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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之智：三试刘皇叔与隆中对策
诸葛亮是《三顾茅庐》的绝对主角，也是《三国演义》这本书中的第一智者。诸葛亮出山，刘备集团的气象顿时改观。为突出其智，作者下足了工夫，后文有博望坡、新野、赤壁三把火，烧出了刘备集团红红火火的未来。赤壁之战的功劳，作者更是将其从周瑜身上转移给诸葛亮，硬生生打破了“周郎妙计安天下”的传说，让周瑜哀叹“既生瑜，何生亮”。而在《三顾茅庐》部分，诸葛亮之智主要体现在诸葛亮对刘备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以及隆中对上。
与《三国志》注引《魏略》所载诸葛亮毛遂自荐去见刘备不同，《三国演义》中刘备与诸葛亮的故事被演绎为刘皇叔三顾茅庐，而“三顾茅庐”的故事实际上也是诸葛亮“三试皇叔”的故事。
首先，诸葛亮是有济世之志的。他的歌诗之中对天下局势、苍生百姓的关注是一侧证，石广元、孟公威的歌诗又是一侧证，诸葛均抱膝之歌又是一侧证，而诸葛亮在隆中对之后“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正是“西川五十四州之图”，则是铁证。诸葛亮明显是对天下局势关注已久、筹谋已久，必不是见刘备留书才开始筹谋。如果真是如此，那反倒更突显诸葛亮之智谋无双。
由此，读者需明白作者笔下之诸葛亮毕竟是一位足智多谋暂时隐居只待明主来请便出仕的儒生。之所以暂时不出，是因为未遇明主。
次之，徐庶离去之时曾到诸葛亮庄上，一去便见，而刘备三往才见，这未免过于蹊跷。且诸葛亮既然知道刘备将要寻访自己，大可主动投上门去或在隆中静静等待。刘备两次前往皆不得见，显然是诸葛亮故意避而不见，以试探刘备真心。再加上一顾茅庐时，刘备遇到寻访诸葛亮之崔州平，二顾茅庐时，刘备遇到往诸葛庐之黄承彦，所谓闲游在外，无疑是说辞。
再次，则是诸葛亮谨慎小心之处。刘备仁德，这点，徐庶老母尚且能知，时时关注天下的诸葛亮豈会不知？但耳闻毕竟为虚，残忍如曹操者亦有爱士之名声。对于诸葛亮来说，刘备是一个选择，但这个选择是否靠得住，则必须一再试探，方能明确。所以，诸葛亮一避再避。在寻访诸葛亮的过程中，刘备先是从诸葛亮之诗中了解其志，从诸葛亮之友那里了解诸葛亮之心，又从诸葛均之诗中体察诸葛亮之意。对于刘备来说，几番不遇，使得他更期待诸葛亮的惊人才智，也坚定了要寻访诸葛亮的信念；同时，他也看透了诸葛亮对自己的试探，所以表现得愈发恭敬。三顾茅庐时，刘备清楚这次前往必能见到，毕竟诸葛亮其友、其岳父、其弟，诸葛亮最重要的交际圈刘备全部一一见过，所以他占卜择期，斋戒沐浴，“离草庐半里”，“便下马步行”，恭敬备至，比上一次冒雪寻访，更有意地显示自己的礼贤之心。
草庐之中，诸葛亮又多番冷落刘备。刘备来时，他正睡着，且睡了至少一个时辰；醒来，吟罢诗，已经知道有客人来，却又要去后堂更衣，半晌方出；刘备问计，诸葛亮则是三番五次推托；待刘备请其出山，又是欲迎还拒。凡此种种，皆是试探刘备是否真诚。“有俗客来否？”一句便是明证。这一句表明诸葛亮知道有客前来，若是真睡，岂会得知？既知有客，又焉有置客人于不顾之行为？即使要更衣，难道无暇说一两句致歉之语？
成大事以谨慎，是诸葛亮一生的行事风格，也是他的生存智慧。诸葛亮熟读史书，自然知道“狡兔死，走狗烹”的惯例。乱世之中，有志之士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天下苍生，还有自身的安危。而在当时的时代，智谋之士要施展拳脚必须依附于权力，而权力本身是仁义居多还是猜诈居多，不可不考虑。为自己寻找一个有仁义之心的君主，方能真正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同时又能在不沦为权力的附庸的前提下保全自身。
诸葛亮之智在隆中对策这一段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刘备集团东奔西顾却难以发展壮大，首先是缺乏战略层面的指导方针。隆中对策中，诸葛亮重点做的，就是为刘备指明以后的发展方向：三分天下，然后伺机而动。
三分天下、鼎足而立是大的层面。在诸葛亮的分析中，曹操上应天时，占取中原，且手下人才济济，雄师百万，不可争锋；孙权据江东之险，经营三代，根基牢固，难以图谋。这是敌人之利。要想在曹操和孙坚已经经营牢固的地盘中虎口夺食，以刘备当时的实力几无可能。
