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春天，出版界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学术出版的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学术出版，春天还有多远”。我当时对此表示比较悲观，学术出版的春天还很远。
　　春天虽远，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放弃学术出版。为什么不能放弃呢？这恐怕要从学术出版在出版中的位置及其对出版业的意义说起。出版的原始定义是与传播科学文化、信息，进行思想交流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因为传播学术的需要，才产生了最初的出版和图书。换言之，学术传承是出版业诞生、发展的关键推动因素，也是出版业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只要出版业存在，就不可能离开或抛弃学术出版，学术出版是出版业的题中应有之义，二者应该也必然是不离不弃的。即便在市场经济时代，即便学术的清贫对追逐经济利益的脚步有所牵绊的时候，也是如此。
　　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学术出版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我认为，现在谈学术出版的春天还为时尚早，原因有三。
　　首先,我们无法否认这是一个浮躁的社会，也不得不承认有太多功利性的东西在左右着出版行业，跟风、媚俗、粗制滥造，都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一些出版商对于书的价值判断，完全丧失了学术的、人文的、科学的、社会的起码的标准，而是在不断地揣摩着大众的心理和时尚，一味地去迎合大众，盲目跟风，却不想着怎样创新，或者推陈出新，更忘记了出版应引导健康、积极向上的阅读情趣和习惯的责任，结果是出版物流于低俗、甚至恶俗。这种浮躁风气传染开来，使学术著作出版深受其害。
　　其二，众所周知，当前学术出版的一大困境就是引进多于原创。这不仅是中国学术出版的深重危机，也是出版人的无奈。这不是说我们没有优秀的写作人才，而是优秀人才的创造力被我们的学术评价体制所窒息。现在，评价一个教授是否合格，基本的刚性条件是：每年必须有两本著作出版。试问，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想要产生两本有真知灼见的学术专著有可能吗？因此，改革学术评价机制，给学者更多的自由空间和坐冷板凳潜心研究的时间，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三，学术出版的困境与我们目前的教育现状也有直接的关系。多年以来，教育领域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学术出版步履维艰，据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除了读自己的专业书以外，基本上不读书。而在当今经济社会，除了出书人极度功利之外，读书人也普遍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浅阅读、庸俗阅读、实用阅读成为时尚，马克思所说的啃酸果的学术阅读精神早已荡然无存，在这种境遇下，奢谈学术出版的繁荣岂非痴人说梦？
　　谈到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关于于丹和易中天的走红。于丹和易中天的迅速窜红，可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然而却并不令人费解，实际上，这和我国当今教育领域人文精神的缺失不无关联，可以说，传统文化在教育领域的迷失是于丹和易中天走红的深层原因。
　　以《论语》为例，这是一部流传了几千年的文化经典，其思想浸润在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基因的组成部分。可是，现在的中国人，从小到大，有几个人完整地或者较完整地读过《论语》？即便出身文史哲的大学生们恐怕也没有几个真正的读过。中小学教科书里选有《论语》的部分章节，但那比蜻蜓点水还不如，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更可悲的是，一旦中学毕业（无论是高中还是初中），就基本上不可能再有机会与民族经典相接触了。《论语》如此，遑论其他。民族传统经典的断裂，造成了整个社会文化生态链的断裂。
　　但是在民间，人们对传统经典的追逐与回归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加温，这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对自身传统的趋同或趋归。“礼失而求之野”，由于无法从主渠道获得满足，于是就出现了争相读易中天、于丹的场面，易中天、于丹也就成了久旱的甘露。
　　易中天和于丹成功地找出了一条联系高深学问与平民百姓之间的通道。但是，我们的学术出版不应该也不可能把他们的成功作为效仿的典范，这不是一条理想的途径。只有从根本着手，重拾教育的人文精神，学术出版才有可能迎来春天。重塑读者的人文精神与促进学术出版的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学术出版只有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才能促进人文精神的重建，二者才能形成良性互动，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