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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根据中共中央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驻扎在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分布在江西、福建、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 8省13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年底，随着改编工作的完成，红军的称号与建制即告终结。但在我党我军的革命斗争史上，最后一支红军游击队的消失却是在1943年年底。
提到这支最后消失的红军游击队，就要提到其实际领导人杨文翰。
杨文翰于1897年在江西省横峰县出生，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葛源区委书记、乐西中心区委书记、赣东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并在1936年成为赣东北红军的领导人。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消息闭塞的杨文翰一直率领红军游击队在上饶、横峰、弋阳一带活动，直到1943年11月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杨文翰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文官挑起大梁
杨文翰最初是一名宣传干部，并无军事领导经验。红军留守游击队一败再败的覆亡危局，将他推上了战斗一线。
1935年1月，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团损失殆尽，在江西弋阳磨盘山等候其回师的苏区闽浙赣省委当即决定分散成三部分开展游击战。其中，省委书记关英直接领导红军独立团、直属游击大队，活跃于弋阳磨盘山、贵溪三县岭一带。时任苏区葛源区委书记的杨文翰就在这支队伍中。
1936年初，缺乏军事领导经验的关英无视国民党军的重兵集结，强令独立团攻入浙江，以联系粟裕所部，结果遭到十倍于己的敌军围攻，军区司令员唐在刚战死，军区参谋长邹琦被俘后遭杀害，两个主力连队伤亡殆尽，关英也与部队失散，只身突出重围。
一度规模达八九百人的红军皖浙赣独立团，至此仅剩下零星几支游击队各自为战。
1936年农历6月，这些红军小游击队重新会合到一起，组建了赣东北游击大队。不久，游击队司令、政委相继离队寻找大部队，组织部部长也离队出走，均再无消息。此时的游击大队只剩下30多人，其中职务最高的宣传部部长杨文翰便成了主要负责人。
小部队的游击战至为艰苦。游击队常年在深山密林中与敌人周旋，住的是临时用树枝茅草搭起的窝棚，吃的是野菜、草根、野洋姜，随时面临着饿死、冻死和被围剿的威胁。
在赣东北特委书记余金德等多名干部被国民党军逮捕并遭枪杀后，杨文翰的游击队便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能独自为战。然而，与关英一样没有军事经验的杨文翰，这时却在军事领导上表现出过人的天赋——没有情报不动手，没有内线不动手，抢不到枪不动手，决不干赔本买卖，决不死打硬拼，谋划军事行动谨慎而精准，专捡落单的国民党军班级建制的小股部队打。很快，杨文翰部队的威名震动弋阳、德兴、横峰、上饶、乐平、贵溪、万年等地。
旧恨新仇记心头
极盛时的杨文翰越发自信，竟没有再主动寻找上级党组织，长期以磨盘山为驻地孤军作战。对杨文翰而言，最现实的危险在于信息完全闭塞。到1937年下半年上级党组织找到他之前，他对1936年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 1937年7月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乃至第二次国共合作，均一无所知。
1937年8月，经历多轮高层谈判的国共双方，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共南方八省游击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方案也在同年9月24日商定。项英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局，指挥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抗日武装。