针对当前既有的格局，刘备首先需要找到一块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荆州、益州恰是曹操、孙权虎视眈眈但暂时未得手之处，也正是适合刘备下手之处。而且荆州北有汉水、沔水，能拒曹操；地处长江上游，不惧孙权。而益州则有山岩之阻，易守难攻。占得荆州、益州，刘备便有基业，天下格局便成鼎足之势，刘备所欲图谋的大业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时机上，益州刘璋暗弱，不能守其土；荆州刘表则不久于人世，荆州之主后继无人，刘备有取而代之的便利条件。同样，刘备也有自己的优势——帝室之胄所带来的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以及以仁义著称的名声所带来的向心力。这些，诸葛亮将之概括为“人和”。
在政治外交层面，诸葛亮也提出了具体的方针。
首先是“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即广纳贤才，壮大自己的队伍。
次之是占据荆州和益州后，要先扫清西边、南边少数民族的阻碍，使后方无忧。具体的措施是“和”与“抚”，“和”即订立和约，彼此和平不互相侵犯；“抚”即安抚，是仁政、德政的措施。这样的措施既符合刘备的形象，又能够为刘备集团赢得良好的政治声誉。
第三是外结孙权。三分天下之后，三股势力之中，占据中原的曹操实力最强，无论刘备还是孙权，都无单独抵抗的可能。且孙权也有称帝的野心，但在曹操占据北方独强的情况下，刘备和孙权弱弱联合以达到和曹操集团大体上的实力均衡，并以此自保便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
第四是内修政理，使国内政治清明、政令通畅、百姓安居乐业。如此，则百姓愿意为维护相对和平的生活而战斗。也是巩固发展政权的必然措施。
第五是制定了夺取天下的路线。在北方可为之时，益州之军出秦川，即今陕西，居高临下夺取中原；益州之军向宛洛，即今河南南部和中部。得中原者得天下，如此，大业可成。 在隆中对之前，刘备徒有丰富的政治资源，空有一身抱负，但无从发挥施展。隆中对之后，刘备终于找到了实现理想的途径。因此，他以赤壁之战为契机，迅速发展壮大，成为真正能够与曹操、孙权抗衡的一方诸侯。而能取得如此成果，正是因为诸葛亮不仅指明了方向，还提出了确切可行的办法。
尤其能显现诸葛亮之智的是自此之后，天下局势，尤其是刘备集团的发展局势竟然真的按照诸葛亮所筹划的发展下去。但最终丢失荆州、未能北图中原，则是人力难为的。
刘备之仁：以天下苍生为念，以兴复汉室为志
不同于曹操之权诈、孙权之野心，《三国演义》写刘备，处处显现其仁。
一、在百姓眼中，刘备“仁声素著”。在《三顾茅庐》相关章节中，徐庶老母所言最能代表刘备在民间的形象。
徐母厉声曰：“汝何虚诳之甚也！吾久闻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屈身下士，恭己待人，仁声素著，世之黄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真当世之英雄也。吾儿辅之，得其主矣。汝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乃反以玄德为逆臣，欲使吾几背明投暗，岂不自耻乎！”
在徐母的言语之中，不管是孩童还是老人，又或者贩夫走卒、乡村野夫，都知道刘备是仁德之人、当世英雄。
二、对待亲朋属下，刘备以“仁心”取舍，推己及人。徐庶向刘备辞别，刘备虽然不舍，但仍然放徐庶前去，只因“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刘备时时以仁义自处，“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诸葛亮为刘备谋划取刘表荆州、刘璋益州，刘备首先想到的便是“备安忍夺之”，仍是仁义之心，不以利害仁。
