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广西南丹发生矿难后，当记者问及矿工“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恨不恨矿老板”时，他们竟然说：“不恨，其实矿老板是个不错的人。”那么，黎东明这个矿老板到底“不错”在哪里呢?矿工们认为：黎东明不喝酒、不抽烟、不搞女人，生活非常俭朴，他关心人，给家境特别贫困的民工发补助款，还为社会做了不少好事。谈到事故，矿工认为，井下冒水，这是天灾，黎东明又有什么办法?再说，出事后，矿老板按协议赔了款。一位贵州民工甚至以羡慕的口气这样说道：“两万块够可以的啦，我们干一辈子还赚不来这么多钱呢!”而今年7月发生在广东的兴宁矿难，其矿主曾云高也是个“慈善家”，也“为社会做了不少好事”。我不知道兴宁矿工及其家属是否恨曾云高，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些年随着赔偿金的提高，一些矿工在金钱面前昏聩了头脑。贵州一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后，和南丹那位贵州籍矿工一样，有人对死者家属得到4万元抚恤金表示羡慕。许多家庭死了人，听不见哭声，只有一片争夺抚恤金的吵骂。频繁的事故，不仅无情地吞噬着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撕裂着一个个完整的家庭，破坏着脆弱的生态，也扭曲着人们的道德观念：生命诚可贵，亲情亦重要；若为金钱故，两者皆可抛。
　　而在一些地势偏远的小煤矿，居然出现了一种闻所未闻、前无古人的罪恶勾当：嫁死。所谓“嫁死”，就是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漂亮姑娘和少妇，通过一个类似婚姻介绍所的地下组织“牵线搭桥”，把自己嫁给矿工，给他买一份分期付款的意外人身保险，然后一边诅咒一边等待他的死亡。为了提高成功率，她们在选择行骗对象的时候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矿工所在矿山的事故发生率要高；二是赔偿金要高(至少四万元以上)，矿老板讲诚信，人死必赔，不打折扣。这无疑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惟一的风险就是对方不死或者死得太迟。一般情况下，“丈夫”两年不死，“妻子”就会自行失踪，另找目标。
　　2003年12月，重庆开县发生井喷。之后不久，当5000万元的巨额赔款突然降临在人均年收入仅1600元的穷山村；当一个个纯朴的山民突然面对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的诱惑时，原有的人际秩序、道德构架几乎一夜之间溃乱塌陷：孤儿和孤老成为亲属(凡沾点亲带点故的统统蜂拥而来)抚养和供养的抢夺对象，甚至一些浓妆艳抹的暧昧女人也闻讯而来，表示要嫁给那些男性孤老。亢奋的人们谈论最热烈的，已经不是哪家最惨，哪家死人最多，而是谁家拿了多少钱或者获赔最高的是哪家，几乎人人都流露出艳羡不止的神色。
　　道德是最昂贵最坚韧的金属，在金钱面前却不堪一击。金钱稍一用力，道德就被扭成麻花，这是多么可怕的扭曲!更可怕的是，公众开始厌倦此类报道，对少则几十，多则上百条生命消失逐渐习惯，只有那不断提高的赔偿金多少还能引起他们的谈兴。有钱钱当命，没钱命当钱，当生命完全折合成人民币，到底是在漠视还是在重视生命?
　　
　　（玉 梅摘自《杂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