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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亚国家和地区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儒家思想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运行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结合本国的国情，确立了“经济优先主义”，建立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具有浓厚家族特征的企业制度，这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儒家思想；东亚；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Ｆ1［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0－0048－02
东亚经济制度主要是指日本及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制度。这些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的下半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分析其中原因，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东亚的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共同的儒学传统，同属于“儒学文化圈”，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本文主要从制度角度阐述儒家思想对东亚经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富民”思想与“经济优先主义”
“富民”思想和“衣食足而知礼节”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主张。孔子曾引述古圣王的事迹来明己意：尧舜在让位给舜禹的时候，他们都曾向自己的继承者作了郑重告诫：“四海困穷，无禄永终！”把富民治国同是否能保住政权联系在一起。孟子也认为“衣食足”和“富民”对王天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此为救死而恐不赡，奚暇礼仪哉？”意思是老百姓连保命都恐怕来不及，还哪有什么工夫来修养礼仪呢？“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老年人有丝棉衣服穿，有肉吃，一般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儒家认为，衣食足才能知礼仪，强调政治统治秩序要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水平之上才能稳固。儒家的“衣食足而知礼仪”和“富民”的传统理念成为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确立“经济优先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优先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各项工作的首位，政治与经济相比，经济第一位，政治第二位；军事与经济相比，经济第一位，军事第二位。经济优先主义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奉行的最高原则，也是东亚成功的第一要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选择了“经济立国”这条道路，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二、尊重权威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
尊重权威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思想强调要尊重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孟子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在谈到人们渴望权威出现来结束乱世时说道：“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儒家思想特别强调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确立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重大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东亚国家和地区均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其“经济优先”的战略。以强大的政府来整合社会资源，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克服单一市场调节的弊端。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一种创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相比，根本特征在于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介入。
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即直接干预经济，推动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另一种是推进制度变迁，致力于法律和制度建设。
东亚国家和地区参与资源配置、干预经济的政策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宏观的经济政策来指导经济发展。宏观决策主要包括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发展战略、基本经济政策及政策手段等。例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发展目标是经济现代化和赶超欧美。为实现这一个目标，日本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决策机构，保证宏观经济决策的正确性和及时性，并通过设立在微观层次的各纵向专业局来推行政府的经济政策。
政府推动制度变迁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政府推动制度变迁具有规模效应，比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形成成本更低、新制度确立的时间更短、更有效率、相对收益更大。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强大的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的法律和制度体系，通过法律和制度强制性地规范企业和个人的行为，保证市场交易的进行和经济福利的增进。东亚的经济成长始终伴随着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干预并不像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导致民众、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对抗和猜疑，从而不能实现良好的协作。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在儒家文化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忠孝、等级、秩序，强调尊重权威，在这些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通常都希望政府对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政府的宏观框架内，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如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任职期间曾提出大胆的改造日本新构想。在这个构想的引导下，实施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国民信任政府，积极参与，在全国范围内开山筑路，大兴土木，从而出现日本列岛改造的繁荣局面。可见，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在东亚国家和地区能够成功建立和运转，这与东亚国家和地区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尊重权威、尊重政府的观念是分不开的。
三、义利观与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
《论语》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吾从所好。”《孟子·告子上》中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提倡人们在谋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要采取正当的手段，在义利关系上应先义后利。儒家的这种义利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就是强调道德至上前提下的义利双全，而在义利不可调和时，倡导人们要见利思义、以义统利、以义制利和取义舍利，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确带来了巨大的效率。但是，这种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因此，围绕着市场经济所构建的各种管理制度，就产生了一个怎样使市场经济朝着“善”的方向发展的问题。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对于校正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使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健康运行，具有重大的作用。
