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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相较于《人生》中进城难的高加林，新时期的农裔知识分子杨科和邵景文则顺利进城，他们虽成为“城里人”，但农裔城籍的身份使得他们既得不到城里人的认可，也被村里人排除在外；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出于对名利的渴求，他们成为权力的依附者、金钱的奴隶，而对尊重的渴求和身份的丧失导致他们精神下行和自我堕落。
关键词：农裔 知识分子 身份 迷失 沉沦
中国设置的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使城市与农村的差异由单纯的经济、地理上的差异演化为复杂的经济、地理、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而随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通过高考进入城市，成为拥有本科学历以上的脑力劳动者，即农裔知识分子。
在现当代文学史中，从路遥的《人生》开始，越来越多的作家关注到“农裔知识分子进城”后面临的生活和精神困境，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描述涂自强进城后希望的破灭；阎连科的《风雅颂》则是讲述了杨科成功进城后寻求精神世界的过程。学术界对农裔知识分子进城也有了大量的研究，如沈昕苒在《城乡演变背景下李佩甫小说中“离乡知识分子”形象研究》中重点指出李佩甫小说中的四种农裔知识分子的人物塑造和人物命运，刘香在《城乡间的进退——新时期“乡下人进城”小说论》中也重点论述了农民工和农裔知识分子在城市的漂泊。
事实上，自《人生》至今四十年来，农裔知识分子进城依旧面临着巨大困境。本文依据农裔知识分子进城面临的困境将农裔知识分子进城情况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进城的困境在于想进城却被城拒之门外，代表人物是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第二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适应城市生活以及在城市安家立业，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涂自强。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是拥有城市户口和城市身份后的身份迷失，代表人物为阎连科的《风雅颂》中的杨科和张者的《桃李》中的邵景文。杨科和邵景文是农裔知识分子进城中的成功者，他们拥有城市户口、衣食无忧的生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到最后一个丧失了教授身份，出逃到诗经古城，另一个则是在宋总伸出橄榄枝时，背弃教授身份，成为富翁，身败名裂。由于在第二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身上存在极为明显的城乡对立、精神冲突等问题，因此在前人的研究中，都较多地关注了第二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忽略了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事实上，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在已经拥有了第二阶段农裔知识分子所期望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情况下，依旧无法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其中暗含的原因能够更深层次地揭示出农裔知识分子进城的困境。
一、社会身份的迷失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小农经济的限制，“士”从事的职业较少，大多是官员和私塾先生。而到了现当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群体扩大，其所从事的职业更是五花八门，但由于农村官本位的思想和城市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作家自身的局限性，当代文学史中的农裔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后大多在学术界、商界和政界谋得职位。例如《风雅颂》《桃李》和《白狗秋千架》中的楊科、邵景文和井河成了大学教授，《大嫂谣》中的“我”成了编辑，《生命册》中的吴志鹏和骆驼成了企业家，《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成了卫生部副厅长等。
