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
　　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
　　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王令《暑旱苦热》
　　在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里，董斜川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把地理名词来包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王广陵——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二谷：李昌谷，黄山谷。四山：李义山，王半山，陈后山，元遗山。可是只有一原，陈散原。”
　　董斜川所说的这些诗人，我们其实并不陌生：杜甫（号少陵野老），梅尧臣（宣城人，宣城古称宛陵），李贺（家居昌谷），黄庭坚（号山谷老人），李商隐（字义山），王安石（号半山老人），陈师道（号后山居士），元好问（号遗山），陈三立（号散原）。
　　至于王广陵，就不是那么为人熟知了。钱锺书先生想必是考虑到这个情况，所以在书里安排董斜川说出这么一句：“知道这个人么？”
　　这个人就是北宋的王令，字逢原，广陵（今扬州）人，是以世称王广陵。王令是王安石的挚友，有意用世，但不肯走科举路辙以遂志，不幸短命，27岁就去世了。王安石很悲痛，写了不少诗悼念他，非常感人，从“行藏已许终身共，生死那知半路分”、“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这些句子里，可见两人相得之状。
　　这首《暑旱苦热》，是王令的代表作。诗写的是夏天之酷热，开头两句“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令人耳目一新，尤其一个“屠”字，简直有点令人侧目。至于后面的“手提天下”之表述，也让人咋舌。
　　不过，此诗整体上的述意并不特别：倘若不能使天下脱离火热之中，即使我能够前往凉快之地，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诗里说这些话，无疑显得头巾气重了些，是不讨喜的做法。
　　在《宋诗选注》里，钱锺书先生这样评价王令的诗：“他受韩愈、孟郊、卢仝的影响很深，词句跟李觏的一样创辟，而口气愈加雄壮，仿佛能够昂头天外，把地球当皮球踢着似的，大概是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了。运用语言不免粗暴，而且词句尽管奇特，意思却往往在那时候都要认为陈腐，这是他的毛病。”
　　钱锺书先生这番话，确实击中了王令诗的要害。事实上，王令在诗歌上的影响，难以与杜甫、李商隐、王安石等人并肩。董斜川之言，不过是小说人物的率尔之论罢了。
　　不过，一个人身上的缺点，往往与其优点是同一样东西。王令的诗，其特具价值之处——或者说对后学的一大启示——恰恰就在气概阔大、语言粗暴这些毛病上。
　　朱子有一个关于读书方法的论述：“骤进二字，最下得好，须是如此。若进得些子，或进或退，若存若亡，不济事。如用兵相杀，争得些儿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济事。须大杀一番，方是善胜。为学之要，亦是如此。”
　　这个说法，相当有意思。朱子并不赞同那种从容的读书方法，而是主张：“譬之煎药，须是以大火煮滚，然后以慢火养之。”
　　王令写诗，口气雄壮、语言生硬，迥异于他人的做派。这种路径有一个好處，那就是避免堕入雕琢华辞这个小天地里。不以寻常的诗人自期，王令是在开拓自己的规模。
　　这是不是与朱子所提倡的“大杀一番”、“大火煮滚”思想，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任何一个领域发展到一定程度，在有其成绩的同时，必然也有许多成法。许多人陷溺于各种成法里不得出，这或许是才力使然。有一部分人，则不甘心以己徇物，在继承成法时，不会在里面逗留太久，甚至会挑战一些成法，不经意间或能辟出一个新局面。唐诗的辉煌，以及宋诗的有成，都有赖于这一类人的贡献。
　　从人生痕迹来看，王令无疑是这种“想做出点什么”的人。可惜他去世得早，只展现出了“大火煮滚”，还没做到“慢火养之”，如果他活到王安石那个年纪，当会在文学上有非常特别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