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谁过着最豪华奢侈的生活呢?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埃尔顿·约翰还是我呢?现在回想起来,恐怕这个头衔非我莫属。如果维多利亚和埃尔顿听说了我上一周经历的奢华生活后,他们一定会嫉妒得咬牙切齿,我一个人在世界三大洲上拥有一群任劳任怨的小精灵为了满足我的任何愿望,没白天没黑夜地忙碌着。不仅如此,我的那3个私人助理,美国的多娜、印度的萨希和俄罗斯的瑟戈对我提出的种种要求,没有发出一声的埋怨,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外包,这是几年前世界上一些大公司的重大发明,他们发现雇佣廉价的讲英语国家的员工来接听客服部门的电话同雇佣本地的员工相比可以节省大量的开支,因此,这些大公司的许多工作都转移到那些能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讲英语的国家去了。现在,我们个人也可以利用同样的原理来获得外包的好处,当然,这一切都得感谢互联网。在印度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现在有许多网上的服务机构,他们提供一种叫做“虚拟私人助理”的服务,只要你有几个零花钱,谁都可以利用这种服务,家庭主妇、学生和像我这样的懒人,无一例外。一家公司甚至打出了这样的广告,“把你的杂事儿都发到班加罗尔来吧”!谁又能拒绝这种诱惑呢?
　　我的生活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充满了那些急需处理的各种各样的小任务,可是我总是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而无限期地推迟处理这些事情,难道我不应该找一家廉价的保险公司给自己的汽车保险省点儿钱吗?我的那些教子们过生日,应该买些什么样的礼物呢?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来了,我还没给那个答应给我们家花园送点马粪的家伙打电话呢,他究竟什么时候能把马粪送来呢?……这样的清单比我想象得要长很多,可是我的大救星终于来了,现在可以把这些个人的杂事儿都外包,让别人替我去做,而且据说他们的效率很高。
　　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千变万化的各种可能性,我在幻想着能把自己生活中多少让人心烦的杂事儿推给别人去干。于是我给一家设在班加罗尔的网站打了电话,他们的一位高级经理用字正腔圆的维多利亚式英语向我保证他们一定会让我满意。尽管这家只有50名员工的公司的业务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因为他们为400多位国际客户提供私人服务,尽管如此,他们也会立即给我安排一名私人助理,这位私人助理一周工作6天,24小时为我服务。不仅如此,这位经理一再强调,任何时候,我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他的手机同他联络。随后,他就把我交给了我的私人助理,萨希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
　　从我是带着尿不湿的婴儿时代起,就从来都没有感受到过这种全天候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两个小时之内,她就解决了我们家的汽车保险问题,在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汽车保险中,为我们选择了最省钱的一种保险,一年下来为我节省了好几百块钱的保险费。而且,她还温柔地给我们当地的那位过着隐居生活的农场主打了一个电话,希望他能够信守承诺,把马粪给我们家送过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不厌其烦地给这位老兄打了无数次电话,如果他不接电话就给他留言,如果萨希要下班了,她就会把这个任务交给她那位上晚班的同事,在晚上继续不停地打电话,一直打到他给我们家的花园送了马粪为止。
　　与此同时,她还为我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精美礼品的名单,非常适合送给我的教子们,我甚至可以说这些礼物简直是太棒了。而且她还为我附上了一些卖这些礼物的网站的网址,这样的话,我不用出门,按几下鼠标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当我告诉妻子自己已经把这些杂事儿都处理完了的时候,她抬起头,含情脉脉地看着我。我的所有这些任务萨希一共花费了5个小时来完成,她的公司收取了25英镑的费用。(很显然,没有收国际长途电话费,如果一项任务不超过50个国际长途的话,免收国际长途电话费。)对我来说,这真是非常划算的事儿。
　　可是,在我洋洋得意的时候,不知道是为什么,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愧疚感,这种愧疚感威胁着我那刚刚发展起来的网络之恋,我觉得自己是在剥削印度廉价的劳动力,毕竟萨希是一位计算机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干这种事情对她来说真是大材小用了。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不安,我给一位印度政府的前官员打了电话,他就是曾经负责把班加罗尔建成印度的信息技术中心和外包中心的要员,而且他自己现在也拥有一家为各大公司外包各种工作的公司。他安慰我说:“你别担心,每年我们的大学有两百万毕业生毕业,因此无论是什么工作,他们都会任劳任怨地去做的。”
