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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双方的博弈和互动，一方创出有效战术之后，对手必然会设法加以应对破解甚至反制，围点打援也是如此。国民党军是围点打援历时最长、受害最深的“苦命军”，国共两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激烈交锋是对围点打援战法的最好诠释。
解放战争初期的大同集宁战役，是一场打援和反打援的经典较量。
战役开始前，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专门在阳高召开联席会议，作了攻城和打援两方面部署，计划以5个旅进攻大同，以4个旅应对可能出援的傅作义部队。1946年7月31日，进攻大同作战开始。根据战前设想，用半个月至20天时间攻克大同，但由于种种原因，部队连续攻坚一个多月无法破城，战局因此充满了变数。
大同位于晋、察、绥三省交界处，属于阎锡山第2战区，毗邻傅作義12战区。解放军围攻大同期间，蒋介石为促使傅作义增援大同，专门把大同划归12战区。
大同划归12战区后，傅作义决心增援，但他没有直接出兵大同，而是采取了围魏救赵之策，调派精锐主力，奔袭解放军兵力薄弱的兵家要地集宁，借以达到解围大同的目的。同时，傅作义还采取瞒天过海之计，用和平解决名义，派代表与解放军大同前线指挥部谈判，以麻痹解放军，掩护其军事行动。
傅作义选择集宁，可谓慧眼独具。平绥铁路这条交通大动脉，自西向东依次经过归绥、集宁、大同和张家口等大站，但这一段铁路线并非直线，而是呈Z字形蜿蜒前进。归绥在西，是傅作义的大本营：集宁位于中部靠北，大同位于中部靠南;张家口在东，当时是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傅作义由归绥出兵，只要占领集宁就能掌握战役主动权，既可直接南下增援大同，又可撇开大同直趋张家口，威胁晋察冀军区首府。
淮海战役中，华野某部攻占碾庄黄百韬兵团部
傅作义部出动后，解放军立即从各处抽调部队打援，但屡次丧失先机。9月10日，傅作义部先头部队进攻集宁，此后双方陆续有后援部队赶到集宁城下参战。连番鏖战之后，解放军失利，被迫于9月13日晚放弃集宁。集宁既失，继续进攻大同自然更不可能。数日后，解放军撤围大同，整个战役宣告结束。
此役解放军打援失败，最主要原因是对傅作义出兵的数量和速度估计不足，认为其出动兵力最多不超过4个师，结果傅作义一下出动了9个师3万余人。此外，傅作义所部长期在草原一带活动，擅长轻装疾进，隐蔽行踪，长途奔袭。此次奔袭集宁，其部9月3日出发，9月5日即占领集宁门户卓资山。解放军时任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张宗逊后来回忆说：“我们原来估计傅作义不会出动那么快，敌人要是进攻卓资山，估计独一旅可以守三天，我们派部队打援也来得及。不料傅作义部来得快，兵力也大，独一旅苦战了几个小时，损失很大，卓资山便告失守。”
此次打援失利的第二大原因，是傅作义巧妙选择了集宁为主要攻击目标，解放军却对此一直没有明确判断和恰当应对。早在战役之前，解放军把应对傅作义的打援主力部署在集宁西南凉城一带，集宁守军仅为晋绥军区2个由游击队编成的小团和独立第3旅27团。傅作义部占领卓资山后，解放军判断其可能直接南下以解大同之围，因此依旧把新增调的主力部队集结在集宁西南的丰镇、麦胡图等地。这一阶段，解放军从大同、平绥路东段等处增调大量部队迎击傅作义部，连同原已部署的打援部队，总兵力达到25个团，占据明显优势。但由于重点不明、部署不当，集宁附近兵力仍然较为薄弱。此外，晋绥军区独立第1旅撤离卓资山后，未能有效监视援敌行踪，直到9月8日才发现傅作义部已隐蔽东进集宁。此后解放军各部急忙转向跟进，但已然失去先机。围点打援的秘诀就在于集中优势兵力在预定地区打击援敌，作战形式以伏击战和阻击战居多。集宁之战则恰恰相反，解放军在意料之外的战场接战，以“添油战术”陆续投入兵力，每次作战往往迟到一步，很多战斗呈现为攻坚战和遭遇战，致使形势一再被动，最终全盘失利。
傅作义奔袭集宁的行动，是整个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反打援最成功的一次作战。台湾地区出版的《戡乱》一书中，极为“自豪”地描述此战：“国军以围魏救赵之指导，于集宁歼匪甚众，大同遂告解围。”经此一战，傅作义部，尤其是其王牌35军，与晋察冀军区结下深仇大恨。颇为戏剧性的是，在后来双方的较量中，围点打援战术屡屡成为决胜利器。在1948年1月的涞水战役中，晋察冀野战军以围点致援战法重创35军，击毙该军新编32师师长李铭鼎，迫使军长鲁英麟自杀。平津战役中，华北军区又以围点致援战法把35军调出北平，最终在其回撤途中将其歼灭于新保安。