然而，在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有一股仇恨情绪成为国共合作的阻力。1935年，方志敏在南昌被枪决。杨文翰是方志敏的忠实仰慕者，因而心存强烈的复仇之志。类似的仇恨情绪，在当时的红军游击队和国民党地方政府之间普遍存在。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几乎所有红军游击队最终都接受了时代的大变局，认可了国共合作。唯独杨文翰始终坚决抵制国共合作，而1937年2月的一次吃亏，更让他彻底断绝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念想。
当时，国民党方面派人请他率部下山，商谈合作事宜。杨文翰对此半信半疑，便派先头部队下山，结果遭到国民党军的伏击，一下子损失了十几名游击队员。此事令他怒发冲冠，叮嘱部下：“以后不管什么人来说都不能听，我们一定要等到红军大部队来再下山！”
就连妻子王荣真上山找他，也被杨文翰认定是敌人派来劝降的，甚至拔枪相向。经过半年的观察后，他才逐渐信任妻子，但仍要求其独自下山。显然，此时的杨文翰已经带着他的游击队与大时代背向而行，渐行渐远。
中共南方局高层注意到了这支困境中的孤军，连续三次派人前去传达党的新政策和指示，但都被杀害。
1937年9月，皖赣特委派县委书记李春望等两人上山做动员工作，被杨文翰下令枪杀；1937年11月，党组织指派一位姓邹的区委书记动员杨文翰下山，又被枪杀；1937年12月，丁山区委原书记余明兴上山，也被杨文翰下令枪杀。余明兴在被杀前高呼“共产党万岁”。
在对外界保持极度警惕的同时，杨文翰还需要时刻提防身边的“叛徒”，对游击队内部严加控制，凡谈论国共合作、思念家人者，一律按“动摇分子”论处。从1938年至1942年，杨文翰因此枪毙五名游击队战士。
盛怒之下再失误
见迟迟不能说服杨文翰，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决定，让刚刚归队的关英，以老上级的身份去劝说杨文翰。
1938年5月，关英奉命前往弋阳磨盘山。路过横峰县时，因为处在国共合作新阶段，关英受到国民党当地政府的热情款待。在葛源，关英还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关英不知道，杨文翰设在山下的眼线在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国民党方面对他的热情款待，以及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等举动，都被杨文翰疑为其叛变投敌。
关英到达磨盘山后，杨文翰虽然盛情款待，但两人的谈话极不愉快。当关英传达上级“实行国共合作，联手共同抗日”的精神时，杨文翰毫不客气地说：“你讲的话，我不相信。以前都没听说国共合作，我们和国民党部队拼死拼活地打了十多年，现在哪有国共合作的条件？实在要我下山改编，我得将全部人马调来开个会，问大家同意不同意。” 眼看不能说服杨文瀚，关英托辞要回南昌交差并看病。本来就不信任关英的杨文翰，认定关英已与国民党方面串通、在山下布好埋伏圈等他去钻，便强行把关英等人关了三天。脾气同样刚烈的关英痛斥杨文翰“粗暴，破坏党的组织纪律”。杨文翰则将从关英身上搜出的金戒指和200元钱指为敌方对其收买的证据，并声称“决不上当，也决不会下山改编”。
尽管关英一再解释，杨文翰还是叫人动刑，强迫关英承认自己是叛徒。受到冤枉的关英怒骂杨文翰：“违背了党的指示，与党闹独立，已没有资格称为共产党员，是党的异类，将来要受到党纪的严厉制裁！”杨文翰被彻底激怒，枪杀了关英一行四人。
冷静下来的杨文翰也心存疑惑，便派人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了解情况，得到“杀了关英是党内的事，要负责任，你们应该下山”的答复。
然而，杨文翰坚称“非见到红军大部队，决不下山”。可是，红军大部队已全部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杨文翰部即是最后一支红军队伍，哪里还有什么红军大部队了？
悲壮的结局
杨文翰执着地与国民党政府为敌，最终促使国民党方面对这支红军队伍动用武力彻底清剿。1938年年底，国民党军调动正规军、民团武装共1.7万人，重重包围了杨文翰率领的不足500人的游击队，孤立无援的游击队面临空前危局。
1939年3月，杨部在贵溪畈上吕家遭国民党军伏击。此后，仅剩60余人的这支游击队在磨盘山、三县岭来回奔走半年多，吃住均无着落，难以立足，不得不转向皖赣交界处继续打游击战。
此后，杨部在皖赣边区辗转游击四年多，仍无法立足，在1942年8月又折回磨盘山、三县岭。时隔不到半年，1943年3月19日，杨部在德兴与上饶交界的黄土岭再遭伏击，部队只剩20余人。杨文翰决定将部队分成两路突围，一路由司令员裴月山带领十几人侦察行进路线；自己带领机关六人随后跟进。两天后，游击队员邵恒竹反水，领着国民党军将杨文翰等六人包围，有四人当场被捕，杨文翰及炊事班长刘福喜翻下山崖，侥幸逃脱。
突围后的杨文翰不断改换姓名，只身来往于弋阳、铅山等地，收集枪支和人员，打算东山再起。1943年8月，他第二次到弋阳葛溪杨泥湾的姨娘家买枪时，被姨娘的女婿、国民党乡丁鲁冬狗举报，“中饭还没吃完”就被堵在家中，随后送到县城关押。当年11月19日，杨文翰被枪杀于弋阳北门鹅门嘴。临刑时，杨文翰和被他杀害的余明兴一样，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
