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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数字经济。作为全球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数字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它广泛存在于现代经济活动中，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结构加速转变，是经济转型增长的新变量，也是经济提质增效的新蓝海。
究竟什么是数字经济？
北京邮电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金融科技研究所所长陈晓华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数字经济是承接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态，人们对数字经济的认识也一直在不断深化。
1996年，美国经济学家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撰写的《数字经济：智力互联时代的希望与风险》出版，“数字经济”这一经济学术语被正式提出，唐·泰普斯科特因此被人们誉为“数字经济之父”。
随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撰写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尼古拉斯·尼葛洛庞（Nicholas Negroponte）撰写的《数字化生存》等著作的出版和畅销，将数字经济的理念推广开来。
1997年5月，日本通产省在相关报告中对“数字经济”进行了定义;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数字经济由此被正式纳入美国官方统计中;此后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纷纷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新概念，“数字经济”这一术语开始在社会中广泛流行。
2016年，G20（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简单说，只要数据、算法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数字经济”。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经济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经管学院教授吕本富如此强调。
因此，线上打车属于数字经济，因为车辆调度需要数据和算法;订外卖也是，因为选择餐馆和配送也需要数据和算法;网购呢，就更不必说。
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不断扩张裹挟着全球各领域迈入全新的数字时代。在这一潮流的涌动下，各国纷纷制定了国家级战略或工业政策，先后开启构建数字经济国家战略的道路。
《2015年经合组织数字经济展望》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80%以上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制定了数字经济战略。
2018年10月27日，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2018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蓝皮书。该蓝皮书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创新和数字治理4个方面，利用11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全球50个国家的数字经济竞争力进行测度。排名显示，在2018年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上，美国以84.24的总分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4个分项上得分均名列前茅。中国竞争力水平得分63.05，位居第二;新加坡（60.3）、英国（55.4）、荷兰（53.6）分别位列第三到第五名，得分与中国差距不明显。
《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2019）》（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则显示，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格局中，美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一主要特征，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國在数字产业竞争力方面反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在数字治理等领域存在竞争力短板。
美国是数字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它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和第一台个人电脑，发明了阿帕网，率先提出数字地球、人工智能、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共享经济、工业互联网等理念，拥有发展数字经济的技术、人才优势。
美国商务部是各国政府中数字经济的最早倡导者之一。1998年-2003年的6年间（除2001年外），美国商务部每年均发布年度数字经济报告，对早期数字经济理念的普及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2010年，美国商务部提出“数字国家”（Digital Nation）概念。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内，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联合经济和统计管理局（ESA）连续发布6份“数字国家”报告，主要围绕基础设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方面进行统计和分析。
2018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2.34万亿美元，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60%。目前，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超10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
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表《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描述信息技术给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带来的社会变革，“数字经济”的提法得到了广泛认可。
这一年的中国，电脑很贵，却很受欢迎。彼时，中国最火的互联网公司是搜狐，其创始人张朝阳还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球精英50人”之一。34岁的马云，接连两次创业失败，再一次重整旗鼓创立了阿里巴巴。同年年底，马化腾与团队创立了一个聊天室，1万人在线就让马化腾欢心不已，而这，就是QQ前身。
海水逐渐聚集在名为“数字”的领域，而畅游其中的人们似乎巧妙地交汇在了这一年;“相约98”后，中国选择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一大批业内先锋企业在20世纪末相继成立。这一阶段，中国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较为单一，初创企业模仿国外成功商业模式的现象极为普遍，他们以新闻门户、邮箱业务、搜索引擎为代表业态，核心内容还处在争夺流量和用户积累阶段。
2000年前后，以科技股为代表的纳斯达克股市崩盘，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国内互联网产业也未能幸免，经历了大概两三年的低迷阶段。
得益于互联网用户数量的逐渐增长，中国的数字经济发轫于21世纪初的电子商务，同时，微博、博客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社交网络就此逐渐成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新阶段。新旧经济交替的图景波澜壮阔又扣人心弦：一方面是传统经济的持续低迷，另一方面是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中国的实践印证了这一历程。
2012年，中国网民数量增速下降至9.92%，结束了近10年两位数增长的态势。同时，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4.2亿，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首次超过台式电脑，意味着中国数字经济迈入新阶段。
一部手机，连接起人们线上与线下生活。2013年，阿里巴巴才开始向移动端全面转型。短短几年后，生活全方位拥抱互联网，打车、外卖甚至洗衣、家政都可线上完成交易。共享出行、移动支付等新业态的出现，通过以模式创新为核心的方式，为中国数字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总体来说，和国外比，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弯道超车，二是规模优势。”《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解释道，国外的很多行业，例如支付、零售的数字化程度远不如中国，原因在于欧洲原有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很好，比如国外信用卡的普及率很高，导致他们对电子支付的需求相对较小。
陈永伟表示，中国本来在这些领域的发展相对较慢，因而正好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实现了弯道超车。“应当承认，在技术创新上，我国和西方国家还是有差距的，很多关键性的数字技术创新依然来自西方国家。但是，我们有天然的规模优势，能让这些技术发展出很多在西方难以发展的商业模式。这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的一个原因。”
中国数字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规模优势和消费者组成的关键驱动力。这些因素对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至关重要。
“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是原始创新驱动的，而中国恰恰是凭借着庞大的用户数、庞大的场景、庞大的在C端的应用创新和平台搭建并发展起来的。”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数字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消费金融论》作者刘洋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提到，防疫隔离和复工复产的两难境地，恰恰是数字经济新业态利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最好时机。
