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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中西部进行了跨越3个五年计划、长达近20年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克服经济困难提出许多正确主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三线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参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制定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是基于对当时的国际环境的认识和把握。
20世纪60年代，我国周边国际环境相当严峻，面临着来自苏联、美国、印度等方面的安全威胁。1964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呈报到毛泽东的案头。报告分析了我国应对恶化的周边环境的不利因素：第一，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5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第二，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城市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第三，国家主要基础设施多集中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袭的措施；第四，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报告建议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总参的报告使毛泽东更加感到适应战备需要调整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紧迫性，他立即对此报告作出批示，要求总参谋部精心研究，逐步实施。
1964年5月10日、11日，李富春等向毛泽东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1966—1970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简称“三五”计划，提出“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把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放在首位。毛泽东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问题出发，指出“三五”计划要“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指出，三线建设直接目的是备战，但重点并不是国防工业，而是基础工业。他用“身体”做妙喻：“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基础工业中，他又十分强调钢铁工业的作用，指出：“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强调“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题是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强调“在原子弹时代，没有后方不行”，提出三五计划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在西南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机械工业基地。
所谓一、二、三线，主要是按中国的地理区域划分的：东南沿海及东北、新疆等地为一线；西南和西北的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及山西、云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区为三线，即“大三线”；介于一线、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为二线，其中西南和西北的省区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为“小三线”。
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表示支持毛泽东关于三线布局和加强基础工业的意见。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开始讨论这个‘三五’计划时，提出要真正实现农轻重的次序，解决吃穿用，解决‘两个拳头’的问题，基础工业要按照这‘两个拳头’来平衡。但是，在主席那里汇报，他又另外提出‘一个屁股’问题。我们多少年来总是讲，基础工业搞不好，什么也搞不好，农业也上不去，国防也上不去。”“前一个时期我们注意了这个‘屁股’问题，但是没有提得像现在这样明确。‘屁股’坐不稳，‘两个拳头’不稳当，就是这个道理。”“‘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这是我们建设的一个完整方针。”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如何加强三线建设和基础工业谈了具体意见。他说：“这里有一个照顾后方三线的问题”“有些现在就开始着手，攀枝花不着手就不行。”又指出，“还有一个基础工业的问题”“现在主席强调三线，因搞三线而增加的投资，国家投资的分配必须有所倾斜，就需要从内部调整，要从农业、一般国防和文教调整一部分资金，最大限度地支持基础工业和三线建设。”
8月2日，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美军借“北部湾事件”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把战火燃到中国南部边境。在这一形势下，毛泽东要求迅速推进三线建设。
