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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衡哲几度开风气之先：中国第一个公派女留学生，第一位女大学教授，第一个女作家，诗人……可以说，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女性的现代命运，都从她开始。
在绝大多数女性都看不清未来的时代，她独立、正面地规划着人生，在艰难时世中承担起历史使命；突出的才华与人格魅力，成就了她与“科学救国”倡导者任鸿隽的爱情和婚姻，而他们与胡适数十年的深厚友情，更被后世传为佳话。
造命的女性
舅舅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陈衡哲早年自传》
陈衡哲的祖上是江苏有名的士大夫书香之家，1890年出生的她是清末明初的典型名媛。小时的她是幸运的，相对宽松的家境让她不但逃掉了缠足的苦难，而且得到了不同寻常的教育。家学丰厚的父母很早就认定这个女儿聪慧过人，开蒙之后并没有让她按部就班地学习四书五经，而是直接教她读艰深的《尔雅》。尽管晦涩无趣，陈衡哲还是兢兢业业地完成每天的功课。父亲望女成才心切，把自己的地理历史笔记也拿来当课本，使得她小小年纪，便记下了一肚皮的地名，年代。后来因为二舅的一句玩笑，父亲决定培养她走“良医”之路，于是她开始啃八大册更加古奥的《黄帝内经》，她由此受益良多，以至后来到上海读医学院时，让中医老师敬佩不已。
陈衡哲13岁那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把西方的新知带进了封闭的中国。陈衡哲和很多热血的年轻人一样，受其中人物和故事的感召，逐渐产生了要做一个爱国者的热烈念头。一度让她痛苦挣扎的是，到底要成为贞德，还是罗兰夫人。但很快，披坚执锐做一个女英雄的理想就离她远去了，这跟她那位亲历欧美文化浸染的三舅有直接关系。他把所看到的西洋医院、学校和各种近代文化生活情形讲给陈衡哲，鼓励她“努力去学习西洋独立的女子”，用知识和先进制度拯救积弱的国家。从这时起，陈衡哲意识到了自主选择生活道路对自己的意义，她离开父母，跟着三舅学习西学，又到上海就读中英女子医学院，从此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这一切，都让她不再是旧式家族那个唯父母之命是从的千金小姐，1907年，当得知父亲要为她订婚时，她以独身主义的坚定态度断然拒绝。
为了躲婚，她历尽辛苦投奔到最敬爱的常熟姑母家。1914年夏天，清华学堂开始招考“庚子赔款”女留学生，陈衡哲前去应考，结果以第二名的成绩高中，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前去美国纽约。当她和同行的其他6位女生乘坐的蒸汽机船航行在太平洋上，她不仅笃定地知道这是自己生命的转折，而且坚信中国将因为政府首次派遣女生留美而发生巨变。
陈衡哲是第一代真正接触到西方文化教育的女性，她自己的人生与前代女性不同了，也代表着自此中国女性的人生发生了历史性的逆转。
至真至诚的写作
“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它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它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感情的共同与至诚。”
——陈衡哲《小雨点自序》
陈衡哲1917年发表的小说《一日》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它早于鲁迅的《狂人日记》一年左右。用白话写作，体现着新一代女性的思想变化，也是她们登上现代文坛的标志。作为小说家和历史学家，陈衡哲的著书立说都具有开拓意义。
陈衡哲的写作天分很早就显露出来了。小时候母亲教她写文言文书信，刚刚讲了头尾的格式，她就依样画葫芦地炮制出一封冠履鲜明的家书来，只不过头尾是文言体，中间却是白话加方言，这让父亲觉得很有新意。而她自己也说，童年时用白话文写信是她早期教育里唯一生动有趣的经历。
她到美国后，就读于美国“五姊妹”女子大学之一的瓦沙女子大学，主修西洋历史，副修西洋文学。1915年，受友人丁美英之托，陈衡哲把美国孟河女子大学创办人来因女士的传记译为中文，并取英文名字“莎菲”为笔名，投稿给《留美学生季报》。时任主编任鸿隽看后大加赞赏，将它当即发表在《季报》的秋季号上。紧接着，任鸿隽就向莎菲约稿，开始了他们之间的通信。