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三战四平失利，是解放军历史上的著名败仗。军史学者回顾此战时，往往从攻坚角度探究论述。事实上，国共两军的打援、反打援作战，也是决定战役胜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战四平前夕，东北民主联军刚刚重创了四平守军71军。这一战中，东北民主联军运用的是典型的先点后援战法，即围攻怀德、吸引四平71军来援，随后先克怀德、再创71军于大黑林子地区。大黑林子作战后，四平防务空虚，这原本是一个乘胜攻城的好机会，但东总却令人意外地分兵执行其它任务，从而给了四平守军重整防务之良机。
淮海战役中，中野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地区，这是包围阵地一角 
淮海战役中，华野某部徐东阻击战阵地一角
四平大战正酣时，蒋介石反复催促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调兵增援。但杜聿明深知解放军围点打援战术的厉害，此前又在其塔木、大黑林子等地屡遭围点打援之“黑手”，因此对增援四平十分谨慎。针对当时的战场形势，杜聿明首先调集兵力扫荡本溪方向以巩固沈阳门户，6月20日左右达成目的。第一步得手之后，杜聿明仍不急于增援四平，仅命令相关部队北上昌图，集结待命。6月26日前后，杜聿明发现中长路以东地区东北民主联军电台活动频率骤减，据此判断对方正在转移兵力，随即命令各部迅速出击，全力增援四平。事实上，這一时期正值四平战局白热化之时，东北民主联军攻城部队伤亡’惨重，被迫调整部署，将部分攻城部队和预定打援部队互换，因此给了杜聿明可乘之机。
国民党军大举增援后，东北民主联军计划集中10个师的部队，在四平以南地区求歼援敌。但杜聿明出动了几乎所有的机动部队，从沈阳方向出援的兵力超过8个师，其中包括位列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6军。根据杜聿明部署，出援部队采取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方法，一路谨慎推进。东北民主联军几次勉强出击，均因无隙可乘，无功而返。至此，东北民主联军攻四平不克，打援敌不成，形势逐渐被动，只好撤围四平，在遗憾中结束夏季攻势。
此役，杜聿明对出兵时机的准确把握是救援成功的重要原因。早在进攻四平之前，东北民主联军已有周密打援部署，如果杜聿明仓促出援，很可能再次成为对手的盘中餐。但其一慎再慎，甚至在攻克本溪之后，仍然继续等待了约6日方才全力出援，最终收到了后发制人的效果。整个夏季攻势，东北民主联军四面出击，连战连捷，但杜聿明仍以持重待机之法，取得一次罕见的局部胜利。
一年多后的济南战役中，杜聿明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身份，再次担负起应对解放军围点打援战术的重任。面对空前强大的华东野战军打援部队，杜聿明意欲重现四平持重待机之“功绩”。他在与济南守将王耀武的谈话中说：“如若打起来，只要你们能守十五天，我指挥的部队一定可以到达济南，解你们的围。”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经验之谈”，杜聿明给出的坚守时限，恰好与三战四平相当。但此时的解放军已然今非昔比，华野攻城集团全力进攻，济南仅仅守了8天就土崩瓦解。济南城破时，杜聿明指挥的17万援军尚未集结完毕。
辽沈战役中，东野某部在锦西地区构筑野战工事 
辽沈战役中，担负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兵团（侯镜如兵团）任务的东野某部正在进行战场动员
在国民党军队中，有一批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将领，是蒋介石的心腹力量，其中就包括黄埔一期毕业的杜聿明、二期毕业的邱清泉。与师兄兼老长官杜聿明一样，外号“邱疯子”的邱清泉长期与解放军围点打援战术周旋，也留下过瞬间的胜利和短暂的辉煌。
1949年6、7月份的豫东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围点打援作战。
豫东战役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粟裕趁开封空虚之机，指挥华东野战军第3、8纵队进攻开封，邱清泉兵团驰援不及，先失一局。这一阶段，邱清泉虽然也遭到华野打援部队阻击，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太激烈的冲突。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双方之间的斗争却突然升级。
开封失守后，国民党军统帅部严令增援的邱清泉兵团、区寿年兵团重占开封，寻找华东野战军决战。华野则主动放弃开封，在运动中寻找歼敌良机。6月29日，华野分割包围区寿年兵团于睢县西北地区。在此前后，华野派出强有力之部队，在杞县东南地区坚决阻击邱清泉兵团。从6月28日开始，两军激烈交锋，突击和阻击的较量迅速趋于白热化，其中桃林岗地区作战尤为激烈。
