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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在山西的归国华侨，在海外生活期间多数在华校读书，回国后继续深造，毕业后参加工作，多数在文教科技部门服务。他们的风雨人生，几乎都是沿着“向往祖国——回归祖国——报效祖国”这样的历程轨迹。鲜为人知的是，他们当中也有一些觉悟较早的人，在海外就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冒着生命危险，投身秘密地下工作；回国后继续在我党我军情报部门供职，执行各项使命。他们的人生经历比常人复杂，要冒更多的险，吃更多的苦，甚至受更多冤屈，但是他们总是默默地做人，默默地苦干，默默地接受命运顺逆荣损的考验。他们的誓言无声，他们血汗无痕。然而他们的风雨人生，照样遵循“向往祖国——回归祖国——报效祖国”这样的历程轨迹。赤子之心，苍天可鉴。本文为读者介绍山西归侨中四名“红色特工”的事迹。可惜只是个梗概，至于具体细节故事可能永远都是个谜。
马来西亚归侨潘金成
马来西亚归侨潘金成，祖籍福建永春，1925年7月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太平市。潘金成从小就受爱国主义的教育和熏陶，明确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事理。20世纪30年代，潘家开了个橡胶店。父亲去世后，母亲将它租给一个叫陈嵩高的永春同乡。爱国情深的他买了一个留声机，天天在店里放《渔光曲》《松花江上》《天涯歌女》《保卫家乡》《黄河之恋》等进步歌曲。那时潘金成只有十一二岁，天天都在听这些歌曲，深受熏陶。陈嵩高还代理当地的二三十份报纸，有《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光华日报》等。潘金成一放学就迫不及待地跑去帮忙分发报纸，这样有机会阅读这些报纸，获得许多国内信息。“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念小学的潘金成很快就知道了，对日军的强盗行径充满刻骨仇恨。
潘金成还积极投身抵制日货的活动。当地华侨把日货说成是“仇货”。穿衣服都不用日本布，而穿国产“爱国布”的方格格布。大家还联合起来对付和惩罚那些卖日本货的奸商。日产蝴蝶牌口琴特别好，开始时每个华侨商店都有卖，后来一下子都拿出去烧了。潘金成爱好音乐，也有一支日造蝴蝶牌口琴，他毫不犹豫地将它付诸一炬。其母手艺较好，经常做一些南洋糕点，交给专门负责义卖的华侨女青年上街去义卖，所得款项捐给南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支援祖国抗日救亡。她们的爱国义举，都深深地打动了潘金成。
1939年9月，第一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集中于马来西亚槟城即将启程。其时，14岁的潘金成正就读于马来西亚钟灵中学，而且是该校“百人口琴队”的成员。槟城侨界召开盛大的欢送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大会。钟灵中学的铜乐队和百人口琴队在会上和会后作了精彩的演奏，他们用嘹亮的歌声和明快的节奏为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壮行。潘金成怀着激动的心情，同伙伴们吹奏了《光明赞》《马赛曲》《凯旋曲》《牺牲已到了最后关头》《保家乡》《长城谣》《再会吧！南洋》《送别》等催人奋进的革命进步歌曲。雄壮激越而悠扬动听的乐声，不仅感染了每个机工团员，而且感染了每个与会群众。
爱好文艺的潘金成，还不忘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他积极参加“自由呼声”宣传队，演唱一些抗日救亡节目。他和各族战友特别喜欢一首歌曲《我们在霹雳山上》，这是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根据国内革命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改编而成的。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占马来亚以后，经过一年的逃难，潘金成和很多同学参加了“马来亚抗日同盟会”，从事地下抗日活动。革命组织要求很严格，对每个参加的人都要进行严格的考验。潘金成按照组织的要求，凭借自己的智勇，收集了许多敌军情报，还为抗日队伍弄到许多药品，深得领导的信任和赞赏。到1945年初，“抗日同盟会” 就把宜力市区一个小组的抗日救亡工作交给潘金成负责了。
潘金成发挥自己精通华语、闽南语、英语、马来语的优势，深入各民族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提高人民觉悟，发展情报员，建立交通线，壮大了自己，孤立和打击了敌人，还帮助转移了几个大干部。当时，国民党也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在那里成立所谓“华侨抗日军”。他们不打日本，专门制造摩擦，竭力对付共产党领导的真正抗日的“抗日同盟会”，潘金成有不少战友都死在他们手里。他和战友们既要面对日本特务，又要面对国民党的所谓“华侨抗日军”。危险无处不在，但他毫不胆怯畏缩。
经过严酷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潘金成在1946年3月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
1948年6月20日，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紧急条例”，用白色恐怖的手段镇压马来亚各族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潘金成和好多战友都被捕了，在监狱里关押了八九个月之后被当局驱除出境。
1949年6月，潘金成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富有对敌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的他，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进入中央军委情报部，从事东南亚情报的搜集、整理、翻译、分析等工作。1954年转业到山西阳泉工作，历任阳泉市人民银行股长、办事处副主任。1983年当选为阳泉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常务副主席，接着担任第二届主席。1985年起当选为阳泉市政协第六、七届常务副主席，山西省政协第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委。
越南归侨张子思
张子思，女，原名岑秀霞，祖籍广东省南海县，1930年9月生于越南南部一个叫芹苴的地方。父亲是店员，母亲柳氏是越南女子，所以她有二分之一的越南血统。
父亲后来独立经营生意，事业有了发展。他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身上还不乏民主思想，在家关爱孩子，从不打骂，在外乐善好施，热心华侨公益事业。担任当地华侨学校校董的他慷慨解囊，捐资助学。他的名字至今镌刻在华侨学校的纪念碑上。张子思出生不久父母又生一女。一到学龄慈爱的父亲就送她们到华侨学校上学。尽管当时还有大量的越南文学校和法文学校，但他还是坚持把孩子送进华侨学校接受中华文化教育。他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也希望孩子永远记住自己是中国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因战乱流亡到越南，多数从事教育工作。他们带来大量祖国抗战的信息及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思想，对年轻学子影响很大。张子思在上小学三年级时接触到国内流行的“战时读本”，幼小的心灵渐渐地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在开展文娱活动时，大家学唱《铁血歌》等抗战歌曲，个个充满了不怕牺牲御敌守土的壮志豪情；在参加童子军露营或军事演习中，学生的意志、体能都得到实践和锻炼。特别是校长陈谷吾经常给学生介绍国内的情况，对大家的影响很大。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中国平民百姓的苦难，抗日军队的英勇……方方面面都让大家感到震撼和感染。 小学毕业后，张子思转到堤岸上初中。堤岸是西贡市（今胡志明市）最大的华人聚居区，素有越南的“小上海”“小香港”之称。几年前，张子思的哥哥就移居到此。她就住在哥哥家里。这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她感到温馨惬意。可是没想到只上了一年，日军的铁蹄就践踏到越南土地，她只好返回芹苴，拜一位华侨老知识分子为师学习古文和代数。其间还在一所由广肇帮创办的华侨小学教了半年书。
