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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想错了——中国足球人口真的会随着金元注入而大规模增加吗？踢球的中国孩子真的会因为球员的收入高而随之增加吗？连续两个赛季的疯狂投资，让中超联赛史无前例有了那么一点“风口”的样子，但是中国足球能否被吹起来，目前暂不可知，唯一已经确定和显现的现象是，中超球员的收入水平呈现出直线上扬的趋势，在中国经济呈现“L”形的情况下，显得异常另类。有不少舆论预计，只要中超联赛乃至中国足球继续这么发展下去，未来踢球的孩子会越来越多。且慢，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创立二十多年，青少年足球人口的多少，与职业球员收入水平的高低，也许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城市背景球员构筑起当今中国足球
如同中国内部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一样，那些看似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足球培训机构，其空间分布同样是不均衡的，一定是东部多、西部少，城市多、乡镇少。能够有“闲钱”为孩子报名足球培训班的家庭，大多数来自小康水平以上，这就意味着能把“想踢球”转化为“去练球”的孩子更多来自城市而非乡镇，更不是农村地区。
翻看2016赛季中超联赛球员简历可以发现，他们的年龄段集中在1985年至1995年，而且大多来自城市家庭，尤以东北居多（大连市和沈阳市为主），此外还有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以及武汉、青岛等二线城市。似乎，三线城市以下是“缺席”的，更不用说纯粹的农村背景了。这10年间出生的球员，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左右处于学龄阶段，他们赶上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余晖，良好的教育配套在当时的国内教育中处于先进行列，伴随着大规模城市化和教育产业化的洗礼，是“校外兴趣班”的早期受益者。
都说大连市东北路小学是中国足球的摇篮，它之所以诞生在大连而不是西部某个省份，正是因为它有大连市的经济社会条件，那毕竟也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心城市的城市学校，有一批解决了温饱层次的家长群体，愿意让孩子去接触足球，有能力去支付培训费用和装备费用等。纵然辽宁省是足球大省，能踢到国脚级别的球员，也绝对不可能是来自面朝黑土地的农民家庭。有的球员在功成名就之后会忆苦思甜，诉说当年如何贫穷和艰苦，但那绝对不是底层社会的赤贫。
通过近年来的观察，能进入山东鲁能泰山队（一线队/预备队）的球员，大多家庭背景良好，更不乏赵明剑这样的“富二代”。成为顶级职业联赛的球员，都需要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这与家里有钱没钱无关。但是，家庭教育、学校配套、经济水平、城市环境等因素，可以提供乃至创造一些客观条件，激励孩子去发现自己的足球天赋，实现自己的足球梦想。
根据最新消息，在近日刚刚结束的全国U13足球锦标赛决赛中，山东鲁能2：0击败富力足校而获得冠军，鲁能青训又一颗新星何小珂正在冉冉升起。根据鲁能青训方面提供的资料，13岁的何小珂是北京孩子，2010年时曾代表清华附小来鲁能足校参加比赛，其出色的盘带和射门能力，得到鲁能04梯队主帅于超的认可。何小珂随后获邀进入鲁能足校学習。
这又是一位城市孩子有望明日成才的案例。
机会成本决定家长和孩子的选择
在很多地方层面制定的足球发展规划中，扶持和鼓励足球培训机构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但是，足球培训班的增加，真的就会让更多孩子愿意成为职业球员，进而为中国联赛和中国国家队提供更广的选材面？未必！
如今的中国城市已经不是20年前的中国城市，户籍、学区、房价、物价等因素，既是现有城市居民的保护围墙，同时也是外地人跻身一二线城市的门槛。近两年来，“阶层固化”成为挑动城市人神经的敏感词汇，如何能够让自己、让孩子、让家庭实现阶层上行流动，成为很多人思考和追求的所在。
市场经济思维让城市人懂得，每一个关乎家庭和孩子未来的决定，必须要慎之又慎，这其中就牵涉到“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的问题。简单来说，机会成本是指选择做A而放弃做B时，被放弃的B潜在的最大价值。
如果用“机会成本”的思维去观察世界足坛就会解释，为什么巴西球员大多来自贫民窟，为什么球星贝克汉姆有个伦敦东区的背景，为什么NBA球员大部分是黑人……在一个真正阶层固化的社会，或者说，在一个所谓的成熟社会之中，成为职业运动员是底层老百姓实现逆袭的最好办法甚至是唯一办法。