三、刘备所挂念者，乃是“天下苍生”；所欲图谋者，乃是定乱安世。天下清明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正是儒家仁政之最高理想。在《三国演义》中，刘备集团替代了历史上事实的正统政权曹操集团而成为正统，正是因为曹操权诈，虽是合格的政治家，但不符合百姓对仁君的期望。刘备的仁德形象却满足了百姓的这一期望，故《三国演义》以刘备为正统。此乃民心所向。而刘备也慨然以安邦定国、救济黎民为志。刘备“欲见孔明”，是为“求安邦定国之策”；给诸葛亮留书，则言“伏睹朝廷陵替，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备心胆俱裂”，对乱政异常痛心，因为乱政害民；心念诸葛亮出山，则“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却不是“刘备幸甚”，刘备所挂念的乃天下之百姓、汉家之社稷；向诸葛亮求计，则是“欲伸大义于天下”；央求诸葛亮出山，先言“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被拒后又哀泣“先生不出，如苍生何！”以至于“泪沾袍袖，衣襟尽湿”。
四、普通百姓或许会为刘备的形象所欺骗，但作为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即当时所谓的儒家有志之士，却是可以透过刘备的外在形象关注其本心。显然，士人群体对于刘备是比较认可的。所以，水镜先生司马徽会热情招待刘备，具有大才的徐庶会主动投效，崔州平也认可其“以定乱为主”之“仁心”，而诸葛亮也终于在刘备“仁心”的感动下确认其是明主，决意出山相助。
仁智勇主题：迎合民间期望的刘备与诸葛亮形象
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千年，被无数民间艺人及没落文人结合自己的政治理想、生活理想改编；民间说书艺人与戏剧表演者为经济效益，也会迎合受众口味作出改编。及至罗贯中整理定本，作为参与元明之交夺天下之战的不得志的儒生，罗贯中也会借此以浇胸中块垒。所以，《三国演义》最终成为一本表达下层百姓政治理想与政治观点的大书。
《三国演义》这部大书，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开篇，以“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作结，作者所关心的是天下的治乱兴衰，所代表的是底层民众的朴素愿望。天下合则战乱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天下分则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但即使有幸生活在治世，也不免瘟疫、饥荒之忧。如何才能在灾难中求得生存，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直忧心的问题。自强不息之精神、集体主义之理念，尽是在此忧虑之下发展而来的。
亂世之中，生存的希望略等于无，百姓自然不免于揭竿而起，以求得一线生存之机会，如黄巾起义便是利用了人祸与天灾之下普通百姓的这一心理。但只要还能以非暴力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中国百姓便很难有决心奋起斗争，基本还是选择做一个顺民。只是天灾人祸并不会因为百姓的安顺便有所减少，因而，百姓便期望有贤明天子在上，选贤任能，轻徭薄赋，体恤民情，同时能打击排斥那些乱臣贼子。
而贤明天子的典型特征就是“仁德”，老百姓赋予仁德之君的种种德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博施济众，选贤任能，励精图治。百姓所期待的君主，必然是关心百姓、爱惜民力、体察民心的君主，此所谓“博施济众”。同时，他又必须是一个能够“选贤任能”的君主，使朝廷上下一体，运转良好，上传下达，无所窒碍。励精图治，则是举国上下对美好未来之期望与相对应之奋斗。
作为《三国演义》中三方势力之一的刘备集团，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自然不是主角；却凭借着百姓对于没落贵族的同情，以及对刘备自强不息之奋斗精神的钦佩，又加上本是大汉政权的合法继承权的曹操集团对小皇帝的架空，民间对此也充满了无限同情，于是在《三国演义》中，刘备集团竟然摇身一变成为大汉正统、民心所向，而曹操集团竟然被贴上“白脸奸臣”的标签。
身为刘备集团的核心成员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则在三国故事的演绎中逐渐成为理想政治集团的构成以及理想人格的化身。