1947年，张子思进堤岸南侨中学念高一，班级人数不多，只有十几个学生，以潮州人为主。校长王贯一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思想进步开明，顺应时代潮流；而且，在校老师有的是“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的党员干部。因而整个学校的校风也积极向上，民主自由。在地下党员的领导下，进步师生组织读书会，半秘密半公开地研读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业余剧社公开上演《白毛女》《升官图》；师生积极进行募捐活动，自制糕点饼子义卖，筹措款项支持祖国解放战争；甚至走上街头参加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反饥饿游行。她每参加一次活动，思想就受到一次教育，灵魂就受到一次洗礼。她的革命理想和目标也就日渐明晰。
堤岸南侨中学的“赤化”倾向为当局所不容，终于在1948年8月被法国殖民主义者封闭。当时张子思和同学正准备上高三且交了学费，只好自己承担损失，转学到另一所华侨学校——义安中学，继续高三学业。
该校情况要复杂一些，但进步学生仍悄悄组织读书小组阅读进步书籍。师生的活动经常会受到干扰和限制，有时还会被“请”到警察局去询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分子？你知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分子？”有时还威胁要将被传讯的学生驱逐出境，阴阳怪气地说：“你想坐飞机（回去）还是想坐轮船（回去）？”张子思遇到警察询问时总是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警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张子思和一些学生的思想倾向和进步行为，引起我地下党的关注。有一天，一个语文老师对她说：“我看你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我介绍你认识一个人，他会给你更多的指导和帮助。”通过这位老师的介绍，她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认识了在一所福建人创办的学校里任教的男教师王琴。
后来张子思才知道，王琴老师是中共地下党的小组长，负责考察、物色和培养进步青年，为将来新中国建设输送人才。从此，她和进步同学就和王琴老师频繁交往，在他指导下阅读革命书籍资料，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国际国内形势，并协助他从事联络工作。1949年，王琴老师奉命离开越南到国内解放区工作。分别时，王琴老师指示张子思：“你找个教书的工作，先安顿下来，日后再回国服务。”根据王琴老师的指示，她在堤岸附近的一所小学谋了个教职，教小学一二年级。同时寻找机会准备回国。
因任务紧急走得匆忙，王琴未将张子思等发展为正式的共产党员。但这段历史后来因王琴健在给予证明，并得到党组织的认可，成为张子思在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依据。
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使海外侨胞欢欣鼓舞，华侨青年迅速掀起回国读书和回国服务的热潮。张子思熟悉的许多同学都纷纷离开越南返回中国。张子思内心焦急，和初恋的男友商量后，决定放弃教书职位立即回国。
1950年3月，张子思离开南越，只身从西贡乘飞机经香港回国。抵达广州后受到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下榻广州华侨招待所。她按上级要求写了自传上交。4月3日即参加培训班受训。通过深入学习《为人民服务》等毛主席著作，端正思想认识，明确从事革命工作的目的和宗旨。她思想进一步得到升华，并光荣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张子思的男友于1950年5月回国后，通过她的叔叔找到了她。他也参加了培训。6月受组织派遣重新回越南工作，而张子思原来根据组织安排也要派往国外，后因形势变化就留在国内工作。男友是乘火车经香港去越南的。分手时她到广州火车站送行。彼此恋恋不舍，但为了革命理想，只好将个人感情放在一边。从此天各一方，无缘会面。训练班结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央军委联络部广州联络处工作。1952年底，调回北京，进入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
1955年，张子思转业到阳泉矿务局。在阳泉，她和同事黄燕民结为伉俪。黄是河北人，与她一起从军委联络部转业。两人从相知到相爱，共同度过44年风雨人生（黄1999年在太原病逝）。
在工作岗位上，张子思不计得失，努力工作，多次被评为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对于中国共产党，张子思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回国后，她多次向单位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尽管她的工作表现无可挑剔，但总是无果而终。这种遭遇，同许多归侨是大同小异的。1965年，在阳泉工作10年后，调到山西省煤炭生产安全监察局，从事生产安全管理工作。改革开放的春风温暖和滋润了广大归侨的心田。1983年，党组织的大门终于对她打开，经过多年奋斗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她追求革命理想的进程又前进了一步。
1987年，张子思解决离休问题，其工龄从1948年算起。回忆起自己前半生的奋斗历程，她说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千里迢迢图报国，万丝情愫赤子心。”她说：“我想许多归侨都跟我有同样情怀。”
越南归侨谭业
谭业，原名徐俊仪，祖籍广东花县，1923年4月6日出生于越南西贡一户城市贫民家庭。3岁的时候，谭业丧父。妈妈自己开了个小杂货铺支撑全家；大哥卖馄饨、面，挣钱补贴家用；谭业还经常跑到网球场去帮人家捡球，以收取一点小费。因为家里很困难，妈妈和大嫂还出去给别人打扫卫生，搞家政服务。
高中毕业以后，谭业自己创办守承华侨公学，亲任校长。他还创作了一首《守承华侨公学校歌》，歌词大意是：立志要高，品学要好；莘莘学子，更生自求；锻炼科学身手，为国立功劳。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谭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洪流。他曾和同学上街卖花赚钱支援祖国抗战，卖完以后就把钱交给中华总商会，作为抗战经费寄回中国。他和同伴们还出去表演文艺节目，演唱《在松花江上》等进步歌曲，赚一点钱给国内寄去。1945年日本投降时，谭业和西贡的华侨欢天喜地，大张旗鼓庆祝一番。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谭业和同学们也热烈庆祝，在大街上游行，在学校里贴了大字报，聚在一起唱歌跳舞。那时中越关系密切，毛泽东和胡志明都是两国人民共同热爱的领袖。谭业曾翻译了胡志明的一些著作和讲话及《越南史论》。还翻译过一首歌颂两国领袖的歌曲，大意是：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拔出锐利的宝剑，领导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站起来。
这一切使他在越南有了一些名气。后来胡志明主席来北京访问的时候，还给他写过亲笔信，寄到他转业地方的工作单位阳泉市工业局，信里说：谭业同志，谢谢你对我的热爱。
1950年夏天，谭业瞒着家人离开越南西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回国。在北京东堂子胡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备处，谭业一行受到热情的接待。他做的第一件事，即把从越南带回来的华文印刷的资料全都交给领导。他相信这些资料对了解越南的情况很有帮助。而后，他留在筹备处帮忙。主要的工作就是做翻译，帮助那些不懂普通话的归侨当翻译；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问题；同时给一些不习惯国内生活的归侨青年做思想工作。
