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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22日,仍受台风影响的南京城骤雨初歇,难得一个清凉天气。龙蟠路上的南京国展中心门庭若市,作为2006年江苏高考招生的最后一役,“江苏省2006年高考第二次志愿填报咨询会”在此举行。门票10元一张,时有“黄牛” 游走其间。面对江苏省30万尚未填报志愿的高考学子,几十家踌躇满志的独立学院为争夺生源,与纯民办学院、专科院校在此展开一场PK战。
最终的胜负要看数据,但当日至少在场面上,独立学院已经赢了。同为第二类招生院校,以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东南大学成贤学院为代表的独立学院门前人头攒动,而在纯民办学院与专科院校这边,尽管前来问询的亦不乏其人,但许多人只是打听个分数线罢了。
一位高考分数528的学生说:“我不懂什么叫独立学院,但这好歹是个本科, 我也就比二本线低了十几分,为什么要去读大专？”而另一位有志于报考东南大学成贤学院的学生家长也说:“它毕竟是东南办的,总要比其他的好些吧。”
8月6日,各校分数线陆续划出,第二类招生院校中排在前九位的都是独立学院,其中东南大学成贤学院与南大金陵学院以538分并列夺得榜首,直逼二本最低投档线542。而从招生人数上看,2004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招生298人,2005年588 人,2006年计划950人,逐年近乎翻倍的数字正昭示了眼下独立学院的如日中天。7 月17日出版的《凤凰周刊》,以《郑州升达学院文凭“变脸”风波》为题,对6月 16日该院校方与学生发生冲突的事件进行了大篇幅报道。但这并未能阻碍独立学院的如虹气势,人们不禁要问,独立学院何以如此“笑靥如花”？它们又能走多远？
教育产业化催生独立学院
独立学院的前身为民办二级学院,是一种学校作为“二级单位”隶属公办高校之下,吸收社会和私人资金,并按培养成本的全额收取学费的办学模式。无论是允许民办投资,还是全额收取学费,独立学院的这些特征,都是教育产业化的重要标志。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促进经济发展手段”的论断,中国各个行业开始借力于市场寻求发展机会,教育也被推到了市场的前沿。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明确将教育列入第三产业,并强调教育应以产业式体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发展原则。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民办教育机构南洋学院于1993年成立,虽然没有法律保障,民间资本靠教育盈利还是成为一种默许行为。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席卷东南亚,从风暴中挺过来的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在可供选择的消费热点中,汽车、住房、旅游在短期内都难有作为,重担落到了教育头上。1998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的汤敏,提出了扩大大学教育的建议。他的理论是,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
这就是后来饱受时人诟病的“教育产业化”的最初构想。其后的每一年里, 中国高校招生总人数都像野草一样疯长。按每年本科40%的招生率计算,到2020 年,全国本科生总量将净增680万,相当于再增加680所万人本科大学。办校所需的巨大基础性投入,显然不是国家每年不足4%的教育经费可以支持的,引进民间资本成了必然的选择,而如果允许教育盈利,利润也可想而知。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在法律对教育盈利含糊其词的当口,公办大学或与民间资本结合,或与地方政府合作,于世纪之交掀起了一场 “名校办民校”的“圈地运动”。以江苏为例,1998年江苏省有38所高校举办了43 个民办二级学院,吸纳社会资本10亿元,占地6000亩,校舍117万平方米,教学仪器1.77亿元。
这似乎说明,谁也无法抵挡资本逐利的本性,而在其背后,教育产业化正登堂入室。2002年年底,《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颁布,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或个人出资兴办学校,并且规定“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虽然未明确提及“教育产业化”几个字,其涵义昭然若揭。包括民办二级学院在内的民办教育,终于拿到了“通行证”。
