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衡阳县女教师刘运秀，在其儿子要求其介绍女青年到广东卖淫时，瞄准自己的学生小倩，以多种理由说动小倩的父母，让小倩去广东打工。小倩一到东莞，就被刘运秀的儿子等人控制起来，被迫卖淫。接客50多次后，小倩才抓住机会逃出魔掌。得知自己的女儿染上性病，小倩的父亲要求刘运秀出钱治疗，遭到拒绝后小倩的父亲报了案。刘在其儿子被捕后，找到小倩的父亲，以2万元作条件，要求其到派出所说情。小倩的父亲竟真的多次找派出所说好话，要求放人。（10月24日《法制周报》）
　　小倩父亲的做法虽然荒唐，但却符合“生存理性”。
　　对于一个基本的温饱都得不到保障的人来说，他们首要的是如何维持正常的生活，一笔数目并不大的金钱足以对他们形成很大的诱惑。小倩的家里非常穷困，父亲做搬运工时，一只脚被砸断了，家里所有农活及家务都由母亲一人担当，还有年近80岁的奶奶需要赡养，一个姐姐15岁就辍学打工，一家五口人由两个女人供养，正常生活都非常艰难。小倩被迫卖淫，身心健康、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都受侵犯，给予施害人应得的严惩，这是最基本的情感诉求，也是最起码的正义诉求。但是，他们却管不了那么多，他们只要能拿到一定的经济补偿就行了。钱是他们最需要的。他们担心，如果不是这样，他们连这一点经济上的补偿都拿不到。
　　事实上，小倩父亲的担心是极有可能发生的。深圳女青年王丽被人强奸，提出了我国首例贞操赔偿请求，结果未得到支持。因为，王丽没有受到物质损失。法律规定，被害人由于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而贞操被破坏属于精神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提起精神损害民事诉讼，法院不予受理。正因为如此，有少女被人强奸多年后却得不到一点赔偿，也正因为如此，南宁某小学13名女学生被禽兽教师强奸后，律师在提出赔偿时，只能针对处女膜这一“物质”提出，给每个处女膜定价20万。而小倩受到的伤害，最主要的也是精神上的，要找物质上的损失，可能远不到2万元，况且，其中还会有很多的因素会影响到补偿最终到达他们手上。
　　如果犯罪行为中的受害人因为经济原因就连对施害人进行惩罚这一正义要求都放弃，甚至还为犯罪嫌疑人逃避制裁而出力，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极可能放纵犯罪。小倩的父亲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他是在要求刘运秀出钱遭到拒绝后才报案的。假如刘运秀当时答应了他的条件，那么他就不会报案，刘的儿子就会逍遥法外，而且可能继续加害更多的人。
　　在中国目前的法治阶段，如果在刑事案件中受害人精神损害得不到赔偿，而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制裁而对受害人施以经济诱惑，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少人会选择和施害人私了。事实上，这样的事件也不鲜见。尽管公诉案件不以受害人报案为受理要件，但是有许多案件是只有受害人和加害人知道的，如果受害人不报案，犯罪行为就极有可能得不到暴露，罪犯就会因为得不到及时打击而继续危害社会。
　　我国在刑事领域沿用的是“公力救济”模式，即国家机关替代受害人对犯罪人进行惩罚，但对受害人的抚慰与补偿考虑不够，这也是刑事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得不到支持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刑事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得不到支持是受到很多人质疑和批评的，以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被人称为“檄文讨伐”，从专家到一般公民中，要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赔偿的呼声一直很高。小倩一案及其启示，应是精神损害赔偿需得到支持的又一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