8月17日，罗瑞卿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国防问题的指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工厂集中在大中城市不利于备战，各省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8月30日，邓小平批示印发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按照毛泽东意见研究后提出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这是中央确立三线建设决策的第一份文件，奠定了三线建设的几个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贯彻毛泽东“快一点把三线建设搞好，把大工厂和科研机关搬进去”的指示，9月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指示：三线建设要落实，铁路建设队伍要在9月底到达工地，计委、经委成立落实小组，楼堂馆所要利用起来，为三线建设服务。三线的调整要立即行动，留下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保证提高产量。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錢办多少事。工业生产，不论是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三线建设的中心是成昆线，要成立铁路指挥部、西南筹建处、后方支援小组，要什么给什么。西南建设以攀枝花为中心，重庆周围搞成一个小体系。在后方搞的厂子，一定要采用新技术。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三五”计划中心任务由原来的抓“吃穿用”迅速实现了向三线建设为中心的转移。邓小平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抓三线建设上，之后，又多次就三线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重要意见，丰富了中央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
邓小平十分注重三线建设的统筹协调问题。1964年10月13日，他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谈到把东部沿海的部分企业搬迁到三线去的问题时强调，把一线地区重要的技术力量、设备样机搬到后方去，是利用一线的技术力量发展三线。沿海地区的企业还是要继续发展生产，搞机械化、自动化。1965年5月11日，邓小平在讨论“三五”计划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三线一提出来，“三五”计划的骨干已经有了，就是一个轻重缓急排队的问题，就是哪个先上、哪个后上，哪个多一些、哪个少一些的问题。他还提出抓三线建设骨干行业的设想，“‘三五’计划搞过去搞过来，无非还是一个冶金（有色、黑色），一个电，一个煤，一个机械，一个交通，还是这几个骨干。所有这几个方面，都要赶快拿出几个方案。”1965年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全体人员时特别指出：“我们现在的钱要用到三线、兵工建设上，用到搞原子弹、导弹上，用到军事材料的储备上……我们把钱要用到这些方面。每一个同志都要有全局观点。”他认为，三线建设既担负着国防战备的重任，也担负着发展西部经济的重任。1966年1月，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强调：“我们大小三线一抓，不仅国防上意义大，建设意义也是很大的。” 邓小平特别重视搞好三线建设的投资安排。196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余秋里关于长期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邓小平在会上的发言中，要求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并说：“要好好研究一下，整个的分析一下，要同各地商量以后，才能提个成熟的东西出来。”周恩来赞同邓小平控制投资规模的意见，提出要控制1965年的投资规模，留有余地。
邓小平还从全国战略布局角度，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作了全面性的论述。1966年2月26日，他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从立足国防战略布局抓三线建设，只要全国努力，是有希望搞好的。他还提出要用两个五年计划来搞：“建设大小三线这个纲，贯穿着整个‘三五’计划。不只是‘三五’计划，至少‘四五’计划，还是这条纲。各行各业都要在三线搞成一套。特别是国防工业，更要放在安全地区，更要在三线成套。从长远来说，对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消灭三个差别都有好处。小三线，比如，赣西、湘西、闽西、皖西等等，这些地方搞起来，会使工业布局更加合理。到处都有点底子了，空白点少了，发展就会更快。”
亲赴三线建设现场决策指导
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邓小平分别于1965年11月1日至12月7日，1966年3月9日至4月4日，与李富春、薄一波一起带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先后深入西南、西北三线地区考察，进行现场决策指导。
1965年11月1日，邓小平一行抵达成都。次日，邓小平召开会议，听取二机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人关于核工业基地在三线地区选址、科研、生产基地建设的汇报。当时，对新铀浓缩厂的厂址定点有不同意见，厂方认为原定地址布局分散、水源温度不合适，新选了一个地址。汇报结束后，邓小平立即带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到新址踏勘。邓小平认为新址背靠大山、地形隐蔽、面临大河、水源温度适宜，能满足工艺要求，且场地平坦，有利于厂房合理布置，便拍板决定改在新址建厂。
邓小平在四川还考察了锦江电机厂（784厂）、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715厂）、重机厂、威远气田和四川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等重点三线厂矿。
11月9日，邓小平一行乘专列视察成昆铁路建设。成昆铁路全长1096公里，穿越地质大断裂带，是一条在世界筑路史上堪称奇迹的铁路。这条铁路早在1958年就开始动工兴建，受经济条件制约，时建时停。1964年三线建设项目上马之初，毛泽东强调：“如果材料不够，其它铁路不修，集中修一条成昆路。”
邓小平对成昆铁路建设十分重视，要求成昆铁路建设的标准要高些，按年1300万吨运力设计。邓小平在成昆铁路的金口河关村坝一线天工地考察时，看到系着保险索的拼装工人正在将最后的钢梁吊起，灵巧地将大桥两边的半拱跨连成一个整体，连连称赞：“人民创造了历史！”在视察成昆铁路峨边、金口河等车站时，步履矫健，踏着铁路的枕木，来到金口河关村坝隧道察看建设情况。邓小平指示，成昆铁路是三线交通建设的重中之重，要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圆满完成建设任务。
11月12日，邓小平一行乘专列抵达重庆，考察了重庆钢铁厂、建设机床厂、空气压缩机厂和长安机器厂。在视察当时承担大量战备任务的长安机器厂时，邓小平满意地说，干得不错，一定要按照毛主席“要准备打仗”“三线建设要抓紧”的指示，搞好三线建设。在8天时间里，邓小平召集了5次会议，听取三线建设汇报，就重庆南线（长江以南）的军工生产基地、北线（长江以北）的光学仪器和核工业基地、长江沿线的造船基地及配套的研究所等重要项目发表了指导性的意见。
