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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之诗观
2005年夏，我收到了中央宣传部贺敬之秘书处寄来的新出版的《贺敬之谈诗》的精装书。我给秘书处打了电话，秘书说，贺敬之说，都是老朋友了。嘱咐我们一定给您寄上一本。并且说，贺老身体不适，但很忙，您可以给他打电话。……我因为怕影响贺老身体和工作，几次想打电话汇报二十年来对诗歌的理解和写作以大自然为主要题材的诗歌的诸多细微感受，当时，甚至想，如果与柯岩沟通幾句会更是喜出望外的期待。但是一直没有好意思拨。心想，有《贺敬之诗选》和《贺敬之诗论》和两册单行本足以慰慰矣。
当年收到的信是一笔不苟的行草，现在收录于他的《贺敬之谈诗》一书中。苏连硕同志：
来信收到多日，因忙迟复，歉甚。
我同意你文中对诗歌的基本见解。在坚持不懈时代精神，重视发扬我国诗歌传统这一点上，我们是同道。你是在教育青年的光荣岗位上工作的，由于这样的岗位上有你这样的同道，使我感到鼓舞。
另有两点意见补充；
其一，我们绝不会满足于过去。正像历史在前进，马克思主义要发展一样，诗歌必须前进，必须发展。
其二，你对我过去写的那些东西是过奖了。我不是说没有某些长处，但总的说来是很不成熟的。无论思想上或艺术上都带有明显的个人的和历史的局限性。有几篇东西也不能说对今天没有一点借鉴意义，但不能过头。我不是我们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我多次向一些同志建议不要花那么些精力去写研究和评论文章，对你，多对有更大成就的老一辈诗人，特别是有新成就的中青年诗人进行研究和评论，并向我们的下一代多做介绍。
原稿奉上，请查收。
敬礼
贺敬之
1984年10月19日
我即一直探索着研究着这位颇有影响力的诗人贺敬之的诗观。直至得到他的回复多年后，又收到了他的《贺敬之谈诗》一书，才比较清晰比较准确地掌握了他的诗风诗观。
通常来讲，诗都是安静的流淌与激情的喷涌，言志抒怀，这种多元化的表现形式，是不会消失的。诗永远存在。
一个压抑的时代，诗替人们说话；一个平安与改变并陈的时代，诗人也不会被挤到一边去。这个时代，诗并没有消退与式微，诗人也只是更安静地注视、书写着这个时代。无需辩驳，诗歌的考验，一是时代特征，一是个性心声。
1975年《郭小川诗选》英文版序文中这样写道，“小川的诗，不仅属于昨天，而且属于今天。而且我还毫不犹豫地这样说，他必定还会属于明天”。是的，一个时代结束了，真正可以记住的人不多，而可记住的诗人及其诗却在众多人心里。贺敬之这样坚定地盛赞郭小川的诗，也正体现他的基本诗观的倾向。
他不愿提到自己。张星海在《爱在卡伦湖》后记中，竟将贺敬之称为“中国的一代诗圣”，贺敬之深表不可思议，感到难堪。“我要求你一定改掉，文中不必提到我，如因我题写了书名要表示一下，‘老诗人’三字也就是对我足够的尊重了。”
贺敬之说的既有谦虚成分，又是真心话，他在借为老诗友谈诗时，披露了自己的真实内心，“我十多年来，未写诗，不是一句话说得清楚的”，除了身体差工作忙原因，确实感到心有余力不足了，“自己也没有把握，是否还能写，以及写出什么样子来”。虽不能如往诗兴如燃，笔驰如风，但仍然期待余勇，“再发出个小芽”，更向“真诗人的心扑去”，重新“回到诗行中来”。
可以说，读了他的厚厚的满本诗论，我终于可以这样给贺敬之坚持的诗风诗观做一个定位，那便是：民族化、群众化与革命现实主义的诗风和诗学观念。诗坛与文艺界“支持这种诗风诗学的呼声和具体表现正与时俱增”，并且坚定地判断，“这绝不是什么倒退而是前进”。
“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回延安》）；“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像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面向你们我如此地骄傲！我要说，我们的合唱比你们的响亮！呵呵……‘前不见古人’……但是，‘后有来者’……莫要‘念天地之悠悠’吧，莫要‘独怆然而涕下’……‘君不见’——‘广厦千万间’已出现祖国的‘四野八荒’！”（《放声歌唱》）……不管什么年代，这些诗句会永远传唱下去的，因为它是浩瀚海浪的喧响和壮观。其间有一种振奋的力量，热爱的力量，鼓舞的力量，激励的力量，感动的力量，真情的力量。经典是包括“延安是永远屹立于中国人民心中的，《讲话》精神是永放光芒的”，蕴含不朽因素积极能量的。朴实淡静天真透明直率又才情汪洋恣肆，给人以美的脍炙和心灵的震荡。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不要低迷，不要悲哀，因为诗歌不会式微。“读诗和写诗是生命的本能”。
似乎已经很清楚地找到了我与贺敬之的诗歌理解的相通契合共鸣处。那就是歌颂我们走过的路的真善美，不轻易否定以致悲哀不能自拔。
后来，我又侧重谈了诗与我的关系，跟贺老交流，贺老先是由秘书处回复，说信笺收到了，贺部长他会很快给您回信，先寄赠一本他签名的诗歌单行本感谢。结果，没过几天，就收到了贺敬之行草毛笔字的谈诗的信。从诗之“言志缘情”方面谈论他对诗的写作体会与看法，我以为受益匪浅，愈来愈对诗的传统观念有了进一步理解，对贺敬之的诗观诗风有了较明晰的了解。
贺诗无不熔描写、抒情、议论于一炉，以其形象思维鲜明地表露其“志”与“情”，造成动人心弦的江海般冲撞的巨大感染力。
贺敬之以为现在的诗歌传统“是从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田间等老一代诗人那里走过来的”，他极赞郭沫若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代表作《女神》为新诗创作开一代诗风。他认为戴望舒是个大写的诗人，其《雨巷》流露的“那种中国古典的情绪，那样的清愁哀怨之美”，是值得新诗汲取营养的。他也激赏舒婷的《可爱的祖国》《致橡树》。诗美是相通的。诗歌永远摒绝不健康、不优美，“一概怀疑”“躲避崇高”“消解主流意识心态”等口号，以及“个人化写作”“下半身写作”的等诸如此类的花样翻新东西。只不过是由于我之出于读者的喜爱显得偏激，而贺敬之处于诗人丰富阅历和领导岗位，谈诗论艺，既尽量全面地发展地辩证地分析，又切中肯綮，入木三分，澄清了一些混乱不堪的理论是非。因此，我一面高亢地朗诵《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激情澎湃的诗章时，耳畔又总是萦回着“我们不会满足于过去”的谦虚而自信的声音。摆正自我之小我与时代之大我的关系，“我呵，在哪里……一望无际的海洋，海洋里的一个小小的水滴，……一望无际的田野，田野里的一颗小小的谷粒”。这也恰与我在河北一次诗歌研讨会上的《小我与大我》的发言有所相近。只不过研究写作诗歌多年的贺老的看法后变得更客观更老道罢了。 他创作的《南泥湾》《白毛女》《回延安》等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敬之的诗既扎根现实又超越现实，是一般诗人所难以达到的大气大雅大旷大美的境界。尤其是贺敬之主笔的歌剧《白毛女》舞台艺术片修改重新上演，既“原汁原味”，又具有时代气息，强调回归歌剧艺术本体，突出音乐性、歌唱性和旋律性，保持了鮮明的民族特色，历久弥新，常演常新，堪称经典，鲜明体现着诗人的诗歌与创作观念的持守，有着无可辩驳的正确性、方向性。