中产阶级/中产阶层之所以被贴上“保守”的标签，更多在于他们倾向于守护其来之不易的资产和地位，而不是什么意识形态。所以，笔者对未来城市家庭会培养和输送更多球员这一点，持严重的怀疑态度。
从儿童时期练球到成年时期加入中超球队，“球员”这个职业理想，其机会成本实在过于高昂，这中间的淘汰率和不可控性实在太高。城市家庭会更加倾向于让孩子接受更加良好的教育，进而在学业、事业、家庭方面实现有序的代际传承和上升流动。
再以鲁能足校的明日之星何小珂为例，作为北京孩子，作为清华附小的学生，他来鲁能足校学习的“机会成本”，一定大于大多数济南城市家庭的孩子，更不用说某个乡镇家庭的孩子。这个道理并不难懂。
未来接班中国足球的孩子会主要来自两个阶层，要么家庭背景优越到即便踢球失败也可以生活无忧，要么家庭背景较为艰苦但是有机会接触到足球教育。
让“穷孩子”接触到训练机会是根本
如前文所述，城市孩子和城市家庭培养出职业球员的“机会成本”是极为高昂的，城市孩子走向职业足球领域意味着放弃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城市家庭一旦决定培养孩子踢球就要冒着“核心家庭”跌出现有社会阶层的危险——一旦孩子无法成为职业球员，多年缺乏普通学校给予的知识积累和技能训练，会让孩子在社会中缺乏就业竞争力，孩子很有可能在成年之后向原生家庭所在的下一层社会阶层流动。对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中国城市家长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结果。
但是，三四线城市乃至部分富裕乡镇很有希望接班一二线城市，在未来成为中国球员的主要输出地。综合中国国情来看，农村地区很难彻底质变其教育质量，三四线城市和一些富裕县级市可以在更大规模和质量方面提高其教育配套设施，让学生们拥有更多接受足球培训的机会。
美国经济学家罗德尼·福特（Rodney Fort）撰文指出，职业队的高薪和大学运动队的入学资格等，会激励某些特定群体。“青年人将增加他们在体育技巧方面的投入，尤其是那些具有最低机会成本的人。那些具有最低机会成本的人将面临更大比例的纯刺激。例如，如果黑人青年持续拥有有限的就业机会，他们会在体育能力方面做最大的投入。除了单纯玩球的乐趣之外，纯收益对他们来说也很高。这是由相对优势导致的显然结果。”
罗德尼·福特进一步指出，“解决的办法是改变那些目前正面临有限的职业选择的青年人，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否则，我们将看到经过越来越多锻炼的运动员，他们很可能都来自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
不过，所有这些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让“穷孩子”有机会接触到足球培训。否则，仅凭一二线城市的孩子，很难在数量上支撑起中国足球的明天。
城市背景球员构筑起当今中国足球
如同中国内部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一样，那些看似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足球培训机构，其空间分布同样是不均衡的，一定是东部多、西部少，城市多、乡镇少。能够有“闲钱”为孩子报名足球培训班的家庭，大多数来自小康水平以上，这就意味着能把“想踢球”转化为“去练球”的孩子更多来自城市而非乡镇，更不是农村地区。
翻看2016赛季中超联赛球员简历可以发现，他们的年龄段集中在1985年至1995年，而且大多来自城市家庭，尤以东北居多（大连市和沈阳市为主），此外还有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以及武汉、青岛等二线城市。似乎，三线城市以下是“缺席”的，更不用说纯粹的农村背景了。这10年间出生的球员，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左右处于学龄阶段，他们赶上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余晖，良好的教育配套在当时的国内教育中处于先进行列，伴随着大规模城市化和教育产业化的洗礼，是“校外兴趣班”的早期受益者。
都说大连市东北路小学是中国足球的摇篮，它之所以诞生在大连而不是西部某个省份，正是因为它有大连市的经济社会条件，那毕竟也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心城市的城市学校，有一批解决了温饱层次的家长群体，愿意让孩子去接触足球，有能力去支付培训费用和装备费用等。纵然辽宁省是足球大省，能踢到国脚级别的球员，也绝对不可能是来自面朝黑土地的农民家庭。有的球员在功成名就之后会忆苦思甜，诉说当年如何贫穷和艰苦，但那绝对不是底层社会的赤贫。