当时邱清泉兵团下属的整编第5师，即抗战期间取得昆仑关大捷的第5军，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货真价实的王牌部队。在桃林岗地区阻击邱清泉的华野10纵，擅长阻击作战，在后世军迷口中有“阻击专业户”之美誉，此前又吃过整编第5师的亏，双方“积怨”甚深。值得一提的是，该纵队司令员宋时轮出身黄埔五期，是解放军中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者。
在上级严令之下，两位黄埔校友拿出看家绝技，在桃林岗这个无名之地反复较量。从6月30日开始，邱清泉以整编第5师200旅599团、600团等部，对桃林岗实施轮番攻击。进攻时常以小部队试探，然后以炮兵实施猛烈轰炸，最后以营为单位组织集团冲锋：攻击过程中注重地空联合、步炮坦协同：常常以小股部队实施正面牵制，集中主力于某一侧翼强攻。华野10纵依托寨墙构筑阻击阵地，配合反突击战术，实施铁血防御。7月2日上午10时，200旅一度突破守军西北角阵地，但最终仍被守军打退。同一日，区寿年兵团部被歼灭，区寿年被俘，但余部仍在顽抗。
接下来，两军继续在桃林岗拼死搏杀，多次发生白刃战。蒋介石亲自出面，以打电话、空投信函等方式督促邱清泉向前突击，用语空前严厉，甚至以“杀头”相威胁。得知区寿年兵团部被歼的消息后，邱清泉拿出蒋介石空投的信函传示部属，断言说：“我们人困马乏，匪也人心惶惶，谁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谁能出奇制胜，谁就打胜仗，我决定实行迂回战。”经周密部署后，7月5日这一天，邱清泉以一部牵制当面华野部队，另合编左翼迂回兵团，冒险实施迂回作战。邱清泉此举隐蔽突然，大大出乎解放军意料之外。7月6日，邱清泉所部主力进至尹店东南，陷华野大军于腹背受敌之境地。粟裕综合考虑后，最终于当晚命令各部队撤出战场。邱清泉趁机尾追攻击，略有俘获。 邱清泉实施侧翼迂回时，正值两军激烈交锋之际，实乃凶险莫测之事。假如解放军能发现对方意图，趁其收缩转向之机发起大规模反突击，极有可能一击得手，给邱清泉部以重大杀伤。但邱清泉孤注一掷，严密组织，最终迂回成功。此次迂回作战，充分展示了“邱疯子”的作战特点。事实上，整个解放战争中，邱清泉一直都是解放军的一大劲敌。
然而，数月后，双方在淮海战役徐东战场再次相逢。这一次，邱清泉在杜聿明指挥下救援黄百韬兵团，当面对手是包括10纵在内的华野打援大军，指挥员仍是宋时轮。或许是之前在桃林岗尝到了侧翼迂回的甜头，正面攻击受挫后，邱清泉决定实施右翼迂回。然而，此时华野兵强马壮，战役目的已不局限于阻击援敌，而是要设法围歼，因此也试图迂回切断援敌后路。双方在同一时间，选择了一条几乎完全相同的行军路线。11月15日夜，相向前进的两军迂回部队，在潘塘镇地区意外遭遇，一番激战后，国民党军侧翼迂回计划彻底落空。不久后，黄百韬兵团灰飞烟灭，国民党军形势愈发被动。最终，邱清泉兵团全军覆没于陈官庄一带，邱本人死于乱军之中。
阻击廖耀湘兵团的东野某部正在组织对空警戒
东北战场冬季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四面出击，所向披靡，国民党军连战连败，军心动荡。在一片哀嚎声中，国民政府于1948年1月1 7日设置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卫立煌为总司令，接替原东北行辕主任陈诚主持东北事宜。
卫立煌是公认的抗日名将，抗战期间，曾率领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连克坚城，名震一时。蒋介石派卫立煌去东北，本希望他一展雄风，挽救东北危局。不料卫一到沈阳，就全面推广“见死不救”战法，无论解放军围攻哪座城池，无论守军如何告急求援，无论蒋介石如何催促劝说，始终不出兵救援。甚至还专门作出规定，对被围部队越级向蒋介石请求援救的，以总部名义加以警告，再有越级行动，必定严办。
卫立煌的这一做法，表面上看是消极保守，但从应对解放军围点打援战术的角度来看，在野战和运动战能力无法匹敌的情况下，何尝不是一种相对明智的弃卒保帅之法？自卫立煌采取这种办法后，解放军虽然获得了空前的行动自由，在白山黑水间东征西讨，任意驰骋，克辽阳、取鞍山、攻开原、下营口、战四平，但却再也不能像公主屯歼灭新5军那样，在野战中求歼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了。当时解放军很多高级将领都把卫立煌的这种战术称为“乌龟战术”，虽多有讽刺之意，但也说明卫固守大城市的做法颇为实用。事实上，从冬季攻势结束至辽沈战役开始，东北解放军一直拿这种“乌龟战术”没有办法，两军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重大交锋，这在节奏极快的解放战争中可谓绝无仅有。