而裴月山带领的十余人，也在贵溪大务源遭围攻后溃散。1944年9月，裴月山在江西余江被捕并遭枪杀。
至此，这支最后的红军游击队全军覆没。 （摘自《看历史》）
提到这支最后消失的红军游击队，就要提到其实际领导人杨文翰。
杨文翰于1897年在江西省横峰县出生，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葛源区委书记、乐西中心区委书记、赣东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并在1936年成为赣东北红军的领导人。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消息闭塞的杨文翰一直率领红军游击队在上饶、横峰、弋阳一带活动，直到1943年11月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杨文翰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文官挑起大梁
杨文翰最初是一名宣传干部，并无军事领导经验。红军留守游击队一败再败的覆亡危局，将他推上了战斗一线。
1935年1月，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团损失殆尽，在江西弋阳磨盘山等候其回师的苏区闽浙赣省委当即决定分散成三部分开展游击战。其中，省委书记关英直接领导红军独立团、直属游击大队，活跃于弋阳磨盘山、贵溪三县岭一带。时任苏区葛源区委书记的杨文翰就在这支队伍中。
1936年初，缺乏军事领导经验的关英无视国民党军的重兵集结，强令独立团攻入浙江，以联系粟裕所部，结果遭到十倍于己的敌军围攻，军区司令员唐在刚战死，军区参谋长邹琦被俘后遭杀害，两个主力连队伤亡殆尽，关英也与部队失散，只身突出重围。
一度规模达八九百人的红军皖浙赣独立团，至此仅剩下零星几支游击队各自为战。
1936年农历6月，这些红军小游击队重新会合到一起，组建了赣东北游击大队。不久，游击队司令、政委相继离队寻找大部队，组织部部长也离队出走，均再无消息。此时的游击大队只剩下30多人，其中职务最高的宣传部部长杨文翰便成了主要负责人。
小部队的游击战至为艰苦。游击队常年在深山密林中与敌人周旋，住的是临时用树枝茅草搭起的窝棚，吃的是野菜、草根、野洋姜，随时面临着饿死、冻死和被围剿的威胁。
在赣东北特委书记余金德等多名干部被国民党军逮捕并遭枪杀后，杨文翰的游击队便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能独自为战。然而，与关英一样没有军事经验的杨文翰，这时却在军事领导上表现出过人的天赋——没有情报不动手，没有内线不动手，抢不到枪不动手，决不干赔本买卖，决不死打硬拼，谋划军事行动谨慎而精准，专捡落单的国民党军班级建制的小股部队打。很快，杨文翰部队的威名震动弋阳、德兴、横峰、上饶、乐平、贵溪、万年等地。
旧恨新仇记心头
极盛时的杨文翰越发自信，竟没有再主动寻找上级党组织，长期以磨盘山为驻地孤军作战。对杨文翰而言，最现实的危险在于信息完全闭塞。到1937年下半年上级党组织找到他之前，他对1936年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 1937年7月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乃至第二次国共合作，均一无所知。
1937年8月，经历多轮高层谈判的国共双方，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共南方八省游击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方案也在同年9月24日商定。项英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局，指挥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抗日武装。
然而，在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有一股仇恨情绪成为国共合作的阻力。1935年，方志敏在南昌被枪决。杨文翰是方志敏的忠实仰慕者，因而心存强烈的复仇之志。类似的仇恨情绪，在当时的红军游击队和国民党地方政府之间普遍存在。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几乎所有红军游击队最终都接受了时代的大变局，认可了国共合作。唯独杨文翰始终坚决抵制国共合作，而1937年2月的一次吃亏，更让他彻底断绝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念想。
