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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氏骗局”主谋伯纳德·麦道夫落网已经两年。在法律规定的同案相关诉讼最后期限到来之际，负责清算其破产公司资产的托管人欧文·皮卡德近期爆料，麦道夫在其二十多年行骗生涯中，一直有一个“红颜同伙”。她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引诱”诸多金融机构投资麦氏，先后“融资”约91亿美元。
她就是奥地利女银行家索尼娅·科恩。去年12月10日，皮卡德对以她为核心的56名联合被告提起诉讼，要求支付总计196亿美元赔偿。
一对“邪恶双胞胎”
有人把科恩和麦道夫的照片放在一起比照，发现这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长相竟然如双胞胎一般相似。又由于皮卡德在起诉书中说，科恩是麦道夫的“犯罪知己”、“两人的贪婪如出一辙”，于是舆论称之为“邪恶双胞胎”。
不过，在给麦道夫当了20年私人秘书的埃莉诺·斯圭拉利眼里，科恩一点也不“邪恶”。“她很友善，看起来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奶奶。她的穿着打扮一点也不古板，甚至可以说很潮。我记得有一次，她穿了一件毛绒马甲。她总是在服饰上标新立异。”
科恩和麦道夫的关系非同一般。每次科恩从欧洲飞到美国拜访位于曼哈顿的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时，麦道夫都会迫不及待地迎上前，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和一个热吻”，然后关上门，开始私谈。对麦道夫而言，这个女人的每一次到来，都意味着“又有钱送上门来了”。
科恩究竟有何能耐让客户频频上钩？熟悉科恩以及参与案件调查的人员一致认为，她除了是一个富有魅力、极端勤奋的女人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总给人一个印象，“她可以随时随地、毫不费力地与麦道夫取得联系”。
上世纪90年代，麦道夫曾是华尔街的明星股票经纪人，后来又担任纳斯达克主席，在金融圈里颇有名望，很多人都渴望巴结上他，并投资其事业。科恩抓住了这一心态，在与潜在客户打交道时，常常“不经意地”让对方知道，她有麦道夫的私人手机号码；她会当着客人的面，随手拨个电话，与麦道夫相谈甚欢；或者，她干脆挑明了说：“要与麦道夫搭上关系很难，但我可以帮你。”正是凭借与麦道夫“无与伦比的私交”，加上自己的欧洲背景，科恩为“旁氏骗局”开辟了广阔的“欧洲市场”。
麦道夫给科恩有不菲的回报。起诉书称，科恩从麦道夫手中共获得至少6200万美元回扣。与科恩为麦道夫拉来的巨资相比，这点回扣似乎不成比例。但科恩乐得这样的安排，因为她只负责“牵线搭桥”，具体投资，由客户们自己和麦道夫谈。
麦道夫在2008年12月11日向儿子承认罪行并决定接受法律制裁之前，销毁了所有支付科恩回扣的文件和凭证。但他显然不知道，有一名雇员悄悄地保留了相关复印件，并把它们交给了警方。当破产公司托管方去监狱调查科恩涉案情况时，麦道夫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资料。
“华尔街的奥地利女人”
科恩1948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父母是东欧难民。作为信仰标志，她始终戴着一个类似法官帽的红色假发。1970年，她与厄文·科恩结婚，两人做了一段时间进出口生意，1983年移居美国纽约。
1985年，通过证券从业人员资质考试的科恩加盟美林证券。一名同事回忆说：“科恩总是在寻找能让她发财的机会。她被贪欲和权力激励着，千方百计接触富人。”正是在这个时期，她经人介绍，认识了麦道夫。