在侨联筹备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谭业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到位于北京弓玄胡同的单位报到。去后才知道那是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是他的工作岗位。他见了联络处的处长李清昌，在太行山抗日的老八路；还见了科长毛冰山，是新四军过来的老同志。他们都是富有情报工作经验的行家，对于新来的同志很热情，使谭业有家的感觉。其职务是联络员，为正排级军职。他通晓法语、英语和越南语，会说普通话、粤语，所以负责查阅来自世界各地的报纸杂志和有关资料，根据需要进行筛选、翻译、摘录、整理、转发。
东南亚一些国家排华时，许多华侨被遣送回国。中侨委、情报总署和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人到广东汕头参与接待、安置。谭业曾作为情报总署的代表参加此项工作。从东南亚回来的华侨中广东、福建人居多，好多人讲广州话，所以谭业的语言特长派上了用场。归国华侨有的安置在原籍，有的安置在外省市，有的安置到海南岛华侨农场。谭业跟他们谈心沟通，使他们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他还将一批华侨青年领回北京，培训他们，之后在广州建立情报站。
1954年，谭业转业到山西省阳泉市，在工业局从事水泥的研制工作，成了阳泉市第一个水泥工程师。他和同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愤图强，白手起家，在阳泉第一次建起了水泥厂，第一次生产出高质量水泥。为此，他曾出席在阳泉召开的全国水泥生产现场会议，介绍了阳泉的经验。还曾代表山西省去长沙参加煤矸石综合利用的全国性会议。
1958年，谭业受到中侨委和全国侨联表彰，荣获一个奖状，上写：谭业同志，在大跃进中从事水泥工作做出显著的贡献。在这次会议上，何香凝还送给他一幅署名的《醒狮图》。
1983年，谭业参与筹备成立阳泉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的工作，并当选为第一届侨联副主席，其后还担任第二、三届侨联的顾问。
谭业在情报总署工作时就积极要求入党。转业时组织上把他的档案和入党申请材料转到阳泉。1985年，他终于了却了多年的心愿，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喜欢写诗，曾写了一首《湄公河的水》和一首《珠江和黄河》，是抒发思念祖国、报效祖国情怀的。他还珍藏了一枚特殊的毛主席像章，出席重要场合时就戴上。这枚像章是他夫人的哥哥去越南支援建设时中国驻越南大使馆送的。这枚像章后来给了谭业的女儿，女儿又给父亲戴上了。
泰国归侨孙佩文
孙佩文拥有多个名字：林玉生、林安之等等。他的原名叫梁炳枢，祖籍广东省台山县西廓圩。1923年出生于泰国（那时称暹罗）的首都曼谷一个贫困的华侨工人家庭。
1937年，孙佩文小学毕业，进入法国人所办的易三仓学校念书，至1943年高中毕业，而后继续在易三仓商科修学一年。该校是一所法国天主教学校，开办已有60年左右的历史。该校分为小学4年、中学6年、商科班3年，后来附设大学预科班2年。有英文和法文两类，孙佩文选读英文，除历史、国文以外，其余科目皆用英文课本教授。在校期间，孙佩文曾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军训（通讯兵）。按泰国的法律，满20岁的出生泰国的华侨青年，一律要服兵役3年；而只要经过军训，即可代替服役。受训3年后，他成为3等军训生。这段军训生涯，对于他日后从事地下工作大有裨益。
孙佩文是在1946年2月，正式成为泰国侨党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的成员的。也就是说，他在此时成为一名正式的“红色特工”。
孙佩文受两个人的引领走上革命道路：一个是他的大哥鲁逊，一个是中共泰国侨党负责人邱及。鲁逊，原名梁炳财，早年由叶剑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打入国民党军统组织，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名情报官员，官至少校。日本投降后，鲁逊奉派到泰国工作，表面上是军统驻泰国站的“大员”，实际上是中共泰国侨党的领导人之一。对于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弟弟孙佩文，他言传身教，通过点点滴滴潜移默化，向弟弟灌输革命思想：介绍祖国的历史文化，介绍祖国如何才能取得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道理。进而给弟弟布置一些任务让他去做，借以考验和锻炼弟弟。孙佩文在念中学时，曾替大哥等人秘密印制宣传资料，并分寄给山巴内地，进行革命宣传。14岁时受大哥的指导，秘密向乃律船厂工人募捐筹资，汇寄给香港廖承志同志转八路军，支持祖国军民抗日救亡，得到八路军总司令部来信的勉励。邱及，祖籍广东省揭东县玉湖镇，1910年出生于泰国。从小回故乡就读揭阳一中，在校期间投身孙中山倡导的国民革命热潮。1930年赴上海就读于昌明艺专和上海美专。1934年，参加中国“左联”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出狱后于1936年3月出走南洋，先后在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地从事华侨教育和爱国救乡工作。在泰国期间曾任暹罗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总会常委及宣传部长、《真话报》社长等。在日寇侵占泰国期间，《真话报》可以说是华侨社会的一盏明灯。它宣传抗日，传播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特别是中国抗日斗争的情况，在泰华社会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孙佩文是该报的忠实读者。他意识到，该报是代表无产阶级说话的唯一中文报纸，并且由报纸内容知道已有中共人员在泰国活动。他当时还无法和邱及见面，但在心中已产生敬仰和向往之情。抗战胜利后，孙佩文有机会认识了邱及。在谈话中，邱及鼓励他努力学习，使他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翻身的光明前途，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于是，他很自然地成为大哥鲁逊和邱及的秘密联络人，为他们的革命活动传递消息，在大哥鲁逊与邱及碰头时为他们站岗放哨，保障安全。同时，孙佩文通过大哥的关系，也打入军统组织，成为军统驻泰国站站长陈英群的机要员，拥有一部秘密电台。 为了立足，必须有职业借以谋生；为了工作，也必须有职业作为掩护。1945年10月至1946年4月，孙佩文到日泰海运公司当书记员，后又在广肇公馆工作了3个多月，担任与盟军联络的工作。1946年大哥在泰国曼谷筹办了一间新地文化有限公司，亲任公司经理，孙佩文则负责管理货仓，协助大哥管理公司事务。1948年11月至1949年5月，孙佩文转到曼谷国际贸易行担任经理，从事进出口贸易。除了华文以外，他还精通泰文、英文并熟练打字。人们（甚至亲友）只知道他公开职业为企业老板，而不知道他是一名“军统特务”，更不知道他是一名中共特工。
因为秘密工作性质所决定，孙佩文所从事的是单线联系的秘密工作。虽充满紧张和危险，但他心中有坚定的信念，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和人民，也是为了侨居国和当地民众。所以，他完全把困难和危险抛在脑后。1947年的一天晚上10点，孙佩文在曼谷探悉泰国警察凌晨5点就要出动围捕我侨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消息后心急如焚，想方设法在12点之前通知了侨党的负责人邱及，使几位同志得以争取时间迅速转移到越南，免遭杀害。事后受到泰国侨党领导人的表扬。
1947年11月，在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派支持下，以銮披汶为首的泰国反动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坚持民族独立和中泰友好的总理乃比里·帕侬荣的民主政权。銮披汶是个反共、排华老手，上台后立即对国内和平民主人士实行镇压，同时掀起反华浪潮，对于华侨社会的进步人士进行迫害。此时，乃比里·帕侬荣及其亲近者，人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克农命令泰国侨党“不惜一切代价，将乃比里·帕侬荣找到，保护起来，择机带到中国来”。具体任务就交给孙佩文去实施。
