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就这里了。”负责人事的姑娘话音刚落，人已转身向前走去，丢下我一个人，肩上挎着一包行李，手里大袋小袋提着生活用品，不知所措地站在一间编号 206的宿舍门口。
　　这是 1994年，距离高考结束不过一周，因为家境不好，急于赚些学费的我只身南下广东，在老乡的介绍下，在一家玩具厂，找了份喷油的工作。
　　206宿舍里放了八张上下铺铁床，满满当当住了十六个人。我第一个混熟的，是睡我下铺的徐姐。她来自贵州山区，只比我大三岁，却已出来打工四年，还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第一天上班，因为不会力道均匀使用喷枪，我的右手上起了四个血泡。第二天，其中的三个血泡破了，一沾水便生疼。当晚，当我在冲凉房里一边埋头搓衣一边不断咧嘴时，徐姐恰好从我身边经过，见状一把抄过我的手，然后就像我妈一样大惊小怪说：“你是不是傻了，手都这样了，还在洗衣服！”不顾我一再拒绝，她抢过我的衣服，麻利搓洗起来。我只得站在旁边，不顾她一再驱赶，坚持陪她洗完那些衣服。
　　厂里实行计件制，一个玩具要分成N道喷油工序，当然不是每道工序的难度都会跟其工钱画上等号。一周后，等我终于能娴熟使用喷枪，手上的血泡化为新茧时，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拉长的身边永远围着那么多人。虽然定夺工钱多少的是主管，可是分配谁操作哪道工序的才是拉长。我还发现，在围着拉长转的人中，徐姐总是笑得最夸张，声音也是最大的。
　　一天在食堂吃饭时，徐姐突然问我：“为什么你从不主动跟拉长说话？”我很心直口快说：“我平生最讨厌拍马屁了。”徐姐便叹了一口气：“你现在还年轻，有个性……迟早有一天，你也会变成一颗圆滑的石头。”
　　没过多久，徐姐生了一场病。没人知道她生的什么病，因为她嫌医院的费用贵，又不肯请假休息（按照厂里的制度，休息不仅没工资，还要扣光全勤奖）。我便经常在夜里，突然被下铺传来的急骤咳嗽声惊醒。那种咳嗽到了高潮时，总让我产生一种徐姐会不会就此离去的恐惧。然而到了白天，虽然徐姐的脸色憔悴得厉害，但她做事的速度依然不输任何人。她一天的工钱，永远是我三四天工钱的总和。
　　跟徐姐相处久了，我还发现了她的一样本事，不管我们跟她聊到什么话题，她仿佛都能扯上自己的孩子。而当我们中的某人终于肯跟她聊到她的孩子，她的精神便会一振，便连她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欲，也会变得跟受训过的演说者一样具有感染力。
　　一天上班，保安室突然通知有电话找我，原来我的高考分数出来了，还考了个挺高的分数。这让我的心情终于好起来，在这之前，我经常正在做着事，便会突然停下来，然后充满痛感地假想我的某个同学此时正在悠游度假。
　　那段时间，徐姐也跟我走得格外近。她经常一页一页仔细翻看我床上的院校指南，还用明显深思熟虑过的口气，向我咨询有关高考的事情。她因为家里穷，只读完了小学。她说以后就算讨米，也要供自己的两个孩子上完大学。
　　当然，我和徐姐还有许多值得说的事情：当我领到人生的第一笔工资时，兴奋到非请徐姐出去开荤不可，她却不仅陪我开了荤，还巧妙买了单；有天晚上，徐姐拉我出去消夜，我陪她去了，才发现拉长在那里——也是自这天起，拉长再给我安排的工作，明显比从前更轻松也更挣钱……
　　在那家玩具厂，我待了不足两月。我离开那天，徐姐抓着我的手，让我以后一定给她写信。我答应得好好的，却在之后总是因为种种事，再没跟她发生联系。
　　但那年夏天的打工经历，始终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每当我在生活中遭遇低落时，我会告诉自己，就在我身边，在我看不见的角落里，还有许多活得比我更卑微的人，他们在坚忍地生活着。
　　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事情：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世俗、圆滑的人——这样我能更轻易通过那些狭窄难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