当时，国民党方面派人请他率部下山，商谈合作事宜。杨文翰对此半信半疑，便派先头部队下山，结果遭到国民党军的伏击，一下子损失了十几名游击队员。此事令他怒发冲冠，叮嘱部下：“以后不管什么人来说都不能听，我们一定要等到红军大部队来再下山！”
就连妻子王荣真上山找他，也被杨文翰认定是敌人派来劝降的，甚至拔枪相向。经过半年的观察后，他才逐渐信任妻子，但仍要求其独自下山。显然，此时的杨文翰已经带着他的游击队与大时代背向而行，渐行渐远。
中共南方局高层注意到了这支困境中的孤军，连续三次派人前去传达党的新政策和指示，但都被杀害。
1937年9月，皖赣特委派县委书记李春望等两人上山做动员工作，被杨文翰下令枪杀；1937年11月，党组织指派一位姓邹的区委书记动员杨文翰下山，又被枪杀；1937年12月，丁山区委原书记余明兴上山，也被杨文翰下令枪杀。余明兴在被杀前高呼“共产党万岁”。
在对外界保持极度警惕的同时，杨文翰还需要时刻提防身边的“叛徒”，对游击队内部严加控制，凡谈论国共合作、思念家人者，一律按“动摇分子”论处。从1938年至1942年，杨文翰因此枪毙五名游击队战士。
盛怒之下再失误
见迟迟不能说服杨文翰，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决定，让刚刚归队的关英，以老上级的身份去劝说杨文翰。
1938年5月，关英奉命前往弋阳磨盘山。路过横峰县时，因为处在国共合作新阶段，关英受到国民党当地政府的热情款待。在葛源，关英还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关英不知道，杨文翰设在山下的眼线在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国民党方面对他的热情款待，以及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等举动，都被杨文翰疑为其叛变投敌。
关英到达磨盘山后，杨文翰虽然盛情款待，但两人的谈话极不愉快。当关英传达上级“实行国共合作，联手共同抗日”的精神时，杨文翰毫不客气地说：“你讲的话，我不相信。以前都没听说国共合作，我们和国民党部队拼死拼活地打了十多年，现在哪有国共合作的条件？实在要我下山改编，我得将全部人马调来开个会，问大家同意不同意。” 眼看不能说服杨文瀚，关英托辞要回南昌交差并看病。本来就不信任关英的杨文翰，认定关英已与国民党方面串通、在山下布好埋伏圈等他去钻，便强行把关英等人关了三天。脾气同样刚烈的关英痛斥杨文翰“粗暴，破坏党的组织纪律”。杨文翰则将从关英身上搜出的金戒指和200元钱指为敌方对其收买的证据，并声称“决不上当，也决不会下山改编”。
尽管关英一再解释，杨文翰还是叫人动刑，强迫关英承认自己是叛徒。受到冤枉的关英怒骂杨文翰：“违背了党的指示，与党闹独立，已没有资格称为共产党员，是党的异类，将来要受到党纪的严厉制裁！”杨文翰被彻底激怒，枪杀了关英一行四人。
冷静下来的杨文翰也心存疑惑，便派人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了解情况，得到“杀了关英是党内的事，要负责任，你们应该下山”的答复。
然而，杨文翰坚称“非见到红军大部队，决不下山”。可是，红军大部队已全部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杨文翰部即是最后一支红军队伍，哪里还有什么红军大部队了？
悲壮的结局
杨文翰执着地与国民党政府为敌，最终促使国民党方面对这支红军队伍动用武力彻底清剿。1938年年底，国民党军调动正规军、民团武装共1.7万人，重重包围了杨文翰率领的不足500人的游击队，孤立无援的游击队面临空前危局。
1939年3月，杨部在贵溪畈上吕家遭国民党军伏击。此后，仅剩60余人的这支游击队在磨盘山、三县岭来回奔走半年多，吃住均无着落，难以立足，不得不转向皖赣交界处继续打游击战。
此后，杨部在皖赣边区辗转游击四年多，仍无法立足，在1942年8月又折回磨盘山、三县岭。时隔不到半年，1943年3月19日，杨部在德兴与上饶交界的黄土岭再遭伏击，部队只剩20余人。杨文翰决定将部队分成两路突围，一路由司令员裴月山带领十几人侦察行进路线；自己带领机关六人随后跟进。两天后，游击队员邵恒竹反水，领着国民党军将杨文翰等六人包围，有四人当场被捕，杨文翰及炊事班长刘福喜翻下山崖，侥幸逃脱。
突围后的杨文翰不断改换姓名，只身来往于弋阳、铅山等地，收集枪支和人员，打算东山再起。1943年8月，他第二次到弋阳葛溪杨泥湾的姨娘家买枪时，被姨娘的女婿、国民党乡丁鲁冬狗举报，“中饭还没吃完”就被堵在家中，随后送到县城关押。当年11月19日，杨文翰被枪杀于弋阳北门鹅门嘴。临刑时，杨文翰和被他杀害的余明兴一样，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
而裴月山带领的十余人，也在贵溪大务源遭围攻后溃散。1944年9月，裴月山在江西余江被捕并遭枪杀。
至此，这支最后的红军游击队全军覆没。 （摘自《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