此时泰国侨共的处境已十分艰难，孙佩文自身也随时面临生命危险。要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困难和危险之大可想而知。孙佩文具体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不得而知。经查阅相关资料，只了解到事件的一个轮廓。
乃比里·帕侬荣和随行人员被迫离开泰国以后，先潜往新加坡，而后乘坐新加坡到韩国的邮轮转到香港。孙佩文由大哥鲁逊牵线赴香港与南洋商业银行总经理、爱国商人庄世平联系，研究具体营救办法。庄世平安排侄子搞到一艘小船，载着孙佩文到邮轮接应乃比里·帕侬荣一行。在新加坡邮轮停靠香港的短暂时刻，孙佩文迅速登上邮轮，找到乃比里·帕侬荣一行。乃比里·帕侬荣此时已知悉中方意图和孙佩文的真实身份，积极给予配合。正会晤时，突然上来一帮港英警察。庄世平侄子见势不妙，撇下孙佩文开着小船逃离。孙佩文临危不惧，凭着镇定机智，巧妙周旋，终于把乃比里·帕侬荣一行安全地接下邮轮。
身兼联络员、贴身护卫和翻译的孙佩文，在香港与乃比里·帕侬荣和前泰国国务院长銮探隆等在隐蔽的藏匿地点住在一起。待办妥赴京的一切手续后，于1949年8月5日护送乃比里·帕侬荣一行，乘船离开香港赶赴青岛。然后改乘火车奔赴北京。
1949年9月18日，孙佩文陪同、护卫乃比里·帕侬荣一行安全抵达北京。李克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李克农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乃比里·帕侬荣一行的到来，同时与孙佩文亲切握手以示慰问和赞赏。
作为一名特工，孙佩文潜伏海外成天出生入死担惊受怕，现在终于完成使命回到组织怀抱——中央军委联络部。
生长在泰国的孙佩文，虽然在海外就接受共产主义信仰，投身秘密地下工作，但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来没有条件和机会进行系统的学习和钻研。他原来对于祖国的了解也是多半来自亲友和侨胞的介绍，来自媒体的报道，其实是比较肤浅模糊、缺乏感性认识的。回国以后，他获得了两次“补课”的机会。
第一次是学习的机会。1949年11月，孙佩文由组织安排进入中共中央统战部青年训练班学习。“青训班”是为新中国培养急需人才（特别是准备派往国外工作的人员）的学校，李介夫是校长，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中有不少归侨青年。孙佩文的三哥梁炳田也同在青训班受训。三哥从泰国回国直奔延安参加革命。抗战期间曾在四川周公馆给周总理、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做门卫。青训班要求每个学员把自己的家庭和个人历史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还要求每个周都要写一份“反省书”检讨自己的一言一行。总之，对于组织，要绝对的忠诚，毫无隐瞒毫无保留，要彻底清除自己身上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作风行为。同时，青训班请一些高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这样，过去只有地下工作实践的孙佩文经过学习，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此后，他要求自己更加严格了，从事革命工作的自觉性和纪律性更强了。
第二次是实践的机会。孙佩文于1951年秋天，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第五分团，到广东省恩平县参加土地改革。该团共100余名成员，团长是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原来，出身华侨工人家庭的孙佩文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知之甚少。通过学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农村实际调查研究，参与土地改革实践，他看到了农村的现状，认识到土改对于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重大意义。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了解到广大的贫困农民与城市工人阶级一样遭受剥削阶级的压榨，一样要求革命渴望翻身解放，从而明白了农民之所以成为工人阶级同盟军的道理。经过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锻炼和考验，他的立场更加坚定，意志更加坚强。
1952年5月，孙佩文结束土改，返回北京。1952年9、10月间，他奉派参加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担任翻译。而后，他又住进乃比里的住所，继续担任乃比里·帕侬荣的翻译。1953年3月，他回军委联络部（1956年改为中央调查部）工作，从事情报翻译。
回国后，孙佩文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曾在1956年对他进行过审查，最后结论是“历史政治没有问题”。但入党问题仍未解决。1961年5月，组织安排孙佩文下放山西，领导跟他谈话说：“下去好好锻炼，争取入党。”正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哪里艰苦那里安家。”孙佩文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进了娘子关扎根山西。他先在太谷商业外贸股当干部，后来在太谷外贸公司当业务员，再后来到太谷工商局担任市管员一直到离休。 1963年，孙佩文被诬为“特务”“现行反革命”。当地有关部门曾派人到北京调查他的历史，但遭到拒绝；孙佩文除了以前向组织部门所提供的个人资料以外，又不再提供国外活动的详细情况。在“左”倾路线盛行的年代，那些奉行“阶级斗争天天讲”的人，更觉得他是个“有问题”的人，甚至看到他弹奏电子吉他，便断定他是“给特务机关发报”。孙佩文被打成“特务”“反革命”后，抄家、批斗、挨打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调整工资、单位分配房子都没有他的份；单位组织劳动种小麦他也不能与其他人那样分到一些劳动果实；子女在工作问题上也受到影响……直到1981年国家大规模拨乱反正，孙佩文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孙佩文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挫折，照旧埋头苦干默默贡献。只要不背负莫须有的罪名，他就心满意足了。1963年，年满40岁的孙佩文才与出身贫农的当地姑娘牛玉兰结为夫妻。这一年，孙佩文被打成“特务”“反革命”，而身为共青团员的牛玉兰却认为他是个好人，毅然抛弃一切世俗偏见嫁给他。从此二人不离不弃，厮守终生。孙佩文和牛玉兰生育了一儿一女。夫妻晚年健康状况都不好，长年受疾病困扰。儿女又先后下岗，家庭遇到较多困难。牛玉兰久病后于2012 年7月辞世。晚年孙佩文则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身体已成90度弯曲，时刻需要儿女照顾。当地侨务部门对于孙佩文的家庭困难非常关心，年年给予一些救济。
值得庆幸的是孙佩文在政治上的大翻身。200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谷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编纂的《太谷人物志》，在“孙佩文”条目中，专门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1923年生，原名梁炳枢，祖籍广东台山县。华侨。出生于泰国曼谷。父亲为木匠。孙佩文在泰国上大学期间，因欠交学费被开除出校。民国三十五年（1946）在泰国参加革命，在侨共负责人邱及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改名林安之，以国际供应行总经理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冒着生命危险打入军统特务驻泰站站长陈英群处当机要员，并带有一部秘密电台，给香港拍发密码情报。曾营救5位同志秘密转移到越南。三十八年（1949）8月回国后孙佩文被分配到军委联络部工作。1961年下放到山西太谷外贸公司。1963年被诬陷错判为‘现行反革命’。后任太谷工商局市管员。1981年平反。1985年离休。”这是孙佩文对革命的贡献第一次受到官方公开披露和肯定。
2012年11月24日，孙佩文因病医治无效，在太谷去世，终年91岁。