90岁高龄的诗人贺敬之，沧桑、沉重、进取、期待并陈，其诗作其诗观其诗风不时涌到了我们喜欢诗歌写作者的面前，敬畏之余也就少不得一些宏观的思索与对“我”的反思。
黄宗英魅力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那短暂的一瞥：夏天，宝坻县城街头，一个袅娜的身影漠然映入眼帘。我问姐姐，这是谁？姐说：“黄大姐。”“黄大姐？”“黄宗英。”“她怎么来这里？”“写姑娘呗。”宝坻人一提姑娘都知道是邢燕子、侯隽、张秀敏三名下乡知识青年。黄宗英在那里一边劳动，一边搜集素材，之间是比较熟悉了解的……哦，想起来了，眼前走来的果真是那个同赵丹一起演《幸福狂想曲》的黄宗英，那个撰写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和《特别姑娘》而风靡文坛的黄宗英。那一双黝黑、杏圆、深邃、妩媚而不轻佻，俏丽而不浮华的眼睛，不是黄宗英是谁？她穿一件极普通的衣服，不著一点粉黛，却给人不俗不凡的印象。我问姐，多大年纪？姐说51。呀，哪里像？根本不像，看上去不过40岁。
岁月匆匆，十七八年以后即1993年初夏的黄宗英，从宝坻县城一座普通房间的沙发一角站起来，同我握手。年已既近古稀，但她身材依然修长秀挺，头发银白，仿佛蒙盖了塞北那皎洁的雪。她平静地看着我，含蓄、深沉，饶有魅力，如窥视很遥远很遥远的旷古，很神秘很神秘的宇宙。在这双眼睛里，天显得那么明净湛蓝而高远，地显得那么深沉博大而广袤。
坐下来。黄宗英问我，最近写什么？我没想到谈话这么快捷入题，无遮无拦，无矫无饰，她的话令我感到距离接近，我随即涌出了几句早就谙熟于心的诗句，“黎明呼唤我，我呼唤黎明，诗歌散文是我醒着的梦，愿星光晨曦闪烁于我的心田，我爱田园风光风光田园”。
“您在写什么？”像黄宗英见我问的第一句话那样，我直爽而恳切地问道。
“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囫囵半块，多是素材，未经雕琢。”她斜倚在沙发扶手上，向我吐露了一点既寻常又宝贵的写作小秘密，“我从上海来时，跟《文汇报》一文友商定，我去宝坻后每天都把写的草稿寄回。不管是不是成品，成不成样子，哗啦哗啦写出，看也不看装入信封寄走。这么做是对我写作的一个督促。要不事一忙，一累，就不肯动笔了。《文汇报》的文友也期待着得知我的行踪，为我保存稿笺。这是一种理解，一种信任。”
说着，黄宗英轻轻地拉开皮包拿出一本刊物，名为《绿叶》，起身双手递我，“许多人要这本载有我的作品的刊物，我都没有给。就这一本了，你喜好写作，就给你吧。我再找他们要”。
我们谈起了《大雁情》《小木屋》。我说，我很喜欢您的抒情笔调，简练且细腻的风格。黄宗英认真而平静地听罢，补充道：“我比较擅长写对话，这也许跟从影生活有关。”是的，她在当演员时段，常在剧院后台抓空阅读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作品。说起她的写作，“那时从影，留了个心眼，读书写作，转型成了作家。两栖”。这么轻快地概括人生，如其文自然、洒脱、晶莹。我非常欣羡她的西藏高原情结，她的描写使读者的心灵渐渐清洁宁静，幽深旷远。透过她的文字，不得不折服地以为，简单是美，真纯是美；繁复虚饰，难以为美。在她细腻形象的笔触下，于大自然中发现小花小星小蝶之美，它们各自持守着属于自己的繁华锦绣；同时又不因一时小小的诱惑而置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方能取得的更大成功于千里之外。我共鸣道，我也既欣赏小鸟的倩影，同时憧憬天空中排着整齐对列的大雁雄姿。既欣赏小美，又追求大美旷美。黄宗英正是始终如一从容不迫地按照自己恒定的轨迹行走着歌唱着的作家。
是晚，黄宗英谈起了练习毛笔字的事。我说每天可以专抽一些时间练字，也可以直接将字写到赵丹字画上，算跟赵丹对话絮语，交流感情嘛。黄宗英心领神会，欣然微颔，“练好了字，我就给阿丹的字画题款。阿丹一看会说——”黄宗英圆圆的眼睛煞有介事，入情入境地说：“啊哟，几年没见，吾妻成了书法家喽。”边说边模仿丈夫潇洒活泼的动作，栩栩如生，形神酷肖。继而转过话头，“现在我的水平还不合格，得跟老师好好练，不练好就写，阿丹会生气的，‘我叫你题款，就拿这字糊弄我呀……’” 此辰，我正想她说的擅长描写对话，一时找不出例证而纠结，没想到练字题画与赵丹的对话即是如真如幻的诙谐妙语，足以证明演员与作家双栖的黄宗英对于对话的功夫力道了。
这一天黄宗英当着侯隽夫妇的面，赞扬了别人喜庆笑容后，即兴转向自我，神秘而自豪地介绍道：“我呢，也是笑纹、喜纹。有什么解不开呢？何必整日庸人自扰、郁郁寡欢呢？心病还须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别人都说我苦，一生坎坷，风雨沧桑；但不尽是苦，我们的生活决定于我们的思想，有苦也有甜，要变苦为甜，变愁为笑，多大的愁事我也要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对照镜子笑……”说着，黄宗英入情入“镜”地“嘻嘻嘻嘻”笑了起来，笑得那么甜，那么美，那么柔。人们顿时觉得眼前这位满头银发年且古稀的老太太，竟像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此间也不排除对话语言的纯美魅力。
黄宗英喜欢在一面大镜子前伏案写作。她说：“写作应为‘心之镜’。”她常常用读者的标准来对照自己，再把自己心里的话，明白清晰、毫无保留地反馈倾诉给读者。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她连续三届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晚年的黄宗英患病住院多年，足不出户，只能在轮椅上安度晚年。然而，她没有让自己的思绪停顿下来，她的笔，始终在追赶着时光。 通达、乐观、幽默、温柔，是我几次较长时间接触对黄宗英的印象。既不掩饰自己的内心，也不放纵自己的感情。不卑不亢，温文尔雅，从容淡静，有开有阖，饶有分寸，从不失度。这大抵就是一瞬间不可虚饰拿捏的气质吧。她像一株虽老而不衰的石榴树，晚秋正是金灿灿果实挂满枝头的季节；她又好比一枚旋转的陀螺，一生中排除了外界诸多不利因素的干扰，抵抗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甩掉了长吁短叹，甩掉了闲言碎语，甩掉了无事生非，甩掉了无病呻吟。她以真诚善良直面人生，她以激情真情投入艺术融入写作。
