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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家的“前史”是把握其“全人”的必要条件。作为从地方走向全国的作家，陕西地方文学杂志尤其《延河》可谓是陈忠实早期的重要“根据地”，在其文学生涯中具有深远意义。《延河》不仅滋养、培育了陈忠实的文学生命，也通过奠基其阅读经验和写作经验导引、形塑了其前期作品的基本面相，使其早期小说创作与同时期的写作主流拉开了一定距离。
关键词：陈忠实 ;早期写作;《延河》 ;《陕西文艺》
一 关于《延河》
1954年，随着西北行政区的撤销，西北文学艺术届联合会和《西北文艺》也相继被撤销和停刊。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将原大区作家协会改为大区所在地城市的中国作家协会分会。同年11月8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正式成立，代替西北文联处理西北地区相关文艺事务，按理自然也需要有一本刊物来接替《西北文艺》的位置——1956年4月10日，《延河》文学月刊创刊号应运而生。
1966年《延河》创刊十年之际，受特殊历史因素的影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电话指示，刊物自8月起暂时停刊。彼时不仅是《延河》这类地方文学杂志，全国期刊都基本全面停摆，从1965年的790种，到1969年仅存《红旗》《人民画报》等20种，被学者称为“近百年来中国期刊发展史上全国期刊年出版量的最低点”①。
1970年代初中央注意到了期刊的停滞问题。1971年2月27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特急电报，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经毛泽东主席批示后，中共中央向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文件第三部分“全面规划，积极做好图书出版工作”中有一节专门提及抓紧恢复和创办期刊。由此，杂志期刊的恢复被正式提上日程，在这种形势下，由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主办、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综合性文艺双月刊《陕西文艺》于1973年7月创刊。因其编辑大多是《延河》的原班人马，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延河》的“重新复刊”。1977年1月，《陕西文艺》改为月刊，同年7月恢復原名《延河》。
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延河》作为地方杂志，与中央一级杂志构成了严密的等级关系。“一般说来，‘中央’一级的（中国文联、作协的刊物）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次一等的是省和直辖市的刊物，依此类推。后者往往是‘中央’一级的回声，做出的回应。重要问题的提出，结论的形成，由前者承担。”②《延河》在彼时的主要作用是利用地缘优势及时有效地向本省文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传达党的文艺方针政策：1956年顺应“双百方针”，刊登文章体裁较为多样，题材也较为广泛;1958年配合“大跃进”的新民歌运动，各种民歌占据了主流……但地方与中央的距离不仅仅是地缘上的，还体现在对文艺动向和文艺政策的领悟力和执行力上。在层层传达中难免会有延迟和发挥，所以《延河》彼时偶尔也会“脱节”和“越轨”，比如在1957年第7期刊登张贤亮的《大风歌》，在1958年第3期刊登茹志鹃的《百合花》……而这一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恰好印证了《延河》编辑部的办刊理念和文学观念。
二 在《延河》发现《创业史》
陈忠实自述其文学启蒙源于赵树理。他初二时在课本上看到了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些农村里日常见惯的人和事，尤其是乡村人的语言，居然都可以写小说，还能进入中学课本？！我很惊讶，我想那我也能写。随之就到学校图书馆里借赵树理的小说。我的文学兴趣就从这儿发生了。”③陈忠实由此开始了文学创作，写出了第一篇小说《桃源风波》。在老师的肯定和鼓励下，又写了一篇小说《堤》，并由老师将其投给了《延河》。这也是陈忠实第一次知道这本刊物：“我那时还不知道投稿，第一次听说了《延河》。多年以后，当我走进《延河》编辑部的大门深宅以及在《延河》上发表作品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想到过车老师曾为我抄写投寄的第一篇稿。”④