之后，邓小平一行乘坐专列沿着新建成的川黔铁路继续南行，于11月21日抵达贵阳。当天下午，在听取七机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黔北基地建设情况汇报时，邓小平指出：“没有电网是不行的。贵州有煤，火电缺。贵州要很好地规划，要综合利用，各行各业在这里搞多少工厂，要些什么，要多少，怎么解决法，都要有个规划。”“物资供应，粮食供应，生活品供应都要跟上去，要全面规划。”“物资供应只能分地区，不能分部门，尤其是大规模建设的地区，西南、西北两个大三线，一定要这样。”
11月23日，邓小平一行乘坐专列沿贵昆线贵州段抵达刚建成的六盘水关寨车站，接见了铁路建设者，欣然挥笔题写了“关寨站”站名。
11月24日，邓小平来到六枝矿区的地宗矿坑口视察。那時矿区刚开始掘进，连个像样的歇脚地方都没有，邓小平在一个未建成的澡堂里与工人见面，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得知矿区10万职工长期吃不上新鲜蔬菜，他立即让秘书给北京打电话，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几天后，调拨的十几车皮新鲜蔬菜运到了矿区，送上了职工的餐桌。
现场施工负责人汇报了六盘水煤炭基地建成后年产原煤的数量、外调数量及供应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数量。邓小平听后赞许地说，南方大煤炭基地在贵州。接着，邓小平又在火车上听取了关于六盘水矿区建设情况的汇报，高兴地说，看到西南有煤、有铁，就放心了，办好西南的两个大型的联合企业就好了，就有希望了，“六盘水煤矿建设基地很重要，既可满足西南钢铁和动力用煤，又可支援两广（广东、广西），以减少北煤南运”。
邓小平对六盘水的三线建设工作开展之快、职工情绪之高以及他们“三老带三新”（老矿区带新矿区、老矿井带新矿井、老工人带新工人）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他对六盘水这片土地寄予厚望，“这里的潜在条件太好了！”指出：“西南少铁，就不是硬三线。”当余秋里谈到要在盘县搞一个钢铁厂时，邓小平当即予以肯定，说：“可以就地消耗煤。”邓小平以煤为中心，在六盘水发展钢、铁、煤、电及其他配套项目的战略思想，对促进三线建设，特别是对六盘水建设，产生了长远的重要指导作用。
攀枝花钢铁基地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也是邓小平此行考察的重点。当时成昆铁路尚未贯通，交通极为不便。邓小平一行折返成都后，乘飞机抵达西昌，然后乘汽车沿着新建的公路，一路颠簸，抵达攀枝花。 12月1日，邓小平不顾旅途劳顿，登上了兰尖铁矿的最高峰，专门听取关于攀钢的设计规划汇报和建设安排，以及在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12月2日，他听取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攀枝花钢铁基地指挥部总指挥徐驰对攀枝花基地模型沙盘的详细讲解，激动地称赞当地的地理环境真是得天独厚。
当时对钢铁厂选址在攀枝花弄弄坪存在争议，迟迟不能定案。按设计标准，建一个150万吨的钢铁厂至少需要5平方千米平地，可弄弄坪只是一个2.5平方千米的山坡。邓小平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认为在这里建设后方钢铁基地的条件成熟，当即代表中共中央确定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設方案。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设计人员认真制定工作计划，将弄弄坪的山坡爆炸成4个台阶平地，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此种布局，开创了世界钢铁基地建设史上的先例，被誉为“象牙微雕”式的立体大型企业。
12月3日，邓小平一行从西昌乘飞机抵达昆明，考察了昆明钢铁厂、昆明机床厂，听取了云南省委的汇报。12月7日上午，邓小平在昆明主持召开会议，对西南三线建设作进一步部署，重点确定了“两点一线”（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为东西两点，成昆铁路为南北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重点布局，明确提出“煤钢联盟”的战略设想，强调“煤钢联盟，中心还在煤”。他指出：攀钢何时投产，六盘水何时供煤，成昆线何时通车，何时供应多少煤和铁路承担多大运量，三家都要制定和执行相互配合的时间表；要求从六盘水向攀枝花运送煤炭，同时在六盘水建立钢铁厂，利用向攀枝花运煤的返回空车运回铁矿石的“钟摆式”对流关系，还建议在水城、盘县多搞点火电，就地消耗煤。
1970年7月1日，攀枝花首次出铁；也在这一天，成昆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六盘水的煤炭运到攀枝花，攀枝花的钢铁输送到重庆常规武器生产基地。三线建设布局，在这一天被盘活了。
在考察西南三线的建设情况后，1966年3月9日，邓小平开始了大西北三线建设的考察。
邓小平一行第一站来到西安，考察了庆安机械厂、西安飞机制造公司等航空和兵器工业重点项目。邓小平指出，军工厂要向专业化发展，还要做民用的东西，较早提出了“军民融合”的思想。
3月16日，邓小平一行抵达兰州。在甘肃先后考察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和刘家峡水电站工地；召集甘、宁、青、新四省区党委书记会议，听取了工作汇报。
3月17日，在听取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的汇报时，邓小平提出要从解决群众生活用煤入手保护植被。他说，煤矿除大矿技术革命以外，要为开采民用煤设计一套机械。现在小煤矿效率低、煤价贵，老百姓烧不起煤，结果把禾草烧了，把树烧了，搞得草少了，树长不起来，搞多种经营也有困难。
西北三线建设中，酒泉是重点。3月27日，邓小平来到金川镍矿基地，称赞镍矿是个不可多得的“金娃娃”，金川是我国的“聚宝盆”，称赞广大干部工人在戈壁滩上生产出国家急需的镍产品，为祖国争了光。
位于海晏金银滩草原的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承担着中国核试验的重要任务。邓小平视察了核基地模型厅、试验部、生产部、一分厂102车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研制成功，第一颗氢弹研制工作已有了突破性进展。邓小平听完汇报非常满意，高度评价了科技人员的杰出贡献。他说：“你们这里集中了不少尖子，首先要注意保护人，发挥科技工作者的作用。”并欣然为基地题词。
3月31日，邓小平一行回到兰州。当天在听取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关于新疆情况的汇报时，他对西北地区三线建设，从战略上提出了一些意见。之后，他还提出在三线建设的布局和项目选址上，应当给地方以相当的权力。他说，凡是放到西北的中央企业，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在工厂的布局、厂址的选择上，不仅有发言权，而且有很大的决定权。中央部门只是从条条考虑问题，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可以从国防角度、地区角度、厂社结合等方面，统筹考虑。当然，最后要回到中央主管部委去解决。