对于在学术界谋得职位的农裔知识分子来说，其从事的职业大多属于人文学科。20世纪90年代，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人文学科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他们不再处于整个舞台的中央”，对于杨科来说，大环境下的边缘化使他无法继续晋升，抗沙尘暴事件后被定为“精神病患者”则使他的教授身份被剥夺；为了重新找回社会对他教授身份的认同，杨科选择回到乡村。在乡村，天堂街事情的暴露使得杨科无法再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乡村立足。至此，杨科的教授身份被社会彻底否认。
如果说，杨科的知识分子身份是被迫失去的话，那作为杨科的对立面，邵景文的社会身份则是他主动失去的。弃文从法的邵景文看似成功避开了被边缘化的危险，但却沦为了金钱的附庸，认识宋总之后，邵景文便从一个兢兢业业的教授变为一个身价百万的老板，教授的身份成了商人身份的附庸和点缀，亦文亦商让邵景文对自己的社会定位感到了迷茫。
而对商界的知识分子来说，商海中的浮沉更是让他们感到了身份定位的无力感，《生命册》中，来自农村的骆驼通过经商成功地在城市里立足，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骆驼进行了一系列疯狂地炒股、投资，最后因为涉嫌贿赂官员，资产被查封，被“打回原型”。
对于农裔知识分子来说，职业是他们在城市里立足的根据，也是他们社会身份得到确立的基础，更是他们在城市里建立自尊自信的源泉，而城市身份的迷失使得这一批人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成为城市里的漂泊者，而这种身份上的漂泊会逐渐造成其精神上的漂泊。
二、源身份的迷失
社会身份是用来判定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而源身份是指人的根在何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都是“双重边缘人”，也都“承受着来自城市‘他者’的歧视、冷落和拒斥”，“他们的根虽然在乡村，魂却留在城市，再也回不了家了”{1}。不同的是对第二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在自我认知还是他人认知中，他们都被当作是农村人。但是在杨科和邵景文的身上，在自己和农村同乡的认知中，已经被判定为“城里人”，但在真正的城里人看来，他们始终不是城里人。正如吴志鹏说的那样：“到了上海之后我才明白，我是带有黄土标记的。我已无法融入任何一座城市。”
1.城里的乡下人。“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前，经济发展缓慢，城乡尚未在法律上进行严格区分，人员流动较为便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户籍制度将人们限制在固定区域内，也明确了“城市”与“农村”的地理概念。改革开放后，城市成为国家改革的重心，各项城市改革政策使得城市在政治上、社会保障上、医疗卫生、生活环境和教育机会上的利益优势明显，城乡二元结构加剧，城市的富裕与农村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长期的隔膜造成了城乡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正如洛伊宁格尔所说：“仅仅因为教育状况的不同而形成的文化与意识的巨大差异就完全可以把这两部分中国人划分成两个种族。”{2}城市的富裕与农村的贫穷，使得城市成为农村人的向往之地，并在潜意识中便对城市怀有敬畏之心。 第一、二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带着“土气”进城时，甘愿接受城里人的同化，花尽力气将自己的“红薯味”洗掉。例如刚进大学的涂自强自觉培养刷牙的习惯，学习使用电脑，甚至学习周围同学的说话方式；吴志鹏为了改变身上的“新”，主动学习城里人的穿着，学习城里人走路时的气定神闲；冯家昌为了往上爬，全盘接受老班长的“忍住，吃苦，交心”的“成功秘诀”，并一一实践。而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不再盲目地接受城里人的同化，开始对城市思维有着客观的审视，杨科坚信凭借自己的努力可以评得教授职称，并对赵茹萍通过父亲、丈夫、情人的关系评得教授职称的方式感到不屑。认为法律高于一切的邵景文，在面对妻子靠关系、靠权势给对方当事人施压来解决“楼梯案”时感到悲伤。在质疑城市思维的同时，他们不再像第二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那样拼命掩盖自己骨子里的“红薯味”，而是重新审视农村思维中的优秀内容，这使得他们在思维上更具双重性，也使得他们无法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此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一个时期内所执行的重工轻农、以农补工的社会协调机制和倾斜政策，固然保证了中国的工业化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和在世界格局中的竞争地位，但在社会心理上却造成了农民的利益损害，常常使他们在人格上亦处于屈辱地位。{3}与城里人联姻是农裔知识分子快速进城的方法，而联姻意味着在家庭中处于屈辱地位，但第二阶段农裔知识分子对妻子的俯首称臣是有意识的行为。例如《城的灯》中冯家昌为了能够继续在城里立足，在面对李冬冬的无理取闹时，内心虽千般厌恶，但也不得不赔礼道歉，好言相劝。第三阶段农裔知识分子虽然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在家庭中的屈辱地位却已经进入他们的潜意识，在城里待了二十年的杨科发现赵茹萍和李广智偷情时，他的第一反应竟是“感到有些不安和内疚”。这种人格的屈辱地位注定农裔知识分子无法在精神上与城里人处于平等地位。