通过近年来的观察，能进入山东鲁能泰山队（一线队/预备队）的球员，大多家庭背景良好，更不乏赵明剑这样的“富二代”。成为顶级职业联赛的球员，都需要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这与家里有钱没钱无关。但是，家庭教育、学校配套、经济水平、城市环境等因素，可以提供乃至创造一些客观条件，激励孩子去发现自己的足球天赋，实现自己的足球梦想。
根据最新消息，在近日刚刚结束的全国U13足球锦标赛决赛中，山东鲁能2：0击败富力足校而获得冠军，鲁能青训又一颗新星何小珂正在冉冉升起。根据鲁能青训方面提供的资料，13岁的何小珂是北京孩子，2010年时曾代表清华附小来鲁能足校参加比赛，其出色的盘带和射门能力，得到鲁能04梯队主帅于超的认可。何小珂随后获邀进入鲁能足校学習。
这又是一位城市孩子有望明日成才的案例。
机会成本决定家长和孩子的选择
在很多地方层面制定的足球发展规划中，扶持和鼓励足球培训机构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但是，足球培训班的增加，真的就会让更多孩子愿意成为职业球员，进而为中国联赛和中国国家队提供更广的选材面？未必！
如今的中国城市已经不是20年前的中国城市，户籍、学区、房价、物价等因素，既是现有城市居民的保护围墙，同时也是外地人跻身一二线城市的门槛。近两年来，“阶层固化”成为挑动城市人神经的敏感词汇，如何能够让自己、让孩子、让家庭实现阶层上行流动，成为很多人思考和追求的所在。
市场经济思维让城市人懂得，每一个关乎家庭和孩子未来的决定，必须要慎之又慎，这其中就牵涉到“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的问题。简单来说，机会成本是指选择做A而放弃做B时，被放弃的B潜在的最大价值。
如果用“机会成本”的思维去观察世界足坛就会解释，为什么巴西球员大多来自贫民窟，为什么球星贝克汉姆有个伦敦东区的背景，为什么NBA球员大部分是黑人……在一个真正阶层固化的社会，或者说，在一个所谓的成熟社会之中，成为职业运动员是底层老百姓实现逆袭的最好办法甚至是唯一办法。
中产阶级/中产阶层之所以被贴上“保守”的标签，更多在于他们倾向于守护其来之不易的资产和地位，而不是什么意识形态。所以，笔者对未来城市家庭会培养和输送更多球员这一点，持严重的怀疑态度。
从儿童时期练球到成年时期加入中超球队，“球员”这个职业理想，其机会成本实在过于高昂，这中间的淘汰率和不可控性实在太高。城市家庭会更加倾向于让孩子接受更加良好的教育，进而在学业、事业、家庭方面实现有序的代际传承和上升流动。
再以鲁能足校的明日之星何小珂为例，作为北京孩子，作为清华附小的学生，他来鲁能足校学习的“机会成本”，一定大于大多数济南城市家庭的孩子，更不用说某个乡镇家庭的孩子。这个道理并不难懂。
未来接班中国足球的孩子会主要来自两个阶层，要么家庭背景优越到即便踢球失败也可以生活无忧，要么家庭背景较为艰苦但是有机会接触到足球教育。
让“穷孩子”接触到训练机会是根本
如前文所述，城市孩子和城市家庭培养出职业球员的“机会成本”是极为高昂的，城市孩子走向职业足球领域意味着放弃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城市家庭一旦决定培养孩子踢球就要冒着“核心家庭”跌出现有社会阶层的危险——一旦孩子无法成为职业球员，多年缺乏普通学校给予的知识积累和技能训练，会让孩子在社会中缺乏就业竞争力，孩子很有可能在成年之后向原生家庭所在的下一层社会阶层流动。对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中国城市家长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结果。
但是，三四线城市乃至部分富裕乡镇很有希望接班一二线城市，在未来成为中国球员的主要输出地。综合中国国情来看，农村地区很难彻底质变其教育质量，三四线城市和一些富裕县级市可以在更大规模和质量方面提高其教育配套设施，让学生们拥有更多接受足球培训的机会。
美国经济学家罗德尼·福特（Rodney Fort）撰文指出，职业队的高薪和大学运动队的入学资格等，会激励某些特定群体。“青年人将增加他们在体育技巧方面的投入，尤其是那些具有最低机会成本的人。那些具有最低机会成本的人将面临更大比例的纯刺激。例如，如果黑人青年持续拥有有限的就业机会，他们会在体育能力方面做最大的投入。除了单纯玩球的乐趣之外，纯收益对他们来说也很高。这是由相对优势导致的显然结果。”
罗德尼·福特进一步指出，“解决的办法是改变那些目前正面临有限的职业选择的青年人，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否则，我们将看到经过越来越多锻炼的运动员，他们很可能都来自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
不过，所有这些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让“穷孩子”有机会接触到足球培训。否则，仅凭一二线城市的孩子，很难在数量上支撑起中国足球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