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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金融海啸，打碎新自由主义者的梦想和一直以来奉若圭臬的信念，对他们来说，没有比格林斯潘在传媒面前说“我错了”这一幕更震撼。英美这几年在房产业、证券业、银行业等领域上灾难连连，然后欧洲因为积重难返的债务问题而破产，这股笼罩在西方世界上空的阴霾不但没有消散，还陆续影响到世界其它国家，中国也隐然感受到出口下降的压力。似乎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又一次陷入了巨大危机。
但对南中国海一隅的香港来说，也许这种危机并非全然陌生，这城市一向见惯了经济风暴，曾多次身陷其中，虽然它处于与美元挂钩的强大阴影中，而美元币值又因为“量化宽松”而江河日下，然而凭借稳健的金融政策，依然岿然不动。前港府决策顾问和经济学家顾汝德，就以《严防金融海啸重临：香港监管文化的启示》一书探讨香港监管文化的秘诀。
香港曾深受英美利伯维尔场思想影响，推崇“小政府”（或“最低限度政府”）和“大市场”原则，在金融证券业方面，作者指出，香港基本上接受英美“道德市场”（virtuous market）和“道德风险”（moral risk）的传统信念，即相信市场既是理性的，即可自行约束，后者则意味着市场会惩罚那些妄顾风险的投资者。基于这两种信念，香港财政及金融官员即使在市场发展过热及金融风险加剧时，仍不愿意介入干预，因而曾经获得英美经济学家及金融专家的赞誉。
但在“不干预”的幌子下，香港政府其实一直扮演最低限度的大政府角色。在财经金融事务上，香港一直奉行积极不干预，但这“积极”所指的往往就是干预市场行为。作者梳理了六十年代郭伯伟爵士（Sir John Copperwaite）、七十年代夏鼎基爵士（Sir Philip Haddon-Cave）和八十年代彭励治爵士（Sir John Bremridge）的财经金融政策，发现在基础奠定者郭伯伟的政策中，其实有很多干预政策的影子，但香港金融界一直抗拒“干预”及凯恩斯主义的事物。矛盾的是，香港一直相信市场的迷思，却奉行一套天壤之别的金融政策，而本身信奉利伯维尔场的彭励治，在1982年股灾过后，亦很快采用了截然相反的政策，即使他依然声称香港政府奉行不干预政策。
这种操作逻辑随着大陆和香港经济关系日趋紧密而日益明显，一方面香港受金融风波以及多间证券公司在八十年代相继倒闭（如闻名遐迩的“佳宁案”）影响，对金融、证券机构采取监管措施，如成立证监会等机构；另一方面因为中国金融业以至全国经济发展需要香港发挥国际融资中心及牵头作用，香港政府必须保证有健全的银行及金融业发展，此举亦可让中央政府信任香港的银行及金融业角色。第二点对回归十多年的香港的发展尤为关键，顾汝德指出，香港为承担中国经济发展责任而担当的金融业角色，甚至写入《基本法》之中。然而为数甚多的英美经济学家对此不甚理解，甚至质疑香港政府背离了“市场至上”和“不干预”的原则。
话题至此，不得不说点相关的题外话，因为这种“积极不干预”塑造了今日香港的面貌。香港政府基于稳定香港社会作为国际金融城市的基础，必定会基于经济管治思维实行最低程度的公屋及社会福利政策。香港政府将银行金融业列为首要事务，其后所关注的依次为住屋及房产，还有确保生活必需品的运输业等；它不能让社福政策喧宾夺主，以致破坏了自由金融市场的运作。结果，香港人只能活在个人消极自由的消费空间中，大凡公共事务无不仰赖政府及大财团鼻息，政府在金融房产方面的“积极”亦造就了港人生活上的“消极”。
说回来，这二十年来，英美又如何呢？这两个最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目睹冷战后的经济荣景，对市场、风险等问题一直不过问。从历史看，英美本身有不信任政府的民主传统，这种反对干预的态度反过来就是过分信任市场，即使像格林斯潘般的经济学家，也从不怀疑市场有自我调节的作用。基于这种心态，在2000年前后，两国政府本可藉个别事情加强监管力度，结果却对这些微小事件视而不见，例如英国的北岩银行（North Rock Bank）事件及美国的安然（Enron）案。以自由主义者的逻辑，本来信任市场没有错，但当这个市场弊病丛生时，纵容市场便后患无穷。也许对顾汝德来说，英美的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其实没有错，关键只在于两国政府对市场弊病撒手不管而已。
可是这种“撒手不管”的态度恰好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基调，他们只看到“管”的后果，看不到“不管”的后果，更看不到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该“不管”。当然这种“撒手不管”源于文化上先入为主的定见，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但如果像作者般只强调英美监管机构的定见，就忽略了其官商勾结的复杂程度，尤其是美国，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其中一个结果，是拉近了公共机构与大财团的关系。
顾汝德也讨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银行业发展，指出在周恩来影响下，国内银行业得以植根香港以保持与西方同业的联络。然而作者亦指出，或许因为政治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银行业一直是开放的禁区，所以改革步幅甚微，政府亦未进行金融改革。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银行业由于政府严格调控而呈稳健发展，虽然秉持自由主义论调的国际货币基金仍告诫政府不可过分干预。
从以上这些例子思考，虽然大陆和香港目前能够维持稳健的监控，那也许是因为香港在国际经济中影响脆弱，而大陆民众经济理性观念薄弱，一场金融灾难动辄令无数民众破产，基于对社会失范的恐惧，所以两地的银行及金融部门牢牢把关。相反，英美金融问题与代议政治息息相关，而且有百多年证券市场运作基础，一场金融危机也许意味着选举失利，却不会引起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灾难性后果，所以即使已陷入重大危机，国民需勒紧裤头过活，却不致引起严重社会危机。然而顾汝德从香港监管文化思考全球经济问题，却值得读者思考。