中国社会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中国文化中理想人格便是君子。刘备集团的核心成员便呈现着君子的不同侧面。
刘备是君子之仁。仁者，“爱人”（《论语·宪问》）；“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仁者能体行大道，又能心怀良善，既心安于仁，又能够内省而无所愧疚，故“仁者不忧”，君子之道一。
诸葛亮是君子之智（知）。智者，“知人”（《论语·宪问》）。人心难察，故知人最难，能知人者必然知事，因此，既能总括全局、明大势所向，又能条分缕析，究症结所在，诸事洞察，是以“知者不惑”，君子之道二。
关羽是君子之忠义、之勇。义者，所当为者。关羽爱读《春秋》，《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关羽又“见利思义”，身在曹营心在汉。关羽又是勇者，过五关斩六将，温酒斩华雄……关羽的难得之处正在于他既有勇又有义。“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关羽能以义驭勇，所以他的勇力不至于成为破坏。
张飞则是勇者。张飞豪放、粗野，但到底不失勇夫之气。尤其长坂坡断后，张飞凛然不怵，一人当得千军万马，正所谓“勇者不惧”（《论语·宪问》）。
仁、智、勇，是老百姓所期望的。但如果要三择其一，那就唯“仁”为上了。君不见三国第一猛士吕布，勇力无双，然而心中无仁义之原则，最终不过一有勇无谋之贼子；足与诸葛亮这一第一智者匹敌之司马懿，胸中无仁义之操守，最终成篡魏之乱臣。此二人皆为民众所不喜、所唾弃。
所以，诸葛亮投效刘备这一现实利益考量之后的最优选择，被百姓赋予理想政治与理想人格之色彩后，便具有了别样的意味。在百姓淳朴的思想中，理想的政局是天子礼贤下士，士之智者与勇者为仁者也就是天子所用，这才是最有可能造福苍生之局面。倘若智者不仁、勇者不义，那便会是智者乱国、勇者虐民的局面了。
虽然这种期望于今日看来未免可笑与虚妄，但在等级秩序相对严明的过去，百姓为一己境遇之改变所能做的，除了辛勤劳碌之外并无太多选择，他们寄希望于此便不难理解。
（作者单位：河南省全人之美教育科技研究院）
诸葛亮是《三顾茅庐》的绝对主角，也是《三国演义》这本书中的第一智者。诸葛亮出山，刘备集团的气象顿时改观。为突出其智，作者下足了工夫，后文有博望坡、新野、赤壁三把火，烧出了刘备集团红红火火的未来。赤壁之战的功劳，作者更是将其从周瑜身上转移给诸葛亮，硬生生打破了“周郎妙计安天下”的传说，让周瑜哀叹“既生瑜，何生亮”。而在《三顾茅庐》部分，诸葛亮之智主要体现在诸葛亮对刘备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以及隆中对上。
与《三国志》注引《魏略》所载诸葛亮毛遂自荐去见刘备不同，《三国演义》中刘备与诸葛亮的故事被演绎为刘皇叔三顾茅庐，而“三顾茅庐”的故事实际上也是诸葛亮“三试皇叔”的故事。
首先，诸葛亮是有济世之志的。他的歌诗之中对天下局势、苍生百姓的关注是一侧证，石广元、孟公威的歌诗又是一侧证，诸葛均抱膝之歌又是一侧证，而诸葛亮在隆中对之后“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正是“西川五十四州之图”，则是铁证。诸葛亮明显是对天下局势关注已久、筹谋已久，必不是见刘备留书才开始筹谋。如果真是如此，那反倒更突显诸葛亮之智谋无双。
由此，读者需明白作者笔下之诸葛亮毕竟是一位足智多谋暂时隐居只待明主来请便出仕的儒生。之所以暂时不出，是因为未遇明主。
次之，徐庶离去之时曾到诸葛亮庄上，一去便见，而刘备三往才见，这未免过于蹊跷。且诸葛亮既然知道刘备将要寻访自己，大可主动投上门去或在隆中静静等待。刘备两次前往皆不得见，显然是诸葛亮故意避而不见，以试探刘备真心。再加上一顾茅庐时，刘备遇到寻访诸葛亮之崔州平，二顾茅庐时，刘备遇到往诸葛庐之黄承彦，所谓闲游在外，无疑是说辞。
