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全民抗战时期，儿童也是抗战中被宣传动员的重要对象。“中国儿童号”献机事件是全面抗战后全国儿童共同参与的集体性事件，具有儿童群体在抗战中被宣传鼓动用行动抗日爱国的代表性。不同类型的报刊都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和宣传，《抗战儿童》还出刊《儿童号献机特辑》对广大儿童进行宣传鼓动。以此事件为例，通过对比解读不同类型媒体对此事件报道的文本，可以分析战时媒体对儿童抗战动员活动的宣传鼓动特点和意义。
关键词：抗战 献机 宣传鼓动 儿童
抗日战争时期，在媒介的舆论宣传中，儿童被当作抗战的小战士，他们的战场在大后方，媒体从中起到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不仅是宣传者，儿童期刊更是成为媒体中组织和动员儿童进行爱国抗日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中国儿童号”献机活动是全面抗战后广大儿童共同参与的集体事件，具有集中体现儿童群体在抗战中用行动参与抗日的代表性。其中《抗战儿童》作为抗战时期在大后方较为有影响力的儿童杂志，出版特刊《儿童号献机特辑》，对儿童参与献机进行宣传鼓动，而对于这同一事件，其他报刊媒体也有不少报道和宣传。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梳理和比较，可以了解“中国儿童号”献机事件的由来，判定宣传鼓动目的的一致性，分析各种媒体对于战时儿童参与抗战的宣传鼓动方式与效果。
一、“中国儿童号”献机的背景
“九一八”之后，面对日本空军的轰炸，国人意识到“无防空无国防”，由政府组织、民间自发的各种募捐购机活动繁多，其中已有儿童献机。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发展空军力量，支持空军抗战，我国民众开展了一次次的捐款购机活动。儿童也参与其中，筹募捐献“中国儿童号”。
“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早在1938年4月就已经开始。1938年4月4日儿童节时，重庆市江（北）、巴（縣）全体小学生两万六千人，及儿童劳动服务团一千零八十人、慈幼院六百人{1}发起筹募“中国儿童号”飞机的活动，并成立了儿童号飞机全国筹备会。叶圣陶曾在1938年4月20日第5期的《少年先锋》中撰写《“中国儿童号”》一文，号召儿童读者积极参与到此次飞机募捐活动之中。在该文中，叶圣陶引用了一段该活动发起人向全国小朋友发出的通电，活动计划“预备以今年的十月十日，我们亲爱的‘国庆日’，作为我们完成‘中国儿童号’飞机的纪念日”{2}。但是这次的募捐并没有成功，后来有文章回忆：“‘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我记得在武汉还未撤退前，已有着一些儿童团体在提议了，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没有成功。”{3}但这次筹募没有成功，指的应是最终没有购买成价格较贵的战斗机，有文献记载，在1940年4月，贵州儿童响应此次筹募号召，将他们筹募到的一万一千七百多元购买了数架滑翔机，并命名“贵州儿童号”。这距最初重庆江、巴小学生号召此活动的时间已过两年，也表明对于没有劳动收入的儿童，通过募捐购买飞机是一个集腋成裘的长期过程。
到1940年，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献机运动时，“中国儿童号”筹募活动被湖南晃县的儿童工作团体又重新提起，并被一些儿童团体响应。在《抗战儿童》所刊登的《对“儿童号”献机运动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提道：“在现在正当全国献机运动展开的时候，‘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又被现在一般儿童团体及小朋友注意起来了，首先提出这问题的是湖南晃县儿童工作团，接着现在在桂林、重庆等地的儿童团体，他们也积极地在准备为‘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工作了，如像浙江碧湖的儿童剧团、重庆的孩子剧团等……”{4}与此同时，湖南衡阳陶淑小学全体学生也发起筹募“儿童号”飞机的活动，并号召全国小朋友共同参与。“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自湖南开始后很快得到响应，四川、广西、浙江等地的儿童团体都响应起来，各地的儿童都被动员参与到献机运动之中。
