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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小说《迷羊》是郁达夫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主人公王介成从名优谢月英身上寻找爱情和放纵的故事。介成试图通过放纵来宣泄心灵的苦闷和压抑，证明自己的人格和意志，通过欲望的满足来安放自己的灵魂，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只有灵与肉的和谐、身与心的强健才能保证灵魂的安宁。
关键词：《迷羊》 灵魂 和谐
创作于1927年的中篇小说《迷羊》，是郁达夫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描写了一个叫做王介成的刚刚毕业的学生因为生病迁居在此休养，因为亲戚是A省省长的缘故，所以得了一个闲差，每天过着自由自在，诗情画意的生活。在长江北岸的A城结识名优谢月英，并与之相好至私奔，在南京、上海等地纵情声色，月英逐渐沉迷于上海这样的都市生活，最终逃离介成而去，介成最后奔溃的故事。
1.灵与肉
虽然因为亲戚是省长的关系而得了一个闲差，每天过着神仙似的悠哉乐哉的生活，他每月有二百元的干薪，不愁衣食；每日与山水相亲，但是可以看出其精神仍然空虚。这也正代表了当时青年人的苦闷状况。晚清以降，科举制度逐渐瓦解、现代教育体制逐渐从西方引入并建立，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这一群知识分子在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夹击下，从自我认知上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身份焦虑与强烈的自我意识。于是很多青年试图通过肉欲的满足来排遣心灵的空虚和压抑。
这种背景为处于苦闷和彷徨状态的介成，在大观亭第一次遇見谢月英的时候，就对她一见钟情埋下了伏笔。文章中这样描写，“中间那个穿蓝素缎的，偶然间把头回望了一望，我看出了一个小小椭圆形的嫩脸，和她的同伴说笑后尚未收敛起的笑容。她很不经意地把头朝回去了，但我却在脑门上受了一次大大的棒击。”此后，王介成便一门心思扑到戏园里，几乎每天都会去看戏，想以此来摆脱精神上心灵上的空虚。偶然在戏园遇到的陈君使介成得到了认识谢月英的机会。但是真正拉近和谢月英的距离的一次，是有一天王介成下楼，见谢月英站在楼下手足无措。原来她正愁没人陪她去买布，王介成得知后欣然一同前往[1]。在这之后他们又一起去了迎江寺中的振风塔，在那里，王介成第一次牵了谢月英的手，在皎洁的月色中，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地方，也是他们所向往的一种境界。
在迎江寺，“他们”在悠游闲适的气氛中，似乎“把过去的愁思和未来的忧苦，一切都抛在脑后了”。而事实上，介成无时无刻不被愁思所侵扰。介成“一时风魔了理性”，行动受到谢月英的“催眠暗示”，“正和受了狐狸精迷的病人一样，自家一点儿主张也没有了”[2]。最终在谢月英的诱惑下，王介成抛下了A城优裕的生活与她私奔，去过肉的生活。王介成与谢月英的私奔不仅令他失去了神仙般的生活，而且使他受到了致命的伤害：“我的身体，在这半个月中间，眼见得消瘦了下去[2]……
《迷羊》里介成的“肉”的要求虽然得到了满足，但是“灵”能得到了救赎吗？从结局看，显然不是。当他们到了上海，看见月英在人丛中“那种满足高扬，处处撩人的样子”，介成受嫉妒心的驱使，却老想着“上前落后的去打算遮掩她”，并且每次回到住处就要抱住她，享受“对她所有的权利”。欲望发泄之后，被月英丰肥的身子嘲弄的介成，“老要莫名其妙的扑落扑落的滚下眼泪来，神经的弱衰，到此已经达到了极点[2]”。
当谢月英离开后，他又以哭泣的方式讫爱、烧香拜佛祈求她再次出现。相反，谢月英却从这段纯粹的肉体和物欲之恋中醒悟过来。她发现介成改变不了她的命运，于是绝然地离开了他。这充分表明介成想从肉欲和物欲的满足来安放心灵尝试的失败。这主要是他们并没有达到心灵相通的地步，仅仅是彼此的物质上的需要和暂时的同病相怜而已。比如，在南京的胭脂井前，介成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段历史，问月英道：“韩擒虎来了之后，你猜那些妃子们就怎么办啦？”“自然是跟韩擒虎了啦！”月英这一回答使介成心碎。