再次，则是诸葛亮谨慎小心之处。刘备仁德，这点，徐庶老母尚且能知，时时关注天下的诸葛亮豈会不知？但耳闻毕竟为虚，残忍如曹操者亦有爱士之名声。对于诸葛亮来说，刘备是一个选择，但这个选择是否靠得住，则必须一再试探，方能明确。所以，诸葛亮一避再避。在寻访诸葛亮的过程中，刘备先是从诸葛亮之诗中了解其志，从诸葛亮之友那里了解诸葛亮之心，又从诸葛均之诗中体察诸葛亮之意。对于刘备来说，几番不遇，使得他更期待诸葛亮的惊人才智，也坚定了要寻访诸葛亮的信念；同时，他也看透了诸葛亮对自己的试探，所以表现得愈发恭敬。三顾茅庐时，刘备清楚这次前往必能见到，毕竟诸葛亮其友、其岳父、其弟，诸葛亮最重要的交际圈刘备全部一一见过，所以他占卜择期，斋戒沐浴，“离草庐半里”，“便下马步行”，恭敬备至，比上一次冒雪寻访，更有意地显示自己的礼贤之心。
草庐之中，诸葛亮又多番冷落刘备。刘备来时，他正睡着，且睡了至少一个时辰；醒来，吟罢诗，已经知道有客人来，却又要去后堂更衣，半晌方出；刘备问计，诸葛亮则是三番五次推托；待刘备请其出山，又是欲迎还拒。凡此种种，皆是试探刘备是否真诚。“有俗客来否？”一句便是明证。这一句表明诸葛亮知道有客前来，若是真睡，岂会得知？既知有客，又焉有置客人于不顾之行为？即使要更衣，难道无暇说一两句致歉之语？
成大事以谨慎，是诸葛亮一生的行事风格，也是他的生存智慧。诸葛亮熟读史书，自然知道“狡兔死，走狗烹”的惯例。乱世之中，有志之士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天下苍生，还有自身的安危。而在当时的时代，智谋之士要施展拳脚必须依附于权力，而权力本身是仁义居多还是猜诈居多，不可不考虑。为自己寻找一个有仁义之心的君主，方能真正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同时又能在不沦为权力的附庸的前提下保全自身。
诸葛亮之智在隆中对策这一段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刘备集团东奔西顾却难以发展壮大，首先是缺乏战略层面的指导方针。隆中对策中，诸葛亮重点做的，就是为刘备指明以后的发展方向：三分天下，然后伺机而动。
三分天下、鼎足而立是大的层面。在诸葛亮的分析中，曹操上应天时，占取中原，且手下人才济济，雄师百万，不可争锋；孙权据江东之险，经营三代，根基牢固，难以图谋。这是敌人之利。要想在曹操和孙坚已经经营牢固的地盘中虎口夺食，以刘备当时的实力几无可能。
针对当前既有的格局，刘备首先需要找到一块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荆州、益州恰是曹操、孙权虎视眈眈但暂时未得手之处，也正是适合刘备下手之处。而且荆州北有汉水、沔水，能拒曹操；地处长江上游，不惧孙权。而益州则有山岩之阻，易守难攻。占得荆州、益州，刘备便有基业，天下格局便成鼎足之势，刘备所欲图谋的大业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时机上，益州刘璋暗弱，不能守其土；荆州刘表则不久于人世，荆州之主后继无人，刘备有取而代之的便利条件。同样，刘备也有自己的优势——帝室之胄所带来的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以及以仁义著称的名声所带来的向心力。这些，诸葛亮将之概括为“人和”。
在政治外交层面，诸葛亮也提出了具体的方针。
首先是“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即广纳贤才，壮大自己的队伍。
次之是占据荆州和益州后，要先扫清西边、南边少数民族的阻碍，使后方无忧。具体的措施是“和”与“抚”，“和”即订立和约，彼此和平不互相侵犯；“抚”即安抚，是仁政、德政的措施。这样的措施既符合刘备的形象，又能够为刘备集团赢得良好的政治声誉。
第三是外结孙权。三分天下之后，三股势力之中，占据中原的曹操实力最强，无论刘备还是孙权，都无单独抵抗的可能。且孙权也有称帝的野心，但在曹操占据北方独强的情况下，刘备和孙权弱弱联合以达到和曹操集团大体上的实力均衡，并以此自保便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
第四是内修政理，使国内政治清明、政令通畅、百姓安居乐业。如此，则百姓愿意为维护相对和平的生活而战斗。也是巩固发展政权的必然措施。
第五是制定了夺取天下的路线。在北方可为之时，益州之军出秦川，即今陕西，居高临下夺取中原；益州之军向宛洛，即今河南南部和中部。得中原者得天下，如此，大业可成。 在隆中对之前，刘备徒有丰富的政治资源，空有一身抱负，但无从发挥施展。隆中对之后，刘备终于找到了实现理想的途径。因此，他以赤壁之战为契机，迅速发展壮大，成为真正能够与曹操、孙权抗衡的一方诸侯。而能取得如此成果，正是因为诸葛亮不仅指明了方向，还提出了确切可行的办法。