与赵树理的启蒙作用不同，柳青作为第二个影响陈忠实的作家，其影响是深远且深刻的，而这种影响的发生，正是通过刊登在《延河》上的《创业史》。柳青正式开始《创业史》的写作后，“《延河》编辑部高度重视，决定作为一个重点，全力以赴，不惜版面在刊物连载发表。柳青也衷心希望在连载时能听到编辑部编辑和读者的意见，以便精益求精，再做修改。”⑤《延河》上刊载的小说一般以短篇为主，《创业史》作为罕见的长篇小说在《延河》上连载，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合作化题材完全符合当时《延河》对作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体现出《延河》编辑部对这部作品艺术价值、社会意义的高度肯定。从1959年4月号起，《创业史》⑥（当时名为《稻地风波》）在《延河》上连载，一直到1979年的3月号，连载到第二部结束。
《创业史》开始在《延河》上连载时，陈忠实刚好在上初三，他得知了这一消息后，十分激动，省下父亲每周给他买咸菜的两角钱，每月按时去买《延河》：“现在还能记得那期《延河》的题头，背景是蜿蜒的终南山脉，山前一条小河，河边一排迎风飘舞的杨柳。”⑦在1959年7月陈忠实的初中毕业照上，他手里还拿着一本刊有《创业史》的《延河》。⑧后来陈忠实上高中时听说《创业史》要在《收获》杂志上全文转载，就央求在西安工作的舅舅代买《收获》，这才把《创业史》全文读完，“那个印象是几十年都不能摆脱的。”⑨陈忠实曾说：“柳青的《创业史》是我阅读量最大的一部书。我前后买过9本《创业史》……”⑩《创业史》带给陈忠实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语言上，陈忠实“认为柳青把关中的语言提炼到了最迷人的程度，所以一下子又很崇尚柳青的语言，不自觉地受到影响。”11在题材上，陈忠实表示尽管之后描写农村合作化题材的作品不少，“但我更钟情于《创业史》，始终摆脱不了这部小说的影响。”12
《创业史》的创作和修改，都与《延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柳青本人就是《延河》的创始人之一，杂志关注现实、反映生活的办刊方针与他的文学诉求不谋而合;编辑部成员的文化背景、审美理念、办刊主旨也与柳青大致相似。“（《延河》的主要负责人们）都是颇有影响的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他们不仅懂行，有文学创作上的业绩和经验，而且和同时代的作家有共同语言，能互相沟通和交流，对作家有较强的吸引力……”13这大概也是在诸多杂志的约稿下，柳青坚持选择《延河》发表《创业史》的重要原因。根据柳青女儿的回忆，柳青在《创业史》的创作和修改中与《延河》的编辑始终保持充分的互动：“在每一章发表前，作协的编辑轮流来取稿。他最希望的是编辑们能给他提出问题和修改意见……有一次，有人提出一点看法，第二次这人再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这里有人才呀！’……编辑们开始对他的作品不太熟悉，以后读得多了，谈得也越来越深入。有的他不能接受，要讲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能接受，互相讨论。”14如此看来，《创业史》对陈忠实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间接包含了《延河》的影响。 彼时刚读到《创业史》的陈忠实还不知道自己今后会走上跟柳青相似的“农村基层干部”加“作家”的道路。“先做干部后做作家”的经历身份使两人都强调以实际工作生活为根基进入文学写作，而经历的相似性让陈忠实的早期写作有了更为贴切的模仿对象。陈忠实曾用“大树底下好乘凉，大树底下不长苗”来形容自己和柳青的关系，直到《白鹿原》的诞生，他才认为创作出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作品。15而纵观陈忠实早期的创作，则俨然颇具“小柳青”风格。
三 与《陕西文艺》结缘
按照陈忠实本人的叙述，他的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创作欲望的发生、萌动开始……直到1978年，可以看作我创作的第一阶段。”“第二个阶段大约从1978-1986年左右……这一时期是我人生和创作的重要转折，解决了反省力和自觉性的问题。”“第三个时期是《白鹿原》的酝酿、准备、创作时期。”16第三个时期因《白鹿原》而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前两个阶段则少有人关注。但是要想全面把握一位作家及其创作，研究写作“前史”也是必要的。
陈忠实的写作始于“大跃进”时期的全民诗歌运动，作文课上写的一首《钢、粮颂》被刊登在1958年11月4日的《西安日报》上，这也是迄今所知陈忠实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171962年陈忠实高考失误，与大学失之交臂，于是在毛西公社蒋村初级小学任民办教师，一边工作一边自学。1964年12月，应毛西公社准备春节文艺节目的要求，陈忠实写了一篇快板书，顺便将其寄给《西安晚报》参加春节演唱征文，不久后这篇快板《一笔冤枉债——灞桥区毛西公社陈家坡贫农陈广运家史片段》发表在《西安晚报》上。接着他又在该报上发表了诗歌《巧手把春造》和其视为文学处女作的散文《夜过流沙河》——后者的发表对他而言意义深远，是他屡次投稿失败自信心骤降时的一次鼓励：“第一次作品的发表，首先使我从自信和自卑的痛苦折磨中站立起来……我第一次可以向社会发表我的哪怕是十分微不足道的声音了。”18一直到1966年，陈忠实的文章逐年陆续见刊于《西安晚报》。