　　这种理由对我来说有足够的说服力,我不担心了,突然觉得一个私人助理不够用了,现在我得雇佣一班人马为我服务。我又找到了一家网站,这家网站吹嘘说自己在全世界拥有65万自由职业者,他们能够满足任何人提出的任何要求。
　　我脑子里马上就想到了一份适合让他们做的工作,两年前,我给家族里的一些长辈录了音,让他们谈论自己的生活和家族的历史,我一直没有时间整理,录音的光盘放在抽屉的角落里发霉。现在,这不正是一个绝妙的机会吗?为什么不把这些光盘抛向网络空间,相信这世界上会有人愿意做这份枯燥无味的工作的,连续几个小时坐在那里听着别人讲话的录音,然后把他们说的话用打字机整理出来。
　　我决定一小时付5英镑,这只是在伦敦找一位速记员价格的1/4,一天晚上,我把自己的这份工作发送给了网络空间。第二天早上,我打开电脑,吃惊地发现居然有19个人申请为我做这项工作,这些申请人来自四面八方。
　　有6个来自不同州的美国人,有3个来自巴基斯坦,有1个来自法国,还有一位是来自塞尔维亚的语言学教授,他给我写了一封文字优美的长信,向我保证他非常适合做这项不需要什么脑力的工作。几乎所有的申请人都给我发来了自己的简历,而且附上了专业水准的自我介绍。
　　我现在节录一段印度萨利姆给我的来信:“我愿意以一小时8美元的价格为您服务,这比您出的价格要便宜,我是一个非常按计划行事的人,同时,我也非常喜欢学习新鲜事物,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项工作。我向您保证,我不是那种浪费时间抱怨工作量太大的人,恰恰相反,我喜欢多做一些工作。”
　　他这种喜欢繁重工作的态度是那么卑微,那么让人难堪,那么让人吃惊。我像是一名实习巫师那样,对自己刚刚释放出的这多种能量感到无所适从,不可救药。投标的人越来越多,没有办法,我紧张得手掌发汗,最后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弗吉尼亚州的朵娜,因为许多人的推荐信都对她赞不绝口,我觉得凭她的能力,她根本就应该放弃自己法律秘书的工作,直接就可以竞选美国总统。
　　其实,这件事儿一点也不着急,尽管如此,朵娜还是向我保证在48小时之内完成任务。一天过后,她给我发来了一封焦急的伊妹儿,“我发现有一段录音听不清楚,这让我非常焦虑不安,但我将尽最大的努力给你提供一份完整而且准确无误的稿件”。
　　又过了一天,交稿的期限到了,我收到了稿件,准确无误,让人一点也挑不出错来。这样一来,我就剩下一项任务需要完成了,这项任务我已经拖延了很长时间了,那就是整理那些存储在我电脑里的成千上万的数码照片,我是准备有一天把这些照片都放进家里的影集里。要不要把这些私人的照片发到网络上呢?这让我认真地想了很久,究竟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可是,从方方面面的反馈信息都在向我保证这样做万无一失。外包公司的一位经理让我同牛津大学的一位大二学生取得了联系,他曾经用这家公司为大学里的五月舞会找到了一位网页设计专家,一位年轻的作曲家在中国灌制了自己的电子音乐专辑,伦敦的一位父亲在网上找到了一位电脑程序设计专家,专门为他的儿子设计了网上游戏,教他儿子认识时刻表,他们的这些一手的亲身经历都非常让人信服,所以现在俄罗斯那位手指麻木的瑟戈正在拼命地在电脑上排版整理我们家的影集。
　　我办完这些事儿的时候,已经是周五晚上了。这一周可真是把我累得精疲力尽,我给世界各地发伊妹儿把自己的这些杂事儿都安排出去了。现在,在打开一瓶红酒之前惟一要做的事儿就是给孩子们在睡觉前念上一段故事。
　　我给班加罗尔发了一封伊妹儿,问莎希能不能帮我找一个适合给孩子们睡前读的故事,然后读给他们听。不一会儿,我们家的电话响了,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坐在电话前,听着一个略带印度口音的声音给他们念一个猴子和大象的故事,那头大象后来失去了自己的心灵。可是,我却从这个故事里面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未来的声音,毫无疑问,外包将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这一切究竟会把我们的生活引向何方呢?给我们展示未来生活趋势的是一位名叫蒂姆西·法瑞斯的企业家,在他新出版的畅销书《一周工作四小时》中,他把这种利用不同国家优势的生活方式发扬到了极致。他可以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住在墨西哥,利用网络管理自己在美国的食品公司,然后利用印度的私人助理管理他自己要处理的个人和生意上的杂事儿,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他每周只需要工作4个小时就足够了。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的:“当你挣着美元,消费着比索,支付着卢比的时候,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
　　看来外包会影响人的大脑,让你会觉得有些不知道天高地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