尤其能显现诸葛亮之智的是自此之后，天下局势，尤其是刘备集团的发展局势竟然真的按照诸葛亮所筹划的发展下去。但最终丢失荆州、未能北图中原，则是人力难为的。
刘备之仁：以天下苍生为念，以兴复汉室为志
不同于曹操之权诈、孙权之野心，《三国演义》写刘备，处处显现其仁。
一、在百姓眼中，刘备“仁声素著”。在《三顾茅庐》相关章节中，徐庶老母所言最能代表刘备在民间的形象。
徐母厉声曰：“汝何虚诳之甚也！吾久闻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屈身下士，恭己待人，仁声素著，世之黄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真当世之英雄也。吾儿辅之，得其主矣。汝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乃反以玄德为逆臣，欲使吾几背明投暗，岂不自耻乎！”
在徐母的言语之中，不管是孩童还是老人，又或者贩夫走卒、乡村野夫，都知道刘备是仁德之人、当世英雄。
二、对待亲朋属下，刘备以“仁心”取舍，推己及人。徐庶向刘备辞别，刘备虽然不舍，但仍然放徐庶前去，只因“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刘备时时以仁义自处，“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诸葛亮为刘备谋划取刘表荆州、刘璋益州，刘备首先想到的便是“备安忍夺之”，仍是仁义之心，不以利害仁。
三、刘备所挂念者，乃是“天下苍生”；所欲图谋者，乃是定乱安世。天下清明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正是儒家仁政之最高理想。在《三国演义》中，刘备集团替代了历史上事实的正统政权曹操集团而成为正统，正是因为曹操权诈，虽是合格的政治家，但不符合百姓对仁君的期望。刘备的仁德形象却满足了百姓的这一期望，故《三国演义》以刘备为正统。此乃民心所向。而刘备也慨然以安邦定国、救济黎民为志。刘备“欲见孔明”，是为“求安邦定国之策”；给诸葛亮留书，则言“伏睹朝廷陵替，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备心胆俱裂”，对乱政异常痛心，因为乱政害民；心念诸葛亮出山，则“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却不是“刘备幸甚”，刘备所挂念的乃天下之百姓、汉家之社稷；向诸葛亮求计，则是“欲伸大义于天下”；央求诸葛亮出山，先言“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被拒后又哀泣“先生不出，如苍生何！”以至于“泪沾袍袖，衣襟尽湿”。
四、普通百姓或许会为刘备的形象所欺骗，但作为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即当时所谓的儒家有志之士，却是可以透过刘备的外在形象关注其本心。显然，士人群体对于刘备是比较认可的。所以，水镜先生司马徽会热情招待刘备，具有大才的徐庶会主动投效，崔州平也认可其“以定乱为主”之“仁心”，而诸葛亮也终于在刘备“仁心”的感动下确认其是明主，决意出山相助。
仁智勇主题：迎合民间期望的刘备与诸葛亮形象
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千年，被无数民间艺人及没落文人结合自己的政治理想、生活理想改编；民间说书艺人与戏剧表演者为经济效益，也会迎合受众口味作出改编。及至罗贯中整理定本，作为参与元明之交夺天下之战的不得志的儒生，罗贯中也会借此以浇胸中块垒。所以，《三国演义》最终成为一本表达下层百姓政治理想与政治观点的大书。
《三国演义》这部大书，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开篇，以“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作结，作者所关心的是天下的治乱兴衰，所代表的是底层民众的朴素愿望。天下合则战乱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天下分则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但即使有幸生活在治世，也不免瘟疫、饥荒之忧。如何才能在灾难中求得生存，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直忧心的问题。自强不息之精神、集体主义之理念，尽是在此忧虑之下发展而来的。