在中国，国家层面和省市层面均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旨在促进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发展;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中率先建立数字经济规则。
认识“数字经济”
究竟什么是数字经济？
北京邮电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金融科技研究所所长陈晓华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数字经济是承接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态，人们对数字经济的认识也一直在不断深化。
1996年，美国经济学家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撰写的《数字经济：智力互联时代的希望与风险》出版，“数字经济”这一经济学术语被正式提出，唐·泰普斯科特因此被人们誉为“数字经济之父”。
随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撰写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尼古拉斯·尼葛洛庞（Nicholas Negroponte）撰写的《数字化生存》等著作的出版和畅销，将数字经济的理念推广开来。
1997年5月，日本通产省在相关报告中对“数字经济”进行了定义;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数字经济由此被正式纳入美国官方统计中;此后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纷纷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新概念，“数字经济”这一术语开始在社会中广泛流行。
2016年，G20（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简单说，只要数据、算法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数字经济”。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经济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经管学院教授吕本富如此强调。
因此，线上打车属于数字经济，因为车辆调度需要数据和算法;订外卖也是，因为选择餐馆和配送也需要数据和算法;网购呢，就更不必说。
美国独占鳌头
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不断扩张裹挟着全球各领域迈入全新的数字时代。在这一潮流的涌动下，各国纷纷制定了国家级战略或工业政策，先后开启构建数字经济国家战略的道路。
《2015年经合组织数字经济展望》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80%以上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制定了数字经济战略。
2018年10月27日，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2018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蓝皮书。该蓝皮书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创新和数字治理4个方面，利用11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全球50个国家的数字经济竞争力进行测度。排名显示，在2018年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上，美国以84.24的总分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4个分项上得分均名列前茅。中国竞争力水平得分63.05，位居第二;新加坡（60.3）、英国（55.4）、荷兰（53.6）分别位列第三到第五名，得分与中国差距不明显。
《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2019）》（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则显示，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格局中，美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一主要特征，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國在数字产业竞争力方面反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在数字治理等领域存在竞争力短板。
美国是数字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它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和第一台个人电脑，发明了阿帕网，率先提出数字地球、人工智能、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共享经济、工业互联网等理念，拥有发展数字经济的技术、人才优势。
美国商务部是各国政府中数字经济的最早倡导者之一。1998年-2003年的6年间（除2001年外），美国商务部每年均发布年度数字经济报告，对早期数字经济理念的普及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2010年，美国商务部提出“数字国家”（Digital Nation）概念。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内，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联合经济和统计管理局（ESA）连续发布6份“数字国家”报告，主要围绕基础设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方面进行统计和分析。
2018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2.34万亿美元，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60%。目前，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超10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
后起之秀弯道超车
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表《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描述信息技术给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带来的社会变革，“数字经济”的提法得到了广泛认可。
这一年的中国，电脑很贵，却很受欢迎。彼时，中国最火的互联网公司是搜狐，其创始人张朝阳还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球精英50人”之一。34岁的马云，接连两次创业失败，再一次重整旗鼓创立了阿里巴巴。同年年底，马化腾与团队创立了一个聊天室，1万人在线就让马化腾欢心不已，而这，就是QQ前身。
海水逐渐聚集在名为“数字”的领域，而畅游其中的人们似乎巧妙地交汇在了这一年;“相约98”后，中国选择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一大批业内先锋企业在20世纪末相继成立。这一阶段，中国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较为单一，初创企业模仿国外成功商业模式的现象极为普遍，他们以新闻门户、邮箱业务、搜索引擎为代表业态，核心内容还处在争夺流量和用户积累阶段。
2000年前后，以科技股为代表的纳斯达克股市崩盘，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国内互联网产业也未能幸免，经历了大概两三年的低迷阶段。
得益于互联网用户数量的逐渐增长，中国的数字经济发轫于21世纪初的电子商务，同时，微博、博客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社交网络就此逐渐成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新阶段。新旧经济交替的图景波澜壮阔又扣人心弦：一方面是传统经济的持续低迷，另一方面是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中国的实践印证了这一历程。
2012年，中国网民数量增速下降至9.92%，结束了近10年两位数增长的态势。同时，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4.2亿，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首次超过台式电脑，意味着中国数字经济迈入新阶段。
一部手机，连接起人们线上与线下生活。2013年，阿里巴巴才开始向移动端全面转型。短短几年后，生活全方位拥抱互联网，打车、外卖甚至洗衣、家政都可线上完成交易。共享出行、移动支付等新业态的出现，通过以模式创新为核心的方式，为中国数字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总体来说，和国外比，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弯道超车，二是规模优势。”《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解释道，国外的很多行业，例如支付、零售的数字化程度远不如中国，原因在于欧洲原有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很好，比如国外信用卡的普及率很高，导致他们对电子支付的需求相对较小。
陈永伟表示，中国本来在这些领域的发展相对较慢，因而正好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实现了弯道超车。“应当承认，在技术创新上，我国和西方国家还是有差距的，很多关键性的数字技术创新依然来自西方国家。但是，我们有天然的规模优势，能让这些技术发展出很多在西方难以发展的商业模式。这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的一个原因。”
中国数字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规模优势和消费者组成的关键驱动力。这些因素对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至关重要。
“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是原始创新驱动的，而中国恰恰是凭借着庞大的用户数、庞大的场景、庞大的在C端的应用创新和平台搭建并发展起来的。”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数字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消费金融论》作者刘洋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提到，防疫隔离和复工复产的两难境地，恰恰是数字经济新业态利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最好时机。
在中国，国家层面和省市层面均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旨在促进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发展;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中率先建立数字经济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