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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曾是一个腐败重灾区。处处乌烟瘴气，没有公理可讲。直到1974年，港督麦理浩决心肃清贪腐，成立独立执法机构廉政公署，缉拿大贪官葛柏，先声夺人，树立了反贪权威。38年间，香港速换容颜，其实反腐无秘笈可学。重要的是敢不敢玩真的！
曾几何时，香港是一个腐败重灾区，有一部香港电影《黑金帝国》讲述的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腐败横生，民生凋敝。救护车拉病人，家属少不得送“茶钱”；病人犒劳医院护工，才能得到开水和便盆；消防队员灭火前要收“开喉费”；跑马赢了要给小费；申请住房、开店、入学及各种公共服务，必携红包过五关斩六将，否则永远在等待中。街上跑着贴着特殊标识的黑社会汽车，那是车主贿赂九龙交通部的标志，如果违法，警察见了标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司法尤烈，受贿的警务人员包庇“黄赌毒”，盗版猖獗，社会治安走向崩溃。
当时的香港人口剧增，经济发展迅猛，社会资源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市民为了及时得到政府的服务，只好走后门，于是“茶钱”、“黑钱”、“派鬼”等各种替代贿赂的名堂应“需”而生。久而久之，香港市民把索贿受贿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置身“处处陷阱，没有公理可讲”的社会中，“到处乌烟瘴气”是原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执行处处长郭文纬用来形容当年香港的腐败之词。
当时，香港政坛最大的弊端就是贪腐，而警方的严重贪污更是引起了民众极大不满。
1973年，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430多万港元解释不清的财产，紧接着，葛柏逃至英国。葛柏潜逃使香港蓄积已久的民怨爆发。学生在维园举行集会，批评政府处理贪污失误，集会获得数千名群众的响应。他们手持“反贪污捉葛柏”的横幅示威游行，要求政府乱世出重典，缉拿葛柏，整顿吏治。
副按察司百里渠授命组织调查委员会。百里渠在调查报告中建议：“成立反贪机构，其须脱离警方独立，以挽回公众信心，否则政府永远置于被民众质疑与声讨的对象。”
廉署成立之初制定了三管齐下的反腐战略——法律打击腐败、预防控制腐败、教育绝缘腐败。政府向市民承诺，廉政公署要开创一个廉政时代。面对无孔不入的腐败，相当一部分市民对此重诺下了断言，肃贪倡廉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75年初，葛柏被引渡回港，入狱4年。这一行动打破了香港社会评价廉署“敢打苍蝇，不敢打老虎”的说法。从那时起，市民降至低点的对政府及司法制度的公信力，开始回升。
38年前的香港，腐败被市民接受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打击腐败”，曾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现在，已成立38年的廉政公署在香港拥有了超过99%的支持度。任何民众遇到贪污索贿，都可以到廉署的24小时举报中心，或者七个分区办事处举报贪污。
廉署365天不分昼夜接举报
2011年，香港全年接获的贪污举报大概有4000多宗，即平均每天要处理十多宗举报。廉署的规定是48小时内要对这些举报进行处理，那么几乎24小时都会接到举报的廉署究竟有多少人员在幕后工作，又是否处理得过来？
对此，香港回归后的第六任廉政专员汤显明深有体悟。他说，这一运作的实情是一年365天，“白天夜晚都会接受贪污的举报，每日工作日有规定，每天9点15分全部执行处高级的同事，一起处理过去24小时收到的举报。”
“这种决定首先包括处理个案的投诉，要看是否有贪腐有关，如果跟贪污没有关系，就不会处理也无权处理；若然一个说法很空洞，且没有联络地址，也没有办法获得更多资料，就未必可以处理。”不过，大概平均有70%多的投诉，是能容许廉署跟进的。
在香港，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叫做“香港胜在有ICAC”。生活于亚洲最繁华也是廉洁的城市之一，香港人呼吸着自由、公平和清廉的空气，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廉政公署这一个独特的机构。