1987年，科恩开了一家小型经纪公司，帮麦道夫寻找潜在客户。1994年，她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维也纳，在那里开办了梅迪西银行，并逐渐赢得声誉。科恩的丈夫厄文原是一个银行家，在他的帮助下，科恩广结俄罗斯、乌克兰和以色列富商，甚至与财大气粗的阿拉伯投资商交往频繁。科恩的一个朋友说：“厄文是科恩的引路人，而科恩很快就成了行家里手。她谈的都是大生意。”
曾与科恩多次打交道的纽约资深沟通顾问柯蒂斯·霍克斯特说：“科恩争强好胜，一旦提出要求，不容对方拒绝。她很强势。”
梅迪西银行在维也纳的总部只有16名雇员，位于维也纳歌剧院附近一座不起眼的楼里，其米兰分支机构距离著名的史卡拉歌剧院也只有3个街区。她这样选址，是为了打造一个“品位女人”的形象。梅迪西银行的营销手册装帧精美，用红色皮革包装，里面印有福特、丘吉尔、爱迪生和苏格拉底等名人的肖像和名言。为了让前苏联国家的富翁也慷慨解囊，她特意出了俄语版营销手册。手册如此描述科恩：“她流利掌握五国语言，拥有欧洲价值观，同时深谙纷繁复杂的美国金融门道。”她在美国则有一个更响亮的标签——“华尔街的奥地利女人”。
科恩一直致力于为麦道夫打开欧洲局面。1991年，她与时任奥地利银行资产管理主管的斯特凡·扎波托茨基成为好朋友。后者开设了银行与麦道夫往来的第一个直接账户。后来，扎波托茨基担任维也纳证券交易所联合首席执行官，他有意在迪拜和上海创办合资企业从事证券交易，而麦道夫也盼望着有中东和中国的新客户加盟他的“伟业”。于是，科恩继续为两人穿针引线，并因此与奥地利前任财政部长和经济官员往来甚密。
奥地利银行是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当它购买梅迪西银行25%的股权后，科恩声名鹊起。后来，奥地利银行被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收购，科恩随之打入意大利市场。她经常出资赞助意大利及其他国家的慈善活动，在觥筹交错中结交了诸多欧洲名流和富豪。在她眼里，他们都是潜在客户。分析人士称，金融机构频频青睐梅迪西银行，其实也是想利用它打通与麦道夫的渠道。
可惜，当初削尖脑袋要攀麦道夫“高枝”的机构和个人，如今纷纷成为起诉书中的被告。他们现在最想做的，大概就是千方百计撇清与麦道夫的瓜葛。
她到底在哪里？
自从“麦道夫帝国”崩塌之后，科恩再也没有回过美国，甚至没有见过她的女儿丽娜和女婿莫舍。他们目前居住在科恩当年刚到纽约时购买的老宅里，位于一个非常正统的犹太人社区。
皮卡德起诉科恩利用丈夫、母亲和子女隐藏资产。当丽娜被破产公司托管人要求出庭作证时，她“500多次”引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沉默权不予合作；其丈夫莫舍则“135次”使用这一权利。
科恩在公众视线中消失了。有人说，她是出于尴尬；也有人说，她是因为害怕。在她的客户中，有一个令人担忧的群体——俄罗斯寡头，他们通过梅迪西银行，总共向麦道夫投资了约21亿美元。据科恩的几个朋友回忆，科恩在得知麦道夫被捕之后，曾表示过担忧，害怕俄罗斯投资商对她实施报复。
2009年4月，科恩接受维也纳公诉人长达6个小时的讯问，在场的还有来自美国的两名麦道夫案件检察官、两名奥地利金融市场委员会官员和奥地利调查人员。根据记录，科恩的开场白是：“我没有罪。我是5个孩子的母亲，是24个孙子孙女的祖母。”现场一名人士说，她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受害者，尽量让自己与麦道夫案无关。
此后，科恩回避一切采访，即使在她的国际律师辩护团发表声明为其“正名”之后，她也没有发表只言片语。
没有人知道她现在在哪儿。有记者去她在麦道夫案发之前常住的苏黎世住所找她，她不在。有人说，她已经躲到以色列，藏身于一群虔诚的犹太教徒中。也有人说，她其实并没有离开她的“大本营”维也纳，只是当年这个曾因“促进国家经济繁荣”而从奥地利总统手中领取过奖杯的女人，现在选择了“地下生活”。