通过对西南、西北地区三线建设的考察，邓小平对三线建设的战略目标考虑得更全面了。他设想通过搞好“战和结合”，把大小三线建设对战备的作用和对经济建设的作用都发挥出来，推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
决策推进三线建设调整改造
从1966年至1980年的15年间，国家在三线地区共投入几千亿元资金，进行了长时间、大力度的建设，建起了攀枝花、酒泉等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酒泉、西昌卫星发射基地，重庆常规武器制造基地，贵州、陕西飞机制造和电子工业基地，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基地，葛洲坝、刘家峡水利枢纽，成昆、湘黔、襄渝、青藏（西格段）等重要铁路干线等，这些至今仍然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特别是在三线地区研究发展了一批尖端武器装备，为维护国家安全、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产生了重要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到1980年底，三线地区共有国有企业（单位）2.9万个，其中大中型企业（单位）近2000个，形成了巨大的资产存量。盘活这一巨大存量，对于搞好三线建设本身，以及促进中西部乃至全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开始从战略层面考虑三线建设的问题。1978年7月，他在听取五机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机械工业部）负责人汇报时指出，军工产品数量可以搞得少一些，但要把技术搞上去，把质量搞上去；首先提出了小三线的调整改造问题，明确指出，小三线的基础是有了，要考虑如何调整改造，怎么发挥作用。
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是一个三线建设的重点企业。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把二汽放在三线地区，11月，一机部部长段君毅飞抵四川，向正在四川视察三线建设的邓小平请示，是否在新建的襄渝线上选择厂址。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二汽厂址选在鄂西北的十堰。
1980年7月，邓小平从重庆乘船顺江东下视察湖北，主动提出要到二汽去看看。22日，邓小平抵达十堰。当了解到二汽正为“到底是以军用产品为主，还是以民用产品为主”的问题所困扰时，他旗帜鲜明地对二汽厂长黄正夏说，世界大战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打不起来，军品订货少，民品市场大。二汽注意满足军用这是好的，但是从长远、根本看，主要应搞民用的。军队要车，可能第一批要得多，以后就逐渐减少。你们又搞5吨车，又搞8吨车，都是民用的，这很好。这些话为二汽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二汽当即下决心调整，把二汽年产4.5万辆军用车的生产计划大幅度调低到1万辆，把5.5万辆民用载货车大幅度调升到9万辆。
在视察中，邓小平特别赞赏二汽在行业中开展大协作，鼓励竞争，推动联合，进行集团化建设的做法；指出像汽车这样的行业，只有打破“小而全”，鼓励竞争、推动联合、组织大集团，才能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更好地设计和开发新产品。
当时，中西部地区以国防工业为主的三线企业，面临着军品生产任务锐减、生产线閑置、经济效益下降、企业亏损严重等诸多问题，一些企业已经到了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这些企业如何生存、如何发展，邓小平的二汽之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他多次强调：军工企业要走军民结合的道路，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军品优先，军民结合。重点放在平时，至少拿一半转到民用，战时可以转产，这是一个大方针。1982年初，他在与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时，确定了三线军工企业“十六字”发展方针：“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军养民。”
由此，1983年，国务院针对三线建设提出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战略举措，在对部分企业进行关、停、并、转、迁调整的同时，积极采取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各种措施，包括调整企业结构，改革管理体制，促进三线企业走上“保军转民”的二次创业之路。
调整国防工业单一军品生产结构，建设军民结合型企业，成为整个三线调整的切入点，将国防技术广泛应用于化工、机械、电子、通信等诸多领域，核电站、民用飞机、民用船舶、通信导航、气象卫星，生产出具有军工特色、军民兼容的产品，渗透到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由军工企业转产的嘉陵摩托、长安汽车、长虹彩电等一大批名优产品，更是为中国消费者耳熟能详。
三线与一线的结合，在沿海开放地区以及在内地中心城市兴办“窗口”，是三线调整的又一重要内容。截至1990年，三线地区有800多家企业和科研单位在沿海兴办了1200多个“窗口”，起到了信息站、生产技术开发站、经济贸易站和人才培训站的作用，成为三线企业直接参与国际交流和竞争的桥梁。
三线与一线的经济技术合作是在诸如联合扩大紧缺原材料的生产，联合促进电子产品国产化，联合扩大机电产品出口，联合进行技术攻关和相互转让科技成果，联合承包工程等方面展开的。这对于我国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内地经济振兴，推动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加快沿海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达到了互利共赢的目的。
国家有计划地进行三线调整改造，把部分困难企业从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发挥优势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取得良好效果。1992年，民品产值占军工总产值的比重已达到70%，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事实证明，实行军民结合，为国家增加了财富，为企业发展积累了资金，为科技人员开辟了用武之地，同时提高了军民兼容程度和平战转换能力，是一条利国、利军、利民的正确道路。邓小平曾经高度肯定：“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重点区域在中西部地区，三线企业的成功转型为后来西部大开发打下了坚实基础。三线的交通、能源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拓展新的交通干线，建设新的能源基地奠定了基础；三线的水利设施为西部大开发中深度开发水资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三线的大型机械和军工制造能力，为西部大开发的IT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参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制定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是基于对当时的国际环境的认识和把握。