不久后的2003年4月23日,为了解决民办二级学院体制含糊不清、产权归属可左可右、法人身份难以明确、挤占国有资源等问题,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明确要求民办二级学院独立,成为具有独立的校园和基本办学设施、实施相对独立的教学组织和管理、独立进行招生、独立颁发学历证书、独立进行财务核算、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办二级学院。
虽然由于“先天不足”,沦为教改“怪胎”的独立学院还是“呱呱落地”了。至 2006年5月26日,国家教育部核准认定的独立院校已达313家。
独立阵痛,乱象丛生
按照国家规定,独立学院校园占地面积不少于150亩,教学行政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4万平方米,图书不少于4万册。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由于独立之前学院有公办大学的支持,可以靠挤占国有教学资源“维持生计”,为尽可能缩小成本、减少投入,有些独立学院在硬件上一直没有建设合格。
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中国银行旁的,曾是一家独立学院。全校由一家占地面积不超过80亩的宾馆改造而成。全校只有一座两层二十间教室不到的教学楼,一个至多容纳100人同时就餐的食堂,校学生会挤在一间几十平方的小屋内。更为甚者,图书馆位于一幢男女混住的宿舍楼一楼,全馆内部只有6个书架,藏书量不超过1万册。
校门外就是喧嚷的马路,因为没有体育馆,该校十几名学生顶着太阳在只有四个篮球框的操场上打篮球、踢足球,对于他们,享受应有的大学校园只是个奢望。就读三年后,该学院尤同学望着校园,回想当年填志愿时的情形,饶有兴味地说:“当年看学校简介上的校园景区图,照了半幢几十层高的楼进去,以为那是教学楼,心想条件应该不错,结果跑来一看才知道,那其实是学校旁边工商局的楼！”
其次是师资问题。由于成立时间短,独立学院的老师大多是外聘的,一部分来自“母体”公立大学,一部分由在校研究生组成。来自公立大学的教师,职称过硬、教学经验丰富,但由于本校的教学工作已经相当繁忙,一般都是照搬教学内容。而来自他校的研究生,一方面由于学业紧张,一方面由于资历不够,加之与学院之间没有正式的合同关系,在教学方面很难有所建树。这边学生抱怨“研究生教师不过是照本宣科”,另一边授课学生也承认“我来只是想赚个生活费”！
而在学院内部,专职老师队伍不但人数少,且很不稳定。问及中途辞职的原因,一位曾经在某独立学院任教的老师反映,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十分短缺,自己教学能力也不够,“连教师资格证也没有,再教下去,实在对不起学生”。而另一位仍在独立学院里教学的年轻老师也透露,她在学校里干了快8个月了,“别说‘三金’,到现在连正式合同的影子也没看到”,等这个学期结束,她肯定是要另谋出路的。
问题远不止于此,2003年颁布的《意见》有两项重要规定,要求独立学院独立招生和独立颁发学历证书。谁都知道,这是自断脐带的事,怎会心甘情愿？既然不能明着对抗规定,只能打“擦边球”了。
7月22日的南京国展中心里的“江苏省2006年高考第二次志愿填报咨询会”上,独立学院都在“耍花腔”。一面强调自己的公立大学背景,称“传承百年名校优秀办学传统”。一面将母校教师混同本校正式编制,说本校“教授和副教授占 50％（或70%、80%）以上”。有的还将公办大学的硬件设施划入自己的名下。在江南大学太湖学院的招生简章上,一座气势如宏、与该学院一墙之隔的江大教学楼,被暗示成了该学院自己的。
虽然当日独立学院与其他三本院校坐在了一起,但是,打着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些公办大学的旗号,他们显然更有底气。所谓独立招生,仍不过是“水中望月”罢了。
在颁发证书方面,据7月17日出版的《凤凰周刊》披露,6月16日郑州大学升达学院校方与学生发生冲突的导火索就是该校违背入学时的承诺,要颁发印有 “在本校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某某专业学习”的独立毕业证书。
类似的情况在各省的独立学院中都存在,事实上,如果不是当初承诺给与公办大学毕业生一样的毕业证书,独立学院在崛起的头几年,不可能有滚滚生源。据南大金陵学院2001级一名学生透露,当初他们班很多人都是冲着名校牌子,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报考该学院,所以高考分数并不低,有人甚至超过二本线几十分。而如今教育部门严抓《意见》中的“独立颁发学历证书”的规定,升达学院的冲突事件又大白于天下,独立学院真的不敢再给假承诺了,开始宣传“学位证书”的概念。