在这座城市里，昔日的梅迪西银行，铜字招牌已经被摘除。她每次来维也纳必定入住的萨赫酒店，再也找不到她的身影。就这样，她大隐隐于市。也难怪，就像传说中的那样，维也纳是一个连间谍都感到安全的城市。
（据《南风窗》尚之/文）
她就是奥地利女银行家索尼娅·科恩。去年12月10日，皮卡德对以她为核心的56名联合被告提起诉讼，要求支付总计196亿美元赔偿。
一对“邪恶双胞胎”
有人把科恩和麦道夫的照片放在一起比照，发现这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长相竟然如双胞胎一般相似。又由于皮卡德在起诉书中说，科恩是麦道夫的“犯罪知己”、“两人的贪婪如出一辙”，于是舆论称之为“邪恶双胞胎”。
不过，在给麦道夫当了20年私人秘书的埃莉诺·斯圭拉利眼里，科恩一点也不“邪恶”。“她很友善，看起来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奶奶。她的穿着打扮一点也不古板，甚至可以说很潮。我记得有一次，她穿了一件毛绒马甲。她总是在服饰上标新立异。”
科恩和麦道夫的关系非同一般。每次科恩从欧洲飞到美国拜访位于曼哈顿的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时，麦道夫都会迫不及待地迎上前，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和一个热吻”，然后关上门，开始私谈。对麦道夫而言，这个女人的每一次到来，都意味着“又有钱送上门来了”。
科恩究竟有何能耐让客户频频上钩？熟悉科恩以及参与案件调查的人员一致认为，她除了是一个富有魅力、极端勤奋的女人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总给人一个印象，“她可以随时随地、毫不费力地与麦道夫取得联系”。
上世纪90年代，麦道夫曾是华尔街的明星股票经纪人，后来又担任纳斯达克主席，在金融圈里颇有名望，很多人都渴望巴结上他，并投资其事业。科恩抓住了这一心态，在与潜在客户打交道时，常常“不经意地”让对方知道，她有麦道夫的私人手机号码；她会当着客人的面，随手拨个电话，与麦道夫相谈甚欢；或者，她干脆挑明了说：“要与麦道夫搭上关系很难，但我可以帮你。”正是凭借与麦道夫“无与伦比的私交”，加上自己的欧洲背景，科恩为“旁氏骗局”开辟了广阔的“欧洲市场”。
麦道夫给科恩有不菲的回报。起诉书称，科恩从麦道夫手中共获得至少6200万美元回扣。与科恩为麦道夫拉来的巨资相比，这点回扣似乎不成比例。但科恩乐得这样的安排，因为她只负责“牵线搭桥”，具体投资，由客户们自己和麦道夫谈。
麦道夫在2008年12月11日向儿子承认罪行并决定接受法律制裁之前，销毁了所有支付科恩回扣的文件和凭证。但他显然不知道，有一名雇员悄悄地保留了相关复印件，并把它们交给了警方。当破产公司托管方去监狱调查科恩涉案情况时，麦道夫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资料。
“华尔街的奥地利女人”
科恩1948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父母是东欧难民。作为信仰标志，她始终戴着一个类似法官帽的红色假发。1970年，她与厄文·科恩结婚，两人做了一段时间进出口生意，1983年移居美国纽约。
1985年，通过证券从业人员资质考试的科恩加盟美林证券。一名同事回忆说：“科恩总是在寻找能让她发财的机会。她被贪欲和权力激励着，千方百计接触富人。”正是在这个时期，她经人介绍，认识了麦道夫。
1987年，科恩开了一家小型经纪公司，帮麦道夫寻找潜在客户。1994年，她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维也纳，在那里开办了梅迪西银行，并逐渐赢得声誉。科恩的丈夫厄文原是一个银行家，在他的帮助下，科恩广结俄罗斯、乌克兰和以色列富商，甚至与财大气粗的阿拉伯投资商交往频繁。科恩的一个朋友说：“厄文是科恩的引路人，而科恩很快就成了行家里手。她谈的都是大生意。”
