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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我国引入种猪数量创五年来新高。
种猪有“猪芯片”之称。优良种猪长得快、产仔多、肉质佳。生猪种业的长期稳定，直接关乎国家“肉篮子”安全。
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生猪种业却大而不强——缺乏足够的技术投入、政策保障、人才支撑，国产“猪芯片”质量不高，不少企业对国外种业集团存在习惯性依赖。
研发国产“猪芯片”瓶颈何在？
“猪芯片”被卡风险犹存
“我们现在原种猪很多靠进口，这种格局必须要改变。”在9月2日国新办举行的企业家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说。
随着非洲猪瘟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生猪企业积极扩大产能，但种猪供不应求，不少企业近期密集进口国外种猪进行本土化培育。卓创资讯分析师王凌云介绍，截至9月份，今年引入纯种猪进境数量高达1万多头，预计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数据还会持续走高。
这背后，是国产种猪的质量落差。近年来我国在种猪培育上多措并举，种源自给率不断提高。但种猪质量与美国、丹麦等发达国家还存在不小差距，特别是行业中壁垒最高的原种猪对外依存度较高，缺乏主导市场的自主培育品种，不少企业长期面临“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的循环。这可能意味着，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力并未完全由我们自主把控。
“我国本土种猪与国外高质量种猪相比，吃得多长得慢，肥肉占比较高，而我国消费者往往倾向选择瘦肉。此外，国外高质量种猪身上携带的病菌也较少。”生猪养殖龙头企业温氏股份副总裁兼种猪事业部总裁吴珍芳说。
农业农村部门有关数据显示，发达国家每头母种猪每年断奶仔数平均为32头，我国为23头;国外猪断奶到出栏的饲料转化率（增重一公斤所消耗的饲料量）平均为2.5，我国为2.8。
国产“猪芯片”质量不高，加剧了饲料供给和用地矛盾等压力。当下，我国对大豆等作物原料的需求呈高速增长态势。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大豆进口量同比增加17.6%，驱动因素之一就是饲料产能扩大。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处长刘中国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养殖业发展面临的建设用地、水等多种资源供需矛盾可能越来越尖锐，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育种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使养殖业节本增效、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不会将最好的种猪卖给我们。”吴珍芳说，只有自主创新才是未来发展的根本之策。
四大瓶颈创新乏力
在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等系列政策激励下，记者了解到，国内不少企业和科研机构正在积极研发、培育高质量种猪，但在实施推进过程中，尚面临四大瓶颈。
一是资源安全状况形势严峻，保护体系与配套政策不完善。种猪育种的基础是丰富的遗传资源，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是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和公益性的工作，不但要维持群体，还要开展提纯复壮和性能监测，需持续稳定的财政投入。但记者调研发現，该投入普遍较低。
一位从业多年不愿具名的农业干部告诉记者，承担保种工作的企事业单位获得的财政补助甚至不足以维持稳定保种群体所需的饲料费用，不足经费需要保种单位通过其他经营补足，目前已导致部分品种的群体结构和家系数量都达不到国家相关保种规定要求，甚至出现近交退化风险，不利于维持品种多样性及后续开发利用。
此外，部分业内人士反映，国外有竞争力的种猪育种多涉及基因编辑等生物工程技术，而我国相关政策尚待完善，部分研究成果停留在实验室，不能转为产业。
二是用地管理不规范，保种场、核心育种场等生存发展空间受限。“猪的疫病比较复杂，控制较难，对育种场的周边环境要求较高。”吴珍芳说，很多种猪育种基地建场时选址偏僻，但随着开发，周边环境变化较大，给育种场的生物安全造成较大干扰，一些育种基地很难升级改造，甚至维持都不易。
尤其是，由于畜牧业享有税收优惠政策，还需承担环保整治、动物防疫等责任，一些地方政府不重视甚至不欢迎畜牧业发展。不少地方仍存在随意扩大禁养区域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在缺少征求意见、公示、公告等程序下，将符合环保要求的育种场列入禁养区。
三是育种人才匮乏。吴珍芳说，育种企业普遍地理位置较偏僻，加之中小企业难评职称等现实因素，很难吸引优秀科研人才，“技术力量在科研院所，但是育种工作应该在企业，怎么样引导这些科研人员在企业工作、发挥科研价值是一个长久性问题。”