1960年代中后期，受特殊历史因素的影响，陈忠实的写作陷入了停滞。直到1969年5月，《西安日报》筹备复刊时，文艺副刊的编辑张月赓想起了曾在《西安日报》发表过作品的陈忠实，便向他约稿。也正是这次约稿，让陈忠实从混乱、失序的状态中缓解过来，重新燃起了创作的欲望。不久，他的散文《闪亮的红星》发表在《西安日报》副刊上，之后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散文和小说。这些作品的发表，让陈忠实成为了西安当地小有名气的工农兵作家。
1972年11月，陈忠实写成散文《水库情深》，最先发表在西安郊区文化馆《郊区文艺》的创刊号上。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时局有所变化，加上期刊政策的调整，有关方面准备筹办《陕西文艺》。1972年冬天，工人业余作者徐剑铭把《水库情深》推荐给正在筹办《陕西文艺》的编辑路萌、董得理，这篇散文得到了二人的高度重视和精心修改。陈忠实回忆说：“时隔不久，接到《陕西文艺》编辑部的一封信，内装我的散文《水库情深》，是发在《郊区文艺》上的剪贴样稿，在边角上用红笔修改勾划得一片红色。”而他对这些意见也是高度重视，“尤其是那些用红笔修改的字句，细细嚼磨，反复推敲，求得启示。”19次年7月，这篇散文在《陕西文艺》1973年第1期亦即创刊号上发表。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下，老作家逐渐淡出，文学界需要新人和新作。陈忠实的身份和文笔比较符合杂志的需要，他与《陕西文艺》长达数十年的渊源自此开始。
这篇刊登在《陕西文艺》上的文章，可以视为陈忠实文学道路的第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陈忠实见诸铅字的文章都发表在小地方的报刊杂志上，仅在当地产生了一定范围的影响。《陕西文艺》是彼时陕西省唯一以文学为主的文艺性刊物，代表着一省的文学形象。因此有人指出：“陈忠实之走上文坛，成为文学人物而引起全国性的关注，应该从他1973年亮相于《陕西文艺》开始。”20
《水库情深》之后，陈忠实的小说《接班以后》刊于《陕西文艺》1973年第3期的小说栏目头条。这算是陈忠实正式写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与之前创作的革命故事有所区别，在篇幅规模上也有所突破。编辑部主任董得理对这篇小说表示了充分肯定，并与陈忠实交换意见，提出修改建议。接下来，陈忠实按照每年一篇的速度，逐年在《陕西文艺》上发表了《高家兄弟》和《公社书记》。这些小说紧扣当时的时代主题，发表后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接班以后》和《高家兄弟》还被改编为各种艺术形式。总体来看，这几篇小说已经脱离了之前的习作范畴而更为成熟，陈忠实自己是这么评价这几篇小说的：“这些作品的主题和思想，都在阐释阶级斗争这个当时社会的‘纲’，我在新时期之初就开始反省，不仅在认识和理解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上进行反思，也对文学写作本身不断加深理解和反思。然而，最初的写作实践让我锻炼了语言文字，锻炼了直接从生活掘取素材的能力，也演练了结构和驾驭较大篇幅小说的基本功，这三篇小说都在两万字上下，但是结构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突破。”21
1982年陈忠实出版第一部个人作品集——短篇小说集《乡村》时，并没有收录在《陕西文艺》上发表的这几篇小说，收录的第一篇是刊发于《飞天》1978年第12期的《南北寨》。这说明新时期之初，陈忠实已经有了自我反省和清理过往的意识。按照上述陈忠实的说法，其早期刊登在《陕西文艺》上的小说主题和思想都围绕着阶级斗争这个“纲”，但就文本内容来说，是从具体的乡村工作生活出发的，尽管某些人物塑造有概念化倾向，但其中一些“反面人物”及情节细节隐现着现实主义的影子和真挚情感，与彼时的主流写作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四 《陕西文艺》和同时期主流写作
197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期刊政策的调整，地方文学杂志的恢复呈现加速态势，而中央级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诗刊》直到1976年1月才复刊，这种“谨慎而迟缓的步履”背后自然有各方面的復杂因素22——1972年《人民文学》复刊失败便是一个实例。“两报一刊”承载的是特殊历史时期意识形态和文艺方针的传达与传播，但中央级文学刊物后备力量不足（只有《解放军文艺》于1972年复刊）意味着对于地方而言缺乏中央级的、可以效仿的文学“样板”，这就使得各地文学杂志在创刊/复刊后，具有了一定程度和范围的自主性和地方性。 从《陕西文艺》的转载情况来看，1974年1月上海《朝霞》月刊创刊后风行一时，而《陕西文艺》还是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艺动态指示为主;从具体创作来看，也与相对激进的“朝霞风”拉开了一定距离。《陕西文艺》的编辑自创刊以来一直秉持现实主义、贴近生活的传统，在要求来稿质量的同时，也以现实主义为审稿用稿的基本准则。在陈忠实因修改《接班以后》第一次与编辑董得理见面时，这位编辑就谈到了真正的文学和“假大空”文学的区别，彼时这种大胆的发言让陈忠实印象深刻。