在7月22日的会场上,江南大学太湖学院贴出了该校某毕业生的两张证书复印件,一张是毕业证书,一张是学位证书。招生人员解释说:“我们的毕业生的毕业证书上盖我们学院的章,但是只要符合条件,可以拿到和公办大学一模一样的学位证书。”这话听来实在诱人,试问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高考学子们,有几个弄得清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的区别呢。
前途叵测,谁成牺牲品？
独立学院暴露出的种种问题,绝不是简单的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明眼人早已看出,独立学院是以牺牲教育公平、背离国家教育宗旨为代价的,绝非长久之计。而就其本身来说,在“独立”问题上如此底气不足,也直接反映了其前途之叵测。
学院真正独立后,首先面临的是生源问题。过去的独立学院躲在公立学校的围裙下,对外宣称自己是公立学校办的,不管事实如何,公立大学的品牌对高考学子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试想如果北大、清华也各办一所独立学院,对外打着北大、清华的大旗,生源能差吗？但独立后,招生必须靠自己的品牌与实力,独立学院不但因为建立时间短,在声誉、文化、硬件设施上无法与公办大学媲美,一年1万－1.5万元的高昂学费,也一直让众多学子望而却步。近几年由于扩招大势,学院生源情况良好,但到2008年后扩招热潮淡去之后,情况就很难说了。
其次是管理体制的问题。从上个世纪末至今,独立学院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笔丰厚的固定资产。但
据某省教育部门2004年的检查结果,该省30多所独立学院经土地管理部门登记核实的土地面积总共不超过100亩。换言之,大量的资产迄今仍然还在投资者的账户上面没有成为独立学院的法人财产。且不说有多少人会乘机中饱私囊,这种无法从法律上确立独立学院拥有自己的法人财产的状况本身,就令独立学院丧失了独立的经济基础。而在管理上,按国家规定,独立学院应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事实上,独立学院要么尚未按规定建立董事会,要么董事会形同虚设。有的董事会人员组成不符合有关法规要求;有的董事会职能越位,直接干涉学校的办学和日常工作;还有的甚至抽调学校办学资金,严重影响学校的正常运行与长远发展。
除去以上二者,最重要的还是钱的问题。虽然说独立以后,学院不再需要向母校支付20%－40%的管理费用,少了不小的负担,但是同样,它们也失去公办大学的名誉担保与品牌价值,当账面已然“四面楚歌”的时候,这种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
从理论上讲,独立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于民间投资、贷款加学费,没有行政拨款。一所在校生1万人规模的独立学院,需要4亿元的基本建设费用,投入相当之大,但资金来源却很单一。“肥水不流外人田”,许多独立学院其实是由公办学校自己兴办的,靠的是由公办大学的名誉向银行担保的“举债兴学”。莫说许多独立学院根本没有民间资本的投入,就算有,他们也是来找合理回报的。投入的时候就谈好了我每年要拿30%左右的利润,根本不会接受负债经营。之前甚至出现过投资商看到学校每况愈下,接近崩溃,直接卷钱跑人的事。想靠民间资本,几近空谈。所以事实上,巨额的基本建设费用令独立学院负债累累,唯一稳定的资金来源还是学费。
独立学院学生的学费数额高昂,等同于教育成本价,培养一个大学生一年所需的所有经费,国家规定为1万至1.3万元间,艺术生可适当调高至1.5万元。以每年在校生1万人计算,学院每年的学费收入至少可逾1亿元,通过扩招,甚至计划外降分录取,还可争取更多的学费,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据一位公办大学的校领导透露,一所综合型大学每日平均开支高达500万元,独立学院虽然规模小、教职工收入相对较低,每日开支仍不可估量,所以学费看似数目巨大,其实并不能产生多少结余,加之巨额贷款带来的高额利息,以4亿元为例,光利息一年就要近2300多万,在国家实行紧缩性宏调政策的背景下,独立学院随时有资金链断裂的危险。而当没有公办大学的招牌为之担保的时候,有多少能安全渡过还贷高峰期？
于是,我们很容易明白独立学院为什么就是拖三拉四,不肯独立了。如果说已然濒临破产的公办大学,最终还可能凭借政府支撑渡过难关的话,那么剪断了“脐带”的独立学院也许只能如南洋教育集团一样,无论当初是如何气势如宏,一旦泡沫破碎,也会就此“香消玉殒”,而这样的恶果,最终要由谁来买单？事实一再证明,无论情势如何不堪,举办人总能“盆满钵满”地全身而退,只有那些抱着毕业证书、被当作产品推上就业市场的学子们,不但要承受母校倒闭的情感创伤,更要为能否收回巨额教育投资而发愁。