四是专利保护欠缺。生猪育种投入大、周期长，但由于我国生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待完善，企业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研发培育出的种猪，可能被其他企业轻易复制，打击了育种研究积极性。
呼唤高效生猪育种体系
高质量的本土种猪品种，不仅能减少对国外种猪的依赖，更具有强大的后续产业带动能力、资源环境优化作用。受访业内人士建议，坚持企业主体、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强化科技支撑，加强遗传资源保护，全力打造生猪“中国芯”。
首先，下大气力做好地方种猪资源保护。“国内一些地方种猪品种是稀缺战略资源，可能目前市场竞争力不强，但应该有效保存起来，一旦丢失就永远找不回来。”吴珍芳说。
业内受访人士指出，我国地方品种大多属于肉脂兼用型，符合我国传统消费习惯。近年来，高产猪就是优质猪的导向，导致很多企业单纯追求“外三元”猪肉的数量满足，忽视了风味等高质量发展需要，老百姓普遍反映“洋猪”肉质口感差。同时我国地方品种适宜的饲料类型多样，可充分利用农副产品，避免“人猪争粮”。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国内地方特色优质猪资源的开发利用。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畜禽遗传资源开发利用。在畜禽资源保种场、种猪基础研究等方面予以更多支持。
同时，政产学研创新融合是培育高质量种猪的关键。吴珍芳等专家建议，设立国家层面的种猪研究实验室，并依托企业主体，培育具有世界竞争力的育种公司和种猪品种。此外，部分业内人士建议，实施生猪良种联合攻关，完善构建以优势种业企业、科研教学单位为成员的生猪良种联合攻关体系，引导资金、人才、种群等资源向创新型畜禽种业企业聚集。
第三，给生猪种企一颗“定心丸”。受访专家建议，在环保方面，各地政府主管部门应依程序科学规范管理，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畜地平衡、总量控制的原则，合理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不能不合理地要求其改造升级，应积极支持生猪种企依法办理设施农用地、林地、环保、动物防疫等审批或备案手续。
在用地政策方面，地方政府对于新建的用于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的现代化养殖基地应制定优先扶持政策，建议结合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科学规划适量土地作为新建畜禽种业基地的建设用地。将种猪场外建设的洗消烘干中心、汽车消毒通道、中转出猪台等纳入猪场用地，按设施农用地管理。 （文据《瞭望》周刊）
种猪有“猪芯片”之称。优良种猪长得快、产仔多、肉质佳。生猪种业的长期稳定，直接关乎国家“肉篮子”安全。
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生猪种业却大而不强——缺乏足够的技术投入、政策保障、人才支撑，国产“猪芯片”质量不高，不少企业对国外种业集团存在习惯性依赖。
研发国产“猪芯片”瓶颈何在？
“猪芯片”被卡风险犹存
“我们现在原种猪很多靠进口，这种格局必须要改变。”在9月2日国新办举行的企业家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说。
随着非洲猪瘟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生猪企业积极扩大产能，但种猪供不应求，不少企业近期密集进口国外种猪进行本土化培育。卓创资讯分析师王凌云介绍，截至9月份，今年引入纯种猪进境数量高达1万多头，预计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数据还会持续走高。
这背后，是国产种猪的质量落差。近年来我国在种猪培育上多措并举，种源自给率不断提高。但种猪质量与美国、丹麦等发达国家还存在不小差距，特别是行业中壁垒最高的原种猪对外依存度较高，缺乏主导市场的自主培育品种，不少企业长期面临“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的循环。这可能意味着，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力并未完全由我们自主把控。
“我国本土种猪与国外高质量种猪相比，吃得多长得慢，肥肉占比较高，而我国消费者往往倾向选择瘦肉。此外，国外高质量种猪身上携带的病菌也较少。”生猪养殖龙头企业温氏股份副总裁兼种猪事业部总裁吴珍芳说。
农业农村部门有关数据显示，发达国家每头母种猪每年断奶仔数平均为32头，我国为23头;国外猪断奶到出栏的饲料转化率（增重一公斤所消耗的饲料量）平均为2.5，我国为2.8。
国产“猪芯片”质量不高，加剧了饲料供给和用地矛盾等压力。当下，我国对大豆等作物原料的需求呈高速增长态势。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大豆进口量同比增加17.6%，驱动因素之一就是饲料产能扩大。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处长刘中国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养殖业发展面临的建设用地、水等多种资源供需矛盾可能越来越尖锐，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育种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使养殖业节本增效、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不会将最好的种猪卖给我们。”吴珍芳说，只有自主创新才是未来发展的根本之策。