在城里人看来，农村籍知识分子是城市的局外人，他们泥土色的印記在商品化经济的今天，不仅意味着贫穷，还意味着落伍，甚至会成为一种耻辱和罪恶。{4}这使得无论是第几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都无法融入城里。作为城里人，政策所赋予的优势转化为潜意识里的优越性。对农村人的鄙视，便是对自身优越性的肯定，为了维护住自己的优越感，城市里的人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思想上，都将农村人划为“他者”。中学辍学、怀孕堕胎的赵茹萍是“下嫁”给了博士学历的杨科；赵茹影在评价“楼梯案”时，说“他有多少能耐我还不知道，他忙了两年的事，我两天就解决了”。因此，乡下人“融”城难，不仅仅是因为自身思维的双重性、人格上的屈辱地位，也是因为城里人的优越意识。
2.乡下的城里人。第一、二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与农村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无论身处何方，对乡亲们来说，依旧是自家人，小林在城里的家，也成为乡亲们来城的中转站；刚进城的吴志鹏，成了农村乡里的救命稻草，经常能收到老姑父“见字如面”的字条。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的长期离乡使得他们与农村的联系变得松散，一方面对乡下的邻里来说，农裔知识分子们已经是城里人。耙耧山的人在与杨科聊天的内容更多的是京城里的种种见闻；无梁村的人对身价上亿的吴志鹏怀有敬畏心理。另一方面，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再次回村时，也是以城里人的身份荣归故里，回村后的杨科始终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在精神上凌驾于村里人之上。《高老庄》中的子路在给父亲做三周年祭日的时候，为了显示自己的城市资本，大肆铺张，并极力与地方官员进行密切交往。在村里人和农裔知识分子看来，他们早已是城市的一员，不再属于农村。
对于那些仍对农村怀有眷恋的知识分子来说，农村是他们苦难的过去，也是美好的回忆，再次回村，他们痛苦地认识到，当年淳朴的乡亲早已是另一副嘴脸。当杨科回乡神话瓦解时，村里人便改变了态度，搬走杨科家的东西后又觊觎他的房子。在《高老庄》的子路眼里，家园已不再是过去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了，而是充满着利益冲突的画面。《知识分子》中的郑凡过年回家时，发现家乡淳朴的乡亲都开始怀有私心地请求他的帮助。事实上，离家多年的农裔知识分子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情感上，都无法真正再次回乡，他们早已被农村排除在外。
对于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来说，故乡只是一段记忆，即使对故乡怀着美好的遐想，但也无法面对真实的故乡，正如回乡后的杨科第一次看到让他心心念念的玲珍时，却有了一种找错人的误会感。但与故乡的疏远并没有增强他们与城市的联系，他们虽然有知识，有户籍，但始终没能与城市水乳交融，无法将城市认作“精神故乡”，“双重边缘人”的身份使得他们游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
三、身份迷失后的沉沦
从“天之骄子”到“农村来的”的身份变化，使得农裔知识分子性格中的骄傲与自卑失衡。对于第二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来说，如何保证自己的物质生活才是重点，因此刚刚进入城市的他们，努力让自己低到尘埃里，对“农裔”的身份认同，给了他们一个理由，让他们说服自己，去接受城市中不公的地位和待遇。而对于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来说，物质生活已得到了保障，但出生农村让他们始终无法被城里人接纳，由此出现了物质生活的高层次和身份认同的低层次的矛盾，社会身份带来的自尊自信正是缓解这种矛盾的良药。因此当社会身份迷失时，农裔知识分子身上原有的平衡性被打破，自尊自信受到了挑战，他们便迫切要求寻得其他能够缓解矛盾的方式。而在寻找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自我堕落的道路。对于凭借读书成为城里人的杨科来说，“教授”这个身份是他立足的根本，也是他自尊自信的根源，为了重新找到“教授”带给他的满足感，他选择回到耙耧山。在家乡，知识分子的身份能够让他备受村里人的尊重；教授工作证使得天堂街上的小姐们柔情似火，让他感到宾至如归，由此杨科成为天堂街的常客。与杨科同出身的邵景文也是如此，农村生活的痛苦经历使得邵景文的内心对金钱有着极度的渴求，金钱对于邵景文来说，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象征，更是地位的象征，是获得他人尊重和敬仰的源泉，大量的金钱让邵景文有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而他也由此沦为金钱的附庸。