二、不同媒介对“中国儿童号”献机的宣传鼓动
（一）政府政令的强制性要求
“中国儿童号”献机活动是在国民政府提出献机运动的大背景下开展起来的，因此它并不是单纯的民间群众自发性组织的活动，地方政府在此次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1941年3月出版的第1043期《广西省政府公报》中，有文表示《桂林市各级基础学校实施生产募捐儿童号飞机办法》审核通过，并让各县按照该办法照办。该办法认为，生产教育是教育的骨干，爱国教育是教育的灵魂，为使儿童对爱国家、爱民族，以及增加生产有切实而宏达的认识和贡献，以“儿童号”飞机献金为号召，以爱国教育加强生产教育，以生产教育充实爱国教育，而提议各中心学校召集各级学校教师职员及学生自治会组织“增加工艺（或农业）生产品筹募儿童号飞机委员会”，{5}通过农业生产、工艺生产或生产品义卖等筹集献金。作为公布政府政策法令等政府相关决策的媒介，《广西省政府公报》中所刊登的该办法，表明了在“中国儿童号”献机的宣传鼓动过程中，以政府为代表的行政机构以学校为中介作为强权实施的工具，通过教育政策的规定，使得生产义卖成为学校课程教育的一部分，并将之作为学校实现献金的主要来源。不仅在宏观的方向上进行了政策规定，在具体实施细节上，政府法令更是对学校募捐的方法和金额明令细节。该办法规定每位学生的献金收入应达到一定标准：前期班每人五元，后期班每人十元，高级班每人十五元。各人、各班进行比赛，献金若超出以上标准学校应给予奖励。经过考核，若学生生产及献捐成绩不及者不准升级或毕业，如教师指导不力则政府查明后进行处分。{6}这种通过对募捐金额进行强制性赏罚分明的规定，使用恐惧诉求和物质诱因的宣传鼓动方式，更加表明了在此次儿童参与献机运动进行献金的过程中，政府强权在其中扮演了不可被忽略的角色。
在抗战之时，正常生产被破坏，儿童群体的收入更是微薄。捐献飞机作为需要大笔资金投入之事，儿童作为“儿童号”飞机的捐献主体，其捐献难度更是巨大。地方政府为实现中央政府的号召，通过政令进行奖罚分明的强制性规定，对这种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通过生产教育以募捐的献金模式，儿童虽有爱国之心，但在献金中更多处于被动的位置。 儿童期刊的宣传鼓动，是要儿童自愿参与到筹募献机中来，通过介绍儿童自己发起节省零用钱、不吃糖果、节食等方法以储金募购飞机的倡议和行动，将节省下的钱捐献用于购机。为实现这一宣传目的，儿童期刊向读者介绍并建议各种筹募献金的方法。媒体对受众进行宣传，首先要满足受众对于获得新闻的需要。虽然是儿童期刊，但它也注重通过刊登儿童积极主动参与献机的新闻，以激励儿童读者共同参与其中。如《儿童月刊》中曾刊载新闻：“驻襄阳的行政院服务团第四队，及振委会襄阳总站附设的两个小学，于防空节后节食三日，积款五千元，响应‘中国儿童号’购机运动，并发动第X战区儿童一致响应该项运动。”{13}但是儿童本身不参与社会生产，他们仅通过节省自身花费能够捐献的现金非常有限，因此儿童期刊更多地号召儿童发挥孩子的优势，通过游艺募捐、献金、义卖等多种形式进行筹款。戏剧演出是儿童最普遍采用的募捐方式。在“儿童号”献机宣传大纲之致全国小朋友书中，献机筹备会就对儿童呼吁：“把糖果钱、零用费节省下来，用我们的嘴巴、歌、剧去征募基金，让我们突击比赛，来完成这一种伟大的工作。”{14}作为重庆市儿童号献机座谈会的参会者，也是“儿童号”献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的孩子剧团，为响应“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1941年3月底在重庆举行了《乐园进行曲》募捐大公演。《抗战儿童》《儿童月刊》多次在期刊中刊登《乐园进行曲》排演的新闻消息，孩子剧团也曾在《儿童月刊》上为公演刊登公告：“我们举行这一次公演，一方面是为了募捐，一方面是希望因此激励全国小朋友更加热烈地展开这一工作。”{15}不论是儿童为献机所做的各种活动的新闻，还是儿童为献机募捐义演的公告，这种宣传都直接表达出作为被动员的儿童群体对此次献机活动的支持态度，宣传信息中夹杂着被动员群体的共鸣姿态，对儿童读者而言，这就像是自己群体内部发出的意见，而非外部的强迫所为。