四大瓶颈创新乏力
在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等系列政策激励下，记者了解到，国内不少企业和科研机构正在积极研发、培育高质量种猪，但在实施推进过程中，尚面临四大瓶颈。
一是资源安全状况形势严峻，保护体系与配套政策不完善。种猪育种的基础是丰富的遗传资源，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是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和公益性的工作，不但要维持群体，还要开展提纯复壮和性能监测，需持续稳定的财政投入。但记者调研发現，该投入普遍较低。
一位从业多年不愿具名的农业干部告诉记者，承担保种工作的企事业单位获得的财政补助甚至不足以维持稳定保种群体所需的饲料费用，不足经费需要保种单位通过其他经营补足，目前已导致部分品种的群体结构和家系数量都达不到国家相关保种规定要求，甚至出现近交退化风险，不利于维持品种多样性及后续开发利用。
此外，部分业内人士反映，国外有竞争力的种猪育种多涉及基因编辑等生物工程技术，而我国相关政策尚待完善，部分研究成果停留在实验室，不能转为产业。
二是用地管理不规范，保种场、核心育种场等生存发展空间受限。“猪的疫病比较复杂，控制较难，对育种场的周边环境要求较高。”吴珍芳说，很多种猪育种基地建场时选址偏僻，但随着开发，周边环境变化较大，给育种场的生物安全造成较大干扰，一些育种基地很难升级改造，甚至维持都不易。
尤其是，由于畜牧业享有税收优惠政策，还需承担环保整治、动物防疫等责任，一些地方政府不重视甚至不欢迎畜牧业发展。不少地方仍存在随意扩大禁养区域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在缺少征求意见、公示、公告等程序下，将符合环保要求的育种场列入禁养区。
三是育种人才匮乏。吴珍芳说，育种企业普遍地理位置较偏僻，加之中小企业难评职称等现实因素，很难吸引优秀科研人才，“技术力量在科研院所，但是育种工作应该在企业，怎么样引导这些科研人员在企业工作、发挥科研价值是一个长久性问题。”
四是专利保护欠缺。生猪育种投入大、周期长，但由于我国生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待完善，企业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研发培育出的种猪，可能被其他企业轻易复制，打击了育种研究积极性。
呼唤高效生猪育种体系
高质量的本土种猪品种，不仅能减少对国外种猪的依赖，更具有强大的后续产业带动能力、资源环境优化作用。受访业内人士建议，坚持企业主体、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强化科技支撑，加强遗传资源保护，全力打造生猪“中国芯”。
首先，下大气力做好地方种猪资源保护。“国内一些地方种猪品种是稀缺战略资源，可能目前市场竞争力不强，但应该有效保存起来，一旦丢失就永远找不回来。”吴珍芳说。
业内受访人士指出，我国地方品种大多属于肉脂兼用型，符合我国传统消费习惯。近年来，高产猪就是优质猪的导向，导致很多企业单纯追求“外三元”猪肉的数量满足，忽视了风味等高质量发展需要，老百姓普遍反映“洋猪”肉质口感差。同时我国地方品种适宜的饲料类型多样，可充分利用农副产品，避免“人猪争粮”。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国内地方特色优质猪资源的开发利用。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畜禽遗传资源开发利用。在畜禽资源保种场、种猪基础研究等方面予以更多支持。
同时，政产学研创新融合是培育高质量种猪的关键。吴珍芳等专家建议，设立国家层面的种猪研究实验室，并依托企业主体，培育具有世界竞争力的育种公司和种猪品种。此外，部分业内人士建议，实施生猪良种联合攻关，完善构建以优势种业企业、科研教学单位为成员的生猪良种联合攻关体系，引导资金、人才、种群等资源向创新型畜禽种业企业聚集。
第三，给生猪种企一颗“定心丸”。受访专家建议，在环保方面，各地政府主管部门应依程序科学规范管理，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畜地平衡、总量控制的原则，合理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不能不合理地要求其改造升级，应积极支持生猪种企依法办理设施农用地、林地、环保、动物防疫等审批或备案手续。
在用地政策方面，地方政府对于新建的用于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的现代化养殖基地应制定优先扶持政策，建议结合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科学规划适量土地作为新建畜禽种业基地的建设用地。将种猪场外建设的洗消烘干中心、汽车消毒通道、中转出猪台等纳入猪场用地，按设施农用地管理。 （文据《瞭望》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