2012年9月下旬，北京泰国归侨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泰国归侨英魂录》编委石苏苏女士和另一位编委林卫国，在山西省侨联和晋中市及太谷县侨联组织的帮助下，曾专程到太谷县孙佩文家，拜访了这位归侨革命老前辈。事后，石苏苏女士亲自撰写了《沉痛悼念孙佩文老前辈》一文，首次系统地报道了孙佩文传奇经历和革命事迹。此文收入后来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泰国归侨英魂录》（第八辑）。
（责编 孟红）
马来西亚归侨潘金成
马来西亚归侨潘金成，祖籍福建永春，1925年7月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太平市。潘金成从小就受爱国主义的教育和熏陶，明确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事理。20世纪30年代，潘家开了个橡胶店。父亲去世后，母亲将它租给一个叫陈嵩高的永春同乡。爱国情深的他买了一个留声机，天天在店里放《渔光曲》《松花江上》《天涯歌女》《保卫家乡》《黄河之恋》等进步歌曲。那时潘金成只有十一二岁，天天都在听这些歌曲，深受熏陶。陈嵩高还代理当地的二三十份报纸，有《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光华日报》等。潘金成一放学就迫不及待地跑去帮忙分发报纸，这样有机会阅读这些报纸，获得许多国内信息。“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念小学的潘金成很快就知道了，对日军的强盗行径充满刻骨仇恨。
潘金成还积极投身抵制日货的活动。当地华侨把日货说成是“仇货”。穿衣服都不用日本布，而穿国产“爱国布”的方格格布。大家还联合起来对付和惩罚那些卖日本货的奸商。日产蝴蝶牌口琴特别好，开始时每个华侨商店都有卖，后来一下子都拿出去烧了。潘金成爱好音乐，也有一支日造蝴蝶牌口琴，他毫不犹豫地将它付诸一炬。其母手艺较好，经常做一些南洋糕点，交给专门负责义卖的华侨女青年上街去义卖，所得款项捐给南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支援祖国抗日救亡。她们的爱国义举，都深深地打动了潘金成。
1939年9月，第一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集中于马来西亚槟城即将启程。其时，14岁的潘金成正就读于马来西亚钟灵中学，而且是该校“百人口琴队”的成员。槟城侨界召开盛大的欢送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大会。钟灵中学的铜乐队和百人口琴队在会上和会后作了精彩的演奏，他们用嘹亮的歌声和明快的节奏为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壮行。潘金成怀着激动的心情，同伙伴们吹奏了《光明赞》《马赛曲》《凯旋曲》《牺牲已到了最后关头》《保家乡》《长城谣》《再会吧！南洋》《送别》等催人奋进的革命进步歌曲。雄壮激越而悠扬动听的乐声，不仅感染了每个机工团员，而且感染了每个与会群众。
爱好文艺的潘金成，还不忘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他积极参加“自由呼声”宣传队，演唱一些抗日救亡节目。他和各族战友特别喜欢一首歌曲《我们在霹雳山上》，这是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根据国内革命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改编而成的。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占马来亚以后，经过一年的逃难，潘金成和很多同学参加了“马来亚抗日同盟会”，从事地下抗日活动。革命组织要求很严格，对每个参加的人都要进行严格的考验。潘金成按照组织的要求，凭借自己的智勇，收集了许多敌军情报，还为抗日队伍弄到许多药品，深得领导的信任和赞赏。到1945年初，“抗日同盟会” 就把宜力市区一个小组的抗日救亡工作交给潘金成负责了。
潘金成发挥自己精通华语、闽南语、英语、马来语的优势，深入各民族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提高人民觉悟，发展情报员，建立交通线，壮大了自己，孤立和打击了敌人，还帮助转移了几个大干部。当时，国民党也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在那里成立所谓“华侨抗日军”。他们不打日本，专门制造摩擦，竭力对付共产党领导的真正抗日的“抗日同盟会”，潘金成有不少战友都死在他们手里。他和战友们既要面对日本特务，又要面对国民党的所谓“华侨抗日军”。危险无处不在，但他毫不胆怯畏缩。
经过严酷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潘金成在1946年3月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
1948年6月20日，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紧急条例”，用白色恐怖的手段镇压马来亚各族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潘金成和好多战友都被捕了，在监狱里关押了八九个月之后被当局驱除出境。
1949年6月，潘金成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富有对敌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的他，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进入中央军委情报部，从事东南亚情报的搜集、整理、翻译、分析等工作。1954年转业到山西阳泉工作，历任阳泉市人民银行股长、办事处副主任。1983年当选为阳泉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常务副主席，接着担任第二届主席。1985年起当选为阳泉市政协第六、七届常务副主席，山西省政协第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委。
越南归侨张子思
张子思，女，原名岑秀霞，祖籍广东省南海县，1930年9月生于越南南部一个叫芹苴的地方。父亲是店员，母亲柳氏是越南女子，所以她有二分之一的越南血统。
父亲后来独立经营生意，事业有了发展。他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身上还不乏民主思想，在家关爱孩子，从不打骂，在外乐善好施，热心华侨公益事业。担任当地华侨学校校董的他慷慨解囊，捐资助学。他的名字至今镌刻在华侨学校的纪念碑上。张子思出生不久父母又生一女。一到学龄慈爱的父亲就送她们到华侨学校上学。尽管当时还有大量的越南文学校和法文学校，但他还是坚持把孩子送进华侨学校接受中华文化教育。他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也希望孩子永远记住自己是中国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因战乱流亡到越南，多数从事教育工作。他们带来大量祖国抗战的信息及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思想，对年轻学子影响很大。张子思在上小学三年级时接触到国内流行的“战时读本”，幼小的心灵渐渐地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在开展文娱活动时，大家学唱《铁血歌》等抗战歌曲，个个充满了不怕牺牲御敌守土的壮志豪情；在参加童子军露营或军事演习中，学生的意志、体能都得到实践和锻炼。特别是校长陈谷吾经常给学生介绍国内的情况，对大家的影响很大。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中国平民百姓的苦难，抗日军队的英勇……方方面面都让大家感到震撼和感染。 小学毕业后，张子思转到堤岸上初中。堤岸是西贡市（今胡志明市）最大的华人聚居区，素有越南的“小上海”“小香港”之称。几年前，张子思的哥哥就移居到此。她就住在哥哥家里。这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她感到温馨惬意。可是没想到只上了一年，日军的铁蹄就践踏到越南土地，她只好返回芹苴，拜一位华侨老知识分子为师学习古文和代数。其间还在一所由广肇帮创办的华侨小学教了半年书。