留学期间，陈衡哲结识了胡适、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胡先等旅美精英，和他们的接触，给了陈衡哲接触当时中国最前端男性知识分子的机会，她的很多思想变化与这些碰撞密切相关。当时陈独秀在国内举起反封建文化的大旗，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积极响应，成为新文学促进派的先锋，经常组织有关新文化的讨论。陈衡哲虽不正面参与论争，却拿起笔写了很多白话散文、小说和新诗，《西风》、《波儿》、《老夫妻》、 《洛绮思的问题》等结集为《小雨点》出版，散文编作两卷《衡哲散文集》。这恰似一场及时雨，既培植了新文学运动的新苗，也让孤军奋战的胡适，得到很大鼓舞，所以他由衷地称陈衡哲为“我最早的同志”。
1918年，陈衡哲在瓦沙女子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进入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这位不婚主义者，在和任鸿隽恋爱四年后，终于被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所感动，和他订了婚。1920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开放大学女禁，率先打电话给陈衡哲，聘她为中国首位女教授。于是，她在获硕士学位后，当年夏天回国任教，秋天与任鸿隽结婚。之后历任南京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27年至1933年，她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班府召开的太平洋学会的学术会议。
身为国内的首位西洋历史系专业教授，陈衡哲深感中文教材不尽如人意，所以她开始编写上、下两册《西洋史》。如果说陈衡哲的文学作品流溢着浓重的象牙塔气息的话，她的史学著作在气象上则厚重高远得多。像一个平静，优雅的静观者穿越历史的空间，将悲楚沉重和灿烂轻灵都复原其真实的存在，她以本真的心灵和湿润的笔端描摹对象，让青年受到历史启迪的同时还得到美的感悟。胡适评价这本书时说：“她确然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工夫，是中国治西史学者的一部开山之作。”
我们三个朋友
1914年陈衡哲到美国时，留学界正激荡着两股文化运动，一个是胡适为旗手的新文化运动，另一个则是任鸿隽力促的科学救国运动。她也没有想到，和这两个文化领袖“金坚玉质”的友谊会伴随她一生。
陈衡哲的一生中有两位挚友，一位是丈夫任鸿隽，一位是胡适。
20年代中期，任鸿隽是留美学生中的翘楚，与几位同学创办了科学社。他和陈衡哲结识不久，便把这位才思敏锐的女性引入社中，其后陈为社里写了科普文章《论行星轨道》。胡适接替任鸿隽出任《季报》总编后，也开始与陈有文稿往来。
陈衡哲与任胡二人的以文会友，至令仍是文坛佳话。胡适曾回忆当年通信的乐趣：“每天早上六点钟左右，我房门上的铃响一下，门下小缝里‘哧’‘哧’地一封一封的信丢进来(指邮差送信)，我就跳起来，捡起地下的信，仍回到床上躺着看信。这里总有一信或一片是叔永(即任鸿隽)的，或是莎菲的。”
任鸿隽对陈衡哲的感情，被胡适看在眼中。有一次任对月相思，得诗一首， “不知近何事，明月殊恼人。安得驾蟾蜍，东西只转轮”。胡适把他改成：“不知近何事，见月生烦恼。可惜此时情，那人不知道。”不久，任收到陈衡哲两首新诗，其中一首也是写月的：“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客光，已印清溪底。”他欣喜地把诗交与胡适看，并让他猜是何人所作。胡适点评得也快意： “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手!”二人大笑。
1920年陈任二人结婚，胡适赠联“无后为大，著书最佳”。第二年，胡适新得一女，取名“素斐”，与陈衡哲英文名“莎菲”谐音，是以西方习惯向她致敬。几年后，素斐不幸患病夭折，陈任夫妇请胡适收自己的次女“以书”为干女儿，这是以本土方式向胡适表达慰藉。可见，三人之间不仅有相知相惜的友情，还发展出一种浑似家人的亲情。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后，因为政治原因三人长期不通书信，消息全靠陈任在美国的子女代转，提到胡适时以“赫贞江上的老伯”代称。任鸿隽晚年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1960年退休，翌年11月9日去世，陈衡哲随即让子女赶快通知“赫贞江上的老伯”。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得讯之后给任家姐弟回了一封长信，很悲伤地说“请转告你母亲， ‘赫贞江上的老朋友’在替她掉泪”。胡适还询问任鸿隽“手抄的自传稿子”写成了多少，希望能尽早读一读老友的自传。信中最后说：“三个朋友之中。我最小，如今也老了。”果然，这话说过还不到一个月，胡适即于2月24日溘然长逝。