但正是在辽沈战役中，卫立煌弃卒保帅的局限性被无限放大。当东野以主力围攻锦州时，廖耀湘兵团（即西进兵团）奉命从沈阳出援。该兵团实力强大，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中，新1军和新6军两支都在其中。但廖耀湘一味拖延投机，白白浪费了强大的作战能力。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廖耀湘兵团仅仅只是以应付差事的态度，试探性地攻击了东北野战军的补给线，就对辽沈战局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假如其全力西进，那么锦州之战又当是何结局？
弃卒保帅的办法，并非卫立煌之专利。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越军自知实力太弱，又比较熟悉解放军围点打援战术，因此虽然屡战屡败，却始终不从其它方向抽调主力增援，作战中要么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依靠火力和工事顽抗，要么以游击队和民兵袭扰纠缠，拖延时间。对于越军的这种打法，解放军倒也顿有几分无奈。
辽沈战役中被俘的三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在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从左到右依次为廖耀湘、郑洞国、范汉杰
作为国民党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应对围点打援这一问题上，应对原则是逢围必解、逢急必救，而且经常不察战势、不讲战法，每次都以最直接、最常规的办法实施救援，结果往往是送军入瓮、自投罗网。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辽沈战役增援锦州和淮海战役救援黄维两次行动。
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剑指锦州之后，蒋介石迅速调集东北和华北两个战场的机动部队，组成西进兵团和东进兵团，分别从两个方向增援锦州。不想锦州失陷之后，蒋介石却命令西进兵团和东进兵团继续开进，妄图夺回锦州。要知道此时东北国民党军面临的形势是，锦州易手，后路断绝，长春弃城，士气沦丧，在这种形势下夺回锦州无异于痴人做梦。结果也正是如此。廖耀湘兵团在蒋介石强令之下继续向锦州开进，最终稀里糊涂地覆灭于辽西地区，成为解放军打大增援的第一个辉煌战果。
此后，蒋介石仍然没有吸取教训。接下来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方式接连重蹈覆辙。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蒋介石意图三路对进、收复宿县，这简直就是锦州的翻版，结果黄维兵团不出意料地陷入重围。
但为了救出黄维兵团，蒋介石竟然再次要求北线的杜聿明集团“放弃徐州，出来再打。”杜聿明深知解放军围点打援的厉害，随即建议，“让黄维守着，牵制敌人，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作依托，再向徐州集团各部敌人攻击，以解黄维之围。”蒋介石经反复考虑后，勉强同意了杜聿明的这一方案。但就在杜聿明集团全力撤退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突然强令其全体转向，立即解救黄维兵团。对蒋介石亲自送上的重礼，华野迅即笑纳。数日后，杜聿明集团被包围于陈官庄、青龙集一带。最終黄维、杜聿明两大主力均被全歼于淮海战场。
蒋介石在辽沈、淮海战役中连续送军入瓮的做法，形同送给对手的“飞来神助”，其愚蠢荒谬简直达到了令人费解的地步。
笔者认为，就指挥风格而言，蒋介石缺少壮士断腕之决心，在战事不利时，即使明知道前方有解放军的打援陷阱，往往也会固执己见，全力增援。很多军史学者习惯用孟良崮战役中李天霞见死不救一事，证明国民党军派系和山头的严重性，却因此忽视了国民党军中大量存在的拼死救援“壮举”。当然，这种“壮举”很多都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结果。
此外，蒋介石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中的失常表现，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战局的惯性认识。战略决战之前，国民党军一直处于优势，终日梦想着寻找解放军决战。不料战略决战突然到来，国民党军连遭重大败绩，蒋介石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总认为国民党军尚有一战之力，这才会在侥幸心理作用下，接二连三送军入瓮。
纵观国共两军打援和反打援的全部过程，国民党军破解围点打援成功的极少数战例，发生在战略防御阶段者居多，且根本原因还是当时解放军实力不足，有时则是趁解放军连续作战、部队疲劳过度之机，勉强偷得了一次微小的胜利。