王介成身体纤弱而心理自卑，同时又勇于追求爱情；既放纵自己的情感，又按照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在追求爱情，这种矛盾的生活方式统一在王介成身上使他产生深深的负罪感。王介成试图通过对异性的爱来彰显和证明自我，但是自到上海，谢月英却逐渐逐渐脱离介成的心境和感情而沉迷于上海都市生活。于是她脱离了介成的爱的对象，而沉迷于上海都市街头更多男性的眼光。最终小肥羊似的月英离开介成去追求新生活。而沉湎于破碎表象的介成，仍然只有在月英身上才能找到自己的人格。当介成和月英之间的固有关联消失，介成的理性已经不能控制本性了，并完全为强大的本性欲望所控制，欲望成为王介成唯一的追求和理想。这种病态的疯狂促使介成走向疯狂和堕落，最终不得不以身体的病态来停止寻找[3]。作者安排介成在宗教教义上找到了欲望的出口。介成的这些经历充分说明灵魂应该安于自己的体内，并且只有灵与肉的和谐，餐能得到灵魂的安宁，只有与他人的心灵之间共振和相通，才能与他人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
2.灵魂安放给上帝
在小说《迷羊》中，月英是迷羊，是“失去人格的女人”；介成也是迷羊，是无法找到自己人格的人，他只能在破碎的、新奇的世界里呐喊、宣泄[4]。最后作者安排介成从宗教中被拯救出来而避免了自我毁灭。“我们的愁思，可以全部说出来，交给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牧人的，因为我们都是迷了路的羊，在迷路上有危险，有恐惧，是免不了的。只有赤裸裸地把我们所负担不了的危险恐惧告诉给这一个牧人，使他为我们负担了去，我们才能够安身立命。[2]”但是宗教能完全成为安放灵魂之所吗？显然不能。
虽然郁达夫具有宗教情怀，但他本人对上帝并不完全确信。在《迷羊》中，作者对对介成进行救赎的只是一个混沌的、不可触及的道德境界。对灵魂将如何进行安放，作者也是很朦胧的。虽然在小说最后，作者借宗教阻止了介成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但是介成是否从宗教得到了真正的救赎？孤独与空虚是否真正地离开了介成而不再纠缠主人公的灵魂，这些问题恐怕依然存在。
作者郁达夫早期受到过基督教文化的浸染，他曾就读过美国长老会在杭州办的育英学院，“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祷告，吃饭又是祷告……《圣经》是每年级都有的必修重要课目”。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西方文化涌入日本社会，也亲身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文化和宗教精神无意识地成为小说中主人公的一种精神引导与救赎。基督教文化重视对灵（精神）的追求，而厌恶对肉体、世俗的欲望。作者正是基于这一点，期望基督教义能成为《迷羊》主人公的最终救赎。 作者说这是“一篇很长很长的忏悔录”，“迷羊”是作者给这篇“忏悔录”加的标题。其实，在“我们都是迷了路的羊”的人生里，王介成需要忏悔吗？忏悔什么？为什么要忏悔？作者对这些显然也是不明确的。
3.灵魂的安放
周国平说：“每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有一个对于他最适宜的位置，只等他有一天来认领。一个位置对于他是否最适宜，应该去问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看它们是否感到快乐。”一个人的灵魂没有安放好，是没法面对严峻的生活的。
古希腊哲学认为灵与肉是可以分开的，灵魂是纯粹的精神性存在，肉体是灵魂的寓所和墓地，灵魂是肉体的主宰。比如柏拉图将灵魂分为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柏拉图称人为“使用肉体的灵魂”。理性是最主要的，可以控制激情和欲望，因此又稱人为“理性的动物”[5]。
