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搬家了，我在整理历年发表的作品时，一张已经发黄的纸片，从一沓样报样刊里掉了出来，拾起来一看，那是我在农场工作时，发表在某杂志上长达2页的一篇通讯。不由得想起来，这原本是要送给文中的主人公寇大叔的，怎奈后来调离了农场，这篇通讯报道便永远地留在了我的手中。
　　寇大叔是我在农场下基层蹲点时认识的。那次蹲点我就住在寇大叔家，还记得他家有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每天天不亮我就坐着它和寇大叔到棉花地，他和家人一起拾棉花，我的主要任务是检查连队的拾花质量和给职工拾的棉花过秤，白天负责检查是否用塑料袋子装棉花，拾花的职工是否戴白帽子，主要是防止塑料丝和头发丝掺进棉花中，影响棉花的等级，再就是看看职工拾过棉花的后面是否留有“羊胡子”，以免造成浪费。
　　每到下午，寇大叔就要帮助职工将棉花从地头拉到晒场，而我的任务便是给职工称棉花。那时我们要等到所有的棉花全部拉到晒场，才能回去。一般情况下，每天最后离开棉花地的都是我和寇大叔，回到他们家就已经是凌晨12点多。
　　在和寇大叔闲聊时，我问他给别人拉棉花，自己为什么也不记个账，到时可以收运费呀，他却笑着说：“妮子，还记什么账，职工他们都不容易，要给就给点油料钱，他们也不会赖我的，不给也无所谓，反正这辆旧三轮车也不指望能挣钱。”
　　听了寇大叔一席话，我便萌生了要为他写篇报道的想法。在后来的采访中我还得知，连队的自来水是从几公里外的另外一个连队引过来的，由于每天按时供水，一些职工从地里干完活回到家，已经错过了接水的时间。而寇大叔便自己掏腰包在自家的院子里打了口井，随时为职工提供方便，以及义务赡养几位老人等感人事迹。
　　当我告诉寇大叔要为他写一篇报道时，他却说：“妮子，别写了，我是一名老党员，做那一点小事情算得了什么？没有什么值得去宣扬的。”
　　是呀，寇大叔只是名普普通通的党员，没有什么豪情壮语，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但他时时刻刻却用一个党员的标准，践行着入党时的誓言，在平凡的岗位上，时时刻刻用一腔真情书写着自己无愧的人生。
　　放下手头正在整理的样报样刊，连忙给我原本在农场的同事打电话，询问寇大叔的近况，几经周折才打听到寇大叔，但不幸的是寇大叔已于两年前去世，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我默默地把那张已经发黄的刊有寇大叔事迹的报纸，一次次地来回抹平，心里暗暗地为他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