《陕西文艺》在当时并不是个例。各省的地方文学杂志都“基本没有转载《朝霞》双刊上的作品，而是采用当地工农兵文艺爱好者的稿件……着力于推介本地文艺爱好者的作品，调子也不追求那么激进。从某种意义上，能够看出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堅守和地方主义……‘文革’后期‘四人帮’炮制的文艺虽风头很劲，却民心已失。”23
此外，大部分专业作家在1966年之后已经主动或被动停止了创作，工农兵作家成为彼时创作的主力军，这里就有一个制度保障的问题。1966年前的专业作家有单位，有工资，是纳入国家秩序的“公家人”，在这种境况下他们会自觉响应中央的文艺政策和文艺方针，从思想到创作都完全纳入统一轨道。而对于工农兵作家而言，他们的创作并不能提供生活保障。其写作热情源于纯粹的文学爱好以及作品获得肯定时的满足感。也就是说，他们的写作并无规则化、制度化的保障。24那么他们写作中意识形态的“正确性”，除了来自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原则性、方向性要求之外，在实践层面更多是由地方文学杂志和文学编辑所指点和影响的。陈忠实作为地方文学青年和工农兵作者，怀着对文学的热情开始创作，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文学训练。《延河》上的《创业史》构成其早期阅读经验中最重要的部分;《陕西文艺》编辑与他的沟通交流、校稿改稿、互换意见，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其早期的写作经验。可以说，陈忠实的早期文学经验，与这本杂志有深刻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从《西北文艺》到《延河》再到《陕西文艺》，这本文学杂志始终秉持现实主义的传统，要求文学与生活保持密切联系。这种“真实”观对陈忠实的早期写作理念和创作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除此之外，“朝霞风”时期《陕西文艺》等地方文学杂志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也传递给了在《陕西文艺》上刊登作品的陈忠实，使其彼时的小说创作与“朝霞”的激进拉开了一定距离。
编辑董得理对陈忠实《接班以后》的“完全肯定”，其实也从侧面肯定了这篇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现实真实，与当时的主流文学有所区别。陈忠实早期小说创作都是从日常实际工作出发，紧跟反映生活的步伐。“我自发表小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较长时段里，小说创作可以说是与生活发展同步，都是对眼下发生着的生活现象做出回响的反应，现在我可以在那些小说的阅读里，回忆起新时期以来急骤变化的重要的社会事件。”25尽管这是陈忠实在之后对于早期写作的反思，我们在其中仍可以窥见其早期小说更多是从生活、现实出发，并不是那种主题先行的凭空捏造。
通过小说细读，我们也会发现陈忠实早期小说中阶级斗争的这个“纲”并没有非黑即白、照本宣科地体现出来，与当时“朝霞风”激烈的阶级斗争图解拉开了一定距离。《接班以后》讲述的是刘家桥村党支书刘东海与第四生产队队长刘天印之间由于“搞副业”引发的矛盾冲突，最后通过正面人物刘东海的劝说成功改造了还存在私有观念的刘天印。刘天印虽然有资本主义倾向，搞副业挣钱，导致承担的大渠工程落到最后，但他并不是为了谋私利，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陈忠实在小说中并没有用锋利的笔触指责这位生产队队长，甚至通过一定的描写让读者对他产生了同情和理解，同时还在后文将这种对立矛盾的发生转移到地主阶级谋划的阴谋中。《高家兄弟》的发生背景是1966年后第二次招收大学生工作，村干部哥哥兆丰坚决要将村里仅有的一个招生名额给赤脚医生秀珍而不是给自己学习成绩优异的弟弟兆文，由此与弟弟产生了矛盾冲突，最后哥哥通过谆谆教导成功说服了弟弟将名额让给秀珍。《公社书记》则是新任的红旗公社党委书记徐生勤以自己深入实际的带头工作和循循善诱改造了思想滑坡、行动懒散的副书记张振亭。这些小说与《朝霞》上的作品相比不再那么非黑即白，甚至有些人物的语言并不符合当时的主流话语，比如“科学这东西，是硬的，要真才实学，卫星不是凭口号能喊上天的！……把那些喂猪能手，只会扎扎针的‘六八型’人物送到大学，而把像兆文这样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放在农村，我于心不忍，我是为国家科学事业着想的……”26这些话语的正确性要到新时期才得到充分的印证和确认，但由此也可多少窥见陈忠实彼时的思想和心态。
余 论