关键词：农裔 知识分子 身份 迷失 沉沦
中国设置的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使城市与农村的差异由单纯的经济、地理上的差异演化为复杂的经济、地理、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而随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通过高考进入城市，成为拥有本科学历以上的脑力劳动者，即农裔知识分子。
在现当代文学史中，从路遥的《人生》开始，越来越多的作家关注到“农裔知识分子进城”后面临的生活和精神困境，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描述涂自强进城后希望的破灭；阎连科的《风雅颂》则是讲述了杨科成功进城后寻求精神世界的过程。学术界对农裔知识分子进城也有了大量的研究，如沈昕苒在《城乡演变背景下李佩甫小说中“离乡知识分子”形象研究》中重点指出李佩甫小说中的四种农裔知识分子的人物塑造和人物命运，刘香在《城乡间的进退——新时期“乡下人进城”小说论》中也重点论述了农民工和农裔知识分子在城市的漂泊。
事实上，自《人生》至今四十年来，农裔知识分子进城依旧面临着巨大困境。本文依据农裔知识分子进城面临的困境将农裔知识分子进城情况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进城的困境在于想进城却被城拒之门外，代表人物是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第二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适应城市生活以及在城市安家立业，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涂自强。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是拥有城市户口和城市身份后的身份迷失，代表人物为阎连科的《风雅颂》中的杨科和张者的《桃李》中的邵景文。杨科和邵景文是农裔知识分子进城中的成功者，他们拥有城市户口、衣食无忧的生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到最后一个丧失了教授身份，出逃到诗经古城，另一个则是在宋总伸出橄榄枝时，背弃教授身份，成为富翁，身败名裂。由于在第二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身上存在极为明显的城乡对立、精神冲突等问题，因此在前人的研究中，都较多地关注了第二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忽略了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事实上，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在已经拥有了第二阶段农裔知识分子所期望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情况下，依旧无法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其中暗含的原因能够更深层次地揭示出农裔知识分子进城的困境。
一、社会身份的迷失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小农经济的限制，“士”从事的职业较少，大多是官员和私塾先生。而到了现当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群体扩大，其所从事的职业更是五花八门，但由于农村官本位的思想和城市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作家自身的局限性，当代文学史中的农裔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后大多在学术界、商界和政界谋得职位。例如《风雅颂》《桃李》和《白狗秋千架》中的楊科、邵景文和井河成了大学教授，《大嫂谣》中的“我”成了编辑，《生命册》中的吴志鹏和骆驼成了企业家，《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成了卫生部副厅长等。
对于在学术界谋得职位的农裔知识分子来说，其从事的职业大多属于人文学科。20世纪90年代，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人文学科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他们不再处于整个舞台的中央”，对于杨科来说，大环境下的边缘化使他无法继续晋升，抗沙尘暴事件后被定为“精神病患者”则使他的教授身份被剥夺；为了重新找回社会对他教授身份的认同，杨科选择回到乡村。在乡村，天堂街事情的暴露使得杨科无法再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乡村立足。至此，杨科的教授身份被社会彻底否认。