时至今日,“教育产业化”的说法早已往幕后淡去,但其实质依然甚嚣尘上, 独立学院就是代表之一。在贫困学子无缘大学、六成应届生无法就业、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的时代里,学生大众已成为赤裸裸的被剥削者,而整个国家、民族也都将为之付出惨重代价。
最终的胜负要看数据,但当日至少在场面上,独立学院已经赢了。同为第二类招生院校,以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东南大学成贤学院为代表的独立学院门前人头攒动,而在纯民办学院与专科院校这边,尽管前来问询的亦不乏其人,但许多人只是打听个分数线罢了。
一位高考分数528的学生说:“我不懂什么叫独立学院,但这好歹是个本科, 我也就比二本线低了十几分,为什么要去读大专？”而另一位有志于报考东南大学成贤学院的学生家长也说:“它毕竟是东南办的,总要比其他的好些吧。”
8月6日,各校分数线陆续划出,第二类招生院校中排在前九位的都是独立学院,其中东南大学成贤学院与南大金陵学院以538分并列夺得榜首,直逼二本最低投档线542。而从招生人数上看,2004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招生298人,2005年588 人,2006年计划950人,逐年近乎翻倍的数字正昭示了眼下独立学院的如日中天。7 月17日出版的《凤凰周刊》,以《郑州升达学院文凭“变脸”风波》为题,对6月 16日该院校方与学生发生冲突的事件进行了大篇幅报道。但这并未能阻碍独立学院的如虹气势,人们不禁要问,独立学院何以如此“笑靥如花”？它们又能走多远？
教育产业化催生独立学院
独立学院的前身为民办二级学院,是一种学校作为“二级单位”隶属公办高校之下,吸收社会和私人资金,并按培养成本的全额收取学费的办学模式。无论是允许民办投资,还是全额收取学费,独立学院的这些特征,都是教育产业化的重要标志。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促进经济发展手段”的论断,中国各个行业开始借力于市场寻求发展机会,教育也被推到了市场的前沿。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明确将教育列入第三产业,并强调教育应以产业式体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发展原则。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民办教育机构南洋学院于1993年成立,虽然没有法律保障,民间资本靠教育盈利还是成为一种默许行为。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席卷东南亚,从风暴中挺过来的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在可供选择的消费热点中,汽车、住房、旅游在短期内都难有作为,重担落到了教育头上。1998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的汤敏,提出了扩大大学教育的建议。他的理论是,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
这就是后来饱受时人诟病的“教育产业化”的最初构想。其后的每一年里, 中国高校招生总人数都像野草一样疯长。按每年本科40%的招生率计算,到2020 年,全国本科生总量将净增680万,相当于再增加680所万人本科大学。办校所需的巨大基础性投入,显然不是国家每年不足4%的教育经费可以支持的,引进民间资本成了必然的选择,而如果允许教育盈利,利润也可想而知。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在法律对教育盈利含糊其词的当口,公办大学或与民间资本结合,或与地方政府合作,于世纪之交掀起了一场 “名校办民校”的“圈地运动”。以江苏为例,1998年江苏省有38所高校举办了43 个民办二级学院,吸纳社会资本10亿元,占地6000亩,校舍117万平方米,教学仪器1.77亿元。
这似乎说明,谁也无法抵挡资本逐利的本性,而在其背后,教育产业化正登堂入室。2002年年底,《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颁布,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或个人出资兴办学校,并且规定“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虽然未明确提及“教育产业化”几个字,其涵义昭然若揭。包括民办二级学院在内的民办教育,终于拿到了“通行证”。
不久后的2003年4月23日,为了解决民办二级学院体制含糊不清、产权归属可左可右、法人身份难以明确、挤占国有资源等问题,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明确要求民办二级学院独立,成为具有独立的校园和基本办学设施、实施相对独立的教学组织和管理、独立进行招生、独立颁发学历证书、独立进行财务核算、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办二级学院。
