的难度和压力非常大。这也是怎么去鼓励分散决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提高劳动者素质。这是核心。要从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特别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当中，最关键的是形成一批能驾驭新经济、新技术、新装备的人才。特别要强调技术工人、技能人才的培育。一方面强调高技术、管理型人才和拔尖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是技能人才的培育；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应该是作为重要的应对方面。
四是提高认识。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有一个战略的眼光，要有敏锐的捕捉能力。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从决策层的角度上来讲，对这个问题要高度重视，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格局转变的影响。现在影响在慢慢显现出来，但还需要动态跟踪，制定一些计划和规划，很关键、很迫切。
“守法而弗变则悖”
在《“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承载了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重要使命。但当前，战略新兴产业的某些行业也出现了无序竞争及产能过剩等一些问题。因此，支持和引导战略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积极融入第三次工业革命，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刻认识战略新兴产业的特点和规律。
第一，战略新兴产业是创新驱动型产业。换句话也是高技术产业，是技术不成熟的产业、技术在不断进步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创新为特点，往往会出现一个颠覆性的创新问题，一个新的技术突破，对既有的技术和产业是破坏性的。在这样的产业发展中追求的是什么？如果拿来的技术追求的是规模急剧扩张，这不是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其中隐含着巨大的技术风险和投资风险。现在很多地方的做法都是拉项目、争投资，搞不好的话，如果一个新的重大技术出来，产生一种颠覆式的创造性破坏，前面的投资都会打水漂。而且新兴产业中多个技术都在探索，目前来看可能产业前景较好，但很有可能一两年后，一种新的技术冒出來，也许是颠覆性的。所以，如果这种客观认识规律把握不好的话，单纯追求规模扩张，完全复制传统产业赶超型的、技术拿来主义的发展思路，这样的做法有可能是新一轮的低端制造，里面隐含了巨大的风险。
第二，商业模式创新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构成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两翼，两者缺一不可。很多新兴产业不缺乏技术，但商业模式不成熟，也很难使技术转化为产品，进而推动产业的发展。而商业模式创新理应是纯市场的事，需要政府做的就是“放开”，减少管制和干预，给企业释放空间。所以，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很重要。中国比较习惯于供给侧的创新刺激政策，如国家给很多项目，支持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但往往看到的结果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很多不在国家支持范围内的企业，特别是民营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成果比政府支持的还要好。对这些创新成果，政府怎么支持？这就是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中国过去是重供给、轻需求，国际上是两者并重。所以，鼓励商业模式创新，政府还有一招就是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比如政府采购、面向消费者的补贴政策、针对需求侧的税收激励等一系列政策。
第三，创新型小企业在战略性产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甚至是创新源。美国创新源90%来自中小企业，比起大企业，中小企业创新动力非常强，很多原始创新来自中小企业。大企业的优势，在于其产业化能力。美国的一套制度，可以把小企业的一些创新想法，转化为一些产业化的成果。有很多采取整体收购的方式，如微软走的就是“拥抱”战略，收购了很多创新团队纳入到微软团队。当然还通过资本市场，还有金融的重要性，特别是针对创新型小企业的金融工具，如风险投资（VC）、股权投资（PE）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整体上看到的是大企业、大项目，这种做法可以迅速看到投资的效果，有产出的话可以迅速转化为GDP，但创新的基础不牢固。
第四，新兴产业除了面临传统产业一般性的体制机制障碍问题，还有一些特殊性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生物医药有药品审批制度问题，审批时间过长；再比如IT的三网融合问题，谈了20年了还没有更本质性的转变；新能源汽车的准入问题，等等。可以说，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中，没有哪个不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机制问题。正是因为有这种特点，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三类创新要同时推进，不能偏颇某个方面。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探讨两件事：一是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主要体现在要建立产业技术体系；二是新的政府支持管理方式，主要体现在激励创新上，发挥全社会的创造力，调动全社会的创造力，而不是追求规模扩大。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包括无序竞争、产能竞争，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有了一些思路。
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这样三类创新中，体制机制创新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保障。在近代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工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率先发生。由此看来，要能引领工业革命的发生，主要还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有待解决。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时间上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还有一定必然性。主要还是中世纪之后冲破了思想的束缚，英国的思想大解放、文化大复兴，以及观念上的一些更新，带来人们创新冲动的提高。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中国综合国力并不是没有，主要问题还是思想的束缚。两千年前的《吕氏春秋》中的一句话非常有哲理：“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