黄宗英采写报告文学《小木屋》，身为高原生态学家的徐凤翔便是书中的主人公，两人也因此结成了亲密的姐妹。徐凤翔说她要在西藏的林海建一座小木屋，要把她毕生的精力都献给这高原生态。黄宗英先是感动得哭了，而后便果断决定就跟她一起去。徐凤翔就雇了一个车，一路走啊，时不时停下来看西藏的树林啊，河流啊什么的。她一路走，一路观察。后来她们因为在西藏，沿路也没有吃饭的地方，都是到军区的招待所去混点饭吃。高原梦一直未央。徐凤翔大半生攀高原、钻热带雨林、进入北极圈、探大峡谷，走到哪里都不忘绕回上海，专程来医院看望黄宗英，把一路的见闻讲给她听，带给她生态研究方面的最新资讯。徐凤翔的新书，便是由黄宗英作序的，她对自己这位老友的圆梦之旅赞叹不已：“外面的事儿，我最关心的就是生态，现在生态环境太不好了。”
为写好报告文学，黄宗英走南闯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分别于1982、1984、1993年三度进入西藏，被传为文坛佳话。当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像决定似的“令其撤退”，她不可抑止地表白：“迷人的西藏，我国八分之一国土面积的神土啊，你怀里揣着九九八十一个连环的谜语。”表示了自己的挚爱向往决心毅力，“我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我有去留的自由，你说句话！我死不了！”
拍摄纪录片《望长城》时，因在海拔五千多米峰巅，她过度劳累，患上“高原反应不全症”，昏迷两天两夜。经抢救醒来后，还挣扎着骑马去雅鲁藏布江大转弯考察。如此玩命，她却乐滋滋地说，“做一个云里走、风里来、雨里去、雪里滚的人，可真有福气”。难怪她的报告文学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影响呢。
黄宗英的人，黄宗英的文，长篇报告文学，还有散文以及随笔，都是自己灵动感动在激情催动下命笔而就的。写的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自我感受，也即是在激动不已的心绪中喷涌写成的。有谎吗？有假吗？有拿捏有矫情有酸涩吗？只有真情，柔情，只有灵动，透明。沉下心来，保持心灵的宁静，认真写出生命深处的理解、参悟、真情的东西，是一个作家始终需要努力与追求的。怀着深厚的文化抱负，以温和纯美而富于理想和爱意的清新语言，写作散文和报告文学，令众多读者深受美魅的熏陶感染。
由自发的写作，到自觉的写作，由兴趣天赋式的写作到经验性思悟性写作，由私人化写作到对社会生活的文学判断，由封闭的闺阁路走向广阔的大自然、人生社会。无论什么文体，无不是那个年代真实的美丽的观察与思考的回音。就艺术而言，黄宗英的一篇接一篇报告文学与记行散文，“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地形象化”。将“事件”发生的环境气氛和人物的刻画，既真实又浪漫，既定向又驰骋，活生生地描写着，既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又兼容诗味，散文味。
真正让黄宗英转向文学的，是1958年文艺界组织演员下农村体验生活。她被新鲜的农村景象与火热建设所感染，更被朴实、勤劳的民众所打动，按捺不住心头滚滚的情思遐想，命笔疾书，写下了反映邢燕子、侯隽事迹的《特别姑娘》《小丫扛大旗》，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真情投入地唱着真挚的歌，与“脚踩污泥，胸怀天下”的董加耕等一批优秀知识青年蔚成壮丽的时代生活画卷。后来，她与作家徐迟、秦牧等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凭借这股强劲而温暖的春风，她马不停蹄写下了《大雁情》《小木屋》等一组反映我国知识分子在探索科教兴国之路上甜酸苦辣的报告文学作品。
黄宗英在宝坻相见时，给我写过一条幅，最后为我题字。但见黄大姐稍稍踟蹰了一会儿，非常认真地写下了真情之语，“春已暮，情常驻”，将这条幅递捧我手中，见到黄宗英眸子里闪着期待的神采，嘱我，要好好扎根生活的沃土，写出不负时代的作品，尤其不要忘了写宝坻这三个姑娘。2003年由去北京看望她的侯隽给我捎来一本赵丹的“名家传记”《地狱天堂索艺珠》的自传。扉页黄宗英题字，亦是书名。我对赵丹的敬佩，也便是这句名言，读后即以同题写了篇随笔，以示对黄宗英夫妇敬慕之情。
时下，我亦古稀，遥祝九十高龄的“忘年友”，身心俱健，灵感联想并佳，继续写出属于你自己独特的激情真情柔情兼备的充盈袅娜娟秀又不失气度魅力的作品来。
浩然这颗心
浩然的艺术源泉是家乡，是人民。艺术启蒙是母亲。第一篇作品是《姐姐进步了》，1100字，发表在《河北青年报》上。34岁发表成名作《喜鹊登枝》，以后一发不可收，直到《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问世，哪篇哪部不是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呢？浩然曾对我说，三部自传体，下了很大功夫，没有产生影响，当时，神态颇显黯然低徊，我便安慰他道，您和您的作品，假以时日，都会载入文学史的。您的作品深埋在人民的心灵记忆中。他伤感又期待地说，不会吧，不会的。现在看来他和他的作品在抬头，在回暖，在回归。毕竟是经典。
浩然有次来宝坻，带来了他再版的《金光大道》封面，提前给我看了。只见新封面开阔雄浑，灿烂绚美，上端印有浩然的照片，那是写《金光大道》那年拍摄的。浩然时年38岁，风华正茂，雄心勃勃，质朴率真。人们的眼睛在封面照片与现在的浩然之间移动着，岁月沧桑，浩然确实老了，但也更臻成熟了。再版的封面上印着几行小字：
《金光大道》是我练笔写作30年以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这部书不但酝酿时间长，而且雄心勃勃——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写一部“史”，给农民立一部“传”，想通过它告诉后人，几千年同散沙一般个体单干的中国农民，是怎样在短短的几年间就“组织起来”变成集体劳动者的。我要如实记述这场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要歌颂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这便是浩然写作《金光大道》的初衷与宏愿。
