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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的问题,我们还面临改革和革命赛跑的问题。
2011年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继续发酵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长,因而能够巩固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出口贸易总额全球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全球第一的地位。各地在改善民生的政策设施上也有所建树。
与此同时,过去几年被短期债所掩盖的诸多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這些矛盾,有的是早已存在的,只不过近几年变得愈来愈尖锐了。
例如,由粗放增长模式带来的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居民收入提高缓慢、国民消费需求等问题,就是這样。在社会层面上,则有腐败蔓延和贫富差别扩大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情况加剧的问题。有些矛盾则是近几年才突出起来的。例如,此伏彼起的土地维权活动,显然与民众权利意识增强,与有的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方式依然故我這样的深层问题有关。
由此看来,2012年,我们所要面对的,将是一种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如何在這样的形势下自求多福,取决于方针政策的正确和措施的坚决有力。
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问题的症结在于,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前进。這不仅延迟了作为市场运行必要制度支撑的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由于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就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经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当一部分资源的流向;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仍然掌握着土地等最重要的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施加广泛干预的权力;一些重要行业也保持着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
在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格局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事实说明,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大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也居于支配地位。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阻碍、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开倒车”现象的时候,官商一体、“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和设租行为得到加强,贫富差别也因而扩大,社会上不满的情绪就会变得强烈起来。
面对這样的形势,可以说,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的问题,我们还面临改革和革命赛跑的问题。中国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惟一办法,只有加快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改革。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舍此别无他途。
责编/葛沐溪
2011年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继续发酵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长,因而能够巩固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出口贸易总额全球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全球第一的地位。各地在改善民生的政策设施上也有所建树。
与此同时,过去几年被短期债所掩盖的诸多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這些矛盾,有的是早已存在的,只不过近几年变得愈来愈尖锐了。
例如,由粗放增长模式带来的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居民收入提高缓慢、国民消费需求等问题,就是這样。在社会层面上,则有腐败蔓延和贫富差别扩大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情况加剧的问题。有些矛盾则是近几年才突出起来的。例如,此伏彼起的土地维权活动,显然与民众权利意识增强,与有的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方式依然故我這样的深层问题有关。
由此看来,2012年,我们所要面对的,将是一种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如何在這样的形势下自求多福,取决于方针政策的正确和措施的坚决有力。
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问题的症结在于,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前进。這不仅延迟了作为市场运行必要制度支撑的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由于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就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经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当一部分资源的流向;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仍然掌握着土地等最重要的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施加广泛干预的权力;一些重要行业也保持着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
在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格局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事实说明,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大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也居于支配地位。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阻碍、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开倒车”现象的时候,官商一体、“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和设租行为得到加强,贫富差别也因而扩大,社会上不满的情绪就会变得强烈起来。
面对這样的形势,可以说,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的问题,我们还面临改革和革命赛跑的问题。中国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惟一办法,只有加快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改革。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舍此别无他途。
责编/葛沐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