有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为证——133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居14位，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郭文纬总结这一良好国际形象的原因是：有一支非常专业的队伍。要想成为廉署职员，仅实习期就需两年半。培训、实践、考核全部通过才能过关。因为这关系到反贪的质量。再有就是廉署官员亲朋财政全公开。廉署政治地位和治理的特权。三管齐下的模式。廉署24小时的投诉机制（有一支快速反应队随时待命）以及反贪七要素，即：政治决心、足够资源、完善法律、公众支持、高薪养廉、专业人7J-，使命感。
这38年以来，与当年腐败被市民接受为-生活的一部分相反，零度容忍几乎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市民对腐败已经是全民其诛之。在初期举报人中，匿名占了60%-70%。如今，具实名举报的人已达75%，而且都自愿配合调查。
香港媒体有诗评价廉署说，“如明矾，澄清了香港一池浑水”。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诠释法制社会“就是大家做事守规矩”。也许用一个细节，可以反映香港人遵守法制社会的规矩。比如港口，只要书写了“严禁垂钓，否则被检控”字迹，就如剑一样能斩断这里所有钓竿。
香港反腐换容颜内地急取经
38年时间不算长，香港换了容颜。腐败其实有不同层级，除了人们痛恨的政治（官场）腐败，还有经济交往中的商业腐败，以及社会生活层面的人际交往腐败。后两种腐败，学名“亚腐败”。其镜像，就是38年前的香港。
多年间，内地一拨拨反腐官员上香港廉署和新加坡反贪局取经，光是2005年底的一拨，浙江省就去了四十多位检察长及反贪局局长，赴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接受反贪课程培训。主讲人郭文纬在学院教室里点击鼠标，屏幕上出现的是30多年前香港市民高举横幅“反贪污捉葛柏”上街游行的画面。紧接着，画面出现一张支票，巨额数字昭示了英籍总警司葛柏的贪污罪行。当年的葛柏贪污案，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腐败浪潮，掀至顶峰。其实反腐没有秘笈可学。重要的是敢不敢真玩！两个手掌捂住贪污
廉署执行处在前方挥拳反贪，后方的两个处则是用两个手掌捂住贪污。防治贪污处把宣传口号写在公共场所的广告上——“给小费、收小费都是犯法”、“贪污问题不会自动解决，有赖市民挺身举报，才能令香港廉洁公平”、“防腐胜于反腐”等等。 防治贪污处的防腐措施首推“申报利益冲突”一一当公司职员个人利益与其所服务机构利益发生冲撞时，人性弱点容易导致职员在做工作时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随后发生利益冲突，结果使公司财政、声誉受损。
如职员参与招投标工作，亲属正好是竞投者，他就很可能利用职权以权谋私。因此，廉署的政策是，涉及利益冲突必须申报。此举正是为了防止贪官合法的暗箱操作和家族腐败。
廉署公务员人手一册《公务员防贪要诀》，人手一盘《防止贿赂条例——政府人员诚信培训短片》。在这个片子中，公务员一旦犯错，包公便举锤敲头质询——清正廉洁了吗？不畏权贵了吗？不徇私情了吗？并且还教导公务员，要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钱债逼人。
而香港廉政公署社会关系处的职责则是：教育公众认识贪污的危害，争取公众支持肃贪倡廉，利用一切宣传媒介反贪。他们的具体工作是，廉政进社区、廉政进课堂、廉政作广告。
比如廉署人员进社区办防贪讲座、争取让香港市民人人成为廉政之友。每所小学校每周一堂课播放德育教育卡通片“想一想”。故事一般是无结局的，为的是引发学生作道德思考并且撰写道德文章。
大中学生接受的廉政课程是“反贪个案齐探讨”。廉署每周提供一个案件供课堂讨论。此举，是要给将来成为公务员的青少年打防腐疫苗。“平生不做贪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贪污毁商机”，香港市民非常熟悉这样的肃贪警示广告。这就是社会关系处的终极目标——让人不想贪。
但是，只对行政长官负责，拥有特权的廉署，是否真的绝对说“不”了呢？
其实“也有搬不动的时候”。
对一些腐败高官，教育基本无效。送他们学习，他们嘴里说改正，左手忙收钱，右手消灭证据，背后还有很硬的后台，因此被抓的几率很小。遇到这种情况，廉署的战术就是，让国家“硕鼠”远离政府部门。“既然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请他们走好了”。