然而，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军力大增的解放军无论如何连续作战，国民党军也再难获得一次“微小的胜利”。
时光飞逝，春秋轮转。历史走到21世纪的今天，如果年轻一代官兵能继承前辈的军事智慧，以现代化的武器为基础，辅以四两拨千斤的军事谋略，实现实力和战术的结合，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面临新的军事斗争时，会更加得心应手，所向披靡。（全文完）
一傅作义围魏救赵
解放战争初期的大同集宁战役，是一场打援和反打援的经典较量。
战役开始前，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专门在阳高召开联席会议，作了攻城和打援两方面部署，计划以5个旅进攻大同，以4个旅应对可能出援的傅作义部队。1946年7月31日，进攻大同作战开始。根据战前设想，用半个月至20天时间攻克大同，但由于种种原因，部队连续攻坚一个多月无法破城，战局因此充满了变数。
大同位于晋、察、绥三省交界处，属于阎锡山第2战区，毗邻傅作義12战区。解放军围攻大同期间，蒋介石为促使傅作义增援大同，专门把大同划归12战区。
大同划归12战区后，傅作义决心增援，但他没有直接出兵大同，而是采取了围魏救赵之策，调派精锐主力，奔袭解放军兵力薄弱的兵家要地集宁，借以达到解围大同的目的。同时，傅作义还采取瞒天过海之计，用和平解决名义，派代表与解放军大同前线指挥部谈判，以麻痹解放军，掩护其军事行动。
傅作义选择集宁，可谓慧眼独具。平绥铁路这条交通大动脉，自西向东依次经过归绥、集宁、大同和张家口等大站，但这一段铁路线并非直线，而是呈Z字形蜿蜒前进。归绥在西，是傅作义的大本营：集宁位于中部靠北，大同位于中部靠南;张家口在东，当时是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傅作义由归绥出兵，只要占领集宁就能掌握战役主动权，既可直接南下增援大同，又可撇开大同直趋张家口，威胁晋察冀军区首府。
傅作义部出动后，解放军立即从各处抽调部队打援，但屡次丧失先机。9月10日，傅作义部先头部队进攻集宁，此后双方陆续有后援部队赶到集宁城下参战。连番鏖战之后，解放军失利，被迫于9月13日晚放弃集宁。集宁既失，继续进攻大同自然更不可能。数日后，解放军撤围大同，整个战役宣告结束。
此役解放军打援失败，最主要原因是对傅作义出兵的数量和速度估计不足，认为其出动兵力最多不超过4个师，结果傅作义一下出动了9个师3万余人。此外，傅作义所部长期在草原一带活动，擅长轻装疾进，隐蔽行踪，长途奔袭。此次奔袭集宁，其部9月3日出发，9月5日即占领集宁门户卓资山。解放军时任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张宗逊后来回忆说：“我们原来估计傅作义不会出动那么快，敌人要是进攻卓资山，估计独一旅可以守三天，我们派部队打援也来得及。不料傅作义部来得快，兵力也大，独一旅苦战了几个小时，损失很大，卓资山便告失守。”
此次打援失利的第二大原因，是傅作义巧妙选择了集宁为主要攻击目标，解放军却对此一直没有明确判断和恰当应对。早在战役之前，解放军把应对傅作义的打援主力部署在集宁西南凉城一带，集宁守军仅为晋绥军区2个由游击队编成的小团和独立第3旅27团。傅作义部占领卓资山后，解放军判断其可能直接南下以解大同之围，因此依旧把新增调的主力部队集结在集宁西南的丰镇、麦胡图等地。这一阶段，解放军从大同、平绥路东段等处增调大量部队迎击傅作义部，连同原已部署的打援部队，总兵力达到25个团，占据明显优势。但由于重点不明、部署不当，集宁附近兵力仍然较为薄弱。此外，晋绥军区独立第1旅撤离卓资山后，未能有效监视援敌行踪，直到9月8日才发现傅作义部已隐蔽东进集宁。此后解放军各部急忙转向跟进，但已然失去先机。围点打援的秘诀就在于集中优势兵力在预定地区打击援敌，作战形式以伏击战和阻击战居多。集宁之战则恰恰相反，解放军在意料之外的战场接战，以“添油战术”陆续投入兵力，每次作战往往迟到一步，很多战斗呈现为攻坚战和遭遇战，致使形势一再被动，最终全盘失利。
傅作义奔袭集宁的行动，是整个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反打援最成功的一次作战。台湾地区出版的《戡乱》一书中，极为“自豪”地描述此战：“国军以围魏救赵之指导，于集宁歼匪甚众，大同遂告解围。”经此一战，傅作义部，尤其是其王牌35军，与晋察冀军区结下深仇大恨。颇为戏剧性的是，在后来双方的较量中，围点打援战术屡屡成为决胜利器。在1948年1月的涞水战役中，晋察冀野战军以围点致援战法重创35军，击毙该军新编32师师长李铭鼎，迫使军长鲁英麟自杀。平津战役中，华北军区又以围点致援战法把35军调出北平，最终在其回撤途中将其歼灭于新保安。
二杜聿明持重待机