由于有了对文学视同生命的爱，所以与之相背谬的任何诱惑也难以改变作家的初衷。浩然有几次当官的机会，都淡然释舍，“我搭不起那功夫，一天到晚宴会我受不了，没那么好的胃口，陪着爬长城，逛故宫，累死人，人生时光宝贵，我耽误不起”。他以为，自己由一个普通农民到当了作家，进来北京，进来文坛，不容易，冀东大地哺育了他，他要反哺给人民以完美的精神食粮。如果自己意志不强，或因挫折而一蹶不振，那就无颜见冀东父老乡亲。
大家担心浩然的身体。浩然通达、乐观，他在组阁《苍生文学》编辑人员，按部就班地阅读编辑各期稿子，为再版《金光大道》一字一句校阅190万字原稿，还写了三部长篇自传体小说……凡此，对家乡作者是一个振奋激励啊。
《乐土》《活泉》《圆梦》每出版一本，他即给我寄来，扉页都有胜似书法家的秀雅遒劲的行草题字。我们夫妻俩都分别阅读，有时共同激赏，有时感叹，有时激动地朗诵精彩片段。艰难一辈子，创作几十年。扎根于生活泥土，扎根于读者心灵，谁能不喜欢，焉能不流传？
三本自传体内容多得很，思想健康，做人做事堪为人师，述及过去亦客观公允，语言也质朴生动，看不出粉饰拿捏篡改之痕迹，只有形象化的真实、朴实、诚实之再现。是正直老实人的回忆自传，是写出了那么多有影响的力作之后的作家自传，堪称自传体之典范。
浩然淳朴、实在、厚道，讲话真挚可信，从没有藏藏掖掖，虚虚假假。譬如提起名利思想，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有名利思想，但文学是我的命。名利思想，人皆有之，谁也甭吹。”“假如有人说‘你不要写作了，要什么给你什么’，我非死不可。”可见作为作家的浩然，对文学事业是何等程度地热爱，文学是他的“命”啊。
创作总根源于爱。对于大地母亲的爱，对父老乡亲的爱，对自己所追求的文学事业的爱。浩然曾发誓“为农民写，写农民，做一辈子农民忠实代言人”。他犹如一棵扎根沃野的白杨，发达的根系汲取着丰腴的营养，蕴蓄着勃勃向上的态势。“用我的眼睛看中国农村”，“站在农民中间写农民，为的感情真，艺术真”，这便是浩然作品的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浩然甚至认为，走向世界的作品，当是表现农村题材的，其作品被多国翻译，在国内外均有众多读者喜爱，即是有力明证。
写作是艰苦的劳动。“一个字，一滴血”，是一种痛苦的燃烧。但是苦中有乐，乐中有苦。浩然的体会是，对于作家来说，用艺术形式把自己要说的话表现出来，是最大的幸福。这是常人不可理解的。写作有危险，担风险，不写，悠哉游哉，还落个历史清白。然而一旦形成兴趣，乐趣，嗜癖，如痴如迷，你就会生发寻常人想象不到的毅力、魔力。获得的成功喜悦和享受是任何方式都不能代替的。这也便是浩然说的“写作有瘾”吧。
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浩然萌发了要当作家的愿望，在實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中，他经历了重重的磨难，坚持自学文化知识，写到100篇废稿换来一篇新闻稿的发表，一直伴随着嘲笑、轻视、讥讽甚至造谣、污蔑。百鸣千鸣之后，终于一鸣惊人，成功发表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震动文坛。但就在此时，依然仍有那另类眼光看待浩然的质疑者说“我还不知道浩然有多少墨水，小学都没毕业，他要是能写出小说来，我宁愿每天爬着到单位去上班”。浩然没顾这些，犹如一只冀东大地上空展翅翱翔的大雁，胸怀美丽画卷坚毅豪迈地远翔了。
母亲有一颗好强的心。她一生都在执着地追求一种东西，盼望“夫贵妻荣”，以便在亲友面前，特别在故乡梁（夫家）苏（娘家）两族人的面前，显示出高人一等，而不低人一头。在追求的路途中她屡遭失败，然而锐气不减：每失败一次，她的好强心非但不是削弱一次，反倒加强一次……什么都不怕，最怕让人瞧不起：什么不顾，也要面子！（《乐土》）
母亲对浩然的影响很深，不仅幼时她讲的故事对浩然走上文学道路有着重要作用，同时浩然身上也继承着母亲不服输的精神，以及做人的信念。14岁时，母亲含恨而逝，浩然每遇到生命中的大事，总是想起母亲“有正气，有志气”的教诲，冷静思考人生面对人生。
我坐在中国作协的大楼上，手里捧着作协会员证，心中万感交集……这十年是漫长的，也是坎坷的，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后代，一个只有三年半学历的基层干部，终于圆了美梦，跨进了文学这个大门口。（《圆梦》）
后来，自己竟称为是个“奇迹”。直至后来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乃至《苍生》，更至自传体三部《乐土》《活泉》《圆梦》等，与“奇迹”相联，并不算过分。
据我理解，浩然骨子里的特质，离不开母亲，离不开故土，离不开传统。他像冀东大地的一株白杨树，总是有着泥土之气、朴实之质，挺拔之骨。他的作品中的正面人物无不洋溢着传统美德，而反面人物无不存在传统美德的缺失。
建国后，干部圈掀起一阵离婚狂潮，连做饭的看门的也另觅新欢。不离者如浩然甚至被讥刺为封建保守，连县委书记也这样看待。浩然一日不离，心中一日有鬼，怕见县委书记像老鼠避猫，只有躲到乡下才得以心安。浩然长得英俊，机关也有长得标致暗送秋波撩拨心房愿意嫁与者。但是浩然不动其心，专注钟爱比他长四岁，没文化，但勤劳、质朴而善良，与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娃娃亲”杨朴桥。浩然的成功有朴桥的“一半”。她虽不懂小说，却做出了无私的爱的奉献，从精神上、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她为梁家生了三儿一女（红野、蓝天、秋川、春水），而且都是她亲手拉扯大的。1956年，她随浩然搬进城市。后来，浩然出了名，夫妻俩相依为伴相依为命。我几次见过，夕阳红中的大作家与普通农村妇女结合的伴侣之真实剪影与爱情内涵。浩然的心不能说不高尚巍峨豁达透明。
他筹办三河文联，创办文学刊物《苍生》，辅导农村作者，谓之“文学绿化工程”。他说，农民作者发表作品，比自己生儿子抱孙子还高兴。
我后来接近退休之际，不再任课，成立个《朝华文学社》，请浩然做顾问，题写牌匾、刊名，办了份《朝华报》，从版面到内容，浩然都及时提出意见。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河北省香河一中任教，听说浩然来香河辅导儿童文学创作，我便向他提出要求，为我辅导的文学社团和喜欢写作的学生做一次文学讲座。浩然兴致勃勃地讲了两个多小时。
朴实人品，朴实风格，朴实心灵，虚怀真诚。浩然这颗心，对文学的虔诚挚爱之心，追求向往之心，简单质朴之心，文坛需要，文学需要，人民需要。“我看老百姓脸色写作”，“一辈子为农民写，写农民”。他的心广袤、阳光、质朴，旷达，他期待养育他的土地，愈来愈美好。
