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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近百万字的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调查报告即将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位于陕西省杨凌区——中国惟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这份调查报告是由106名博士，在集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调研上万农产的基础上精心撰写而成的，调研方向包括农村基层政权、减负增收、医疗教育文化、退耕还林和打工者权益等近10个热点问题。”5月12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常务副院长侯军岐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透露，“这份报告除公开出版外，还将呈送高层决策者。”
侯军岐已为这本即将出版的调查报告起子一个名字：《博士十策》。“我们的博士通过与农民和基层官员面对面的交流，搜集到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希望能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建言献策，为实现社会和谐贡献力量。”
在此之前，有农业经济管理、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园艺等专业学科的 106名博士，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派往陕西的农村。这个被校方称为“百名博士访三农”的活动，被博士们形象地称为“上山下乡”。
农民不是不愿意讲真话
谈到这次“博士访三农”活动的起因时，侯军岐说，“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缺少的不是理念和方法，而是第一手的基层情况。解决‘三农问题’如同病人看病；病把握不准，再好的‘药方子’也没用。”
2月21日，筹备了半年之久的“百名博士访三农”活动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启动，首批30名博士奔赴陕西的宝鸡、汉中、商洛和安康。
“以前关于三农问题只是一个观念，只是一个概念，这次下去之后，感觉到了责任。”在读博士王秀娟深有感触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虽然去之前早有心理准备，但下去之后发现，一些农村的贫困现状还是让人触目惊心。”
2月23日是农历的元宵节，王秀娟把带去的元宵和走访的村民一起煮着吃，“有一个男村民，吃着吃着眼泪就掉在碗里了，说他一辈子还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听得我们心里特别沉重，也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博士们和村民同吃同住。“我住在村长家，村长家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但没有多余的被子，我和村长媳妇盖一床被子。”王秀娟说。
陕西省柞水县瓦房口乡党委书记万维勤对这次“博士访三农”活动“感到非常惊喜”，“现在—些上级领导来农村视察情况，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农村有好多地方是需要步行才能到达的，但有几个领导能深入到这些地方去呢?顶多是车能开到哪儿就调研到哪里，会导致调研不够真实和全面。”
一个让万维勤感受深刻的事情是，“现在好多希望小学的选址都是在车能开到的地方，而真正在最贫困最需要帮助的深山里，希望小学却没有几个。”
“好多人有顾虑，担心我们的调查不会得到农民的配合。这是毫无道理的，农民是不敢向他的县官、乡官讲真话，而不是不愿意讲真话。”侯军岐说。
“这次活动对帮助政府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有益的补充。”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助理巡视员梦熊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评价说。据了解，陕西省省长陈德铭对此次活动曾作出批示：这应该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调研活动，既可使政府从一个侧面了解行政工作的进展晴况和存在的不足，又可使博土们在实践中受到一次国情教育。
“这是一场求解‘三农’问题的民间实验。”华商报社执行总编辑孙晓冰认为。此次“百名博土访三农”活动由华商报社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同策划，《华商报》对此次活动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后税费时代的农村需求
“我们在调研途中，经常会被农民拦住，咨询一些问题，有好多农民还找到我们的住处问我们，问的有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种植前景等，农民对科技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博士生刘天军说。
让刘天军感到疑惑的是，每个县乡都设有农技站，但很多人什么也不懂，“我向农民发了1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98份，73份显示农产很需要科技人员，但没有科技人员下去为他们服务。”
商洛市新田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经理李元在听说“百名博土访三农”的活动后，专门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邀请博士生到他的企业去看一看：“我们的企业在运作过程中总感觉力不从心，想请博土从更高更深层次指导。”
李元毫不隐讳地说，当地政府每年都有好多科技下乡的活动，“但大多是刷刷标语，或者在大街上摆个桌子宣传一下，流于形式。”
对此，柞水县瓦房口乡党委书记万维勤解释说：“乡镇干部的素质比较差，知识层次老化，信息落后，科技人员缺少，这些差异直接限制了经济发展。”
李元向《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真事：“某县农业局的一位领导对农业一窍不通，有一年冬天下大雪，这位领导十万火急地给各乡镇领导打电话质问，‘下这么大的雪，把麦苗冻死怎么办?你们采取了哪些防护措施?”’