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三战四平失利，是解放军历史上的著名败仗。军史学者回顾此战时，往往从攻坚角度探究论述。事实上，国共两军的打援、反打援作战，也是决定战役胜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战四平前夕，东北民主联军刚刚重创了四平守军71军。这一战中，东北民主联军运用的是典型的先点后援战法，即围攻怀德、吸引四平71军来援，随后先克怀德、再创71军于大黑林子地区。大黑林子作战后，四平防务空虚，这原本是一个乘胜攻城的好机会，但东总却令人意外地分兵执行其它任务，从而给了四平守军重整防务之良机。
四平大战正酣时，蒋介石反复催促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调兵增援。但杜聿明深知解放军围点打援战术的厉害，此前又在其塔木、大黑林子等地屡遭围点打援之“黑手”，因此对增援四平十分谨慎。针对当时的战场形势，杜聿明首先调集兵力扫荡本溪方向以巩固沈阳门户，6月20日左右达成目的。第一步得手之后，杜聿明仍不急于增援四平，仅命令相关部队北上昌图，集结待命。6月26日前后，杜聿明发现中长路以东地区东北民主联军电台活动频率骤减，据此判断对方正在转移兵力，随即命令各部迅速出击，全力增援四平。事实上，這一时期正值四平战局白热化之时，东北民主联军攻城部队伤亡’惨重，被迫调整部署，将部分攻城部队和预定打援部队互换，因此给了杜聿明可乘之机。
国民党军大举增援后，东北民主联军计划集中10个师的部队，在四平以南地区求歼援敌。但杜聿明出动了几乎所有的机动部队，从沈阳方向出援的兵力超过8个师，其中包括位列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6军。根据杜聿明部署，出援部队采取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方法，一路谨慎推进。东北民主联军几次勉强出击，均因无隙可乘，无功而返。至此，东北民主联军攻四平不克，打援敌不成，形势逐渐被动，只好撤围四平，在遗憾中结束夏季攻势。
此役，杜聿明对出兵时机的准确把握是救援成功的重要原因。早在进攻四平之前，东北民主联军已有周密打援部署，如果杜聿明仓促出援，很可能再次成为对手的盘中餐。但其一慎再慎，甚至在攻克本溪之后，仍然继续等待了约6日方才全力出援，最终收到了后发制人的效果。整个夏季攻势，东北民主联军四面出击，连战连捷，但杜聿明仍以持重待机之法，取得一次罕见的局部胜利。
一年多后的济南战役中，杜聿明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身份，再次担负起应对解放军围点打援战术的重任。面对空前强大的华东野战军打援部队，杜聿明意欲重现四平持重待机之“功绩”。他在与济南守将王耀武的谈话中说：“如若打起来，只要你们能守十五天，我指挥的部队一定可以到达济南，解你们的围。”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经验之谈”，杜聿明给出的坚守时限，恰好与三战四平相当。但此时的解放军已然今非昔比，华野攻城集团全力进攻，济南仅仅守了8天就土崩瓦解。济南城破时，杜聿明指挥的17万援军尚未集结完毕。
三邱清泉侧翼迂回
在国民党军队中，有一批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将领，是蒋介石的心腹力量，其中就包括黄埔一期毕业的杜聿明、二期毕业的邱清泉。与师兄兼老长官杜聿明一样，外号“邱疯子”的邱清泉长期与解放军围点打援战术周旋，也留下过瞬间的胜利和短暂的辉煌。
1949年6、7月份的豫东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围点打援作战。
豫东战役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粟裕趁开封空虚之机，指挥华东野战军第3、8纵队进攻开封，邱清泉兵团驰援不及，先失一局。这一阶段，邱清泉虽然也遭到华野打援部队阻击，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太激烈的冲突。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双方之间的斗争却突然升级。
开封失守后，国民党军统帅部严令增援的邱清泉兵团、区寿年兵团重占开封，寻找华东野战军决战。华野则主动放弃开封，在运动中寻找歼敌良机。6月29日，华野分割包围区寿年兵团于睢县西北地区。在此前后，华野派出强有力之部队，在杞县东南地区坚决阻击邱清泉兵团。从6月28日开始，两军激烈交锋，突击和阻击的较量迅速趋于白热化，其中桃林岗地区作战尤为激烈。
当时邱清泉兵团下属的整编第5师，即抗战期间取得昆仑关大捷的第5军，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货真价实的王牌部队。在桃林岗地区阻击邱清泉的华野10纵，擅长阻击作战，在后世军迷口中有“阻击专业户”之美誉，此前又吃过整编第5师的亏，双方“积怨”甚深。值得一提的是，该纵队司令员宋时轮出身黄埔五期，是解放军中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者。