20世纪60年代，我国周边国际环境相当严峻，面临着来自苏联、美国、印度等方面的安全威胁。1964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呈报到毛泽东的案头。报告分析了我国应对恶化的周边环境的不利因素：第一，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5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第二，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城市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第三，国家主要基础设施多集中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袭的措施；第四，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报告建议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总参的报告使毛泽东更加感到适应战备需要调整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紧迫性，他立即对此报告作出批示，要求总参谋部精心研究，逐步实施。
1964年5月10日、11日，李富春等向毛泽东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1966—1970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简称“三五”计划，提出“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把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放在首位。毛泽东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问题出发，指出“三五”计划要“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指出，三线建设直接目的是备战，但重点并不是国防工业，而是基础工业。他用“身体”做妙喻：“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基础工业中，他又十分强调钢铁工业的作用，指出：“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强调“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题是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强调“在原子弹时代，没有后方不行”，提出三五计划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在西南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机械工业基地。
所谓一、二、三线，主要是按中国的地理区域划分的：东南沿海及东北、新疆等地为一线；西南和西北的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及山西、云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区为三线，即“大三线”；介于一线、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为二线，其中西南和西北的省区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为“小三线”。
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表示支持毛泽东关于三线布局和加强基础工业的意见。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开始讨论这个‘三五’计划时，提出要真正实现农轻重的次序，解决吃穿用，解决‘两个拳头’的问题，基础工业要按照这‘两个拳头’来平衡。但是，在主席那里汇报，他又另外提出‘一个屁股’问题。我们多少年来总是讲，基础工业搞不好，什么也搞不好，农业也上不去，国防也上不去。”“前一个时期我们注意了这个‘屁股’问题，但是没有提得像现在这样明确。‘屁股’坐不稳，‘两个拳头’不稳当，就是这个道理。”“‘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这是我们建设的一个完整方针。”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如何加强三线建设和基础工业谈了具体意见。他说：“这里有一个照顾后方三线的问题”“有些现在就开始着手，攀枝花不着手就不行。”又指出，“还有一个基础工业的问题”“现在主席强调三线，因搞三线而增加的投资，国家投资的分配必须有所倾斜，就需要从内部调整，要从农业、一般国防和文教调整一部分资金，最大限度地支持基础工业和三线建设。”
8月2日，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美军借“北部湾事件”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把战火燃到中国南部边境。在这一形势下，毛泽东要求迅速推进三线建设。
8月17日，罗瑞卿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国防问题的指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工厂集中在大中城市不利于备战，各省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8月30日，邓小平批示印发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按照毛泽东意见研究后提出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这是中央确立三线建设决策的第一份文件，奠定了三线建设的几个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贯彻毛泽东“快一点把三线建设搞好，把大工厂和科研机关搬进去”的指示，9月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指示：三线建设要落实，铁路建设队伍要在9月底到达工地，计委、经委成立落实小组，楼堂馆所要利用起来，为三线建设服务。三线的调整要立即行动，留下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保证提高产量。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錢办多少事。工业生产，不论是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三线建设的中心是成昆线，要成立铁路指挥部、西南筹建处、后方支援小组，要什么给什么。西南建设以攀枝花为中心，重庆周围搞成一个小体系。在后方搞的厂子，一定要采用新技术。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三五”计划中心任务由原来的抓“吃穿用”迅速实现了向三线建设为中心的转移。邓小平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抓三线建设上，之后，又多次就三线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重要意见，丰富了中央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