儿童期刊作为“中国儿童号”献机活动的宣传者，综合使用多种宣传符号，注重通过多种题材和形式对儿童读者进行以献机为目的的宣传。同时，儿童期刊又与其他媒体不同，它以儿童作为传播受众，为了获得宣传效果，选文在心理上试图与儿童接近，在宣传中努力贴合儿童的阅读心理，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如《抗战儿童》的献机特辑中《一群热情献机的孩子——重庆建国小学》一文，该文通过讲述重庆建国小学学生献机的故事，将小学生捐献糖果钱、向家人和行人募捐、游艺募捐等多种募捐方式，以及不同的筹备会之间进行募捐比赛等情节融入故事中，表现出儿童热烈响应募捐的场面。该故事不仅生动地表现了儿童积极参与募捐的心理活动以及捐献场景，还配有木刻和绘图，每段故事情节都配有一张木刻插图表现故事情节，以类似连环画的形式吸引儿童读者阅读，不拘泥于单纯的文字表述。该文采用讲故事的实例形式进行宣传，插图更使得宣传形象化，这对于儿童这一文化层次并不特别高的群体，直接宣传效果更好。
在《抗战儿童》出刊该期献机特辑之后，《抗战儿童》与《儿童月刊》合刊出版，在1941年3月出版的第14期《儿童月刊》中，仍有对“儿童号”献机的呼吁口号：“我们所希望的‘儿童号’飞机，在最近的将来，一定可以翱翔在祖国的天空了。”
（三）多种报刊的多角度宣传报道
此次的“中国儿童号”献机活动是在重庆国民政府号召的献机运动下进行的，号召对象是儿童，但除了儿童期刊外，共产党、国民党所掌控的媒体，以及民办报刊，都从不同角度通过对此次事件的报道，参与到宣传鼓动之中。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是《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三家共产党机关报、国民党机关报和民营报刊的代表，在共同转载中央社对于1940年11月10日重庆有廿余单位参与讨论“中国儿童号”献机事宜并成立“中国儿童号”重庆市儿童献机筹备会一事的通讯时，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解读和处理，表明了他们的宣传态度。
作为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1940年11月11日第2版中刊有通讯《渝市儿童响应献机》，刊登了来自中央社的通讯，报道了在1940年11月10日重庆有廿余单位参与讨论“中国儿童号”献机事宜并成立“中国儿童号”重庆市儿童献机筹备会一事。《新华日报》刊登了此篇通讯后，附该会的《致全国小朋友书》，呼吁全国的小朋友踊跃参与到“中国儿童号”募捐之中。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1940年11月11日也转载了这篇来自于中央社的通讯，标题为《渝市儿童狂热献机，昨讨论捐献中国儿童号事宜》。该标题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以表现重庆市儿童对于“中国儿童号”飞机筹募一事的积极响应与热情态度。除机关报刊登通讯外，国民党创办的《现代华侨（月刊）》{16}中也刊登通讯，将对此活动的宣传扩展到了国外。在1940年第1卷第8期中，《现代华侨（月刊）》以《陪都儿童响应献机》为名，统一刊登了来自中央社的此篇通讯，并以编者按的形式写道：“想各地华侨的小朋友们，看到之后，一定亦闻风兴起的，因为从来华侨的小朋友，爱国的情绪是比祖国来得紧张热烈的，亲爱的华侨小朋友，响应起来吧！”{17}期刊编辑充分肯定了华侨小朋友的爱国热情，并由此预见华侨儿童会积极响应此次活动。编者按中对儿童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儿童的心理，能够达到更好的宣传鼓动效果。民办报刊《大公报》（香港版）在1940年11月14日以《“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为题，内容也采用了中央社的通讯。《大公报》以较小的篇幅简单报道了“中国儿童号”重庆市儿童献机筹备会成立一事。
除上文提到的中央社通讯外，《新华日报》曾先后多次刊登通讯、消息报道此次“中国儿童号”飞机募捐事件。在衡阳小学生发起筹募“儿童号”飞机后，1940年10月23日《新华日报》在第2版中刊载《衡阳小学生发起筹募“儿童号”飞机，请全国小朋友一致响应，呈献政府充实空军》一文报道此事，文中报道：“陶淑小学全体学生，近以敌机滥施轰炸我大后方城市杀我无辜，惨无人道，悲愤填胸；又见报载各地新闻界、戏剧界纷纷发起献机运动，筹募‘记者号’‘剧人号’飞机，呈献政府，充实空军力量，回答敌机兽行，特亦发起筹募‘儿童号’飞机，代电全国小朋友，请一致自本年双十节日起，节蓄糖果费，响应‘儿童号’运动，如有捐款，请各自送交本地中中交银行转献政府，作购制‘儿童号’基金。”通过此篇报道，公開向全国的儿童进行“中国儿童号”飞机的筹募。在此之后，《新华日报》又多次对该活动在各地进行的情况进行报道。1940年12月3日，刊登消息《襄阳学生响应“儿童号”献机》，1940年12月28日，刊登消息《襄阳、合川 儿童妇女献机》，对各地区儿童积极响应“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筹募的爱国行动进行报道。