如果说，杨科的知识分子身份是被迫失去的话，那作为杨科的对立面，邵景文的社会身份则是他主动失去的。弃文从法的邵景文看似成功避开了被边缘化的危险，但却沦为了金钱的附庸，认识宋总之后，邵景文便从一个兢兢业业的教授变为一个身价百万的老板，教授的身份成了商人身份的附庸和点缀，亦文亦商让邵景文对自己的社会定位感到了迷茫。
而对商界的知识分子来说，商海中的浮沉更是让他们感到了身份定位的无力感，《生命册》中，来自农村的骆驼通过经商成功地在城市里立足，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骆驼进行了一系列疯狂地炒股、投资，最后因为涉嫌贿赂官员，资产被查封，被“打回原型”。
对于农裔知识分子来说，职业是他们在城市里立足的根据，也是他们社会身份得到确立的基础，更是他们在城市里建立自尊自信的源泉，而城市身份的迷失使得这一批人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成为城市里的漂泊者，而这种身份上的漂泊会逐渐造成其精神上的漂泊。
二、源身份的迷失
社会身份是用来判定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而源身份是指人的根在何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都是“双重边缘人”，也都“承受着来自城市‘他者’的歧视、冷落和拒斥”，“他们的根虽然在乡村，魂却留在城市，再也回不了家了”{1}。不同的是对第二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在自我认知还是他人认知中，他们都被当作是农村人。但是在杨科和邵景文的身上，在自己和农村同乡的认知中，已经被判定为“城里人”，但在真正的城里人看来，他们始终不是城里人。正如吴志鹏说的那样：“到了上海之后我才明白，我是带有黄土标记的。我已无法融入任何一座城市。”
1.城里的乡下人。“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前，经济发展缓慢，城乡尚未在法律上进行严格区分，人员流动较为便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户籍制度将人们限制在固定区域内，也明确了“城市”与“农村”的地理概念。改革开放后，城市成为国家改革的重心，各项城市改革政策使得城市在政治上、社会保障上、医疗卫生、生活环境和教育机会上的利益优势明显，城乡二元结构加剧，城市的富裕与农村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长期的隔膜造成了城乡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正如洛伊宁格尔所说：“仅仅因为教育状况的不同而形成的文化与意识的巨大差异就完全可以把这两部分中国人划分成两个种族。”{2}城市的富裕与农村的贫穷，使得城市成为农村人的向往之地，并在潜意识中便对城市怀有敬畏之心。 第一、二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带着“土气”进城时，甘愿接受城里人的同化，花尽力气将自己的“红薯味”洗掉。例如刚进大学的涂自强自觉培养刷牙的习惯，学习使用电脑，甚至学习周围同学的说话方式；吴志鹏为了改变身上的“新”，主动学习城里人的穿着，学习城里人走路时的气定神闲；冯家昌为了往上爬，全盘接受老班长的“忍住，吃苦，交心”的“成功秘诀”，并一一实践。而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不再盲目地接受城里人的同化，开始对城市思维有着客观的审视，杨科坚信凭借自己的努力可以评得教授职称，并对赵茹萍通过父亲、丈夫、情人的关系评得教授职称的方式感到不屑。认为法律高于一切的邵景文，在面对妻子靠关系、靠权势给对方当事人施压来解决“楼梯案”时感到悲伤。在质疑城市思维的同时，他们不再像第二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那样拼命掩盖自己骨子里的“红薯味”，而是重新审视农村思维中的优秀内容，这使得他们在思维上更具双重性，也使得他们无法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此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一个时期内所执行的重工轻农、以农补工的社会协调机制和倾斜政策，固然保证了中国的工业化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和在世界格局中的竞争地位，但在社会心理上却造成了农民的利益损害，常常使他们在人格上亦处于屈辱地位。{3}与城里人联姻是农裔知识分子快速进城的方法，而联姻意味着在家庭中处于屈辱地位，但第二阶段农裔知识分子对妻子的俯首称臣是有意识的行为。例如《城的灯》中冯家昌为了能够继续在城里立足，在面对李冬冬的无理取闹时，内心虽千般厌恶，但也不得不赔礼道歉，好言相劝。第三阶段农裔知识分子虽然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在家庭中的屈辱地位却已经进入他们的潜意识，在城里待了二十年的杨科发现赵茹萍和李广智偷情时，他的第一反应竟是“感到有些不安和内疚”。这种人格的屈辱地位注定农裔知识分子无法在精神上与城里人处于平等地位。