请“喝咖啡”：避免面对面的抗衡
在生活节奏急促的香港，能够坐下来喝杯咖啡，自然是一件赏心乐事，但是很多人避之不及的，就是被廉政公署请喝咖啡。
在香港，几乎无人不知廉政公署一一反贪倡廉的急先锋。廉署查案，经常先请有关人士“喝咖啡”。
话说廉署刚成立不久时，从英国引进了一批资深的警务人员，由于文化关系，他们在邀请证人或者是嫌疑人进行调查时，都会礼貌地先问上一句“要不要喝杯咖啡”。
久而久之，廉署请“喝咖啡”成为协助接受调查的代名词。甚至有了一些令人闻之色变的味道。不过廉署请“喝咖啡”究竟味道如何，完全取决于喝咖啡人的心情。
因为“喝咖啡”不会给人有很强的冲突性，在心理上固然避免好像是面对面的抗衡。而被请喝咖啡的人，亦有缄默权，若然不说你也没办法逼他一定说。
不久前，香港廉政公署约请香港最大地产集团新鸿基地产的两位联席主席郭炳江、郭炳联和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喝咖啡”。而就在2012年年初，香港廉署还请前特首曾荫权“喝咖啡”。
廉署从未有过领导“递条子”事件
香港廉政公署最重要的一点是独立、不受任何人的管制。由此，廉署令内地媒体和网民最好奇的是，除了听特首的话，会否出现“递条子”的情况。
根据《廉政公署条例》，廉署必须接受任何贪污投诉，并不可以因为金额问题而不进行调查，或只是挑选处理某些投诉。至于贪污举报，是否会因为有人“打招呼…递条子”而不予调查，廉署人员甚至廉政专员没有权力撤销调查，除非得到“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的通过。
曾历经廉政公署成立之初，香港贪腐成风的岁月的廉政专员汤显明，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在廉署5年，可以很简单、很坚定、很明确，没有，不会有，我也不相信执行处的人有这样的胆量，去将一件应该做的事不做，ORC（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不会容许，执行处做任何案件，不可能只有一个人独立做完，有其他人知道，它是要经过集体的讨论，只要任何一个人来拉一拉那个警钟，想令人们不做当做的事情的人，就会非常麻烦。”
汤显明称，在查特首曾荫权案件时，与被查者有私人关系的专员须回避，廉署不会对某个行业或某个社会地位的人特殊照顾。
（编辑：华子）
曾几何时，香港是一个腐败重灾区，有一部香港电影《黑金帝国》讲述的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腐败横生，民生凋敝。救护车拉病人，家属少不得送“茶钱”；病人犒劳医院护工，才能得到开水和便盆；消防队员灭火前要收“开喉费”；跑马赢了要给小费；申请住房、开店、入学及各种公共服务，必携红包过五关斩六将，否则永远在等待中。街上跑着贴着特殊标识的黑社会汽车，那是车主贿赂九龙交通部的标志，如果违法，警察见了标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司法尤烈，受贿的警务人员包庇“黄赌毒”，盗版猖獗，社会治安走向崩溃。
当时的香港人口剧增，经济发展迅猛，社会资源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市民为了及时得到政府的服务，只好走后门，于是“茶钱”、“黑钱”、“派鬼”等各种替代贿赂的名堂应“需”而生。久而久之，香港市民把索贿受贿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置身“处处陷阱，没有公理可讲”的社会中，“到处乌烟瘴气”是原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执行处处长郭文纬用来形容当年香港的腐败之词。
当时，香港政坛最大的弊端就是贪腐，而警方的严重贪污更是引起了民众极大不满。
1973年，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430多万港元解释不清的财产，紧接着，葛柏逃至英国。葛柏潜逃使香港蓄积已久的民怨爆发。学生在维园举行集会，批评政府处理贪污失误，集会获得数千名群众的响应。他们手持“反贪污捉葛柏”的横幅示威游行，要求政府乱世出重典，缉拿葛柏，整顿吏治。
副按察司百里渠授命组织调查委员会。百里渠在调查报告中建议：“成立反贪机构，其须脱离警方独立，以挽回公众信心，否则政府永远置于被民众质疑与声讨的对象。”