（作者系作家、诗人。）
2005年夏，我收到了中央宣传部贺敬之秘书处寄来的新出版的《贺敬之谈诗》的精装书。我给秘书处打了电话，秘书说，贺敬之说，都是老朋友了。嘱咐我们一定给您寄上一本。并且说，贺老身体不适，但很忙，您可以给他打电话。……我因为怕影响贺老身体和工作，几次想打电话汇报二十年来对诗歌的理解和写作以大自然为主要题材的诗歌的诸多细微感受，当时，甚至想，如果与柯岩沟通幾句会更是喜出望外的期待。但是一直没有好意思拨。心想，有《贺敬之诗选》和《贺敬之诗论》和两册单行本足以慰慰矣。
当年收到的信是一笔不苟的行草，现在收录于他的《贺敬之谈诗》一书中。苏连硕同志：
来信收到多日，因忙迟复，歉甚。
我同意你文中对诗歌的基本见解。在坚持不懈时代精神，重视发扬我国诗歌传统这一点上，我们是同道。你是在教育青年的光荣岗位上工作的，由于这样的岗位上有你这样的同道，使我感到鼓舞。
另有两点意见补充；
其一，我们绝不会满足于过去。正像历史在前进，马克思主义要发展一样，诗歌必须前进，必须发展。
其二，你对我过去写的那些东西是过奖了。我不是说没有某些长处，但总的说来是很不成熟的。无论思想上或艺术上都带有明显的个人的和历史的局限性。有几篇东西也不能说对今天没有一点借鉴意义，但不能过头。我不是我们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我多次向一些同志建议不要花那么些精力去写研究和评论文章，对你，多对有更大成就的老一辈诗人，特别是有新成就的中青年诗人进行研究和评论，并向我们的下一代多做介绍。
原稿奉上，请查收。
敬礼
贺敬之
1984年10月19日
我即一直探索着研究着这位颇有影响力的诗人贺敬之的诗观。直至得到他的回复多年后，又收到了他的《贺敬之谈诗》一书，才比较清晰比较准确地掌握了他的诗风诗观。
通常来讲，诗都是安静的流淌与激情的喷涌，言志抒怀，这种多元化的表现形式，是不会消失的。诗永远存在。
一个压抑的时代，诗替人们说话；一个平安与改变并陈的时代，诗人也不会被挤到一边去。这个时代，诗并没有消退与式微，诗人也只是更安静地注视、书写着这个时代。无需辩驳，诗歌的考验，一是时代特征，一是个性心声。
1975年《郭小川诗选》英文版序文中这样写道，“小川的诗，不仅属于昨天，而且属于今天。而且我还毫不犹豫地这样说，他必定还会属于明天”。是的，一个时代结束了，真正可以记住的人不多，而可记住的诗人及其诗却在众多人心里。贺敬之这样坚定地盛赞郭小川的诗，也正体现他的基本诗观的倾向。
他不愿提到自己。张星海在《爱在卡伦湖》后记中，竟将贺敬之称为“中国的一代诗圣”，贺敬之深表不可思议，感到难堪。“我要求你一定改掉，文中不必提到我，如因我题写了书名要表示一下，‘老诗人’三字也就是对我足够的尊重了。”
贺敬之说的既有谦虚成分，又是真心话，他在借为老诗友谈诗时，披露了自己的真实内心，“我十多年来，未写诗，不是一句话说得清楚的”，除了身体差工作忙原因，确实感到心有余力不足了，“自己也没有把握，是否还能写，以及写出什么样子来”。虽不能如往诗兴如燃，笔驰如风，但仍然期待余勇，“再发出个小芽”，更向“真诗人的心扑去”，重新“回到诗行中来”。
可以说，读了他的厚厚的满本诗论，我终于可以这样给贺敬之坚持的诗风诗观做一个定位，那便是：民族化、群众化与革命现实主义的诗风和诗学观念。诗坛与文艺界“支持这种诗风诗学的呼声和具体表现正与时俱增”，并且坚定地判断，“这绝不是什么倒退而是前进”。
“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回延安》）；“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像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面向你们我如此地骄傲！我要说，我们的合唱比你们的响亮！呵呵……‘前不见古人’……但是，‘后有来者’……莫要‘念天地之悠悠’吧，莫要‘独怆然而涕下’……‘君不见’——‘广厦千万间’已出现祖国的‘四野八荒’！”（《放声歌唱》）……不管什么年代，这些诗句会永远传唱下去的，因为它是浩瀚海浪的喧响和壮观。其间有一种振奋的力量，热爱的力量，鼓舞的力量，激励的力量，感动的力量，真情的力量。经典是包括“延安是永远屹立于中国人民心中的，《讲话》精神是永放光芒的”，蕴含不朽因素积极能量的。朴实淡静天真透明直率又才情汪洋恣肆，给人以美的脍炙和心灵的震荡。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不要低迷，不要悲哀，因为诗歌不会式微。“读诗和写诗是生命的本能”。
似乎已经很清楚地找到了我与贺敬之的诗歌理解的相通契合共鸣处。那就是歌颂我们走过的路的真善美，不轻易否定以致悲哀不能自拔。
后来，我又侧重谈了诗与我的关系，跟贺老交流，贺老先是由秘书处回复，说信笺收到了，贺部长他会很快给您回信，先寄赠一本他签名的诗歌单行本感谢。结果，没过几天，就收到了贺敬之行草毛笔字的谈诗的信。从诗之“言志缘情”方面谈论他对诗的写作体会与看法，我以为受益匪浅，愈来愈对诗的传统观念有了进一步理解，对贺敬之的诗观诗风有了较明晰的了解。
贺诗无不熔描写、抒情、议论于一炉，以其形象思维鲜明地表露其“志”与“情”，造成动人心弦的江海般冲撞的巨大感染力。
贺敬之以为现在的诗歌传统“是从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田间等老一代诗人那里走过来的”，他极赞郭沫若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代表作《女神》为新诗创作开一代诗风。他认为戴望舒是个大写的诗人，其《雨巷》流露的“那种中国古典的情绪，那样的清愁哀怨之美”，是值得新诗汲取营养的。他也激赏舒婷的《可爱的祖国》《致橡树》。诗美是相通的。诗歌永远摒绝不健康、不优美，“一概怀疑”“躲避崇高”“消解主流意识心态”等口号，以及“个人化写作”“下半身写作”的等诸如此类的花样翻新东西。只不过是由于我之出于读者的喜爱显得偏激，而贺敬之处于诗人丰富阅历和领导岗位，谈诗论艺，既尽量全面地发展地辩证地分析，又切中肯綮，入木三分，澄清了一些混乱不堪的理论是非。因此，我一面高亢地朗诵《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激情澎湃的诗章时，耳畔又总是萦回着“我们不会满足于过去”的谦虚而自信的声音。摆正自我之小我与时代之大我的关系，“我呵，在哪里……一望无际的海洋，海洋里的一个小小的水滴，……一望无际的田野，田野里的一颗小小的谷粒”。这也恰与我在河北一次诗歌研讨会上的《小我与大我》的发言有所相近。只不过研究写作诗歌多年的贺老的看法后变得更客观更老道罢了。 他创作的《南泥湾》《白毛女》《回延安》等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敬之的诗既扎根现实又超越现实，是一般诗人所难以达到的大气大雅大旷大美的境界。尤其是贺敬之主笔的歌剧《白毛女》舞台艺术片修改重新上演，既“原汁原味”，又具有时代气息，强调回归歌剧艺术本体，突出音乐性、歌唱性和旋律性，保持了鮮明的民族特色，历久弥新，常演常新，堪称经典，鲜明体现着诗人的诗歌与创作观念的持守，有着无可辩驳的正确性、方向性。