首先，儒家思想认为“义”要合乎道德，这既适用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也适用于规范经济活动的制度。就前者而言，既要求经济活动者不仅要遵循经济法则，而且还要做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就后者而言，经济制度在实现效率、收益的过程中，要坚持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正，做到利益与价值的统一。因此，儒学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中把“义”理解为合道德，这实际上是要求经济人和经济制度在其活动过程中要保持真与善的统一。用这种真、善统一的思想来指导今天的经济制度建设，其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其次，儒家思想主张的以义统利、以义制利，这也有普适性价值。对于经济制度而言，也应该体现这种道德精神。因为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其他各种制度都不能背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原则，而经济制度所以具有规范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功能，是因为它本身就内含着经济职能与精神价值的统一。故而，儒学以义统利、以义制利的精神，对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儒学的义利观对公私关系的处理也有借鉴意义。现代经济制度作为对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所作出的规定，它一方面要维护个体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保障公共利益，而公利与私利之间有时又是矛盾的。儒学强调私利服从公利，这就为解决这个矛盾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因此，儒学的公私观并非过时了的古董，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价值仍值得开掘。
总之，儒学的义利观与现代制度之间是具有相容性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其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将儒学义利观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已在这方面作出了证明。
四、家庭观念和东亚的企业制度
在东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家族中心主义。东亚人的家族中心主义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伦”，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三纲五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对父母的孝，而对企业和国家的忠则被当作孝在更大坐标上的升华。以孝为基础的忠孝合一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行为准则。
东亚国家和地区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家庭思想和忠孝思想，人们首先为自己的家族而工作，然后把自己的利益和集团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自己的积极劳动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儒家的家族伦理和家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促进了东亚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被运用于企业的经营，形成了家族式的企业管理体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在韩国的传统社会中，人们通常给家族的利益、名誉和繁荣赋予最高价值。今天家族观念仍然是韩国人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基础。这种观念反映在企业中就是，韩国经济起飞时，出现了很多家庭企业。在家庭企业内部体现着家长制的管理原则，职工是家庭成员或有血缘关系的人。企业主就是家长，企业人员都尊重与服从家长的管理指挥，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和谐共进。企业对待员工像对待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一样，承担着无私的责任和义务，企业的职工也在共同体意识的驱动下，努力地证明他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忠心，献身于企业公司。所以，韩国的企业就像是由无数小的家庭实体织成的网，家庭因素体现得非常明显。
日本也是一样。日本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与家族制度和家族伦理密切相关。财阀是日本特有的经济组织，就其起源来讲，财阀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代代继承、维持和发展家业为基本目标，一部财阀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家的发展史。正是这种体现家族功能的独特企业组织形式，适应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促使日本第一个在东方国家里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尽管财阀在战后被解散，但财阀的家族式结构与家族式管理仍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存在于现代日本的企业当中。另外，在日本普遍推行“终身雇佣制”和“提建议制度”，也有利于企业主实行家族主义的经营管理。日本的这种家族式的管理体制使职工和公司形成像家庭似的“命运共同体”，从而使公司能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活力，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
可见，处于儒家文化圈的东亚经济之所以在当代显示出生机和活力，家族式的管理体制是功不可没的，家族式的管理体制与东亚人民极强的家庭观念相结合，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虽然随着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对东亚的经济也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不可否定的。
责任编辑宋桂祝
［关键词］儒家思想；东亚；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Ｆ1［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0－0048－02
东亚经济制度主要是指日本及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制度。这些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的下半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分析其中原因，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东亚的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共同的儒学传统，同属于“儒学文化圈”，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本文主要从制度角度阐述儒家思想对东亚经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富民”思想与“经济优先主义”
“富民”思想和“衣食足而知礼节”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主张。孔子曾引述古圣王的事迹来明己意：尧舜在让位给舜禹的时候，他们都曾向自己的继承者作了郑重告诫：“四海困穷，无禄永终！”把富民治国同是否能保住政权联系在一起。孟子也认为“衣食足”和“富民”对王天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此为救死而恐不赡，奚暇礼仪哉？”意思是老百姓连保命都恐怕来不及，还哪有什么工夫来修养礼仪呢？“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老年人有丝棉衣服穿，有肉吃，一般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儒家认为，衣食足才能知礼仪，强调政治统治秩序要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水平之上才能稳固。儒家的“衣食足而知礼仪”和“富民”的传统理念成为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确立“经济优先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优先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各项工作的首位，政治与经济相比，经济第一位，政治第二位；军事与经济相比，经济第一位，军事第二位。经济优先主义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奉行的最高原则，也是东亚成功的第一要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选择了“经济立国”这条道路，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二、尊重权威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
尊重权威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思想强调要尊重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孟子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在谈到人们渴望权威出现来结束乱世时说道：“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儒家思想特别强调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确立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重大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东亚国家和地区均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其“经济优先”的战略。以强大的政府来整合社会资源，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克服单一市场调节的弊端。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一种创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相比，根本特征在于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介入。
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即直接干预经济，推动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另一种是推进制度变迁，致力于法律和制度建设。