陈衡哲于1976年1月7日病逝于上海，曾在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这“三个朋友”完全谢幕。
在绝大多数女性都看不清未来的时代，她独立、正面地规划着人生，在艰难时世中承担起历史使命；突出的才华与人格魅力，成就了她与“科学救国”倡导者任鸿隽的爱情和婚姻，而他们与胡适数十年的深厚友情，更被后世传为佳话。
造命的女性
舅舅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陈衡哲早年自传》
陈衡哲的祖上是江苏有名的士大夫书香之家，1890年出生的她是清末明初的典型名媛。小时的她是幸运的，相对宽松的家境让她不但逃掉了缠足的苦难，而且得到了不同寻常的教育。家学丰厚的父母很早就认定这个女儿聪慧过人，开蒙之后并没有让她按部就班地学习四书五经，而是直接教她读艰深的《尔雅》。尽管晦涩无趣，陈衡哲还是兢兢业业地完成每天的功课。父亲望女成才心切，把自己的地理历史笔记也拿来当课本，使得她小小年纪，便记下了一肚皮的地名，年代。后来因为二舅的一句玩笑，父亲决定培养她走“良医”之路，于是她开始啃八大册更加古奥的《黄帝内经》，她由此受益良多，以至后来到上海读医学院时，让中医老师敬佩不已。
陈衡哲13岁那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把西方的新知带进了封闭的中国。陈衡哲和很多热血的年轻人一样，受其中人物和故事的感召，逐渐产生了要做一个爱国者的热烈念头。一度让她痛苦挣扎的是，到底要成为贞德，还是罗兰夫人。但很快，披坚执锐做一个女英雄的理想就离她远去了，这跟她那位亲历欧美文化浸染的三舅有直接关系。他把所看到的西洋医院、学校和各种近代文化生活情形讲给陈衡哲，鼓励她“努力去学习西洋独立的女子”，用知识和先进制度拯救积弱的国家。从这时起，陈衡哲意识到了自主选择生活道路对自己的意义，她离开父母，跟着三舅学习西学，又到上海就读中英女子医学院，从此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这一切，都让她不再是旧式家族那个唯父母之命是从的千金小姐，1907年，当得知父亲要为她订婚时，她以独身主义的坚定态度断然拒绝。
为了躲婚，她历尽辛苦投奔到最敬爱的常熟姑母家。1914年夏天，清华学堂开始招考“庚子赔款”女留学生，陈衡哲前去应考，结果以第二名的成绩高中，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前去美国纽约。当她和同行的其他6位女生乘坐的蒸汽机船航行在太平洋上，她不仅笃定地知道这是自己生命的转折，而且坚信中国将因为政府首次派遣女生留美而发生巨变。
陈衡哲是第一代真正接触到西方文化教育的女性，她自己的人生与前代女性不同了，也代表着自此中国女性的人生发生了历史性的逆转。
至真至诚的写作
“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它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它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感情的共同与至诚。”
——陈衡哲《小雨点自序》
陈衡哲1917年发表的小说《一日》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它早于鲁迅的《狂人日记》一年左右。用白话写作，体现着新一代女性的思想变化，也是她们登上现代文坛的标志。作为小说家和历史学家，陈衡哲的著书立说都具有开拓意义。
陈衡哲的写作天分很早就显露出来了。小时候母亲教她写文言文书信，刚刚讲了头尾的格式，她就依样画葫芦地炮制出一封冠履鲜明的家书来，只不过头尾是文言体，中间却是白话加方言，这让父亲觉得很有新意。而她自己也说，童年时用白话文写信是她早期教育里唯一生动有趣的经历。
她到美国后，就读于美国“五姊妹”女子大学之一的瓦沙女子大学，主修西洋历史，副修西洋文学。1915年，受友人丁美英之托，陈衡哲把美国孟河女子大学创办人来因女士的传记译为中文，并取英文名字“莎菲”为笔名，投稿给《留美学生季报》。时任主编任鸿隽看后大加赞赏，将它当即发表在《季报》的秋季号上。紧接着，任鸿隽就向莎菲约稿，开始了他们之间的通信。
留学期间，陈衡哲结识了胡适、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胡先等旅美精英，和他们的接触，给了陈衡哲接触当时中国最前端男性知识分子的机会，她的很多思想变化与这些碰撞密切相关。当时陈独秀在国内举起反封建文化的大旗，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积极响应，成为新文学促进派的先锋，经常组织有关新文化的讨论。陈衡哲虽不正面参与论争，却拿起笔写了很多白话散文、小说和新诗，《西风》、《波儿》、《老夫妻》、 《洛绮思的问题》等结集为《小雨点》出版，散文编作两卷《衡哲散文集》。这恰似一场及时雨，既培植了新文学运动的新苗，也让孤军奋战的胡适，得到很大鼓舞，所以他由衷地称陈衡哲为“我最早的同志”。