90岁高龄的诗人贺敬之，沧桑、沉重、进取、期待并陈，其诗作其诗观其诗风不时涌到了我们喜欢诗歌写作者的面前，敬畏之余也就少不得一些宏观的思索与对“我”的反思。
黄宗英魅力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那短暂的一瞥：夏天，宝坻县城街头，一个袅娜的身影漠然映入眼帘。我问姐姐，这是谁？姐说：“黄大姐。”“黄大姐？”“黄宗英。”“她怎么来这里？”“写姑娘呗。”宝坻人一提姑娘都知道是邢燕子、侯隽、张秀敏三名下乡知识青年。黄宗英在那里一边劳动，一边搜集素材，之间是比较熟悉了解的……哦，想起来了，眼前走来的果真是那个同赵丹一起演《幸福狂想曲》的黄宗英，那个撰写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和《特别姑娘》而风靡文坛的黄宗英。那一双黝黑、杏圆、深邃、妩媚而不轻佻，俏丽而不浮华的眼睛，不是黄宗英是谁？她穿一件极普通的衣服，不著一点粉黛，却给人不俗不凡的印象。我问姐，多大年纪？姐说51。呀，哪里像？根本不像，看上去不过40岁。
岁月匆匆，十七八年以后即1993年初夏的黄宗英，从宝坻县城一座普通房间的沙发一角站起来，同我握手。年已既近古稀，但她身材依然修长秀挺，头发银白，仿佛蒙盖了塞北那皎洁的雪。她平静地看着我，含蓄、深沉，饶有魅力，如窥视很遥远很遥远的旷古，很神秘很神秘的宇宙。在这双眼睛里，天显得那么明净湛蓝而高远，地显得那么深沉博大而广袤。
坐下来。黄宗英问我，最近写什么？我没想到谈话这么快捷入题，无遮无拦，无矫无饰，她的话令我感到距离接近，我随即涌出了几句早就谙熟于心的诗句，“黎明呼唤我，我呼唤黎明，诗歌散文是我醒着的梦，愿星光晨曦闪烁于我的心田，我爱田园风光风光田园”。
“您在写什么？”像黄宗英见我问的第一句话那样，我直爽而恳切地问道。
“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囫囵半块，多是素材，未经雕琢。”她斜倚在沙发扶手上，向我吐露了一点既寻常又宝贵的写作小秘密，“我从上海来时，跟《文汇报》一文友商定，我去宝坻后每天都把写的草稿寄回。不管是不是成品，成不成样子，哗啦哗啦写出，看也不看装入信封寄走。这么做是对我写作的一个督促。要不事一忙，一累，就不肯动笔了。《文汇报》的文友也期待着得知我的行踪，为我保存稿笺。这是一种理解，一种信任。”
说着，黄宗英轻轻地拉开皮包拿出一本刊物，名为《绿叶》，起身双手递我，“许多人要这本载有我的作品的刊物，我都没有给。就这一本了，你喜好写作，就给你吧。我再找他们要”。
我们谈起了《大雁情》《小木屋》。我说，我很喜欢您的抒情笔调，简练且细腻的风格。黄宗英认真而平静地听罢，补充道：“我比较擅长写对话，这也许跟从影生活有关。”是的，她在当演员时段，常在剧院后台抓空阅读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作品。说起她的写作，“那时从影，留了个心眼，读书写作，转型成了作家。两栖”。这么轻快地概括人生，如其文自然、洒脱、晶莹。我非常欣羡她的西藏高原情结，她的描写使读者的心灵渐渐清洁宁静，幽深旷远。透过她的文字，不得不折服地以为，简单是美，真纯是美；繁复虚饰，难以为美。在她细腻形象的笔触下，于大自然中发现小花小星小蝶之美，它们各自持守着属于自己的繁华锦绣；同时又不因一时小小的诱惑而置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方能取得的更大成功于千里之外。我共鸣道，我也既欣赏小鸟的倩影，同时憧憬天空中排着整齐对列的大雁雄姿。既欣赏小美，又追求大美旷美。黄宗英正是始终如一从容不迫地按照自己恒定的轨迹行走着歌唱着的作家。
是晚，黄宗英谈起了练习毛笔字的事。我说每天可以专抽一些时间练字，也可以直接将字写到赵丹字画上，算跟赵丹对话絮语，交流感情嘛。黄宗英心领神会，欣然微颔，“练好了字，我就给阿丹的字画题款。阿丹一看会说——”黄宗英圆圆的眼睛煞有介事，入情入境地说：“啊哟，几年没见，吾妻成了书法家喽。”边说边模仿丈夫潇洒活泼的动作，栩栩如生，形神酷肖。继而转过话头，“现在我的水平还不合格，得跟老师好好练，不练好就写，阿丹会生气的，‘我叫你题款，就拿这字糊弄我呀……’” 此辰，我正想她说的擅长描写对话，一时找不出例证而纠结，没想到练字题画与赵丹的对话即是如真如幻的诙谐妙语，足以证明演员与作家双栖的黄宗英对于对话的功夫力道了。
这一天黄宗英当着侯隽夫妇的面，赞扬了别人喜庆笑容后，即兴转向自我，神秘而自豪地介绍道：“我呢，也是笑纹、喜纹。有什么解不开呢？何必整日庸人自扰、郁郁寡欢呢？心病还须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别人都说我苦，一生坎坷，风雨沧桑；但不尽是苦，我们的生活决定于我们的思想，有苦也有甜，要变苦为甜，变愁为笑，多大的愁事我也要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对照镜子笑……”说着，黄宗英入情入“镜”地“嘻嘻嘻嘻”笑了起来，笑得那么甜，那么美，那么柔。人们顿时觉得眼前这位满头银发年且古稀的老太太，竟像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此间也不排除对话语言的纯美魅力。
黄宗英喜欢在一面大镜子前伏案写作。她说：“写作应为‘心之镜’。”她常常用读者的标准来对照自己，再把自己心里的话，明白清晰、毫无保留地反馈倾诉给读者。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她连续三届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晚年的黄宗英患病住院多年，足不出户，只能在轮椅上安度晚年。然而，她没有让自己的思绪停顿下来，她的笔，始终在追赶着时光。 通达、乐观、幽默、温柔，是我几次较长时间接触对黄宗英的印象。既不掩饰自己的内心，也不放纵自己的感情。不卑不亢，温文尔雅，从容淡静，有开有阖，饶有分寸，从不失度。这大抵就是一瞬间不可虚饰拿捏的气质吧。她像一株虽老而不衰的石榴树，晚秋正是金灿灿果实挂满枝头的季节；她又好比一枚旋转的陀螺，一生中排除了外界诸多不利因素的干扰，抵抗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甩掉了长吁短叹，甩掉了闲言碎语，甩掉了无事生非，甩掉了无病呻吟。她以真诚善良直面人生，她以激情真情投入艺术融入写作。