关键词：抗战 献机 宣传鼓动 儿童
抗日战争时期，在媒介的舆论宣传中，儿童被当作抗战的小战士，他们的战场在大后方，媒体从中起到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不仅是宣传者，儿童期刊更是成为媒体中组织和动员儿童进行爱国抗日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中国儿童号”献机活动是全面抗战后广大儿童共同参与的集体事件，具有集中体现儿童群体在抗战中用行动参与抗日的代表性。其中《抗战儿童》作为抗战时期在大后方较为有影响力的儿童杂志，出版特刊《儿童号献机特辑》，对儿童参与献机进行宣传鼓动，而对于这同一事件，其他报刊媒体也有不少报道和宣传。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梳理和比较，可以了解“中国儿童号”献机事件的由来，判定宣传鼓动目的的一致性，分析各种媒体对于战时儿童参与抗战的宣传鼓动方式与效果。
一、“中国儿童号”献机的背景
“九一八”之后，面对日本空军的轰炸，国人意识到“无防空无国防”，由政府组织、民间自发的各种募捐购机活动繁多，其中已有儿童献机。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发展空军力量，支持空军抗战，我国民众开展了一次次的捐款购机活动。儿童也参与其中，筹募捐献“中国儿童号”。
“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早在1938年4月就已经开始。1938年4月4日儿童节时，重庆市江（北）、巴（縣）全体小学生两万六千人，及儿童劳动服务团一千零八十人、慈幼院六百人{1}发起筹募“中国儿童号”飞机的活动，并成立了儿童号飞机全国筹备会。叶圣陶曾在1938年4月20日第5期的《少年先锋》中撰写《“中国儿童号”》一文，号召儿童读者积极参与到此次飞机募捐活动之中。在该文中，叶圣陶引用了一段该活动发起人向全国小朋友发出的通电，活动计划“预备以今年的十月十日，我们亲爱的‘国庆日’，作为我们完成‘中国儿童号’飞机的纪念日”{2}。但是这次的募捐并没有成功，后来有文章回忆：“‘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我记得在武汉还未撤退前，已有着一些儿童团体在提议了，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没有成功。”{3}但这次筹募没有成功，指的应是最终没有购买成价格较贵的战斗机，有文献记载，在1940年4月，贵州儿童响应此次筹募号召，将他们筹募到的一万一千七百多元购买了数架滑翔机，并命名“贵州儿童号”。这距最初重庆江、巴小学生号召此活动的时间已过两年，也表明对于没有劳动收入的儿童，通过募捐购买飞机是一个集腋成裘的长期过程。
到1940年，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献机运动时，“中国儿童号”筹募活动被湖南晃县的儿童工作团体又重新提起，并被一些儿童团体响应。在《抗战儿童》所刊登的《对“儿童号”献机运动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提道：“在现在正当全国献机运动展开的时候，‘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又被现在一般儿童团体及小朋友注意起来了，首先提出这问题的是湖南晃县儿童工作团，接着现在在桂林、重庆等地的儿童团体，他们也积极地在准备为‘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工作了，如像浙江碧湖的儿童剧团、重庆的孩子剧团等……”{4}与此同时，湖南衡阳陶淑小学全体学生也发起筹募“儿童号”飞机的活动，并号召全国小朋友共同参与。“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自湖南开始后很快得到响应，四川、广西、浙江等地的儿童团体都响应起来，各地的儿童都被动员参与到献机运动之中。
二、不同媒介对“中国儿童号”献机的宣传鼓动
（一）政府政令的强制性要求