亂世之中，生存的希望略等于无，百姓自然不免于揭竿而起，以求得一线生存之机会，如黄巾起义便是利用了人祸与天灾之下普通百姓的这一心理。但只要还能以非暴力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中国百姓便很难有决心奋起斗争，基本还是选择做一个顺民。只是天灾人祸并不会因为百姓的安顺便有所减少，因而，百姓便期望有贤明天子在上，选贤任能，轻徭薄赋，体恤民情，同时能打击排斥那些乱臣贼子。
而贤明天子的典型特征就是“仁德”，老百姓赋予仁德之君的种种德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博施济众，选贤任能，励精图治。百姓所期待的君主，必然是关心百姓、爱惜民力、体察民心的君主，此所谓“博施济众”。同时，他又必须是一个能够“选贤任能”的君主，使朝廷上下一体，运转良好，上传下达，无所窒碍。励精图治，则是举国上下对美好未来之期望与相对应之奋斗。
作为《三国演义》中三方势力之一的刘备集团，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自然不是主角；却凭借着百姓对于没落贵族的同情，以及对刘备自强不息之奋斗精神的钦佩，又加上本是大汉政权的合法继承权的曹操集团对小皇帝的架空，民间对此也充满了无限同情，于是在《三国演义》中，刘备集团竟然摇身一变成为大汉正统、民心所向，而曹操集团竟然被贴上“白脸奸臣”的标签。
身为刘备集团的核心成员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则在三国故事的演绎中逐渐成为理想政治集团的构成以及理想人格的化身。
中国社会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中国文化中理想人格便是君子。刘备集团的核心成员便呈现着君子的不同侧面。
刘备是君子之仁。仁者，“爱人”（《论语·宪问》）；“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仁者能体行大道，又能心怀良善，既心安于仁，又能够内省而无所愧疚，故“仁者不忧”，君子之道一。
诸葛亮是君子之智（知）。智者，“知人”（《论语·宪问》）。人心难察，故知人最难，能知人者必然知事，因此，既能总括全局、明大势所向，又能条分缕析，究症结所在，诸事洞察，是以“知者不惑”，君子之道二。
关羽是君子之忠义、之勇。义者，所当为者。关羽爱读《春秋》，《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关羽又“见利思义”，身在曹营心在汉。关羽又是勇者，过五关斩六将，温酒斩华雄……关羽的难得之处正在于他既有勇又有义。“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关羽能以义驭勇，所以他的勇力不至于成为破坏。
张飞则是勇者。张飞豪放、粗野，但到底不失勇夫之气。尤其长坂坡断后，张飞凛然不怵，一人当得千军万马，正所谓“勇者不惧”（《论语·宪问》）。
仁、智、勇，是老百姓所期望的。但如果要三择其一，那就唯“仁”为上了。君不见三国第一猛士吕布，勇力无双，然而心中无仁义之原则，最终不过一有勇无谋之贼子；足与诸葛亮这一第一智者匹敌之司马懿，胸中无仁义之操守，最终成篡魏之乱臣。此二人皆为民众所不喜、所唾弃。
所以，诸葛亮投效刘备这一现实利益考量之后的最优选择，被百姓赋予理想政治与理想人格之色彩后，便具有了别样的意味。在百姓淳朴的思想中，理想的政局是天子礼贤下士，士之智者与勇者为仁者也就是天子所用，这才是最有可能造福苍生之局面。倘若智者不仁、勇者不义，那便会是智者乱国、勇者虐民的局面了。
虽然这种期望于今日看来未免可笑与虚妄，但在等级秩序相对严明的过去，百姓为一己境遇之改变所能做的，除了辛勤劳碌之外并无太多选择，他们寄希望于此便不难理解。
（作者单位：河南省全人之美教育科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