廉署成立之初制定了三管齐下的反腐战略——法律打击腐败、预防控制腐败、教育绝缘腐败。政府向市民承诺，廉政公署要开创一个廉政时代。面对无孔不入的腐败，相当一部分市民对此重诺下了断言，肃贪倡廉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75年初，葛柏被引渡回港，入狱4年。这一行动打破了香港社会评价廉署“敢打苍蝇，不敢打老虎”的说法。从那时起，市民降至低点的对政府及司法制度的公信力，开始回升。
38年前的香港，腐败被市民接受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打击腐败”，曾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现在，已成立38年的廉政公署在香港拥有了超过99%的支持度。任何民众遇到贪污索贿，都可以到廉署的24小时举报中心，或者七个分区办事处举报贪污。
廉署365天不分昼夜接举报
2011年，香港全年接获的贪污举报大概有4000多宗，即平均每天要处理十多宗举报。廉署的规定是48小时内要对这些举报进行处理，那么几乎24小时都会接到举报的廉署究竟有多少人员在幕后工作，又是否处理得过来？
对此，香港回归后的第六任廉政专员汤显明深有体悟。他说，这一运作的实情是一年365天，“白天夜晚都会接受贪污的举报，每日工作日有规定，每天9点15分全部执行处高级的同事，一起处理过去24小时收到的举报。”
“这种决定首先包括处理个案的投诉，要看是否有贪腐有关，如果跟贪污没有关系，就不会处理也无权处理；若然一个说法很空洞，且没有联络地址，也没有办法获得更多资料，就未必可以处理。”不过，大概平均有70%多的投诉，是能容许廉署跟进的。
在香港，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叫做“香港胜在有ICAC”。生活于亚洲最繁华也是廉洁的城市之一，香港人呼吸着自由、公平和清廉的空气，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廉政公署这一个独特的机构。
有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为证——133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居14位，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郭文纬总结这一良好国际形象的原因是：有一支非常专业的队伍。要想成为廉署职员，仅实习期就需两年半。培训、实践、考核全部通过才能过关。因为这关系到反贪的质量。再有就是廉署官员亲朋财政全公开。廉署政治地位和治理的特权。三管齐下的模式。廉署24小时的投诉机制（有一支快速反应队随时待命）以及反贪七要素，即：政治决心、足够资源、完善法律、公众支持、高薪养廉、专业人7J-，使命感。
这38年以来，与当年腐败被市民接受为-生活的一部分相反，零度容忍几乎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市民对腐败已经是全民其诛之。在初期举报人中，匿名占了60%-70%。如今，具实名举报的人已达75%，而且都自愿配合调查。
香港媒体有诗评价廉署说，“如明矾，澄清了香港一池浑水”。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诠释法制社会“就是大家做事守规矩”。也许用一个细节，可以反映香港人遵守法制社会的规矩。比如港口，只要书写了“严禁垂钓，否则被检控”字迹，就如剑一样能斩断这里所有钓竿。
香港反腐换容颜内地急取经
38年时间不算长，香港换了容颜。腐败其实有不同层级，除了人们痛恨的政治（官场）腐败，还有经济交往中的商业腐败，以及社会生活层面的人际交往腐败。后两种腐败，学名“亚腐败”。其镜像，就是38年前的香港。
多年间，内地一拨拨反腐官员上香港廉署和新加坡反贪局取经，光是2005年底的一拨，浙江省就去了四十多位检察长及反贪局局长，赴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接受反贪课程培训。主讲人郭文纬在学院教室里点击鼠标，屏幕上出现的是30多年前香港市民高举横幅“反贪污捉葛柏”上街游行的画面。紧接着，画面出现一张支票，巨额数字昭示了英籍总警司葛柏的贪污罪行。当年的葛柏贪污案，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腐败浪潮，掀至顶峰。其实反腐没有秘笈可学。重要的是敢不敢真玩！两个手掌捂住贪污