“农村现在非常需要科技人才，尤其是农业税减免之后，农村的发展有了更大的利润空间。但现在好多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把自己可以致富的土地放弃了，合本求末，因为从土地上他们得不到更多的收益。如何利用科技增收，这是目前解决农民收入的一个瓶颈。”
《瞭望东方周刊》在2004年9月采访宁夏回族自治区撤销陶乐县建制一事时发现，这个总人口仅3．2万人的小县城，竟然有2300多人吃财政饭的，而在政府各部门严重超编的同时，却是各乡镇农业科技人员的严重缺编。
“综观中国农村历次变革，政策从基层来，从实践中来。”“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称，“所以后税费时代的中国农村需要更多的精英知识分子深入农村，与农民相结合，学习农民的创造力，发现农村的潜力，与农民协作，总结经验教训，寻找农业问题的综合解决之道。”
不过，侯军岐认为；“大学要成为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我感觉难为了大学，大学的利益源在哪里?教师的利益源又在哪里?社会责任感要和利益对接起来。”据介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学生只有不到30％到了农业岗位上，而真正专业对口的不到10％。
高教改革尝试
在读博土生王秀娟目前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副主任，1996年留校，主要教授课程为《农产品贸易》，“以前讲到农村时只是泛泛来说，现在就有具体的事例了，”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百名博土访三农”活动开展的同时，中国农业大学也开展了“红色1 +1”科技行动，学校12个博土研究生党支部与北京市密云县12个村党支部共建， 100名博土生进村，1个党支部带动—个村庄，一名博士生帮扶1个农产。
“学校还从这些党员博土生中选聘6人到密云县挂职，分别任农委、科委等部门副处级干部。”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秘书王海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王目前挂职密云县任县长助理。
王海滨称，中国农业大学目前已有多名教授或在读博士生到地方挂职，如在云南红河州有1名副州长和6名副县长，在河南开封有1名副市长和6名副县长，“最近河北涿州市委又到学校联系，希望有人到当地挂职。”
据称，教育部曾对两所农业院校组织的瞎士下农村活动给予充分的肯定。教育部办公厅编发的一份《简报》对此评述称，“推动农业科技教育与农业生产实际相结合，切实加强学生实践教育。”
“现代社会对知识和智慧的依赖性很高，漠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者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漠视。应用学科的研究者有责任去解答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说。
“这份调查报告是由106名博士，在集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调研上万农产的基础上精心撰写而成的，调研方向包括农村基层政权、减负增收、医疗教育文化、退耕还林和打工者权益等近10个热点问题。”5月12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常务副院长侯军岐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透露，“这份报告除公开出版外，还将呈送高层决策者。”
侯军岐已为这本即将出版的调查报告起子一个名字：《博士十策》。“我们的博士通过与农民和基层官员面对面的交流，搜集到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希望能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建言献策，为实现社会和谐贡献力量。”
在此之前，有农业经济管理、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园艺等专业学科的 106名博士，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派往陕西的农村。这个被校方称为“百名博士访三农”的活动，被博士们形象地称为“上山下乡”。
农民不是不愿意讲真话
谈到这次“博士访三农”活动的起因时，侯军岐说，“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缺少的不是理念和方法，而是第一手的基层情况。解决‘三农问题’如同病人看病；病把握不准，再好的‘药方子’也没用。”
2月21日，筹备了半年之久的“百名博士访三农”活动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启动，首批30名博士奔赴陕西的宝鸡、汉中、商洛和安康。
“以前关于三农问题只是一个观念，只是一个概念，这次下去之后，感觉到了责任。”在读博士王秀娟深有感触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虽然去之前早有心理准备，但下去之后发现，一些农村的贫困现状还是让人触目惊心。”
2月23日是农历的元宵节，王秀娟把带去的元宵和走访的村民一起煮着吃，“有一个男村民，吃着吃着眼泪就掉在碗里了，说他一辈子还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听得我们心里特别沉重，也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博士们和村民同吃同住。“我住在村长家，村长家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但没有多余的被子，我和村长媳妇盖一床被子。”王秀娟说。
陕西省柞水县瓦房口乡党委书记万维勤对这次“博士访三农”活动“感到非常惊喜”，“现在—些上级领导来农村视察情况，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农村有好多地方是需要步行才能到达的，但有几个领导能深入到这些地方去呢?顶多是车能开到哪儿就调研到哪里，会导致调研不够真实和全面。”
