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中国的外交界却出现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当南京国民政府孙科内阁决定迁往广州,并且照会各国使馆也跟随政府迁往广州时,一向与国民政府亲近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及其使馆的主要工作人员并没有离开南京,只是派出了一小部分工作人员随国民政府迁往“临时首都”广州,而一直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蒋介石视为中共“后台”的苏联却遵照国民党政府的建议,指示其驻华大使罗申将大使馆随同国民政府一道迁往广州。
　　
　　诸说纷纭的解释
　　
　　对于苏联大使馆为什么会跟随国民党政府南下广州,而不是在南京等候与中国共产党的会合,历来史学界存在着多种说法。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苏联大使馆南迁广州完全是为了“不给美国武装干涉中国以借口,是打算以自己的行动带动其他国家的外交使团撤离长江一线,为解放军南下排除外交障碍,是为了防止美国以保护在华利益和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名进行军事冒险”;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苏联大使馆南下广州是完全为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外交行为,主要是为了维持雅尔塔协定之后苏联在中国所取得的利益。
　　随着俄罗斯政府相关档案的解密,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日趋明朗化,但是至今也没有形成定论,仍是一个尚待破解的外交之谜。
　　
　　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国民政府败逃广州
　　
　　1949年,南京城已经是危如累卵,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武装力量,基本肃清了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势力(除新疆、甘肃等少数省份还未解放)。此时人民解放军陈师百万、饮马长江,随时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早已人心涣散,虽然有长江天险以及海军和空军的绝对优势,但腐败的政府对自己的军队早已失去了信心,呆在南京城里的每一个官员都知道南京是守不住的,而现在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便是将首都迁往广州———这个曾经是国民党发家的地方。1949年1月18日,国民政府通知各国驻华使馆,政府将在21日由南京迁往广州,并要求他们一同前往。苏联政府答应了这一要求。苏联大使罗申遂率领使馆的大部分人员于1月30日和2月2日分两批迁到广州,其余21人在参赞什巴耶夫领导下留守南京。捷克和波兰等使馆随同苏联一起行动。但美国国务院却训令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继续留在南京,采取“观望”政策,派公使衔参赞克拉克前往广州。其他西方国家也效仿美国,将他们的驻华使节留在南京。
　　
　　苏联计划落空,国民党希望破灭
　　
　　苏联驻华使馆到达广州后,同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地方当局官员保持着类似以往的外交接触。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他们最希望苏联大使馆能在苏联政府的授意下,积极推动国共之间和谈,以推迟其失败的步伐;而对于苏联政府来说,将苏联大使馆迁往广州,无非有两方面的事情要做,即继续与中国共产党秘密保持联系以及继续与国民政府就新疆地区的经济贸易进行谈判,以期获取在新疆地区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双方如意算盘都没能得逞。面对国民政府的协调请求,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这样回答:“中国国内冲突的和平谈判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应当排除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是最好的。苏联人民从自己的方面愿意看到在中国尽快实现和平。”尽管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正处于逃亡和大撤退时期,因此使馆在广州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也极其有限。到5月31日,也就是在上海解放后,罗申低调地由广州返回莫斯科,以至于在广州的国民党媒体对此也未做相关报道。
　　罗申离开广州后,使馆一切事务均由公使瓦西科夫负责。1949年6月间,广东和香港媒体纷纷报道国民党政府将在近日由广州撤离到重庆的消息,这令苏联驻华使馆再次感到恐慌。为证实这一消息的可靠性,瓦西科夫求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西亚司司长卜道明,卜道明回答说:“政府的确通过了迁至重庆的决定,现在已向那里搬迁各种政府机构,但最近不可能正式宣布上述消息,这主要取决于军事形势的发展。”6月11日,即在瓦西科夫同卜道明见面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瓦西科夫做了如下通报:“鉴于战线向广州逼近的危险,政府决定将主要部门和行政院迁至重庆。这些机构的撤离已经正式开始,但广州仍作为政府所在地保留。政府宣布撤至重庆只是在军事行动方面对广州造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经请示莫斯科,瓦西科夫决定带领一部分人员随广州政府西迁,但由于重庆方案未得到落实,苏联驻华使馆也就没有再离开广州。苏联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期间,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外交上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关系。尽管国民党方面对苏联支持中共的做法一直不悦,但彼此心照不宣,也未提出过正式的反对意见。但在刘少奇使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政府同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政府签订的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还是令国民党政府感到愤怒。8月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公使瓦西科夫并就上述事件提出抗议。叶公超指出,中国政府从来都是本着维护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立场,并最后请瓦西科夫尽快将照会内容转告苏联政府。瓦西科夫表示,他立即将照会的内容和部长的口头声明转告莫斯科。但苏联方面明知理亏,遂采取回避问题的办法处理此事,对上述照会一直保持沉默,不予回答。这种沉默一直保持到1949年10月2日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艰难撤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外交关系的命运。在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苏联政府同时宣布与阎锡山领导的国民党广州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苏联政府的这一外交举动完全激怒了国民政府。10月4日,叶公超约见瓦西科夫,向其宣读了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政府照会的答复,指责苏联方面违反1945年条约,应对外交关系的破裂负全部责任。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指责,瓦西科夫保持沉默,不发表任何意见。10月5日,国民党政府照会的内容被刊登在广州的报纸上。由此,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彻底地断绝了外交关系。由于苏联政府已经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那么,苏联驻广州的大使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为此,苏联大使馆的人员撤离广州一事也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尽管叶公超在同瓦西科夫会面中答应将为苏联使馆人员撤离提供帮助,但在具体办理过程中,国民党政府方面却要求苏联使馆人员撤离应在莫斯科国民党政府外交人员撤离之后。因为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使馆的外交人员不想去北京,而是想去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苏联驻广州使馆工作人员作为人质,保证国民党外交人员能顺利返回台湾。苏联使馆人员30人,包括儿童和家属在广州经历了为期一周足不出户的漫长等待,甚至连生活食品都是由广州当地的俄华后裔叶夫达季莫夫帮助购买的。到1949年10月10日,苏联使馆人员终于获得了离境签证。但好事多磨,英国驻广州总领馆却以香港当局担心苏联船只通过珠江口时会遭到士兵和海盗的袭击为由,拒绝向苏联使馆人员发放中转香港的签证。为此,苏联政府通过外交渠道与英国政府取得了联系,请求其迅速发放其使馆人员通过香港中转的签证。苏联政府的请求很快得到英国方面的响应。1949年10月12日,英国驻广州总领馆不但向苏联使馆全体人员发放了外交签证,而且派卡车将使馆人员送到广州白云机场,再由那里乘飞机至香港,与前来接应的苏朝联合船务公司船只会合。苏联使馆人员在前来接应的船只上等待数天后经南中国海,在渤海海面开始了漫长的航行。由于对途中的情况估计不足,轮船在航行中煤和水等供给材料短缺,轮船及使馆人员被迫在大连稍事休息后继续前往天津。由于当时天津港没有能力接纳3000吨吨位的轮船,所以轮船最后只好停泊在海河出海口6公里处的塘沽新港。在塘沽新港,苏联使馆人员直接换乘等在那里的火车,于1949年10月30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30天安全抵达了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北京。
　　苏联大使馆南下广州这一历史事件已经过去60年了,在这60年里,中苏(俄)关系一直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苏(俄)之间既有对抗也有合作,历史已经证明双方只有合作才能共同发展,而对抗只能使双方受到更大的损失。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相信在新的国际环境背景下,中俄之间一定会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使得中俄关系朝着更加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