基督教是将灵魂与肉体对立的，重灵而轻欲。基督的救赎实质是对灵魂的救赎。但是灵魂的依托毕竟是肉体，二者是互相依存的矛盾统一体。介成以衰弱的身体是无法支撑其强烈的欲望的，最后只能发展到衰弱至极点而奔溃[6]。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强调“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即天人合一，即人的灵魂、道德、良知和身体、肉体的统一，缺一不可，所以强调性命双修，也就是身体和灵魂都需要锤炼[7]。道家也是强调身心合一，性命双修，如《道德经》中所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5]”人需要从修身出发，修心一个修身得道的人就是与道合一的人，就是有“德”之人，“修身”之德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只有“以身观身”才能“治国爱民”，在这一点上，儒道具有相同之处，可以说整个中国传统思想都是以“身修”作为出发点，由一己之身扩大到他人乃至世界。
因此，肉身和灵魂是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要修身健体以承载灵魂，一方面要修心以强健灵魂以控制身体从事符合良知的行为。
我们只有直面人生和现实，面对各种环境做出符合道义和良知的应对，才能将灵魂安放好，还需要在时间中不断磨练自己的意志，才能抵御各种诱惑、腐蚀、苦难。个人对于社会来说是渺小的，对于时间来说短暂的。“念天地之悠悠”，个人只有融入社会的潮流、只有融入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才能保持灵魂的安定和永恒。
参考文献
[1]曾令霞.论现代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与“戏子”的身份转换——以《迷羊》为契入口，天府新论，2009，6：144-149
[2]郁达夫.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1982
[3]刘菲菲.从沉沦到升华——精神分析学视域中的郁达夫小说人物伦理心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外语学院，2010.
[4]张屏谨.重读郁达夫的《过去》和《迷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4：76-83
[5]柏拉图.理想国，第四卷，434D-441C.
[6]晏立农，于德晶.天人合一与灵肉和谐，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1：70-75
[7]傅有德.灵与肉——一个宗教哲学问题的比较研究，哲学研究，2000，6：70-76
（作者单位：北京市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关键词：《迷羊》 灵魂 和谐
创作于1927年的中篇小说《迷羊》，是郁达夫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描写了一个叫做王介成的刚刚毕业的学生因为生病迁居在此休养，因为亲戚是A省省长的缘故，所以得了一个闲差，每天过着自由自在，诗情画意的生活。在长江北岸的A城结识名优谢月英，并与之相好至私奔，在南京、上海等地纵情声色，月英逐渐沉迷于上海这样的都市生活，最终逃离介成而去，介成最后奔溃的故事。
1.灵与肉
虽然因为亲戚是省长的关系而得了一个闲差，每天过着神仙似的悠哉乐哉的生活，他每月有二百元的干薪，不愁衣食；每日与山水相亲，但是可以看出其精神仍然空虚。这也正代表了当时青年人的苦闷状况。晚清以降，科举制度逐渐瓦解、现代教育体制逐渐从西方引入并建立，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这一群知识分子在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夹击下，从自我认知上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身份焦虑与强烈的自我意识。于是很多青年试图通过肉欲的满足来排遣心灵的空虚和压抑。
这种背景为处于苦闷和彷徨状态的介成，在大观亭第一次遇見谢月英的时候，就对她一见钟情埋下了伏笔。文章中这样描写，“中间那个穿蓝素缎的，偶然间把头回望了一望，我看出了一个小小椭圆形的嫩脸，和她的同伴说笑后尚未收敛起的笑容。她很不经意地把头朝回去了，但我却在脑门上受了一次大大的棒击。”此后，王介成便一门心思扑到戏园里，几乎每天都会去看戏，想以此来摆脱精神上心灵上的空虚。偶然在戏园遇到的陈君使介成得到了认识谢月英的机会。但是真正拉近和谢月英的距离的一次，是有一天王介成下楼，见谢月英站在楼下手足无措。原来她正愁没人陪她去买布，王介成得知后欣然一同前往[1]。在这之后他们又一起去了迎江寺中的振风塔，在那里，王介成第一次牵了谢月英的手，在皎洁的月色中，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地方，也是他们所向往的一种境界。