1947年，张子思进堤岸南侨中学念高一，班级人数不多，只有十几个学生，以潮州人为主。校长王贯一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思想进步开明，顺应时代潮流；而且，在校老师有的是“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的党员干部。因而整个学校的校风也积极向上，民主自由。在地下党员的领导下，进步师生组织读书会，半秘密半公开地研读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业余剧社公开上演《白毛女》《升官图》；师生积极进行募捐活动，自制糕点饼子义卖，筹措款项支持祖国解放战争；甚至走上街头参加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反饥饿游行。她每参加一次活动，思想就受到一次教育，灵魂就受到一次洗礼。她的革命理想和目标也就日渐明晰。
堤岸南侨中学的“赤化”倾向为当局所不容，终于在1948年8月被法国殖民主义者封闭。当时张子思和同学正准备上高三且交了学费，只好自己承担损失，转学到另一所华侨学校——义安中学，继续高三学业。
该校情况要复杂一些，但进步学生仍悄悄组织读书小组阅读进步书籍。师生的活动经常会受到干扰和限制，有时还会被“请”到警察局去询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分子？你知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分子？”有时还威胁要将被传讯的学生驱逐出境，阴阳怪气地说：“你想坐飞机（回去）还是想坐轮船（回去）？”张子思遇到警察询问时总是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警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张子思和一些学生的思想倾向和进步行为，引起我地下党的关注。有一天，一个语文老师对她说：“我看你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我介绍你认识一个人，他会给你更多的指导和帮助。”通过这位老师的介绍，她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认识了在一所福建人创办的学校里任教的男教师王琴。
后来张子思才知道，王琴老师是中共地下党的小组长，负责考察、物色和培养进步青年，为将来新中国建设输送人才。从此，她和进步同学就和王琴老师频繁交往，在他指导下阅读革命书籍资料，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国际国内形势，并协助他从事联络工作。1949年，王琴老师奉命离开越南到国内解放区工作。分别时，王琴老师指示张子思：“你找个教书的工作，先安顿下来，日后再回国服务。”根据王琴老师的指示，她在堤岸附近的一所小学谋了个教职，教小学一二年级。同时寻找机会准备回国。
因任务紧急走得匆忙，王琴未将张子思等发展为正式的共产党员。但这段历史后来因王琴健在给予证明，并得到党组织的认可，成为张子思在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依据。
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使海外侨胞欢欣鼓舞，华侨青年迅速掀起回国读书和回国服务的热潮。张子思熟悉的许多同学都纷纷离开越南返回中国。张子思内心焦急，和初恋的男友商量后，决定放弃教书职位立即回国。
1950年3月，张子思离开南越，只身从西贡乘飞机经香港回国。抵达广州后受到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下榻广州华侨招待所。她按上级要求写了自传上交。4月3日即参加培训班受训。通过深入学习《为人民服务》等毛主席著作，端正思想认识，明确从事革命工作的目的和宗旨。她思想进一步得到升华，并光荣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张子思的男友于1950年5月回国后，通过她的叔叔找到了她。他也参加了培训。6月受组织派遣重新回越南工作，而张子思原来根据组织安排也要派往国外，后因形势变化就留在国内工作。男友是乘火车经香港去越南的。分手时她到广州火车站送行。彼此恋恋不舍，但为了革命理想，只好将个人感情放在一边。从此天各一方，无缘会面。训练班结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央军委联络部广州联络处工作。1952年底，调回北京，进入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
1955年，张子思转业到阳泉矿务局。在阳泉，她和同事黄燕民结为伉俪。黄是河北人，与她一起从军委联络部转业。两人从相知到相爱，共同度过44年风雨人生（黄1999年在太原病逝）。
在工作岗位上，张子思不计得失，努力工作，多次被评为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对于中国共产党，张子思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回国后，她多次向单位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尽管她的工作表现无可挑剔，但总是无果而终。这种遭遇，同许多归侨是大同小异的。1965年，在阳泉工作10年后，调到山西省煤炭生产安全监察局，从事生产安全管理工作。改革开放的春风温暖和滋润了广大归侨的心田。1983年，党组织的大门终于对她打开，经过多年奋斗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她追求革命理想的进程又前进了一步。
1987年，张子思解决离休问题，其工龄从1948年算起。回忆起自己前半生的奋斗历程，她说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千里迢迢图报国，万丝情愫赤子心。”她说：“我想许多归侨都跟我有同样情怀。”
越南归侨谭业
谭业，原名徐俊仪，祖籍广东花县，1923年4月6日出生于越南西贡一户城市贫民家庭。3岁的时候，谭业丧父。妈妈自己开了个小杂货铺支撑全家；大哥卖馄饨、面，挣钱补贴家用；谭业还经常跑到网球场去帮人家捡球，以收取一点小费。因为家里很困难，妈妈和大嫂还出去给别人打扫卫生，搞家政服务。
高中毕业以后，谭业自己创办守承华侨公学，亲任校长。他还创作了一首《守承华侨公学校歌》，歌词大意是：立志要高，品学要好；莘莘学子，更生自求；锻炼科学身手，为国立功劳。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谭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洪流。他曾和同学上街卖花赚钱支援祖国抗战，卖完以后就把钱交给中华总商会，作为抗战经费寄回中国。他和同伴们还出去表演文艺节目，演唱《在松花江上》等进步歌曲，赚一点钱给国内寄去。1945年日本投降时，谭业和西贡的华侨欢天喜地，大张旗鼓庆祝一番。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谭业和同学们也热烈庆祝，在大街上游行，在学校里贴了大字报，聚在一起唱歌跳舞。那时中越关系密切，毛泽东和胡志明都是两国人民共同热爱的领袖。谭业曾翻译了胡志明的一些著作和讲话及《越南史论》。还翻译过一首歌颂两国领袖的歌曲，大意是：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拔出锐利的宝剑，领导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站起来。
这一切使他在越南有了一些名气。后来胡志明主席来北京访问的时候，还给他写过亲笔信，寄到他转业地方的工作单位阳泉市工业局，信里说：谭业同志，谢谢你对我的热爱。
1950年夏天，谭业瞒着家人离开越南西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回国。在北京东堂子胡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备处，谭业一行受到热情的接待。他做的第一件事，即把从越南带回来的华文印刷的资料全都交给领导。他相信这些资料对了解越南的情况很有帮助。而后，他留在筹备处帮忙。主要的工作就是做翻译，帮助那些不懂普通话的归侨当翻译；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问题；同时给一些不习惯国内生活的归侨青年做思想工作。
在侨联筹备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谭业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到位于北京弓玄胡同的单位报到。去后才知道那是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是他的工作岗位。他见了联络处的处长李清昌，在太行山抗日的老八路；还见了科长毛冰山，是新四军过来的老同志。他们都是富有情报工作经验的行家，对于新来的同志很热情，使谭业有家的感觉。其职务是联络员，为正排级军职。他通晓法语、英语和越南语，会说普通话、粤语，所以负责查阅来自世界各地的报纸杂志和有关资料，根据需要进行筛选、翻译、摘录、整理、转发。