邓小平十分注重三线建设的统筹协调问题。1964年10月13日，他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谈到把东部沿海的部分企业搬迁到三线去的问题时强调，把一线地区重要的技术力量、设备样机搬到后方去，是利用一线的技术力量发展三线。沿海地区的企业还是要继续发展生产，搞机械化、自动化。1965年5月11日，邓小平在讨论“三五”计划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三线一提出来，“三五”计划的骨干已经有了，就是一个轻重缓急排队的问题，就是哪个先上、哪个后上，哪个多一些、哪个少一些的问题。他还提出抓三线建设骨干行业的设想，“‘三五’计划搞过去搞过来，无非还是一个冶金（有色、黑色），一个电，一个煤，一个机械，一个交通，还是这几个骨干。所有这几个方面，都要赶快拿出几个方案。”1965年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全体人员时特别指出：“我们现在的钱要用到三线、兵工建设上，用到搞原子弹、导弹上，用到军事材料的储备上……我们把钱要用到这些方面。每一个同志都要有全局观点。”他认为，三线建设既担负着国防战备的重任，也担负着发展西部经济的重任。1966年1月，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强调：“我们大小三线一抓，不仅国防上意义大，建设意义也是很大的。” 邓小平特别重视搞好三线建设的投资安排。196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余秋里关于长期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邓小平在会上的发言中，要求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并说：“要好好研究一下，整个的分析一下，要同各地商量以后，才能提个成熟的东西出来。”周恩来赞同邓小平控制投资规模的意见，提出要控制1965年的投资规模，留有余地。
邓小平还从全国战略布局角度，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作了全面性的论述。1966年2月26日，他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从立足国防战略布局抓三线建设，只要全国努力，是有希望搞好的。他还提出要用两个五年计划来搞：“建设大小三线这个纲，贯穿着整个‘三五’计划。不只是‘三五’计划，至少‘四五’计划，还是这条纲。各行各业都要在三线搞成一套。特别是国防工业，更要放在安全地区，更要在三线成套。从长远来说，对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消灭三个差别都有好处。小三线，比如，赣西、湘西、闽西、皖西等等，这些地方搞起来，会使工业布局更加合理。到处都有点底子了，空白点少了，发展就会更快。”
亲赴三线建设现场决策指导
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邓小平分别于1965年11月1日至12月7日，1966年3月9日至4月4日，与李富春、薄一波一起带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先后深入西南、西北三线地区考察，进行现场决策指导。
1965年11月1日，邓小平一行抵达成都。次日，邓小平召开会议，听取二机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人关于核工业基地在三线地区选址、科研、生产基地建设的汇报。当时，对新铀浓缩厂的厂址定点有不同意见，厂方认为原定地址布局分散、水源温度不合适，新选了一个地址。汇报结束后，邓小平立即带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到新址踏勘。邓小平认为新址背靠大山、地形隐蔽、面临大河、水源温度适宜，能满足工艺要求，且场地平坦，有利于厂房合理布置，便拍板决定改在新址建厂。
邓小平在四川还考察了锦江电机厂（784厂）、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715厂）、重机厂、威远气田和四川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等重点三线厂矿。
11月9日，邓小平一行乘专列视察成昆铁路建设。成昆铁路全长1096公里，穿越地质大断裂带，是一条在世界筑路史上堪称奇迹的铁路。这条铁路早在1958年就开始动工兴建，受经济条件制约，时建时停。1964年三线建设项目上马之初，毛泽东强调：“如果材料不够，其它铁路不修，集中修一条成昆路。”
邓小平对成昆铁路建设十分重视，要求成昆铁路建设的标准要高些，按年1300万吨运力设计。邓小平在成昆铁路的金口河关村坝一线天工地考察时，看到系着保险索的拼装工人正在将最后的钢梁吊起，灵巧地将大桥两边的半拱跨连成一个整体，连连称赞：“人民创造了历史！”在视察成昆铁路峨边、金口河等车站时，步履矫健，踏着铁路的枕木，来到金口河关村坝隧道察看建设情况。邓小平指示，成昆铁路是三线交通建设的重中之重，要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圆满完成建设任务。
11月12日，邓小平一行乘专列抵达重庆，考察了重庆钢铁厂、建设机床厂、空气压缩机厂和长安机器厂。在视察当时承担大量战备任务的长安机器厂时，邓小平满意地说，干得不错，一定要按照毛主席“要准备打仗”“三线建设要抓紧”的指示，搞好三线建设。在8天时间里，邓小平召集了5次会议，听取三线建设汇报，就重庆南线（长江以南）的军工生产基地、北线（长江以北）的光学仪器和核工业基地、长江沿线的造船基地及配套的研究所等重要项目发表了指导性的意见。
之后，邓小平一行乘坐专列沿着新建成的川黔铁路继续南行，于11月21日抵达贵阳。当天下午，在听取七机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黔北基地建设情况汇报时，邓小平指出：“没有电网是不行的。贵州有煤，火电缺。贵州要很好地规划，要综合利用，各行各业在这里搞多少工厂，要些什么，要多少，怎么解决法，都要有个规划。”“物资供应，粮食供应，生活品供应都要跟上去，要全面规划。”“物资供应只能分地区，不能分部门，尤其是大规模建设的地区，西南、西北两个大三线，一定要这样。”