一个让万维勤感受深刻的事情是，“现在好多希望小学的选址都是在车能开到的地方，而真正在最贫困最需要帮助的深山里，希望小学却没有几个。”
“好多人有顾虑，担心我们的调查不会得到农民的配合。这是毫无道理的，农民是不敢向他的县官、乡官讲真话，而不是不愿意讲真话。”侯军岐说。
“这次活动对帮助政府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有益的补充。”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助理巡视员梦熊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评价说。据了解，陕西省省长陈德铭对此次活动曾作出批示：这应该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调研活动，既可使政府从一个侧面了解行政工作的进展晴况和存在的不足，又可使博土们在实践中受到一次国情教育。
“这是一场求解‘三农’问题的民间实验。”华商报社执行总编辑孙晓冰认为。此次“百名博土访三农”活动由华商报社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同策划，《华商报》对此次活动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后税费时代的农村需求
“我们在调研途中，经常会被农民拦住，咨询一些问题，有好多农民还找到我们的住处问我们，问的有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种植前景等，农民对科技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博士生刘天军说。
让刘天军感到疑惑的是，每个县乡都设有农技站，但很多人什么也不懂，“我向农民发了1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98份，73份显示农产很需要科技人员，但没有科技人员下去为他们服务。”
商洛市新田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经理李元在听说“百名博土访三农”的活动后，专门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邀请博士生到他的企业去看一看：“我们的企业在运作过程中总感觉力不从心，想请博土从更高更深层次指导。”
李元毫不隐讳地说，当地政府每年都有好多科技下乡的活动，“但大多是刷刷标语，或者在大街上摆个桌子宣传一下，流于形式。”
对此，柞水县瓦房口乡党委书记万维勤解释说：“乡镇干部的素质比较差，知识层次老化，信息落后，科技人员缺少，这些差异直接限制了经济发展。”
李元向《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真事：“某县农业局的一位领导对农业一窍不通，有一年冬天下大雪，这位领导十万火急地给各乡镇领导打电话质问，‘下这么大的雪，把麦苗冻死怎么办?你们采取了哪些防护措施?”’
“农村现在非常需要科技人才，尤其是农业税减免之后，农村的发展有了更大的利润空间。但现在好多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把自己可以致富的土地放弃了，合本求末，因为从土地上他们得不到更多的收益。如何利用科技增收，这是目前解决农民收入的一个瓶颈。”
《瞭望东方周刊》在2004年9月采访宁夏回族自治区撤销陶乐县建制一事时发现，这个总人口仅3．2万人的小县城，竟然有2300多人吃财政饭的，而在政府各部门严重超编的同时，却是各乡镇农业科技人员的严重缺编。
“综观中国农村历次变革，政策从基层来，从实践中来。”“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称，“所以后税费时代的中国农村需要更多的精英知识分子深入农村，与农民相结合，学习农民的创造力，发现农村的潜力，与农民协作，总结经验教训，寻找农业问题的综合解决之道。”
不过，侯军岐认为；“大学要成为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我感觉难为了大学，大学的利益源在哪里?教师的利益源又在哪里?社会责任感要和利益对接起来。”据介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学生只有不到30％到了农业岗位上，而真正专业对口的不到10％。
高教改革尝试
在读博土生王秀娟目前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副主任，1996年留校，主要教授课程为《农产品贸易》，“以前讲到农村时只是泛泛来说，现在就有具体的事例了，”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百名博土访三农”活动开展的同时，中国农业大学也开展了“红色1 +1”科技行动，学校12个博土研究生党支部与北京市密云县12个村党支部共建， 100名博土生进村，1个党支部带动—个村庄，一名博士生帮扶1个农产。
“学校还从这些党员博土生中选聘6人到密云县挂职，分别任农委、科委等部门副处级干部。”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秘书王海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王目前挂职密云县任县长助理。
王海滨称，中国农业大学目前已有多名教授或在读博士生到地方挂职，如在云南红河州有1名副州长和6名副县长，在河南开封有1名副市长和6名副县长，“最近河北涿州市委又到学校联系，希望有人到当地挂职。”
据称，教育部曾对两所农业院校组织的瞎士下农村活动给予充分的肯定。教育部办公厅编发的一份《简报》对此评述称，“推动农业科技教育与农业生产实际相结合，切实加强学生实践教育。”
“现代社会对知识和智慧的依赖性很高，漠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者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漠视。应用学科的研究者有责任去解答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