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打上引号，这是因为，在我看来，生育权属于个人的基本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但是在中国，因为计划生育这个国策，是受到限制的，所以有了这样一个词汇的产生，意味着违反现有法律了。
　　也因为这样，媒体是不是应该“围剿”张艺谋超生，引起了一些争议。反对的认为，他只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不应该遭到批评。要批评的，是限制生育的政策。
　　我赞同这点，张艺谋愿意生多少孩子，那是他的权利和选择，因此，他根本不需要为自己生了多少孩子而向社会道歉。但是，如果因为他只是享有了权利，没有像其他公民那样，承担了义务，那是不是应该被追究呢？当然，反对的人认为，所谓的义务，尽管有法律条例的规定，比如缴付社会抚养费，以及只有缴费才能上户口的规定，本身就是恶法，因此，支持追究张艺谋其实是助纣为虐。
　　我接下来想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那就需要通过法律的修订来达至改变，那推动改变的力量，从何而来？
　　一些人觉得，张艺谋未婚生子，而且“超生”，那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抗命的表现。但是公民抗命的另外一个前提，是愿意主动去承受违反法律的后果，让更多人看到现行法律的不合理以及可笑之处。不过张艺谋的声明已经表示愿意接受惩罚，最多显示政府执法不力，至于有没有选择性执法，那更是一个需要深究的问题。
　　说到公民抗命，不得不提杨支柱，因为拒绝缴纳社会抚养费，他曾经失去了工作，第二个孩子没有户口，因为没有独生子女证，大孩子无法报名公立学校。当然，这里面又看到了政策的自相矛盾之处，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也因为这样，他的遭遇，引发公众的思考，思考现有制度的合理性。
　　张艺谋通过工作室回应外界，十多年前退掉绿卡、不移民，为的是让孩子成为中国人。这自然会显得张艺谋很爱国。那换一个思路，那些为了多生孩子而拿绿卡的明星、那些到香港或美国生第二胎的人，是不是更像是遵守中国法律的好公民？
　　改变现状，可以通过现有司法程序，告政府违法。今年十月，北京的一名妈妈起诉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指把社会抚养费和户口挂钩的政策属于违法，她的儿子，已经做了八年的黑户。根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没有户口的“黑人”有1300多万，大部分是6岁以下的孩子。不过张艺谋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三个孩子已经有了户口。媒体报道，相关的民警说，从2009年开始，江苏已经不再把社会抚养费和户口挂钩，查了一下，可为何还是可以看到不少在江苏的个案，因为没有缴纳“超生罚款”，而无法为新生儿办户口，他是不是享受了“特事特办”？
　　过去这些年，太多人在呼吁改变现有的人口政策，最近几年的两会，总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出相关提案，奔走呐喊。在这个问题上，和计生政策息息相关的张艺谋，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却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也因为这样，我会觉得，需要对他应尽而未尽的义务追问到底，因为在选择性执法的情况下，基本的人权已经演变成某些人的特权，一来有违法治社会的精神，二来，也让这些原本可以推动政策改变的人，在成为受益者之后，变成了现有政策的维护者。
　　深究张艺谋“超生”事件，可以让更多人看到现有政策的诸多不公：有钱人可以选择缴纳罚款，所以可以放心多生，或者选择到海外生，甚至移民，这对低收入人群来说不公平；而更有权势或者影响力的人，根本不用考虑这样的问题，对富人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而选择性的执法，更是给腐败提供的机会，因为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已经变成了随意罚款，不要忘了，还有户口也变成有价商品。
　　然后，这会有更多人思考：这样的不公，是不是可以接受？这些问题，是不是需要解决？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