11月23日，邓小平一行乘坐专列沿贵昆线贵州段抵达刚建成的六盘水关寨车站，接见了铁路建设者，欣然挥笔题写了“关寨站”站名。
11月24日，邓小平来到六枝矿区的地宗矿坑口视察。那時矿区刚开始掘进，连个像样的歇脚地方都没有，邓小平在一个未建成的澡堂里与工人见面，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得知矿区10万职工长期吃不上新鲜蔬菜，他立即让秘书给北京打电话，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几天后，调拨的十几车皮新鲜蔬菜运到了矿区，送上了职工的餐桌。
现场施工负责人汇报了六盘水煤炭基地建成后年产原煤的数量、外调数量及供应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数量。邓小平听后赞许地说，南方大煤炭基地在贵州。接着，邓小平又在火车上听取了关于六盘水矿区建设情况的汇报，高兴地说，看到西南有煤、有铁，就放心了，办好西南的两个大型的联合企业就好了，就有希望了，“六盘水煤矿建设基地很重要，既可满足西南钢铁和动力用煤，又可支援两广（广东、广西），以减少北煤南运”。
邓小平对六盘水的三线建设工作开展之快、职工情绪之高以及他们“三老带三新”（老矿区带新矿区、老矿井带新矿井、老工人带新工人）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他对六盘水这片土地寄予厚望，“这里的潜在条件太好了！”指出：“西南少铁，就不是硬三线。”当余秋里谈到要在盘县搞一个钢铁厂时，邓小平当即予以肯定，说：“可以就地消耗煤。”邓小平以煤为中心，在六盘水发展钢、铁、煤、电及其他配套项目的战略思想，对促进三线建设，特别是对六盘水建设，产生了长远的重要指导作用。
攀枝花钢铁基地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也是邓小平此行考察的重点。当时成昆铁路尚未贯通，交通极为不便。邓小平一行折返成都后，乘飞机抵达西昌，然后乘汽车沿着新建的公路，一路颠簸，抵达攀枝花。 12月1日，邓小平不顾旅途劳顿，登上了兰尖铁矿的最高峰，专门听取关于攀钢的设计规划汇报和建设安排，以及在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12月2日，他听取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攀枝花钢铁基地指挥部总指挥徐驰对攀枝花基地模型沙盘的详细讲解，激动地称赞当地的地理环境真是得天独厚。
当时对钢铁厂选址在攀枝花弄弄坪存在争议，迟迟不能定案。按设计标准，建一个150万吨的钢铁厂至少需要5平方千米平地，可弄弄坪只是一个2.5平方千米的山坡。邓小平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认为在这里建设后方钢铁基地的条件成熟，当即代表中共中央确定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設方案。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设计人员认真制定工作计划，将弄弄坪的山坡爆炸成4个台阶平地，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此种布局，开创了世界钢铁基地建设史上的先例，被誉为“象牙微雕”式的立体大型企业。
12月3日，邓小平一行从西昌乘飞机抵达昆明，考察了昆明钢铁厂、昆明机床厂，听取了云南省委的汇报。12月7日上午，邓小平在昆明主持召开会议，对西南三线建设作进一步部署，重点确定了“两点一线”（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为东西两点，成昆铁路为南北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重点布局，明确提出“煤钢联盟”的战略设想，强调“煤钢联盟，中心还在煤”。他指出：攀钢何时投产，六盘水何时供煤，成昆线何时通车，何时供应多少煤和铁路承担多大运量，三家都要制定和执行相互配合的时间表；要求从六盘水向攀枝花运送煤炭，同时在六盘水建立钢铁厂，利用向攀枝花运煤的返回空车运回铁矿石的“钟摆式”对流关系，还建议在水城、盘县多搞点火电，就地消耗煤。
1970年7月1日，攀枝花首次出铁；也在这一天，成昆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六盘水的煤炭运到攀枝花，攀枝花的钢铁输送到重庆常规武器生产基地。三线建设布局，在这一天被盘活了。
在考察西南三线的建设情况后，1966年3月9日，邓小平开始了大西北三线建设的考察。
邓小平一行第一站来到西安，考察了庆安机械厂、西安飞机制造公司等航空和兵器工业重点项目。邓小平指出，军工厂要向专业化发展，还要做民用的东西，较早提出了“军民融合”的思想。
3月16日，邓小平一行抵达兰州。在甘肃先后考察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和刘家峡水电站工地；召集甘、宁、青、新四省区党委书记会议，听取了工作汇报。
3月17日，在听取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的汇报时，邓小平提出要从解决群众生活用煤入手保护植被。他说，煤矿除大矿技术革命以外，要为开采民用煤设计一套机械。现在小煤矿效率低、煤价贵，老百姓烧不起煤，结果把禾草烧了，把树烧了，搞得草少了，树长不起来，搞多种经营也有困难。
西北三线建设中，酒泉是重点。3月27日，邓小平来到金川镍矿基地，称赞镍矿是个不可多得的“金娃娃”，金川是我国的“聚宝盆”，称赞广大干部工人在戈壁滩上生产出国家急需的镍产品，为祖国争了光。
位于海晏金银滩草原的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承担着中国核试验的重要任务。邓小平视察了核基地模型厅、试验部、生产部、一分厂102车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研制成功，第一颗氢弹研制工作已有了突破性进展。邓小平听完汇报非常满意，高度评价了科技人员的杰出贡献。他说：“你们这里集中了不少尖子，首先要注意保护人，发挥科技工作者的作用。”并欣然为基地题词。
3月31日，邓小平一行回到兰州。当天在听取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关于新疆情况的汇报时，他对西北地区三线建设，从战略上提出了一些意见。之后，他还提出在三线建设的布局和项目选址上，应当给地方以相当的权力。他说，凡是放到西北的中央企业，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在工厂的布局、厂址的选择上，不仅有发言权，而且有很大的决定权。中央部门只是从条条考虑问题，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可以从国防角度、地区角度、厂社结合等方面，统筹考虑。当然，最后要回到中央主管部委去解决。
通过对西南、西北地区三线建设的考察，邓小平对三线建设的战略目标考虑得更全面了。他设想通过搞好“战和结合”，把大小三线建设对战备的作用和对经济建设的作用都发挥出来，推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
决策推进三线建设调整改造