廉署执行处在前方挥拳反贪，后方的两个处则是用两个手掌捂住贪污。防治贪污处把宣传口号写在公共场所的广告上——“给小费、收小费都是犯法”、“贪污问题不会自动解决，有赖市民挺身举报，才能令香港廉洁公平”、“防腐胜于反腐”等等。 防治贪污处的防腐措施首推“申报利益冲突”一一当公司职员个人利益与其所服务机构利益发生冲撞时，人性弱点容易导致职员在做工作时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随后发生利益冲突，结果使公司财政、声誉受损。
如职员参与招投标工作，亲属正好是竞投者，他就很可能利用职权以权谋私。因此，廉署的政策是，涉及利益冲突必须申报。此举正是为了防止贪官合法的暗箱操作和家族腐败。
廉署公务员人手一册《公务员防贪要诀》，人手一盘《防止贿赂条例——政府人员诚信培训短片》。在这个片子中，公务员一旦犯错，包公便举锤敲头质询——清正廉洁了吗？不畏权贵了吗？不徇私情了吗？并且还教导公务员，要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钱债逼人。
而香港廉政公署社会关系处的职责则是：教育公众认识贪污的危害，争取公众支持肃贪倡廉，利用一切宣传媒介反贪。他们的具体工作是，廉政进社区、廉政进课堂、廉政作广告。
比如廉署人员进社区办防贪讲座、争取让香港市民人人成为廉政之友。每所小学校每周一堂课播放德育教育卡通片“想一想”。故事一般是无结局的，为的是引发学生作道德思考并且撰写道德文章。
大中学生接受的廉政课程是“反贪个案齐探讨”。廉署每周提供一个案件供课堂讨论。此举，是要给将来成为公务员的青少年打防腐疫苗。“平生不做贪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贪污毁商机”，香港市民非常熟悉这样的肃贪警示广告。这就是社会关系处的终极目标——让人不想贪。
但是，只对行政长官负责，拥有特权的廉署，是否真的绝对说“不”了呢？
其实“也有搬不动的时候”。
对一些腐败高官，教育基本无效。送他们学习，他们嘴里说改正，左手忙收钱，右手消灭证据，背后还有很硬的后台，因此被抓的几率很小。遇到这种情况，廉署的战术就是，让国家“硕鼠”远离政府部门。“既然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请他们走好了”。
请“喝咖啡”：避免面对面的抗衡
在生活节奏急促的香港，能够坐下来喝杯咖啡，自然是一件赏心乐事，但是很多人避之不及的，就是被廉政公署请喝咖啡。
在香港，几乎无人不知廉政公署一一反贪倡廉的急先锋。廉署查案，经常先请有关人士“喝咖啡”。
话说廉署刚成立不久时，从英国引进了一批资深的警务人员，由于文化关系，他们在邀请证人或者是嫌疑人进行调查时，都会礼貌地先问上一句“要不要喝杯咖啡”。
久而久之，廉署请“喝咖啡”成为协助接受调查的代名词。甚至有了一些令人闻之色变的味道。不过廉署请“喝咖啡”究竟味道如何，完全取决于喝咖啡人的心情。
因为“喝咖啡”不会给人有很强的冲突性，在心理上固然避免好像是面对面的抗衡。而被请喝咖啡的人，亦有缄默权，若然不说你也没办法逼他一定说。
不久前，香港廉政公署约请香港最大地产集团新鸿基地产的两位联席主席郭炳江、郭炳联和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喝咖啡”。而就在2012年年初，香港廉署还请前特首曾荫权“喝咖啡”。
廉署从未有过领导“递条子”事件
香港廉政公署最重要的一点是独立、不受任何人的管制。由此，廉署令内地媒体和网民最好奇的是，除了听特首的话，会否出现“递条子”的情况。
根据《廉政公署条例》，廉署必须接受任何贪污投诉，并不可以因为金额问题而不进行调查，或只是挑选处理某些投诉。至于贪污举报，是否会因为有人“打招呼…递条子”而不予调查，廉署人员甚至廉政专员没有权力撤销调查，除非得到“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的通过。
曾历经廉政公署成立之初，香港贪腐成风的岁月的廉政专员汤显明，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在廉署5年，可以很简单、很坚定、很明确，没有，不会有，我也不相信执行处的人有这样的胆量，去将一件应该做的事不做，ORC（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不会容许，执行处做任何案件，不可能只有一个人独立做完，有其他人知道，它是要经过集体的讨论，只要任何一个人来拉一拉那个警钟，想令人们不做当做的事情的人，就会非常麻烦。”
汤显明称，在查特首曾荫权案件时，与被查者有私人关系的专员须回避，廉署不会对某个行业或某个社会地位的人特殊照顾。
（编辑：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