但对南中国海一隅的香港来说，也许这种危机并非全然陌生，这城市一向见惯了经济风暴，曾多次身陷其中，虽然它处于与美元挂钩的强大阴影中，而美元币值又因为“量化宽松”而江河日下，然而凭借稳健的金融政策，依然岿然不动。前港府决策顾问和经济学家顾汝德，就以《严防金融海啸重临：香港监管文化的启示》一书探讨香港监管文化的秘诀。
香港曾深受英美利伯维尔场思想影响，推崇“小政府”（或“最低限度政府”）和“大市场”原则，在金融证券业方面，作者指出，香港基本上接受英美“道德市场”（virtuous market）和“道德风险”（moral risk）的传统信念，即相信市场既是理性的，即可自行约束，后者则意味着市场会惩罚那些妄顾风险的投资者。基于这两种信念，香港财政及金融官员即使在市场发展过热及金融风险加剧时，仍不愿意介入干预，因而曾经获得英美经济学家及金融专家的赞誉。
但在“不干预”的幌子下，香港政府其实一直扮演最低限度的大政府角色。在财经金融事务上，香港一直奉行积极不干预，但这“积极”所指的往往就是干预市场行为。作者梳理了六十年代郭伯伟爵士（Sir John Copperwaite）、七十年代夏鼎基爵士（Sir Philip Haddon-Cave）和八十年代彭励治爵士（Sir John Bremridge）的财经金融政策，发现在基础奠定者郭伯伟的政策中，其实有很多干预政策的影子，但香港金融界一直抗拒“干预”及凯恩斯主义的事物。矛盾的是，香港一直相信市场的迷思，却奉行一套天壤之别的金融政策，而本身信奉利伯维尔场的彭励治，在1982年股灾过后，亦很快采用了截然相反的政策，即使他依然声称香港政府奉行不干预政策。
这种操作逻辑随着大陆和香港经济关系日趋紧密而日益明显，一方面香港受金融风波以及多间证券公司在八十年代相继倒闭（如闻名遐迩的“佳宁案”）影响，对金融、证券机构采取监管措施，如成立证监会等机构；另一方面因为中国金融业以至全国经济发展需要香港发挥国际融资中心及牵头作用，香港政府必须保证有健全的银行及金融业发展，此举亦可让中央政府信任香港的银行及金融业角色。第二点对回归十多年的香港的发展尤为关键，顾汝德指出，香港为承担中国经济发展责任而担当的金融业角色，甚至写入《基本法》之中。然而为数甚多的英美经济学家对此不甚理解，甚至质疑香港政府背离了“市场至上”和“不干预”的原则。
话题至此，不得不说点相关的题外话，因为这种“积极不干预”塑造了今日香港的面貌。香港政府基于稳定香港社会作为国际金融城市的基础，必定会基于经济管治思维实行最低程度的公屋及社会福利政策。香港政府将银行金融业列为首要事务，其后所关注的依次为住屋及房产，还有确保生活必需品的运输业等；它不能让社福政策喧宾夺主，以致破坏了自由金融市场的运作。结果，香港人只能活在个人消极自由的消费空间中，大凡公共事务无不仰赖政府及大财团鼻息，政府在金融房产方面的“积极”亦造就了港人生活上的“消极”。
说回来，这二十年来，英美又如何呢？这两个最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目睹冷战后的经济荣景，对市场、风险等问题一直不过问。从历史看，英美本身有不信任政府的民主传统，这种反对干预的态度反过来就是过分信任市场，即使像格林斯潘般的经济学家，也从不怀疑市场有自我调节的作用。基于这种心态，在2000年前后，两国政府本可藉个别事情加强监管力度，结果却对这些微小事件视而不见，例如英国的北岩银行（North Rock Bank）事件及美国的安然（Enron）案。以自由主义者的逻辑，本来信任市场没有错，但当这个市场弊病丛生时，纵容市场便后患无穷。也许对顾汝德来说，英美的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其实没有错，关键只在于两国政府对市场弊病撒手不管而已。
可是这种“撒手不管”的态度恰好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基调，他们只看到“管”的后果，看不到“不管”的后果，更看不到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该“不管”。当然这种“撒手不管”源于文化上先入为主的定见，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但如果像作者般只强调英美监管机构的定见，就忽略了其官商勾结的复杂程度，尤其是美国，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其中一个结果，是拉近了公共机构与大财团的关系。
顾汝德也讨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银行业发展，指出在周恩来影响下，国内银行业得以植根香港以保持与西方同业的联络。然而作者亦指出，或许因为政治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银行业一直是开放的禁区，所以改革步幅甚微，政府亦未进行金融改革。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银行业由于政府严格调控而呈稳健发展，虽然秉持自由主义论调的国际货币基金仍告诫政府不可过分干预。
从以上这些例子思考，虽然大陆和香港目前能够维持稳健的监控，那也许是因为香港在国际经济中影响脆弱，而大陆民众经济理性观念薄弱，一场金融灾难动辄令无数民众破产，基于对社会失范的恐惧，所以两地的银行及金融部门牢牢把关。相反，英美金融问题与代议政治息息相关，而且有百多年证券市场运作基础，一场金融危机也许意味着选举失利，却不会引起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灾难性后果，所以即使已陷入重大危机，国民需勒紧裤头过活，却不致引起严重社会危机。然而顾汝德从香港监管文化思考全球经济问题，却值得读者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