从1966年至1980年的15年间，国家在三线地区共投入几千亿元资金，进行了长时间、大力度的建设，建起了攀枝花、酒泉等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酒泉、西昌卫星发射基地，重庆常规武器制造基地，贵州、陕西飞机制造和电子工业基地，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基地，葛洲坝、刘家峡水利枢纽，成昆、湘黔、襄渝、青藏（西格段）等重要铁路干线等，这些至今仍然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特别是在三线地区研究发展了一批尖端武器装备，为维护国家安全、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产生了重要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到1980年底，三线地区共有国有企业（单位）2.9万个，其中大中型企业（单位）近2000个，形成了巨大的资产存量。盘活这一巨大存量，对于搞好三线建设本身，以及促进中西部乃至全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开始从战略层面考虑三线建设的问题。1978年7月，他在听取五机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机械工业部）负责人汇报时指出，军工产品数量可以搞得少一些，但要把技术搞上去，把质量搞上去；首先提出了小三线的调整改造问题，明确指出，小三线的基础是有了，要考虑如何调整改造，怎么发挥作用。
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是一个三线建设的重点企业。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把二汽放在三线地区，11月，一机部部长段君毅飞抵四川，向正在四川视察三线建设的邓小平请示，是否在新建的襄渝线上选择厂址。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二汽厂址选在鄂西北的十堰。
1980年7月，邓小平从重庆乘船顺江东下视察湖北，主动提出要到二汽去看看。22日，邓小平抵达十堰。当了解到二汽正为“到底是以军用产品为主，还是以民用产品为主”的问题所困扰时，他旗帜鲜明地对二汽厂长黄正夏说，世界大战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打不起来，军品订货少，民品市场大。二汽注意满足军用这是好的，但是从长远、根本看，主要应搞民用的。军队要车，可能第一批要得多，以后就逐渐减少。你们又搞5吨车，又搞8吨车，都是民用的，这很好。这些话为二汽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二汽当即下决心调整，把二汽年产4.5万辆军用车的生产计划大幅度调低到1万辆，把5.5万辆民用载货车大幅度调升到9万辆。
在视察中，邓小平特别赞赏二汽在行业中开展大协作，鼓励竞争，推动联合，进行集团化建设的做法；指出像汽车这样的行业，只有打破“小而全”，鼓励竞争、推动联合、组织大集团，才能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更好地设计和开发新产品。
当时，中西部地区以国防工业为主的三线企业，面临着军品生产任务锐减、生产线閑置、经济效益下降、企业亏损严重等诸多问题，一些企业已经到了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这些企业如何生存、如何发展，邓小平的二汽之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他多次强调：军工企业要走军民结合的道路，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军品优先，军民结合。重点放在平时，至少拿一半转到民用，战时可以转产，这是一个大方针。1982年初，他在与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时，确定了三线军工企业“十六字”发展方针：“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军养民。”
由此，1983年，国务院针对三线建设提出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战略举措，在对部分企业进行关、停、并、转、迁调整的同时，积极采取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各种措施，包括调整企业结构，改革管理体制，促进三线企业走上“保军转民”的二次创业之路。
调整国防工业单一军品生产结构，建设军民结合型企业，成为整个三线调整的切入点，将国防技术广泛应用于化工、机械、电子、通信等诸多领域，核电站、民用飞机、民用船舶、通信导航、气象卫星，生产出具有军工特色、军民兼容的产品，渗透到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由军工企业转产的嘉陵摩托、长安汽车、长虹彩电等一大批名优产品，更是为中国消费者耳熟能详。
三线与一线的结合，在沿海开放地区以及在内地中心城市兴办“窗口”，是三线调整的又一重要内容。截至1990年，三线地区有800多家企业和科研单位在沿海兴办了1200多个“窗口”，起到了信息站、生产技术开发站、经济贸易站和人才培训站的作用，成为三线企业直接参与国际交流和竞争的桥梁。
三线与一线的经济技术合作是在诸如联合扩大紧缺原材料的生产，联合促进电子产品国产化，联合扩大机电产品出口，联合进行技术攻关和相互转让科技成果，联合承包工程等方面展开的。这对于我国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内地经济振兴，推动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加快沿海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达到了互利共赢的目的。
国家有计划地进行三线调整改造，把部分困难企业从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发挥优势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取得良好效果。1992年，民品产值占军工总产值的比重已达到70%，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事实证明，实行军民结合，为国家增加了财富，为企业发展积累了资金，为科技人员开辟了用武之地，同时提高了军民兼容程度和平战转换能力，是一条利国、利军、利民的正确道路。邓小平曾经高度肯定：“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重点区域在中西部地区，三线企业的成功转型为后来西部大开发打下了坚实基础。三线的交通、能源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拓展新的交通干线，建设新的能源基地奠定了基础；三线的水利设施为西部大开发中深度开发水资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三线的大型机械和军工制造能力，为西部大开发的IT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