在迎江寺，“他们”在悠游闲适的气氛中，似乎“把过去的愁思和未来的忧苦，一切都抛在脑后了”。而事实上，介成无时无刻不被愁思所侵扰。介成“一时风魔了理性”，行动受到谢月英的“催眠暗示”，“正和受了狐狸精迷的病人一样，自家一点儿主张也没有了”[2]。最终在谢月英的诱惑下，王介成抛下了A城优裕的生活与她私奔，去过肉的生活。王介成与谢月英的私奔不仅令他失去了神仙般的生活，而且使他受到了致命的伤害：“我的身体，在这半个月中间，眼见得消瘦了下去[2]……
《迷羊》里介成的“肉”的要求虽然得到了满足，但是“灵”能得到了救赎吗？从结局看，显然不是。当他们到了上海，看见月英在人丛中“那种满足高扬，处处撩人的样子”，介成受嫉妒心的驱使，却老想着“上前落后的去打算遮掩她”，并且每次回到住处就要抱住她，享受“对她所有的权利”。欲望发泄之后，被月英丰肥的身子嘲弄的介成，“老要莫名其妙的扑落扑落的滚下眼泪来，神经的弱衰，到此已经达到了极点[2]”。
当谢月英离开后，他又以哭泣的方式讫爱、烧香拜佛祈求她再次出现。相反，谢月英却从这段纯粹的肉体和物欲之恋中醒悟过来。她发现介成改变不了她的命运，于是绝然地离开了他。这充分表明介成想从肉欲和物欲的满足来安放心灵尝试的失败。这主要是他们并没有达到心灵相通的地步，仅仅是彼此的物质上的需要和暂时的同病相怜而已。比如，在南京的胭脂井前，介成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段历史，问月英道：“韩擒虎来了之后，你猜那些妃子们就怎么办啦？”“自然是跟韩擒虎了啦！”月英这一回答使介成心碎。
王介成身体纤弱而心理自卑，同时又勇于追求爱情；既放纵自己的情感，又按照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在追求爱情，这种矛盾的生活方式统一在王介成身上使他产生深深的负罪感。王介成试图通过对异性的爱来彰显和证明自我，但是自到上海，谢月英却逐渐逐渐脱离介成的心境和感情而沉迷于上海都市生活。于是她脱离了介成的爱的对象，而沉迷于上海都市街头更多男性的眼光。最终小肥羊似的月英离开介成去追求新生活。而沉湎于破碎表象的介成，仍然只有在月英身上才能找到自己的人格。当介成和月英之间的固有关联消失，介成的理性已经不能控制本性了，并完全为强大的本性欲望所控制，欲望成为王介成唯一的追求和理想。这种病态的疯狂促使介成走向疯狂和堕落，最终不得不以身体的病态来停止寻找[3]。作者安排介成在宗教教义上找到了欲望的出口。介成的这些经历充分说明灵魂应该安于自己的体内，并且只有灵与肉的和谐，餐能得到灵魂的安宁，只有与他人的心灵之间共振和相通，才能与他人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
2.灵魂安放给上帝
在小说《迷羊》中，月英是迷羊，是“失去人格的女人”；介成也是迷羊，是无法找到自己人格的人，他只能在破碎的、新奇的世界里呐喊、宣泄[4]。最后作者安排介成从宗教中被拯救出来而避免了自我毁灭。“我们的愁思，可以全部说出来，交给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牧人的，因为我们都是迷了路的羊，在迷路上有危险，有恐惧，是免不了的。只有赤裸裸地把我们所负担不了的危险恐惧告诉给这一个牧人，使他为我们负担了去，我们才能够安身立命。[2]”但是宗教能完全成为安放灵魂之所吗？显然不能。
虽然郁达夫具有宗教情怀，但他本人对上帝并不完全确信。在《迷羊》中，作者对对介成进行救赎的只是一个混沌的、不可触及的道德境界。对灵魂将如何进行安放，作者也是很朦胧的。虽然在小说最后，作者借宗教阻止了介成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但是介成是否从宗教得到了真正的救赎？孤独与空虚是否真正地离开了介成而不再纠缠主人公的灵魂，这些问题恐怕依然存在。