1918年，陈衡哲在瓦沙女子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进入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这位不婚主义者，在和任鸿隽恋爱四年后，终于被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所感动，和他订了婚。1920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开放大学女禁，率先打电话给陈衡哲，聘她为中国首位女教授。于是，她在获硕士学位后，当年夏天回国任教，秋天与任鸿隽结婚。之后历任南京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27年至1933年，她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班府召开的太平洋学会的学术会议。
身为国内的首位西洋历史系专业教授，陈衡哲深感中文教材不尽如人意，所以她开始编写上、下两册《西洋史》。如果说陈衡哲的文学作品流溢着浓重的象牙塔气息的话，她的史学著作在气象上则厚重高远得多。像一个平静，优雅的静观者穿越历史的空间，将悲楚沉重和灿烂轻灵都复原其真实的存在，她以本真的心灵和湿润的笔端描摹对象，让青年受到历史启迪的同时还得到美的感悟。胡适评价这本书时说：“她确然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工夫，是中国治西史学者的一部开山之作。”
我们三个朋友
1914年陈衡哲到美国时，留学界正激荡着两股文化运动，一个是胡适为旗手的新文化运动，另一个则是任鸿隽力促的科学救国运动。她也没有想到，和这两个文化领袖“金坚玉质”的友谊会伴随她一生。
陈衡哲的一生中有两位挚友，一位是丈夫任鸿隽，一位是胡适。
20年代中期，任鸿隽是留美学生中的翘楚，与几位同学创办了科学社。他和陈衡哲结识不久，便把这位才思敏锐的女性引入社中，其后陈为社里写了科普文章《论行星轨道》。胡适接替任鸿隽出任《季报》总编后，也开始与陈有文稿往来。
陈衡哲与任胡二人的以文会友，至令仍是文坛佳话。胡适曾回忆当年通信的乐趣：“每天早上六点钟左右，我房门上的铃响一下，门下小缝里‘哧’‘哧’地一封一封的信丢进来(指邮差送信)，我就跳起来，捡起地下的信，仍回到床上躺着看信。这里总有一信或一片是叔永(即任鸿隽)的，或是莎菲的。”
任鸿隽对陈衡哲的感情，被胡适看在眼中。有一次任对月相思，得诗一首， “不知近何事，明月殊恼人。安得驾蟾蜍，东西只转轮”。胡适把他改成：“不知近何事，见月生烦恼。可惜此时情，那人不知道。”不久，任收到陈衡哲两首新诗，其中一首也是写月的：“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客光，已印清溪底。”他欣喜地把诗交与胡适看，并让他猜是何人所作。胡适点评得也快意： “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手!”二人大笑。
1920年陈任二人结婚，胡适赠联“无后为大，著书最佳”。第二年，胡适新得一女，取名“素斐”，与陈衡哲英文名“莎菲”谐音，是以西方习惯向她致敬。几年后，素斐不幸患病夭折，陈任夫妇请胡适收自己的次女“以书”为干女儿，这是以本土方式向胡适表达慰藉。可见，三人之间不仅有相知相惜的友情，还发展出一种浑似家人的亲情。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后，因为政治原因三人长期不通书信，消息全靠陈任在美国的子女代转，提到胡适时以“赫贞江上的老伯”代称。任鸿隽晚年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1960年退休，翌年11月9日去世，陈衡哲随即让子女赶快通知“赫贞江上的老伯”。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得讯之后给任家姐弟回了一封长信，很悲伤地说“请转告你母亲， ‘赫贞江上的老朋友’在替她掉泪”。胡适还询问任鸿隽“手抄的自传稿子”写成了多少，希望能尽早读一读老友的自传。信中最后说：“三个朋友之中。我最小，如今也老了。”果然，这话说过还不到一个月，胡适即于2月24日溘然长逝。
陈衡哲于1976年1月7日病逝于上海，曾在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这“三个朋友”完全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