黄宗英采写报告文学《小木屋》，身为高原生态学家的徐凤翔便是书中的主人公，两人也因此结成了亲密的姐妹。徐凤翔说她要在西藏的林海建一座小木屋，要把她毕生的精力都献给这高原生态。黄宗英先是感动得哭了，而后便果断决定就跟她一起去。徐凤翔就雇了一个车，一路走啊，时不时停下来看西藏的树林啊，河流啊什么的。她一路走，一路观察。后来她们因为在西藏，沿路也没有吃饭的地方，都是到军区的招待所去混点饭吃。高原梦一直未央。徐凤翔大半生攀高原、钻热带雨林、进入北极圈、探大峡谷，走到哪里都不忘绕回上海，专程来医院看望黄宗英，把一路的见闻讲给她听，带给她生态研究方面的最新资讯。徐凤翔的新书，便是由黄宗英作序的，她对自己这位老友的圆梦之旅赞叹不已：“外面的事儿，我最关心的就是生态，现在生态环境太不好了。”
为写好报告文学，黄宗英走南闯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分别于1982、1984、1993年三度进入西藏，被传为文坛佳话。当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像决定似的“令其撤退”，她不可抑止地表白：“迷人的西藏，我国八分之一国土面积的神土啊，你怀里揣着九九八十一个连环的谜语。”表示了自己的挚爱向往决心毅力，“我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我有去留的自由，你说句话！我死不了！”
拍摄纪录片《望长城》时，因在海拔五千多米峰巅，她过度劳累，患上“高原反应不全症”，昏迷两天两夜。经抢救醒来后，还挣扎着骑马去雅鲁藏布江大转弯考察。如此玩命，她却乐滋滋地说，“做一个云里走、风里来、雨里去、雪里滚的人，可真有福气”。难怪她的报告文学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影响呢。
黄宗英的人，黄宗英的文，长篇报告文学，还有散文以及随笔，都是自己灵动感动在激情催动下命笔而就的。写的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自我感受，也即是在激动不已的心绪中喷涌写成的。有谎吗？有假吗？有拿捏有矫情有酸涩吗？只有真情，柔情，只有灵动，透明。沉下心来，保持心灵的宁静，认真写出生命深处的理解、参悟、真情的东西，是一个作家始终需要努力与追求的。怀着深厚的文化抱负，以温和纯美而富于理想和爱意的清新语言，写作散文和报告文学，令众多读者深受美魅的熏陶感染。
由自发的写作，到自觉的写作，由兴趣天赋式的写作到经验性思悟性写作，由私人化写作到对社会生活的文学判断，由封闭的闺阁路走向广阔的大自然、人生社会。无论什么文体，无不是那个年代真实的美丽的观察与思考的回音。就艺术而言，黄宗英的一篇接一篇报告文学与记行散文，“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地形象化”。将“事件”发生的环境气氛和人物的刻画，既真实又浪漫，既定向又驰骋，活生生地描写着，既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又兼容诗味，散文味。
真正让黄宗英转向文学的，是1958年文艺界组织演员下农村体验生活。她被新鲜的农村景象与火热建设所感染，更被朴实、勤劳的民众所打动，按捺不住心头滚滚的情思遐想，命笔疾书，写下了反映邢燕子、侯隽事迹的《特别姑娘》《小丫扛大旗》，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真情投入地唱着真挚的歌，与“脚踩污泥，胸怀天下”的董加耕等一批优秀知识青年蔚成壮丽的时代生活画卷。后来，她与作家徐迟、秦牧等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凭借这股强劲而温暖的春风，她马不停蹄写下了《大雁情》《小木屋》等一组反映我国知识分子在探索科教兴国之路上甜酸苦辣的报告文学作品。
黄宗英在宝坻相见时，给我写过一条幅，最后为我题字。但见黄大姐稍稍踟蹰了一会儿，非常认真地写下了真情之语，“春已暮，情常驻”，将这条幅递捧我手中，见到黄宗英眸子里闪着期待的神采，嘱我，要好好扎根生活的沃土，写出不负时代的作品，尤其不要忘了写宝坻这三个姑娘。2003年由去北京看望她的侯隽给我捎来一本赵丹的“名家传记”《地狱天堂索艺珠》的自传。扉页黄宗英题字，亦是书名。我对赵丹的敬佩，也便是这句名言，读后即以同题写了篇随笔，以示对黄宗英夫妇敬慕之情。
时下，我亦古稀，遥祝九十高龄的“忘年友”，身心俱健，灵感联想并佳，继续写出属于你自己独特的激情真情柔情兼备的充盈袅娜娟秀又不失气度魅力的作品来。
浩然这颗心
浩然的艺术源泉是家乡，是人民。艺术启蒙是母亲。第一篇作品是《姐姐进步了》，1100字，发表在《河北青年报》上。34岁发表成名作《喜鹊登枝》，以后一发不可收，直到《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问世，哪篇哪部不是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呢？浩然曾对我说，三部自传体，下了很大功夫，没有产生影响，当时，神态颇显黯然低徊，我便安慰他道，您和您的作品，假以时日，都会载入文学史的。您的作品深埋在人民的心灵记忆中。他伤感又期待地说，不会吧，不会的。现在看来他和他的作品在抬头，在回暖，在回归。毕竟是经典。
浩然有次来宝坻，带来了他再版的《金光大道》封面，提前给我看了。只见新封面开阔雄浑，灿烂绚美，上端印有浩然的照片，那是写《金光大道》那年拍摄的。浩然时年38岁，风华正茂，雄心勃勃，质朴率真。人们的眼睛在封面照片与现在的浩然之间移动着，岁月沧桑，浩然确实老了，但也更臻成熟了。再版的封面上印着几行小字：
《金光大道》是我练笔写作30年以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这部书不但酝酿时间长，而且雄心勃勃——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写一部“史”，给农民立一部“传”，想通过它告诉后人，几千年同散沙一般个体单干的中国农民，是怎样在短短的几年间就“组织起来”变成集体劳动者的。我要如实记述这场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要歌颂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这便是浩然写作《金光大道》的初衷与宏愿。
