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韩石山先生写了一篇宏文，叫《山西的文脉》，在网上广为流传。此文虽说是梳理八九十年以来山西的“文脉”，就许多读者所见，却是为资格甚老的马烽“正位”，于是，叫好者有之，不屑者也有之。韩老师有雅号“文坛刀客”，他的文章就是这样，或嬉笑怒骂，或剑走偏锋，诚如老杜所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此文在网上激起波澜，也是很自然的事。我不研究当代文学，无发言权，但是，韩老师是当事人，过来人，其中所言，或许有理。
　　我想《山西的文脉》的初衷，在于梳理现当代山西文坛的文脉，就像一条河，从哪里来，流经哪里，流向哪里。这是很有必要的，但需要功夫，以及经历，见识。这些我都没有，却偶然联想到了最近一直怀想的“文宗”这个词。
　　这二十余年，从事图书出版，从书本上看到许多了不起的文人，也亲历了各色文人，自命清高者有之，狂放不羁者有之，虚怀若谷者更有之，见识既广，感慨就多。回首一想，文人圈，也是社会生态，有大树，有小草，虽各怀其心，其所必将名归，不必认真。只是大树通天，摩霄接天者，实在太少。这样的文人，或许可称为“文宗”。诸如统帅“建安七子”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柳宗元，慧眼识英才，拔起眉山“三苏”的欧阳修，“偶倡优而不辞”的关汉卿，高举“性灵说”的诗人王士祯，清华大学的四大教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等。那真是其从如云，天下归心，令人怀想不断的风景。
　　中国古代文化人的价值追求，是所谓“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若以立言论，则所谓“文”似不限于文学的意义，故“文宗”也不应该限于文章之士，要扩展到整个文化史上观察才好。且“文宗”必与立德、立功相关，无德或无功者，绝不可妄称文宗。
　　于是，归到正题，且说山西的文宗。
　　历史上，山西可称为“文宗”的大人物，远不如山东、河南，甚至不如河北，近不如江浙，甚至不如湘鄂、八闽。但是，山西文化史上的影响巨大的人物，也绝对是可圈可点的。不信，且先试予罗列：
　　春秋时候，“设教西河”的卜子夏（或说为孝义人）；
　　战国末期集儒法大成的荀子（或说为安泽人）；
　　汉末郭有道（介休人）；
　　晋代文豪兼学者郭璞（闻喜人）；
　　隋代大儒王通（河津人）；
　　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永济人）；
　　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夏县人）、四朝宰相文彦博（介休人）；
　　金代文豪元好问（忻府区人）；
　　元代杂剧领袖关汉卿（运城人）；
　　明代理学家薛瑄（万荣人）；
　　清代初年学者、书法家傅山（阳曲人）；
　　民国时期郭象升（晋城人）、常赞春（榆次人）、柯璜（浙江黄岩人，客居太原三十年）。
　　至于当代，则有侯外庐（平遥人）、王瑶（平遥人），以及“太原三老”（姚奠中，稷山人；张颔，介休人；林鹏，河北易县人，客居山西六十年）。如上所列，各代皆有文化巨人。至于是否堪当“文宗”，则有待论列。
　　前言，所谓“文宗”，须于文章之外，有大德相配，或有事功在身。其实，居于“宗”的地位，理应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且有追随者附丽于后，产生团体，影响广泛、泽被后人，恰似胡杨树，即使倒下，也是千年不朽。如曹操父子之于“建安七子”，韩柳之于唐宋以后文章，“二程”之于宋明理学，等等。基于此标准，上列古代晋人，差可称为文宗。其中生于晋，长于晋，为学于晋，泽被于晋者，远古不可详考，近而确者，可举郭泰、王通、元好问、傅山、郭象升论之。
　　郭泰（128—169），字林宗。他生当东汉末年，其时，地方豪强并起，割据纷争，朝中则是宦官集团与士人集团激烈斗争，皇帝大权旁落。郭泰少小家贫，却能矢志读书，又求学于成皋屈伯彦门下，识得天下大势。当他在太学读书时，是太学生的领袖，人品才学，冠于一时。当时名士李膺，人望甚高，对郭泰一见如故，说，郭泰是“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鸟之凤凰，羽翼未翔”，天下读书人，“未有如郭林宗者”。因此，郭泰随即名震京师，人称“有道先生”。郭泰洞察世事，不就官府征召，以教育为任；针对朝政腐败，敢于褒贬，扬清激浊，一语既出，时人尊尚如圣言。《世说新语》“德行第一”记载了郭泰的言行：“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谒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当时品评时人，往往以郭泰所言为准。他的著述无多，有一卷，论取士之本，已经遗失。郭泰去世，年仅42岁，举世惜之，前往送葬者，有千乘之多，想来，那是一个浩大的场面。大儒蔡邕为郭泰撰写墓碑，极尽赞扬之能事，并说：“我一生撰写碑文无数，大多为虚饰之词；惟郭有道碑文，文符其名，毫无愧色。”因此，郭泰的碑刻，成为后世极端重视的文物。后周时，诏毁天下碑，惟明令郭泰之碑予以保存，可知在亂世里，也知道郭泰是完人，不可遗失典型。清代初年，旧碑已遗失，傅山先生专为重写重刻，流传至今。可见郭泰虽无文章传世，去世也早，但以其人格高尚，影响千年而不衰，自然可称“文宗”。
