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第六代”基本没能领悟电影本性,即电影是大众的而不是少数所谓精英们的——何况,意图表现精英才气迄今也没有捧出一部足以让精英们都折服的作品 来。
　　
　　我早就认为,中国电影的划代到第五代止,并无“第六代”。记得当年李翰祥在香港提及划代这一方式时,曾问我:“请问,我是第几代?”后来有机会和他见面,笑着对他说:“导演,你是1949年以后才当导演的,应是第三代⋯⋯”
　　转眼间,李翰祥离开我们差不多十四年了,中国电影不但换了世代,更起了极大变化,特别是向来羞于谈票房的业界中坚们,也对票房分析之类口惹悬河起来。但我注意到,当下不怎么敢谈票房的,就只有被称为“第六代”的王小帅、张元、路学长们。这些均已步入中年的导演,已被市场边缘化。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时代的变化,甚或拒绝承认时代已经不同。
　　我们可称张艺谋、陈凯歌他们为第五代,是他们恰逢遇上了个好年代,而且出现在中国内地急于获西方某种方式承认的时候。当年,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发现《黄土地》,所有知识分子、文化人惊呼:中国新一代电影人终于摆脱了传统审美情趣而以一种崭新姿态出现——“第五代”一词由此在香港出现然后“内销”。当时我主办的《中外影画》某期对中国电影导演作了较详尽的划代——以陈凯歌们的出现反过来对郑正秋、孙瑜、吴永刚们至黄建中、胡炳榴们进行前四代的划代。后来,张艺谋凭《红高粱》扬威国际,不久,陈凯歌再以《霸王别姬》称雄戛纳,中国电影终于与“国际”接上了“轨”,第五代电影人跃然成了中国电影中坚。
　　然而,当张艺谋转型走向市场的《英雄》票房成功之后,中国电影市场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惜,王小帅们仍执迷不悟,继续拒绝票房“诱惑”,顽固地以为“谈市场就是俗不可耐”。当近十年的“中国崛起”开始动摇西方的价值观或世界观时,王小帅们依然麻木,依然以为柏林也好,威尼斯也罢,仍旧是走向世界、走向西方的“华山一条路”。
　　诚然,中国经济经发展是粗放型的,一切都是一窝蜂的过犹不及的“快点快点再快点”,时下同样是粗放型的中国电影市场也有类似问题。只是,所谓的“第六代”基本没能领悟电影本性,即电影是大众的而不是少数所谓精英们的——何况,意图表现精英才气迄今也没有捧出一部足以让精英们都折服的作品 来。
　　时不予我。哪怕我曾经为张元和崔健的《北京杂种》引入资金出过力,但当我只能在个别的影碟店铺才艰难地找到这部电影的VCD时,我更肯定了我的看法:中国电影的划代,到第五代止。时移世易,这边厢是个个高喊“票房过亿”,那厢则仍旧是顾影自怜——十多年过去了,他们还能够怜多久?最直接的一个问题是:有多少个影院经理知道他们是何方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