东亚国家和地区参与资源配置、干预经济的政策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宏观的经济政策来指导经济发展。宏观决策主要包括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发展战略、基本经济政策及政策手段等。例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发展目标是经济现代化和赶超欧美。为实现这一个目标，日本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决策机构，保证宏观经济决策的正确性和及时性，并通过设立在微观层次的各纵向专业局来推行政府的经济政策。
政府推动制度变迁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政府推动制度变迁具有规模效应，比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形成成本更低、新制度确立的时间更短、更有效率、相对收益更大。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强大的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的法律和制度体系，通过法律和制度强制性地规范企业和个人的行为，保证市场交易的进行和经济福利的增进。东亚的经济成长始终伴随着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干预并不像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导致民众、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对抗和猜疑，从而不能实现良好的协作。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在儒家文化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忠孝、等级、秩序，强调尊重权威，在这些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通常都希望政府对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政府的宏观框架内，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如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任职期间曾提出大胆的改造日本新构想。在这个构想的引导下，实施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国民信任政府，积极参与，在全国范围内开山筑路，大兴土木，从而出现日本列岛改造的繁荣局面。可见，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在东亚国家和地区能够成功建立和运转，这与东亚国家和地区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尊重权威、尊重政府的观念是分不开的。
三、义利观与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
《论语》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吾从所好。”《孟子·告子上》中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提倡人们在谋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要采取正当的手段，在义利关系上应先义后利。儒家的这种义利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就是强调道德至上前提下的义利双全，而在义利不可调和时，倡导人们要见利思义、以义统利、以义制利和取义舍利，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确带来了巨大的效率。但是，这种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因此，围绕着市场经济所构建的各种管理制度，就产生了一个怎样使市场经济朝着“善”的方向发展的问题。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对于校正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使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健康运行，具有重大的作用。
首先，儒家思想认为“义”要合乎道德，这既适用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也适用于规范经济活动的制度。就前者而言，既要求经济活动者不仅要遵循经济法则，而且还要做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就后者而言，经济制度在实现效率、收益的过程中，要坚持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正，做到利益与价值的统一。因此，儒学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中把“义”理解为合道德，这实际上是要求经济人和经济制度在其活动过程中要保持真与善的统一。用这种真、善统一的思想来指导今天的经济制度建设，其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其次，儒家思想主张的以义统利、以义制利，这也有普适性价值。对于经济制度而言，也应该体现这种道德精神。因为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其他各种制度都不能背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原则，而经济制度所以具有规范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功能，是因为它本身就内含着经济职能与精神价值的统一。故而，儒学以义统利、以义制利的精神，对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儒学的义利观对公私关系的处理也有借鉴意义。现代经济制度作为对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所作出的规定，它一方面要维护个体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保障公共利益，而公利与私利之间有时又是矛盾的。儒学强调私利服从公利，这就为解决这个矛盾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因此，儒学的公私观并非过时了的古董，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价值仍值得开掘。
总之，儒学的义利观与现代制度之间是具有相容性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其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将儒学义利观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已在这方面作出了证明。
四、家庭观念和东亚的企业制度
在东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家族中心主义。东亚人的家族中心主义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伦”，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三纲五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对父母的孝，而对企业和国家的忠则被当作孝在更大坐标上的升华。以孝为基础的忠孝合一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行为准则。
东亚国家和地区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家庭思想和忠孝思想，人们首先为自己的家族而工作，然后把自己的利益和集团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自己的积极劳动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儒家的家族伦理和家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促进了东亚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被运用于企业的经营，形成了家族式的企业管理体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在韩国的传统社会中，人们通常给家族的利益、名誉和繁荣赋予最高价值。今天家族观念仍然是韩国人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基础。这种观念反映在企业中就是，韩国经济起飞时，出现了很多家庭企业。在家庭企业内部体现着家长制的管理原则，职工是家庭成员或有血缘关系的人。企业主就是家长，企业人员都尊重与服从家长的管理指挥，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和谐共进。企业对待员工像对待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一样，承担着无私的责任和义务，企业的职工也在共同体意识的驱动下，努力地证明他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忠心，献身于企业公司。所以，韩国的企业就像是由无数小的家庭实体织成的网，家庭因素体现得非常明显。
日本也是一样。日本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与家族制度和家族伦理密切相关。财阀是日本特有的经济组织，就其起源来讲，财阀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代代继承、维持和发展家业为基本目标，一部财阀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家的发展史。正是这种体现家族功能的独特企业组织形式，适应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促使日本第一个在东方国家里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尽管财阀在战后被解散，但财阀的家族式结构与家族式管理仍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存在于现代日本的企业当中。另外，在日本普遍推行“终身雇佣制”和“提建议制度”，也有利于企业主实行家族主义的经营管理。日本的这种家族式的管理体制使职工和公司形成像家庭似的“命运共同体”，从而使公司能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活力，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
可见，处于儒家文化圈的东亚经济之所以在当代显示出生机和活力，家族式的管理体制是功不可没的，家族式的管理体制与东亚人民极强的家庭观念相结合，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虽然随着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对东亚的经济也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不可否定的。
责任编辑宋桂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