在城里人看来，农村籍知识分子是城市的局外人，他们泥土色的印記在商品化经济的今天，不仅意味着贫穷，还意味着落伍，甚至会成为一种耻辱和罪恶。{4}这使得无论是第几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都无法融入城里。作为城里人，政策所赋予的优势转化为潜意识里的优越性。对农村人的鄙视，便是对自身优越性的肯定，为了维护住自己的优越感，城市里的人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思想上，都将农村人划为“他者”。中学辍学、怀孕堕胎的赵茹萍是“下嫁”给了博士学历的杨科；赵茹影在评价“楼梯案”时，说“他有多少能耐我还不知道，他忙了两年的事，我两天就解决了”。因此，乡下人“融”城难，不仅仅是因为自身思维的双重性、人格上的屈辱地位，也是因为城里人的优越意识。
2.乡下的城里人。第一、二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与农村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无论身处何方，对乡亲们来说，依旧是自家人，小林在城里的家，也成为乡亲们来城的中转站；刚进城的吴志鹏，成了农村乡里的救命稻草，经常能收到老姑父“见字如面”的字条。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的长期离乡使得他们与农村的联系变得松散，一方面对乡下的邻里来说，农裔知识分子们已经是城里人。耙耧山的人在与杨科聊天的内容更多的是京城里的种种见闻；无梁村的人对身价上亿的吴志鹏怀有敬畏心理。另一方面，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再次回村时，也是以城里人的身份荣归故里，回村后的杨科始终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在精神上凌驾于村里人之上。《高老庄》中的子路在给父亲做三周年祭日的时候，为了显示自己的城市资本，大肆铺张，并极力与地方官员进行密切交往。在村里人和农裔知识分子看来，他们早已是城市的一员，不再属于农村。
对于那些仍对农村怀有眷恋的知识分子来说，农村是他们苦难的过去，也是美好的回忆，再次回村，他们痛苦地认识到，当年淳朴的乡亲早已是另一副嘴脸。当杨科回乡神话瓦解时，村里人便改变了态度，搬走杨科家的东西后又觊觎他的房子。在《高老庄》的子路眼里，家园已不再是过去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了，而是充满着利益冲突的画面。《知识分子》中的郑凡过年回家时，发现家乡淳朴的乡亲都开始怀有私心地请求他的帮助。事实上，离家多年的农裔知识分子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情感上，都无法真正再次回乡，他们早已被农村排除在外。
对于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来说，故乡只是一段记忆，即使对故乡怀着美好的遐想，但也无法面对真实的故乡，正如回乡后的杨科第一次看到让他心心念念的玲珍时，却有了一种找错人的误会感。但与故乡的疏远并没有增强他们与城市的联系，他们虽然有知识，有户籍，但始终没能与城市水乳交融，无法将城市认作“精神故乡”，“双重边缘人”的身份使得他们游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
三、身份迷失后的沉沦
从“天之骄子”到“农村来的”的身份变化，使得农裔知识分子性格中的骄傲与自卑失衡。对于第二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来说，如何保证自己的物质生活才是重点，因此刚刚进入城市的他们，努力让自己低到尘埃里，对“农裔”的身份认同，给了他们一个理由，让他们说服自己，去接受城市中不公的地位和待遇。而对于第三阶段的农裔知识分子来说，物质生活已得到了保障，但出生农村让他们始终无法被城里人接纳，由此出现了物质生活的高层次和身份认同的低层次的矛盾，社会身份带来的自尊自信正是缓解这种矛盾的良药。因此当社会身份迷失时，农裔知识分子身上原有的平衡性被打破，自尊自信受到了挑战，他们便迫切要求寻得其他能够缓解矛盾的方式。而在寻找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自我堕落的道路。对于凭借读书成为城里人的杨科来说，“教授”这个身份是他立足的根本，也是他自尊自信的根源，为了重新找到“教授”带给他的满足感，他选择回到耙耧山。在家乡，知识分子的身份能够让他备受村里人的尊重；教授工作证使得天堂街上的小姐们柔情似火，让他感到宾至如归，由此杨科成为天堂街的常客。与杨科同出身的邵景文也是如此，农村生活的痛苦经历使得邵景文的内心对金钱有着极度的渴求，金钱对于邵景文来说，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象征，更是地位的象征，是获得他人尊重和敬仰的源泉，大量的金钱让邵景文有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而他也由此沦为金钱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