虽然由于“先天不足”,沦为教改“怪胎”的独立学院还是“呱呱落地”了。至 2006年5月26日,国家教育部核准认定的独立院校已达313家。
独立阵痛,乱象丛生
按照国家规定,独立学院校园占地面积不少于150亩,教学行政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4万平方米,图书不少于4万册。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由于独立之前学院有公办大学的支持,可以靠挤占国有教学资源“维持生计”,为尽可能缩小成本、减少投入,有些独立学院在硬件上一直没有建设合格。
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中国银行旁的,曾是一家独立学院。全校由一家占地面积不超过80亩的宾馆改造而成。全校只有一座两层二十间教室不到的教学楼,一个至多容纳100人同时就餐的食堂,校学生会挤在一间几十平方的小屋内。更为甚者,图书馆位于一幢男女混住的宿舍楼一楼,全馆内部只有6个书架,藏书量不超过1万册。
校门外就是喧嚷的马路,因为没有体育馆,该校十几名学生顶着太阳在只有四个篮球框的操场上打篮球、踢足球,对于他们,享受应有的大学校园只是个奢望。就读三年后,该学院尤同学望着校园,回想当年填志愿时的情形,饶有兴味地说:“当年看学校简介上的校园景区图,照了半幢几十层高的楼进去,以为那是教学楼,心想条件应该不错,结果跑来一看才知道,那其实是学校旁边工商局的楼！”
其次是师资问题。由于成立时间短,独立学院的老师大多是外聘的,一部分来自“母体”公立大学,一部分由在校研究生组成。来自公立大学的教师,职称过硬、教学经验丰富,但由于本校的教学工作已经相当繁忙,一般都是照搬教学内容。而来自他校的研究生,一方面由于学业紧张,一方面由于资历不够,加之与学院之间没有正式的合同关系,在教学方面很难有所建树。这边学生抱怨“研究生教师不过是照本宣科”,另一边授课学生也承认“我来只是想赚个生活费”！
而在学院内部,专职老师队伍不但人数少,且很不稳定。问及中途辞职的原因,一位曾经在某独立学院任教的老师反映,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十分短缺,自己教学能力也不够,“连教师资格证也没有,再教下去,实在对不起学生”。而另一位仍在独立学院里教学的年轻老师也透露,她在学校里干了快8个月了,“别说‘三金’,到现在连正式合同的影子也没看到”,等这个学期结束,她肯定是要另谋出路的。
问题远不止于此,2003年颁布的《意见》有两项重要规定,要求独立学院独立招生和独立颁发学历证书。谁都知道,这是自断脐带的事,怎会心甘情愿？既然不能明着对抗规定,只能打“擦边球”了。
7月22日的南京国展中心里的“江苏省2006年高考第二次志愿填报咨询会”上,独立学院都在“耍花腔”。一面强调自己的公立大学背景,称“传承百年名校优秀办学传统”。一面将母校教师混同本校正式编制,说本校“教授和副教授占 50％（或70%、80%）以上”。有的还将公办大学的硬件设施划入自己的名下。在江南大学太湖学院的招生简章上,一座气势如宏、与该学院一墙之隔的江大教学楼,被暗示成了该学院自己的。
虽然当日独立学院与其他三本院校坐在了一起,但是,打着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些公办大学的旗号,他们显然更有底气。所谓独立招生,仍不过是“水中望月”罢了。
在颁发证书方面,据7月17日出版的《凤凰周刊》披露,6月16日郑州大学升达学院校方与学生发生冲突的导火索就是该校违背入学时的承诺,要颁发印有 “在本校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某某专业学习”的独立毕业证书。
类似的情况在各省的独立学院中都存在,事实上,如果不是当初承诺给与公办大学毕业生一样的毕业证书,独立学院在崛起的头几年,不可能有滚滚生源。据南大金陵学院2001级一名学生透露,当初他们班很多人都是冲着名校牌子,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报考该学院,所以高考分数并不低,有人甚至超过二本线几十分。而如今教育部门严抓《意见》中的“独立颁发学历证书”的规定,升达学院的冲突事件又大白于天下,独立学院真的不敢再给假承诺了,开始宣传“学位证书”的概念。
在7月22日的会场上,江南大学太湖学院贴出了该校某毕业生的两张证书复印件,一张是毕业证书,一张是学位证书。招生人员解释说:“我们的毕业生的毕业证书上盖我们学院的章,但是只要符合条件,可以拿到和公办大学一模一样的学位证书。”这话听来实在诱人,试问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高考学子们,有几个弄得清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的区别呢。