东南亚一些国家排华时，许多华侨被遣送回国。中侨委、情报总署和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人到广东汕头参与接待、安置。谭业曾作为情报总署的代表参加此项工作。从东南亚回来的华侨中广东、福建人居多，好多人讲广州话，所以谭业的语言特长派上了用场。归国华侨有的安置在原籍，有的安置在外省市，有的安置到海南岛华侨农场。谭业跟他们谈心沟通，使他们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他还将一批华侨青年领回北京，培训他们，之后在广州建立情报站。
1954年，谭业转业到山西省阳泉市，在工业局从事水泥的研制工作，成了阳泉市第一个水泥工程师。他和同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愤图强，白手起家，在阳泉第一次建起了水泥厂，第一次生产出高质量水泥。为此，他曾出席在阳泉召开的全国水泥生产现场会议，介绍了阳泉的经验。还曾代表山西省去长沙参加煤矸石综合利用的全国性会议。
1958年，谭业受到中侨委和全国侨联表彰，荣获一个奖状，上写：谭业同志，在大跃进中从事水泥工作做出显著的贡献。在这次会议上，何香凝还送给他一幅署名的《醒狮图》。
1983年，谭业参与筹备成立阳泉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的工作，并当选为第一届侨联副主席，其后还担任第二、三届侨联的顾问。
谭业在情报总署工作时就积极要求入党。转业时组织上把他的档案和入党申请材料转到阳泉。1985年，他终于了却了多年的心愿，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喜欢写诗，曾写了一首《湄公河的水》和一首《珠江和黄河》，是抒发思念祖国、报效祖国情怀的。他还珍藏了一枚特殊的毛主席像章，出席重要场合时就戴上。这枚像章是他夫人的哥哥去越南支援建设时中国驻越南大使馆送的。这枚像章后来给了谭业的女儿，女儿又给父亲戴上了。
泰国归侨孙佩文
孙佩文拥有多个名字：林玉生、林安之等等。他的原名叫梁炳枢，祖籍广东省台山县西廓圩。1923年出生于泰国（那时称暹罗）的首都曼谷一个贫困的华侨工人家庭。
1937年，孙佩文小学毕业，进入法国人所办的易三仓学校念书，至1943年高中毕业，而后继续在易三仓商科修学一年。该校是一所法国天主教学校，开办已有60年左右的历史。该校分为小学4年、中学6年、商科班3年，后来附设大学预科班2年。有英文和法文两类，孙佩文选读英文，除历史、国文以外，其余科目皆用英文课本教授。在校期间，孙佩文曾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军训（通讯兵）。按泰国的法律，满20岁的出生泰国的华侨青年，一律要服兵役3年；而只要经过军训，即可代替服役。受训3年后，他成为3等军训生。这段军训生涯，对于他日后从事地下工作大有裨益。
孙佩文是在1946年2月，正式成为泰国侨党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的成员的。也就是说，他在此时成为一名正式的“红色特工”。
孙佩文受两个人的引领走上革命道路：一个是他的大哥鲁逊，一个是中共泰国侨党负责人邱及。鲁逊，原名梁炳财，早年由叶剑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打入国民党军统组织，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名情报官员，官至少校。日本投降后，鲁逊奉派到泰国工作，表面上是军统驻泰国站的“大员”，实际上是中共泰国侨党的领导人之一。对于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弟弟孙佩文，他言传身教，通过点点滴滴潜移默化，向弟弟灌输革命思想：介绍祖国的历史文化，介绍祖国如何才能取得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道理。进而给弟弟布置一些任务让他去做，借以考验和锻炼弟弟。孙佩文在念中学时，曾替大哥等人秘密印制宣传资料，并分寄给山巴内地，进行革命宣传。14岁时受大哥的指导，秘密向乃律船厂工人募捐筹资，汇寄给香港廖承志同志转八路军，支持祖国军民抗日救亡，得到八路军总司令部来信的勉励。邱及，祖籍广东省揭东县玉湖镇，1910年出生于泰国。从小回故乡就读揭阳一中，在校期间投身孙中山倡导的国民革命热潮。1930年赴上海就读于昌明艺专和上海美专。1934年，参加中国“左联”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出狱后于1936年3月出走南洋，先后在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地从事华侨教育和爱国救乡工作。在泰国期间曾任暹罗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总会常委及宣传部长、《真话报》社长等。在日寇侵占泰国期间，《真话报》可以说是华侨社会的一盏明灯。它宣传抗日，传播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特别是中国抗日斗争的情况，在泰华社会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孙佩文是该报的忠实读者。他意识到，该报是代表无产阶级说话的唯一中文报纸，并且由报纸内容知道已有中共人员在泰国活动。他当时还无法和邱及见面，但在心中已产生敬仰和向往之情。抗战胜利后，孙佩文有机会认识了邱及。在谈话中，邱及鼓励他努力学习，使他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翻身的光明前途，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于是，他很自然地成为大哥鲁逊和邱及的秘密联络人，为他们的革命活动传递消息，在大哥鲁逊与邱及碰头时为他们站岗放哨，保障安全。同时，孙佩文通过大哥的关系，也打入军统组织，成为军统驻泰国站站长陈英群的机要员，拥有一部秘密电台。 为了立足，必须有职业借以谋生；为了工作，也必须有职业作为掩护。1945年10月至1946年4月，孙佩文到日泰海运公司当书记员，后又在广肇公馆工作了3个多月，担任与盟军联络的工作。1946年大哥在泰国曼谷筹办了一间新地文化有限公司，亲任公司经理，孙佩文则负责管理货仓，协助大哥管理公司事务。1948年11月至1949年5月，孙佩文转到曼谷国际贸易行担任经理，从事进出口贸易。除了华文以外，他还精通泰文、英文并熟练打字。人们（甚至亲友）只知道他公开职业为企业老板，而不知道他是一名“军统特务”，更不知道他是一名中共特工。
因为秘密工作性质所决定，孙佩文所从事的是单线联系的秘密工作。虽充满紧张和危险，但他心中有坚定的信念，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和人民，也是为了侨居国和当地民众。所以，他完全把困难和危险抛在脑后。1947年的一天晚上10点，孙佩文在曼谷探悉泰国警察凌晨5点就要出动围捕我侨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消息后心急如焚，想方设法在12点之前通知了侨党的负责人邱及，使几位同志得以争取时间迅速转移到越南，免遭杀害。事后受到泰国侨党领导人的表扬。
1947年11月，在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派支持下，以銮披汶为首的泰国反动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坚持民族独立和中泰友好的总理乃比里·帕侬荣的民主政权。銮披汶是个反共、排华老手，上台后立即对国内和平民主人士实行镇压，同时掀起反华浪潮，对于华侨社会的进步人士进行迫害。此时，乃比里·帕侬荣及其亲近者，人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克农命令泰国侨党“不惜一切代价，将乃比里·帕侬荣找到，保护起来，择机带到中国来”。具体任务就交给孙佩文去实施。
此时泰国侨共的处境已十分艰难，孙佩文自身也随时面临生命危险。要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困难和危险之大可想而知。孙佩文具体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不得而知。经查阅相关资料，只了解到事件的一个轮廓。