由于有了对文学视同生命的爱，所以与之相背谬的任何诱惑也难以改变作家的初衷。浩然有几次当官的机会，都淡然释舍，“我搭不起那功夫，一天到晚宴会我受不了，没那么好的胃口，陪着爬长城，逛故宫，累死人，人生时光宝贵，我耽误不起”。他以为，自己由一个普通农民到当了作家，进来北京，进来文坛，不容易，冀东大地哺育了他，他要反哺给人民以完美的精神食粮。如果自己意志不强，或因挫折而一蹶不振，那就无颜见冀东父老乡亲。
大家担心浩然的身体。浩然通达、乐观，他在组阁《苍生文学》编辑人员，按部就班地阅读编辑各期稿子，为再版《金光大道》一字一句校阅190万字原稿，还写了三部长篇自传体小说……凡此，对家乡作者是一个振奋激励啊。
《乐土》《活泉》《圆梦》每出版一本，他即给我寄来，扉页都有胜似书法家的秀雅遒劲的行草题字。我们夫妻俩都分别阅读，有时共同激赏，有时感叹，有时激动地朗诵精彩片段。艰难一辈子，创作几十年。扎根于生活泥土，扎根于读者心灵，谁能不喜欢，焉能不流传？
三本自传体内容多得很，思想健康，做人做事堪为人师，述及过去亦客观公允，语言也质朴生动，看不出粉饰拿捏篡改之痕迹，只有形象化的真实、朴实、诚实之再现。是正直老实人的回忆自传，是写出了那么多有影响的力作之后的作家自传，堪称自传体之典范。
浩然淳朴、实在、厚道，讲话真挚可信，从没有藏藏掖掖，虚虚假假。譬如提起名利思想，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有名利思想，但文学是我的命。名利思想，人皆有之，谁也甭吹。”“假如有人说‘你不要写作了，要什么给你什么’，我非死不可。”可见作为作家的浩然，对文学事业是何等程度地热爱，文学是他的“命”啊。
创作总根源于爱。对于大地母亲的爱，对父老乡亲的爱，对自己所追求的文学事业的爱。浩然曾发誓“为农民写，写农民，做一辈子农民忠实代言人”。他犹如一棵扎根沃野的白杨，发达的根系汲取着丰腴的营养，蕴蓄着勃勃向上的态势。“用我的眼睛看中国农村”，“站在农民中间写农民，为的感情真，艺术真”，这便是浩然作品的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浩然甚至认为，走向世界的作品，当是表现农村题材的，其作品被多国翻译，在国内外均有众多读者喜爱，即是有力明证。
写作是艰苦的劳动。“一个字，一滴血”，是一种痛苦的燃烧。但是苦中有乐，乐中有苦。浩然的体会是，对于作家来说，用艺术形式把自己要说的话表现出来，是最大的幸福。这是常人不可理解的。写作有危险，担风险，不写，悠哉游哉，还落个历史清白。然而一旦形成兴趣，乐趣，嗜癖，如痴如迷，你就会生发寻常人想象不到的毅力、魔力。获得的成功喜悦和享受是任何方式都不能代替的。这也便是浩然说的“写作有瘾”吧。
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浩然萌发了要当作家的愿望，在實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中，他经历了重重的磨难，坚持自学文化知识，写到100篇废稿换来一篇新闻稿的发表，一直伴随着嘲笑、轻视、讥讽甚至造谣、污蔑。百鸣千鸣之后，终于一鸣惊人，成功发表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震动文坛。但就在此时，依然仍有那另类眼光看待浩然的质疑者说“我还不知道浩然有多少墨水，小学都没毕业，他要是能写出小说来，我宁愿每天爬着到单位去上班”。浩然没顾这些，犹如一只冀东大地上空展翅翱翔的大雁，胸怀美丽画卷坚毅豪迈地远翔了。
母亲有一颗好强的心。她一生都在执着地追求一种东西，盼望“夫贵妻荣”，以便在亲友面前，特别在故乡梁（夫家）苏（娘家）两族人的面前，显示出高人一等，而不低人一头。在追求的路途中她屡遭失败，然而锐气不减：每失败一次，她的好强心非但不是削弱一次，反倒加强一次……什么都不怕，最怕让人瞧不起：什么不顾，也要面子！（《乐土》）
母亲对浩然的影响很深，不仅幼时她讲的故事对浩然走上文学道路有着重要作用，同时浩然身上也继承着母亲不服输的精神，以及做人的信念。14岁时，母亲含恨而逝，浩然每遇到生命中的大事，总是想起母亲“有正气，有志气”的教诲，冷静思考人生面对人生。
我坐在中国作协的大楼上，手里捧着作协会员证，心中万感交集……这十年是漫长的，也是坎坷的，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后代，一个只有三年半学历的基层干部，终于圆了美梦，跨进了文学这个大门口。（《圆梦》）
后来，自己竟称为是个“奇迹”。直至后来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乃至《苍生》，更至自传体三部《乐土》《活泉》《圆梦》等，与“奇迹”相联，并不算过分。
据我理解，浩然骨子里的特质，离不开母亲，离不开故土，离不开传统。他像冀东大地的一株白杨树，总是有着泥土之气、朴实之质，挺拔之骨。他的作品中的正面人物无不洋溢着传统美德，而反面人物无不存在传统美德的缺失。
建国后，干部圈掀起一阵离婚狂潮，连做饭的看门的也另觅新欢。不离者如浩然甚至被讥刺为封建保守，连县委书记也这样看待。浩然一日不离，心中一日有鬼，怕见县委书记像老鼠避猫，只有躲到乡下才得以心安。浩然长得英俊，机关也有长得标致暗送秋波撩拨心房愿意嫁与者。但是浩然不动其心，专注钟爱比他长四岁，没文化，但勤劳、质朴而善良，与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娃娃亲”杨朴桥。浩然的成功有朴桥的“一半”。她虽不懂小说，却做出了无私的爱的奉献，从精神上、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她为梁家生了三儿一女（红野、蓝天、秋川、春水），而且都是她亲手拉扯大的。1956年，她随浩然搬进城市。后来，浩然出了名，夫妻俩相依为伴相依为命。我几次见过，夕阳红中的大作家与普通农村妇女结合的伴侣之真实剪影与爱情内涵。浩然的心不能说不高尚巍峨豁达透明。
他筹办三河文联，创办文学刊物《苍生》，辅导农村作者，谓之“文学绿化工程”。他说，农民作者发表作品，比自己生儿子抱孙子还高兴。
我后来接近退休之际，不再任课，成立个《朝华文学社》，请浩然做顾问，题写牌匾、刊名，办了份《朝华报》，从版面到内容，浩然都及时提出意见。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河北省香河一中任教，听说浩然来香河辅导儿童文学创作，我便向他提出要求，为我辅导的文学社团和喜欢写作的学生做一次文学讲座。浩然兴致勃勃地讲了两个多小时。
朴实人品，朴实风格，朴实心灵，虚怀真诚。浩然这颗心，对文学的虔诚挚爱之心，追求向往之心，简单质朴之心，文坛需要，文学需要，人民需要。“我看老百姓脸色写作”，“一辈子为农民写，写农民”。他的心广袤、阳光、质朴，旷达，他期待养育他的土地，愈来愈美好。
（作者系作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