前途叵测,谁成牺牲品？
独立学院暴露出的种种问题,绝不是简单的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明眼人早已看出,独立学院是以牺牲教育公平、背离国家教育宗旨为代价的,绝非长久之计。而就其本身来说,在“独立”问题上如此底气不足,也直接反映了其前途之叵测。
学院真正独立后,首先面临的是生源问题。过去的独立学院躲在公立学校的围裙下,对外宣称自己是公立学校办的,不管事实如何,公立大学的品牌对高考学子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试想如果北大、清华也各办一所独立学院,对外打着北大、清华的大旗,生源能差吗？但独立后,招生必须靠自己的品牌与实力,独立学院不但因为建立时间短,在声誉、文化、硬件设施上无法与公办大学媲美,一年1万－1.5万元的高昂学费,也一直让众多学子望而却步。近几年由于扩招大势,学院生源情况良好,但到2008年后扩招热潮淡去之后,情况就很难说了。
其次是管理体制的问题。从上个世纪末至今,独立学院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笔丰厚的固定资产。但
据某省教育部门2004年的检查结果,该省30多所独立学院经土地管理部门登记核实的土地面积总共不超过100亩。换言之,大量的资产迄今仍然还在投资者的账户上面没有成为独立学院的法人财产。且不说有多少人会乘机中饱私囊,这种无法从法律上确立独立学院拥有自己的法人财产的状况本身,就令独立学院丧失了独立的经济基础。而在管理上,按国家规定,独立学院应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事实上,独立学院要么尚未按规定建立董事会,要么董事会形同虚设。有的董事会人员组成不符合有关法规要求;有的董事会职能越位,直接干涉学校的办学和日常工作;还有的甚至抽调学校办学资金,严重影响学校的正常运行与长远发展。
除去以上二者,最重要的还是钱的问题。虽然说独立以后,学院不再需要向母校支付20%－40%的管理费用,少了不小的负担,但是同样,它们也失去公办大学的名誉担保与品牌价值,当账面已然“四面楚歌”的时候,这种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
从理论上讲,独立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于民间投资、贷款加学费,没有行政拨款。一所在校生1万人规模的独立学院,需要4亿元的基本建设费用,投入相当之大,但资金来源却很单一。“肥水不流外人田”,许多独立学院其实是由公办学校自己兴办的,靠的是由公办大学的名誉向银行担保的“举债兴学”。莫说许多独立学院根本没有民间资本的投入,就算有,他们也是来找合理回报的。投入的时候就谈好了我每年要拿30%左右的利润,根本不会接受负债经营。之前甚至出现过投资商看到学校每况愈下,接近崩溃,直接卷钱跑人的事。想靠民间资本,几近空谈。所以事实上,巨额的基本建设费用令独立学院负债累累,唯一稳定的资金来源还是学费。
独立学院学生的学费数额高昂,等同于教育成本价,培养一个大学生一年所需的所有经费,国家规定为1万至1.3万元间,艺术生可适当调高至1.5万元。以每年在校生1万人计算,学院每年的学费收入至少可逾1亿元,通过扩招,甚至计划外降分录取,还可争取更多的学费,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据一位公办大学的校领导透露,一所综合型大学每日平均开支高达500万元,独立学院虽然规模小、教职工收入相对较低,每日开支仍不可估量,所以学费看似数目巨大,其实并不能产生多少结余,加之巨额贷款带来的高额利息,以4亿元为例,光利息一年就要近2300多万,在国家实行紧缩性宏调政策的背景下,独立学院随时有资金链断裂的危险。而当没有公办大学的招牌为之担保的时候,有多少能安全渡过还贷高峰期？
于是,我们很容易明白独立学院为什么就是拖三拉四,不肯独立了。如果说已然濒临破产的公办大学,最终还可能凭借政府支撑渡过难关的话,那么剪断了“脐带”的独立学院也许只能如南洋教育集团一样,无论当初是如何气势如宏,一旦泡沫破碎,也会就此“香消玉殒”,而这样的恶果,最终要由谁来买单？事实一再证明,无论情势如何不堪,举办人总能“盆满钵满”地全身而退,只有那些抱着毕业证书、被当作产品推上就业市场的学子们,不但要承受母校倒闭的情感创伤,更要为能否收回巨额教育投资而发愁。
时至今日,“教育产业化”的说法早已往幕后淡去,但其实质依然甚嚣尘上, 独立学院就是代表之一。在贫困学子无缘大学、六成应届生无法就业、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的时代里,学生大众已成为赤裸裸的被剥削者,而整个国家、民族也都将为之付出惨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