乃比里·帕侬荣和随行人员被迫离开泰国以后，先潜往新加坡，而后乘坐新加坡到韩国的邮轮转到香港。孙佩文由大哥鲁逊牵线赴香港与南洋商业银行总经理、爱国商人庄世平联系，研究具体营救办法。庄世平安排侄子搞到一艘小船，载着孙佩文到邮轮接应乃比里·帕侬荣一行。在新加坡邮轮停靠香港的短暂时刻，孙佩文迅速登上邮轮，找到乃比里·帕侬荣一行。乃比里·帕侬荣此时已知悉中方意图和孙佩文的真实身份，积极给予配合。正会晤时，突然上来一帮港英警察。庄世平侄子见势不妙，撇下孙佩文开着小船逃离。孙佩文临危不惧，凭着镇定机智，巧妙周旋，终于把乃比里·帕侬荣一行安全地接下邮轮。
身兼联络员、贴身护卫和翻译的孙佩文，在香港与乃比里·帕侬荣和前泰国国务院长銮探隆等在隐蔽的藏匿地点住在一起。待办妥赴京的一切手续后，于1949年8月5日护送乃比里·帕侬荣一行，乘船离开香港赶赴青岛。然后改乘火车奔赴北京。
1949年9月18日，孙佩文陪同、护卫乃比里·帕侬荣一行安全抵达北京。李克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李克农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乃比里·帕侬荣一行的到来，同时与孙佩文亲切握手以示慰问和赞赏。
作为一名特工，孙佩文潜伏海外成天出生入死担惊受怕，现在终于完成使命回到组织怀抱——中央军委联络部。
生长在泰国的孙佩文，虽然在海外就接受共产主义信仰，投身秘密地下工作，但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来没有条件和机会进行系统的学习和钻研。他原来对于祖国的了解也是多半来自亲友和侨胞的介绍，来自媒体的报道，其实是比较肤浅模糊、缺乏感性认识的。回国以后，他获得了两次“补课”的机会。
第一次是学习的机会。1949年11月，孙佩文由组织安排进入中共中央统战部青年训练班学习。“青训班”是为新中国培养急需人才（特别是准备派往国外工作的人员）的学校，李介夫是校长，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中有不少归侨青年。孙佩文的三哥梁炳田也同在青训班受训。三哥从泰国回国直奔延安参加革命。抗战期间曾在四川周公馆给周总理、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做门卫。青训班要求每个学员把自己的家庭和个人历史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还要求每个周都要写一份“反省书”检讨自己的一言一行。总之，对于组织，要绝对的忠诚，毫无隐瞒毫无保留，要彻底清除自己身上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作风行为。同时，青训班请一些高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这样，过去只有地下工作实践的孙佩文经过学习，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此后，他要求自己更加严格了，从事革命工作的自觉性和纪律性更强了。
第二次是实践的机会。孙佩文于1951年秋天，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第五分团，到广东省恩平县参加土地改革。该团共100余名成员，团长是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原来，出身华侨工人家庭的孙佩文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知之甚少。通过学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农村实际调查研究，参与土地改革实践，他看到了农村的现状，认识到土改对于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重大意义。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了解到广大的贫困农民与城市工人阶级一样遭受剥削阶级的压榨，一样要求革命渴望翻身解放，从而明白了农民之所以成为工人阶级同盟军的道理。经过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锻炼和考验，他的立场更加坚定，意志更加坚强。
1952年5月，孙佩文结束土改，返回北京。1952年9、10月间，他奉派参加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担任翻译。而后，他又住进乃比里的住所，继续担任乃比里·帕侬荣的翻译。1953年3月，他回军委联络部（1956年改为中央调查部）工作，从事情报翻译。
回国后，孙佩文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曾在1956年对他进行过审查，最后结论是“历史政治没有问题”。但入党问题仍未解决。1961年5月，组织安排孙佩文下放山西，领导跟他谈话说：“下去好好锻炼，争取入党。”正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哪里艰苦那里安家。”孙佩文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进了娘子关扎根山西。他先在太谷商业外贸股当干部，后来在太谷外贸公司当业务员，再后来到太谷工商局担任市管员一直到离休。 1963年，孙佩文被诬为“特务”“现行反革命”。当地有关部门曾派人到北京调查他的历史，但遭到拒绝；孙佩文除了以前向组织部门所提供的个人资料以外，又不再提供国外活动的详细情况。在“左”倾路线盛行的年代，那些奉行“阶级斗争天天讲”的人，更觉得他是个“有问题”的人，甚至看到他弹奏电子吉他，便断定他是“给特务机关发报”。孙佩文被打成“特务”“反革命”后，抄家、批斗、挨打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调整工资、单位分配房子都没有他的份；单位组织劳动种小麦他也不能与其他人那样分到一些劳动果实；子女在工作问题上也受到影响……直到1981年国家大规模拨乱反正，孙佩文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孙佩文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挫折，照旧埋头苦干默默贡献。只要不背负莫须有的罪名，他就心满意足了。1963年，年满40岁的孙佩文才与出身贫农的当地姑娘牛玉兰结为夫妻。这一年，孙佩文被打成“特务”“反革命”，而身为共青团员的牛玉兰却认为他是个好人，毅然抛弃一切世俗偏见嫁给他。从此二人不离不弃，厮守终生。孙佩文和牛玉兰生育了一儿一女。夫妻晚年健康状况都不好，长年受疾病困扰。儿女又先后下岗，家庭遇到较多困难。牛玉兰久病后于2012 年7月辞世。晚年孙佩文则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身体已成90度弯曲，时刻需要儿女照顾。当地侨务部门对于孙佩文的家庭困难非常关心，年年给予一些救济。
值得庆幸的是孙佩文在政治上的大翻身。200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谷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编纂的《太谷人物志》，在“孙佩文”条目中，专门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1923年生，原名梁炳枢，祖籍广东台山县。华侨。出生于泰国曼谷。父亲为木匠。孙佩文在泰国上大学期间，因欠交学费被开除出校。民国三十五年（1946）在泰国参加革命，在侨共负责人邱及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改名林安之，以国际供应行总经理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冒着生命危险打入军统特务驻泰站站长陈英群处当机要员，并带有一部秘密电台，给香港拍发密码情报。曾营救5位同志秘密转移到越南。三十八年（1949）8月回国后孙佩文被分配到军委联络部工作。1961年下放到山西太谷外贸公司。1963年被诬陷错判为‘现行反革命’。后任太谷工商局市管员。1981年平反。1985年离休。”这是孙佩文对革命的贡献第一次受到官方公开披露和肯定。
2012年11月24日，孙佩文因病医治无效，在太谷去世，终年91岁。
2012年9月下旬，北京泰国归侨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泰国归侨英魂录》编委石苏苏女士和另一位编委林卫国，在山西省侨联和晋中市及太谷县侨联组织的帮助下，曾专程到太谷县孙佩文家，拜访了这位归侨革命老前辈。事后，石苏苏女士亲自撰写了《沉痛悼念孙佩文老前辈》一文，首次系统地报道了孙佩文传奇经历和革命事迹。此文收入后来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泰国归侨英魂录》（第八辑）。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