作者郁达夫早期受到过基督教文化的浸染，他曾就读过美国长老会在杭州办的育英学院，“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祷告，吃饭又是祷告……《圣经》是每年级都有的必修重要课目”。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西方文化涌入日本社会，也亲身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文化和宗教精神无意识地成为小说中主人公的一种精神引导与救赎。基督教文化重视对灵（精神）的追求，而厌恶对肉体、世俗的欲望。作者正是基于这一点，期望基督教义能成为《迷羊》主人公的最终救赎。 作者说这是“一篇很长很长的忏悔录”，“迷羊”是作者给这篇“忏悔录”加的标题。其实，在“我们都是迷了路的羊”的人生里，王介成需要忏悔吗？忏悔什么？为什么要忏悔？作者对这些显然也是不明确的。
3.灵魂的安放
周国平说：“每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有一个对于他最适宜的位置，只等他有一天来认领。一个位置对于他是否最适宜，应该去问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看它们是否感到快乐。”一个人的灵魂没有安放好，是没法面对严峻的生活的。
古希腊哲学认为灵与肉是可以分开的，灵魂是纯粹的精神性存在，肉体是灵魂的寓所和墓地，灵魂是肉体的主宰。比如柏拉图将灵魂分为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柏拉图称人为“使用肉体的灵魂”。理性是最主要的，可以控制激情和欲望，因此又稱人为“理性的动物”[5]。
基督教是将灵魂与肉体对立的，重灵而轻欲。基督的救赎实质是对灵魂的救赎。但是灵魂的依托毕竟是肉体，二者是互相依存的矛盾统一体。介成以衰弱的身体是无法支撑其强烈的欲望的，最后只能发展到衰弱至极点而奔溃[6]。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强调“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即天人合一，即人的灵魂、道德、良知和身体、肉体的统一，缺一不可，所以强调性命双修，也就是身体和灵魂都需要锤炼[7]。道家也是强调身心合一，性命双修，如《道德经》中所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5]”人需要从修身出发，修心一个修身得道的人就是与道合一的人，就是有“德”之人，“修身”之德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只有“以身观身”才能“治国爱民”，在这一点上，儒道具有相同之处，可以说整个中国传统思想都是以“身修”作为出发点，由一己之身扩大到他人乃至世界。
因此，肉身和灵魂是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要修身健体以承载灵魂，一方面要修心以强健灵魂以控制身体从事符合良知的行为。
我们只有直面人生和现实，面对各种环境做出符合道义和良知的应对，才能将灵魂安放好，还需要在时间中不断磨练自己的意志，才能抵御各种诱惑、腐蚀、苦难。个人对于社会来说是渺小的，对于时间来说短暂的。“念天地之悠悠”，个人只有融入社会的潮流、只有融入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才能保持灵魂的安定和永恒。
参考文献
[1]曾令霞.论现代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与“戏子”的身份转换——以《迷羊》为契入口，天府新论，2009，6：144-149
[2]郁达夫.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1982
[3]刘菲菲.从沉沦到升华——精神分析学视域中的郁达夫小说人物伦理心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外语学院，2010.
[4]张屏谨.重读郁达夫的《过去》和《迷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4：76-83
[5]柏拉图.理想国，第四卷，434D-441C.
[6]晏立农，于德晶.天人合一与灵肉和谐，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1：70-75
[7]傅有德.灵与肉——一个宗教哲学问题的比较研究，哲学研究，2000，6：70-76
（作者单位：北京市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