在上级严令之下，两位黄埔校友拿出看家绝技，在桃林岗这个无名之地反复较量。从6月30日开始，邱清泉以整编第5师200旅599团、600团等部，对桃林岗实施轮番攻击。进攻时常以小部队试探，然后以炮兵实施猛烈轰炸，最后以营为单位组织集团冲锋：攻击过程中注重地空联合、步炮坦协同：常常以小股部队实施正面牵制，集中主力于某一侧翼强攻。华野10纵依托寨墙构筑阻击阵地，配合反突击战术，实施铁血防御。7月2日上午10时，200旅一度突破守军西北角阵地，但最终仍被守军打退。同一日，区寿年兵团部被歼灭，区寿年被俘，但余部仍在顽抗。
接下来，两军继续在桃林岗拼死搏杀，多次发生白刃战。蒋介石亲自出面，以打电话、空投信函等方式督促邱清泉向前突击，用语空前严厉，甚至以“杀头”相威胁。得知区寿年兵团部被歼的消息后，邱清泉拿出蒋介石空投的信函传示部属，断言说：“我们人困马乏，匪也人心惶惶，谁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谁能出奇制胜，谁就打胜仗，我决定实行迂回战。”经周密部署后，7月5日这一天，邱清泉以一部牵制当面华野部队，另合编左翼迂回兵团，冒险实施迂回作战。邱清泉此举隐蔽突然，大大出乎解放军意料之外。7月6日，邱清泉所部主力进至尹店东南，陷华野大军于腹背受敌之境地。粟裕综合考虑后，最终于当晚命令各部队撤出战场。邱清泉趁机尾追攻击，略有俘获。 邱清泉实施侧翼迂回时，正值两军激烈交锋之际，实乃凶险莫测之事。假如解放军能发现对方意图，趁其收缩转向之机发起大规模反突击，极有可能一击得手，给邱清泉部以重大杀伤。但邱清泉孤注一掷，严密组织，最终迂回成功。此次迂回作战，充分展示了“邱疯子”的作战特点。事实上，整个解放战争中，邱清泉一直都是解放军的一大劲敌。
然而，数月后，双方在淮海战役徐东战场再次相逢。这一次，邱清泉在杜聿明指挥下救援黄百韬兵团，当面对手是包括10纵在内的华野打援大军，指挥员仍是宋时轮。或许是之前在桃林岗尝到了侧翼迂回的甜头，正面攻击受挫后，邱清泉决定实施右翼迂回。然而，此时华野兵强马壮，战役目的已不局限于阻击援敌，而是要设法围歼，因此也试图迂回切断援敌后路。双方在同一时间，选择了一条几乎完全相同的行军路线。11月15日夜，相向前进的两军迂回部队，在潘塘镇地区意外遭遇，一番激战后，国民党军侧翼迂回计划彻底落空。不久后，黄百韬兵团灰飞烟灭，国民党军形势愈发被动。最终，邱清泉兵团全军覆没于陈官庄一带，邱本人死于乱军之中。
四卫立煌弃卒保帅
东北战场冬季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四面出击，所向披靡，国民党军连战连败，军心动荡。在一片哀嚎声中，国民政府于1948年1月1 7日设置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卫立煌为总司令，接替原东北行辕主任陈诚主持东北事宜。
卫立煌是公认的抗日名将，抗战期间，曾率领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连克坚城，名震一时。蒋介石派卫立煌去东北，本希望他一展雄风，挽救东北危局。不料卫一到沈阳，就全面推广“见死不救”战法，无论解放军围攻哪座城池，无论守军如何告急求援，无论蒋介石如何催促劝说，始终不出兵救援。甚至还专门作出规定，对被围部队越级向蒋介石请求援救的，以总部名义加以警告，再有越级行动，必定严办。
卫立煌的这一做法，表面上看是消极保守，但从应对解放军围点打援战术的角度来看，在野战和运动战能力无法匹敌的情况下，何尝不是一种相对明智的弃卒保帅之法？自卫立煌采取这种办法后，解放军虽然获得了空前的行动自由，在白山黑水间东征西讨，任意驰骋，克辽阳、取鞍山、攻开原、下营口、战四平，但却再也不能像公主屯歼灭新5军那样，在野战中求歼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了。当时解放军很多高级将领都把卫立煌的这种战术称为“乌龟战术”，虽多有讽刺之意，但也说明卫固守大城市的做法颇为实用。事实上，从冬季攻势结束至辽沈战役开始，东北解放军一直拿这种“乌龟战术”没有办法，两军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重大交锋，这在节奏极快的解放战争中可谓绝无仅有。
但正是在辽沈战役中，卫立煌弃卒保帅的局限性被无限放大。当东野以主力围攻锦州时，廖耀湘兵团（即西进兵团）奉命从沈阳出援。该兵团实力强大，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中，新1军和新6军两支都在其中。但廖耀湘一味拖延投机，白白浪费了强大的作战能力。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廖耀湘兵团仅仅只是以应付差事的态度，试探性地攻击了东北野战军的补给线，就对辽沈战局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假如其全力西进，那么锦州之战又当是何结局？