“中国儿童号”献机活动是在国民政府提出献机运动的大背景下开展起来的，因此它并不是单纯的民间群众自发性组织的活动，地方政府在此次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1941年3月出版的第1043期《广西省政府公报》中，有文表示《桂林市各级基础学校实施生产募捐儿童号飞机办法》审核通过，并让各县按照该办法照办。该办法认为，生产教育是教育的骨干，爱国教育是教育的灵魂，为使儿童对爱国家、爱民族，以及增加生产有切实而宏达的认识和贡献，以“儿童号”飞机献金为号召，以爱国教育加强生产教育，以生产教育充实爱国教育，而提议各中心学校召集各级学校教师职员及学生自治会组织“增加工艺（或农业）生产品筹募儿童号飞机委员会”，{5}通过农业生产、工艺生产或生产品义卖等筹集献金。作为公布政府政策法令等政府相关决策的媒介，《广西省政府公报》中所刊登的该办法，表明了在“中国儿童号”献机的宣传鼓动过程中，以政府为代表的行政机构以学校为中介作为强权实施的工具，通过教育政策的规定，使得生产义卖成为学校课程教育的一部分，并将之作为学校实现献金的主要来源。不仅在宏观的方向上进行了政策规定，在具体实施细节上，政府法令更是对学校募捐的方法和金额明令细节。该办法规定每位学生的献金收入应达到一定标准：前期班每人五元，后期班每人十元，高级班每人十五元。各人、各班进行比赛，献金若超出以上标准学校应给予奖励。经过考核，若学生生产及献捐成绩不及者不准升级或毕业，如教师指导不力则政府查明后进行处分。{6}这种通过对募捐金额进行强制性赏罚分明的规定，使用恐惧诉求和物质诱因的宣传鼓动方式，更加表明了在此次儿童参与献机运动进行献金的过程中，政府强权在其中扮演了不可被忽略的角色。
在抗战之时，正常生产被破坏，儿童群体的收入更是微薄。捐献飞机作为需要大笔资金投入之事，儿童作为“儿童号”飞机的捐献主体，其捐献难度更是巨大。地方政府为实现中央政府的号召，通过政令进行奖罚分明的强制性规定，对这种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通过生产教育以募捐的献金模式，儿童虽有爱国之心，但在献金中更多处于被动的位置。 儿童期刊的宣传鼓动，是要儿童自愿参与到筹募献机中来，通过介绍儿童自己发起节省零用钱、不吃糖果、节食等方法以储金募购飞机的倡议和行动，将节省下的钱捐献用于购机。为实现这一宣传目的，儿童期刊向读者介绍并建议各种筹募献金的方法。媒体对受众进行宣传，首先要满足受众对于获得新闻的需要。虽然是儿童期刊，但它也注重通过刊登儿童积极主动参与献机的新闻，以激励儿童读者共同参与其中。如《儿童月刊》中曾刊载新闻：“驻襄阳的行政院服务团第四队，及振委会襄阳总站附设的两个小学，于防空节后节食三日，积款五千元，响应‘中国儿童号’购机运动，并发动第X战区儿童一致响应该项运动。”{13}但是儿童本身不参与社会生产，他们仅通过节省自身花费能够捐献的现金非常有限，因此儿童期刊更多地号召儿童发挥孩子的优势，通过游艺募捐、献金、义卖等多种形式进行筹款。戏剧演出是儿童最普遍采用的募捐方式。在“儿童号”献机宣传大纲之致全国小朋友书中，献机筹备会就对儿童呼吁：“把糖果钱、零用费节省下来，用我们的嘴巴、歌、剧去征募基金，让我们突击比赛，来完成这一种伟大的工作。”{14}作为重庆市儿童号献机座谈会的参会者，也是“儿童号”献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的孩子剧团，为响应“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1941年3月底在重庆举行了《乐园进行曲》募捐大公演。《抗战儿童》《儿童月刊》多次在期刊中刊登《乐园进行曲》排演的新闻消息，孩子剧团也曾在《儿童月刊》上为公演刊登公告：“我们举行这一次公演，一方面是为了募捐，一方面是希望因此激励全国小朋友更加热烈地展开这一工作。”{15}不论是儿童为献机所做的各种活动的新闻，还是儿童为献机募捐义演的公告，这种宣传都直接表达出作为被动员的儿童群体对此次献机活动的支持态度，宣传信息中夹杂着被动员群体的共鸣姿态，对儿童读者而言，这就像是自己群体内部发出的意见，而非外部的强迫所为。
儿童期刊作为“中国儿童号”献机活动的宣传者，综合使用多种宣传符号，注重通过多种题材和形式对儿童读者进行以献机为目的的宣传。同时，儿童期刊又与其他媒体不同，它以儿童作为传播受众，为了获得宣传效果，选文在心理上试图与儿童接近，在宣传中努力贴合儿童的阅读心理，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如《抗战儿童》的献机特辑中《一群热情献机的孩子——重庆建国小学》一文，该文通过讲述重庆建国小学学生献机的故事，将小学生捐献糖果钱、向家人和行人募捐、游艺募捐等多种募捐方式，以及不同的筹备会之间进行募捐比赛等情节融入故事中，表现出儿童热烈响应募捐的场面。该故事不仅生动地表现了儿童积极参与募捐的心理活动以及捐献场景，还配有木刻和绘图，每段故事情节都配有一张木刻插图表现故事情节，以类似连环画的形式吸引儿童读者阅读，不拘泥于单纯的文字表述。该文采用讲故事的实例形式进行宣传，插图更使得宣传形象化，这对于儿童这一文化层次并不特别高的群体，直接宣传效果更好。