曾与科恩多次打交道的纽约资深沟通顾问柯蒂斯·霍克斯特说：“科恩争强好胜，一旦提出要求，不容对方拒绝。她很强势。”
梅迪西银行在维也纳的总部只有16名雇员，位于维也纳歌剧院附近一座不起眼的楼里，其米兰分支机构距离著名的史卡拉歌剧院也只有3个街区。她这样选址，是为了打造一个“品位女人”的形象。梅迪西银行的营销手册装帧精美，用红色皮革包装，里面印有福特、丘吉尔、爱迪生和苏格拉底等名人的肖像和名言。为了让前苏联国家的富翁也慷慨解囊，她特意出了俄语版营销手册。手册如此描述科恩：“她流利掌握五国语言，拥有欧洲价值观，同时深谙纷繁复杂的美国金融门道。”她在美国则有一个更响亮的标签——“华尔街的奥地利女人”。
科恩一直致力于为麦道夫打开欧洲局面。1991年，她与时任奥地利银行资产管理主管的斯特凡·扎波托茨基成为好朋友。后者开设了银行与麦道夫往来的第一个直接账户。后来，扎波托茨基担任维也纳证券交易所联合首席执行官，他有意在迪拜和上海创办合资企业从事证券交易，而麦道夫也盼望着有中东和中国的新客户加盟他的“伟业”。于是，科恩继续为两人穿针引线，并因此与奥地利前任财政部长和经济官员往来甚密。
奥地利银行是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当它购买梅迪西银行25%的股权后，科恩声名鹊起。后来，奥地利银行被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收购，科恩随之打入意大利市场。她经常出资赞助意大利及其他国家的慈善活动，在觥筹交错中结交了诸多欧洲名流和富豪。在她眼里，他们都是潜在客户。分析人士称，金融机构频频青睐梅迪西银行，其实也是想利用它打通与麦道夫的渠道。
可惜，当初削尖脑袋要攀麦道夫“高枝”的机构和个人，如今纷纷成为起诉书中的被告。他们现在最想做的，大概就是千方百计撇清与麦道夫的瓜葛。
她到底在哪里？
自从“麦道夫帝国”崩塌之后，科恩再也没有回过美国，甚至没有见过她的女儿丽娜和女婿莫舍。他们目前居住在科恩当年刚到纽约时购买的老宅里，位于一个非常正统的犹太人社区。
皮卡德起诉科恩利用丈夫、母亲和子女隐藏资产。当丽娜被破产公司托管人要求出庭作证时，她“500多次”引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沉默权不予合作；其丈夫莫舍则“135次”使用这一权利。
科恩在公众视线中消失了。有人说，她是出于尴尬；也有人说，她是因为害怕。在她的客户中，有一个令人担忧的群体——俄罗斯寡头，他们通过梅迪西银行，总共向麦道夫投资了约21亿美元。据科恩的几个朋友回忆，科恩在得知麦道夫被捕之后，曾表示过担忧，害怕俄罗斯投资商对她实施报复。
2009年4月，科恩接受维也纳公诉人长达6个小时的讯问，在场的还有来自美国的两名麦道夫案件检察官、两名奥地利金融市场委员会官员和奥地利调查人员。根据记录，科恩的开场白是：“我没有罪。我是5个孩子的母亲，是24个孙子孙女的祖母。”现场一名人士说，她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受害者，尽量让自己与麦道夫案无关。
此后，科恩回避一切采访，即使在她的国际律师辩护团发表声明为其“正名”之后，她也没有发表只言片语。
没有人知道她现在在哪儿。有记者去她在麦道夫案发之前常住的苏黎世住所找她，她不在。有人说，她已经躲到以色列，藏身于一群虔诚的犹太教徒中。也有人说，她其实并没有离开她的“大本营”维也纳，只是当年这个曾因“促进国家经济繁荣”而从奥地利总统手中领取过奖杯的女人，现在选择了“地下生活”。
在这座城市里，昔日的梅迪西银行，铜字招牌已经被摘除。她每次来维也纳必定入住的萨赫酒店，再也找不到她的身影。就这样，她大隐隐于市。也难怪，就像传说中的那样，维也纳是一个连间谍都感到安全的城市。
（据《南风窗》尚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