　　历经六朝丧乱，隋朝建立。其时出现大儒王通。他生于公元584年，卒于公元617年，几乎与隋代相始终，仅活了33岁。王通的弟弟是王绩（589—664），其孙是王勃（约650—约676），都是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王通的生活经历、及其著述却是扑朔迷离。王通以乱世之后复兴儒家文化为己任，著述有《续六经》，言“皇纲帝道”，其门人董常、薛收等又将其言论收集，成《中说》。他的名气很大，时称“王孔子”，后称“文中子”。据说，他15岁时，已经收徒讲道，又进长安，觐见隋文帝杨坚，企图贩卖帝王之学，然不被重视，随即返回龙门，专心讲学，聚天下英才而授业。从《中说》可知，隋唐之际，杨素、薛道衡、房玄龄、魏征、杜淹、温大雅、李靖、陈叔达等名臣，都是王通的弟子。一般而言，老师年龄必大于弟子，最少大部分弟子小于老师，奇怪的是，以上弟子，绝大部分年龄大于王通，至少相当。这要么是王通实在是学问了得，这些大龄青年甘愿自投门下，从他学习“王佐之学”，要么是整理《中说》的人有意夸饰，将他的弟子阵营扩大，借机抬高老师的名声。据范文澜考证，王通的儿子王福郊、王福畤编了杨素、苏夔、李德林晋见王通的事，而李德林在晋见的这一年就去世了。这一年，王通多大？只有8岁！所以，范文澜认为王通一家是想疯了要做圣人，故不惜作伪，欺世盗名。这种观点自古及今，不绝如缕。且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隋书》竟然不给情面，为这位显赫如圣人的当世大家作传。所以，就王通是否堪称一代文宗，历史上形成严重对立的两派。以我看之，王通应该是一位通儒，设帐讲学，形成河汾学派，对隋唐的文化崛起起到推动作用。但是，王家及其门人，态度不老实，王通其德有亏，反而影响了王通的历史地位，不配作为当时的文宗。 　　再说金代文学家元好问。他是金的文臣，地位并不高，而以文学冠时流。金末丧乱，元好问等人被迫为乱臣贼子崔立写歌颂的碑文，后世认为有亏名节；入元，元好问又上书时相耶律楚材，推荐金末名士，以图保全他们。这些举动，后世一直争论不休。其实，退一步想，在金元时代，汉人仕金仕元，都在“异族”统治之下，已经无所谓气节。而从民族融合，保存、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保护士人的角度看，元好问都是从大局出发的。他尤其爱才，郝经、白朴，都是其弟子，而金代遗民组成的“河汾诸老”，更是奉他为宗主。所以，后世评他为“一代宗工”，并无疑义。
　　傅山是无可置疑的山西文宗，在此可以不说。但是，傅山距今四百年间，对山西文化及山西文人影响巨大，无出其右，不得不说。如若不讲，就好似数典忘祖；若要说，却是人尽皆知，真是困难。我以为，对傅山，首先有个尊重的问题，至今民间，对于这位先贤，多半仍然称“傅山先生”，就像我们对当下的文化名人如姚奠中、张颔、林鹏等称先生一样。因为，山西的文化人，自清代以来，受傅山先生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傅山先生是一个全才，诗文、书画、拳术医道，无所不通，而他最大的学术成就是诸子之学。现在，文人之中，受惠最大的却是书画，那百姓生活中，受惠最大的是他的医术。但是，我以为，傅山先生对今人影响更大的应是他的为人。他的不屈的精神，他的所谓的“山林气”，感动到所有知道他的人。他甚至谈到作字，告诫“作字先作人”。他最反对有媚骨的人，宁肯不学赵字，并且主张“宁拙勿巧”，就是不惜走极端。可惜，我们现在，四平八稳的人太多了，有点对不起傅山先生。
　　最后说郭象升。他是晚清的举人，山西大学文学院的掌门人之一。辛亥革命的时候，以至后来，许多膾炙人口的檄文，都是他起草的。郭的著述很多，对中国传统文化，可称通才。据说，高傲自信的大文豪钱钟书先生，在他的《管锥编》，唯一赞扬有加而无贬词的饱学之士，就是郭象升。其实，民国中期，在旧学方面，郭象升看上眼的，也为数不多。而且，时至今日，谈到郭的深如大海般的学问，无不赞叹。仅其《文学研究法》，现在仍然在各地再版，影响之长，罕有其匹。在世人眼里，郭是可称文宗的最佳人选，却配不得。因为他长期被日军招纳，作了汉奸文人。人们可能为他的遭遇可惜，却无法改变事实。他距离我们太近，他的做汉奸文人的历史无法被遗忘。
　　说到现在，就联想到韩石山先生的有关“文脉”的文章。但是，我还是以为，现在谈同时代的人，奉为“文宗”，是否判断过早。即使这样，丝毫不损伤赵树理、马烽等先生们对山西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更多的视野，应该放得长远而阔大，这样，有利于山西文化的健康发展。所以，历数山西古代的文宗，实际上就是追寻山西的文脉，正所谓“慎终追远”，“不离其宗”，是大有益处的。
　　张继红，1960年生。原平人。研究生学历。现任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主持出版《民国笔记小说大观》《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三晋石刻大全》等大型丛书。专业著作有《吴昌龄刘唐卿于伯渊集》《陶渊明集》等古籍整理成果。目前参与主持山西省大型文献整理出版工程《山西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