在《抗战儿童》出刊该期献机特辑之后，《抗战儿童》与《儿童月刊》合刊出版，在1941年3月出版的第14期《儿童月刊》中，仍有对“儿童号”献机的呼吁口号：“我们所希望的‘儿童号’飞机，在最近的将来，一定可以翱翔在祖国的天空了。”
（三）多种报刊的多角度宣传报道
此次的“中国儿童号”献机活动是在重庆国民政府号召的献机运动下进行的，号召对象是儿童，但除了儿童期刊外，共产党、国民党所掌控的媒体，以及民办报刊，都从不同角度通过对此次事件的报道，参与到宣传鼓动之中。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是《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三家共产党机关报、国民党机关报和民营报刊的代表，在共同转载中央社对于1940年11月10日重庆有廿余单位参与讨论“中国儿童号”献机事宜并成立“中国儿童号”重庆市儿童献机筹备会一事的通讯时，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解读和处理，表明了他们的宣传态度。
作为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1940年11月11日第2版中刊有通讯《渝市儿童响应献机》，刊登了来自中央社的通讯，报道了在1940年11月10日重庆有廿余单位参与讨论“中国儿童号”献机事宜并成立“中国儿童号”重庆市儿童献机筹备会一事。《新华日报》刊登了此篇通讯后，附该会的《致全国小朋友书》，呼吁全国的小朋友踊跃参与到“中国儿童号”募捐之中。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1940年11月11日也转载了这篇来自于中央社的通讯，标题为《渝市儿童狂热献机，昨讨论捐献中国儿童号事宜》。该标题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以表现重庆市儿童对于“中国儿童号”飞机筹募一事的积极响应与热情态度。除机关报刊登通讯外，国民党创办的《现代华侨（月刊）》{16}中也刊登通讯，将对此活动的宣传扩展到了国外。在1940年第1卷第8期中，《现代华侨（月刊）》以《陪都儿童响应献机》为名，统一刊登了来自中央社的此篇通讯，并以编者按的形式写道：“想各地华侨的小朋友们，看到之后，一定亦闻风兴起的，因为从来华侨的小朋友，爱国的情绪是比祖国来得紧张热烈的，亲爱的华侨小朋友，响应起来吧！”{17}期刊编辑充分肯定了华侨小朋友的爱国热情，并由此预见华侨儿童会积极响应此次活动。编者按中对儿童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儿童的心理，能够达到更好的宣传鼓动效果。民办报刊《大公报》（香港版）在1940年11月14日以《“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为题，内容也采用了中央社的通讯。《大公报》以较小的篇幅简单报道了“中国儿童号”重庆市儿童献机筹备会成立一事。
除上文提到的中央社通讯外，《新华日报》曾先后多次刊登通讯、消息报道此次“中国儿童号”飞机募捐事件。在衡阳小学生发起筹募“儿童号”飞机后，1940年10月23日《新华日报》在第2版中刊载《衡阳小学生发起筹募“儿童号”飞机，请全国小朋友一致响应，呈献政府充实空军》一文报道此事，文中报道：“陶淑小学全体学生，近以敌机滥施轰炸我大后方城市杀我无辜，惨无人道，悲愤填胸；又见报载各地新闻界、戏剧界纷纷发起献机运动，筹募‘记者号’‘剧人号’飞机，呈献政府，充实空军力量，回答敌机兽行，特亦发起筹募‘儿童号’飞机，代电全国小朋友，请一致自本年双十节日起，节蓄糖果费，响应‘儿童号’运动，如有捐款，请各自送交本地中中交银行转献政府，作购制‘儿童号’基金。”通过此篇报道，公開向全国的儿童进行“中国儿童号”飞机的筹募。在此之后，《新华日报》又多次对该活动在各地进行的情况进行报道。1940年12月3日，刊登消息《襄阳学生响应“儿童号”献机》，1940年12月28日，刊登消息《襄阳、合川 儿童妇女献机》，对各地区儿童积极响应“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筹募的爱国行动进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