弃卒保帅的办法，并非卫立煌之专利。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越军自知实力太弱，又比较熟悉解放军围点打援战术，因此虽然屡战屡败，却始终不从其它方向抽调主力增援，作战中要么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依靠火力和工事顽抗，要么以游击队和民兵袭扰纠缠，拖延时间。对于越军的这种打法，解放军倒也顿有几分无奈。
五蒋介石送军入瓮
作为国民党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应对围点打援这一问题上，应对原则是逢围必解、逢急必救，而且经常不察战势、不讲战法，每次都以最直接、最常规的办法实施救援，结果往往是送军入瓮、自投罗网。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辽沈战役增援锦州和淮海战役救援黄维两次行动。
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剑指锦州之后，蒋介石迅速调集东北和华北两个战场的机动部队，组成西进兵团和东进兵团，分别从两个方向增援锦州。不想锦州失陷之后，蒋介石却命令西进兵团和东进兵团继续开进，妄图夺回锦州。要知道此时东北国民党军面临的形势是，锦州易手，后路断绝，长春弃城，士气沦丧，在这种形势下夺回锦州无异于痴人做梦。结果也正是如此。廖耀湘兵团在蒋介石强令之下继续向锦州开进，最终稀里糊涂地覆灭于辽西地区，成为解放军打大增援的第一个辉煌战果。
此后，蒋介石仍然没有吸取教训。接下来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方式接连重蹈覆辙。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蒋介石意图三路对进、收复宿县，这简直就是锦州的翻版，结果黄维兵团不出意料地陷入重围。
但为了救出黄维兵团，蒋介石竟然再次要求北线的杜聿明集团“放弃徐州，出来再打。”杜聿明深知解放军围点打援的厉害，随即建议，“让黄维守着，牵制敌人，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作依托，再向徐州集团各部敌人攻击，以解黄维之围。”蒋介石经反复考虑后，勉强同意了杜聿明的这一方案。但就在杜聿明集团全力撤退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突然强令其全体转向，立即解救黄维兵团。对蒋介石亲自送上的重礼，华野迅即笑纳。数日后，杜聿明集团被包围于陈官庄、青龙集一带。最終黄维、杜聿明两大主力均被全歼于淮海战场。
蒋介石在辽沈、淮海战役中连续送军入瓮的做法，形同送给对手的“飞来神助”，其愚蠢荒谬简直达到了令人费解的地步。
笔者认为，就指挥风格而言，蒋介石缺少壮士断腕之决心，在战事不利时，即使明知道前方有解放军的打援陷阱，往往也会固执己见，全力增援。很多军史学者习惯用孟良崮战役中李天霞见死不救一事，证明国民党军派系和山头的严重性，却因此忽视了国民党军中大量存在的拼死救援“壮举”。当然，这种“壮举”很多都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结果。
此外，蒋介石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中的失常表现，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战局的惯性认识。战略决战之前，国民党军一直处于优势，终日梦想着寻找解放军决战。不料战略决战突然到来，国民党军连遭重大败绩，蒋介石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总认为国民党军尚有一战之力，这才会在侥幸心理作用下，接二连三送军入瓮。
实力和战术的结合
纵观国共两军打援和反打援的全部过程，国民党军破解围点打援成功的极少数战例，发生在战略防御阶段者居多，且根本原因还是当时解放军实力不足，有时则是趁解放军连续作战、部队疲劳过度之机，勉强偷得了一次微小的胜利。
然而，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军力大增的解放军无论如何连续作战，国民党军也再难获得一次“微小的胜利”。
时光飞逝，春秋轮转。历史走到21世纪的今天，如果年轻一代官兵能继承前辈的军事智慧，以现代化的武器为基础，辅以四两拨千斤的军事谋略，实现实力和战术的结合，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面临新的军事斗争时，会更加得心应手，所向披靡。（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