陈忠实是被“十七年”文学滋养的作家。在其文学的兴趣初生和创作的起步阶段，《延河》杂志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延河》上的《创业史》构成了其早期阅读经验中的重要部分，并为其早期创作提供了语言和题材的模板，柳青独具特色的语言和从实际工作生活出发的现实主义写作深深影响了他。
陈忠实于1970年代前期通过《陕西文艺》实现了其写作生涯的第一个重大转折。从《西北文艺》到《延河》，从《延河》到《陕西文艺》，这本文学杂志始终秉持现实主义的传统，要求文学与生活保持密切距离。加之彼时地方文学杂志普遍与当时“主流”逐渐脱节，自主性和地方特色得到发展，杂志自身特色更加鲜明。杂志编辑们与陈忠实的交流沟通和校稿改稿，影响了其早期写作的基本取向，这些早期刊登在《陕西文艺》上的小说，尽管呈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面相，但其中的现实主义出发点，并不激烈的阶级对立，充满人情味的笔调等都使得这几篇小说与当时激进的主流文学风格拉开了一定距离，而这都与《陕西文艺》这本杂志有着深远且密切的关系。
注释：
①方厚枢：《“文革”十年的期刊》，《编辑学刊》1998年第3期。
②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8页。
③⑦⑨⑩1112151625陈忠实、冯希哲、张琼编选：《陈忠实访谈录》，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页，第150页，第178页，第178页，第85页，第150页，第17页，第216-217页，第121页。
④陈忠实：《第一次投稿》，载《陈忠实文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页。
⑤13杨韦昕：《渐行渐远 常忆常新——〈延河〉创刊后的第一个十年》，《延河》2006年第4期。
⑥从1959年8月号起，《稻地风波》改题为《创业史》，至11月号全部载完。
⑧20参见邢小利：《陈忠实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第57页。
14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页。
17《西安日报》创刊于1953年7月，1962年2月易名为《西安晚报》，1966年5月，《西安晚报》在“文革”中停刊，1969年6月又以《西安日报》之名重新出刊;1981年1月，《西安日报》再次改为《西安晚报》，1994年1月，又增出《西安日报》，与《西安晚报》并存。
18陈忠实：《我的文学生涯》，《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
1921陈忠实：《陷入与沉浸——〈延河〉创刊50年感怀》，《延河》2006年第4期。
22王冬梅：《“文革”后期文艺刊物的历史考察》，《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4期。
23徐江：《〈朝霞〉双刊与“文革”后期其它刊物的相互关系研究》，《当代文坛》2010年第4期。
241972年，就部分业余作者因脱产写作带来的误产误工、经济损失等实际问题，“‘出版口’领导小组汇集各方面反映，编印了一期《出版工作情况反映》，以《关于业余作者写书的补贴问题》为题，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有关宣传、文化领导部门。”参见方厚枢《新中国稿酬制度50年纪事》，《出版经济》2000年第6期。
26陈忠实：《高家兄弟》，《陕西文艺》1974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赵雷
关键词：陈忠实 ;早期写作;《延河》 ;《陕西文艺》
一 关于《延河》
1954年，随着西北行政区的撤销，西北文学艺术届联合会和《西北文艺》也相继被撤销和停刊。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将原大区作家协会改为大区所在地城市的中国作家协会分会。同年11月8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正式成立，代替西北文联处理西北地区相关文艺事务，按理自然也需要有一本刊物来接替《西北文艺》的位置——1956年4月10日，《延河》文学月刊创刊号应运而生。
1966年《延河》创刊十年之际，受特殊历史因素的影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电话指示，刊物自8月起暂时停刊。彼时不仅是《延河》这类地方文学杂志，全国期刊都基本全面停摆，从1965年的790种，到1969年仅存《红旗》《人民画报》等20种，被学者称为“近百年来中国期刊发展史上全国期刊年出版量的最低点”①。
1970年代初中央注意到了期刊的停滞问题。1971年2月27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特急电报，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经毛泽东主席批示后，中共中央向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文件第三部分“全面规划，积极做好图书出版工作”中有一节专门提及抓紧恢复和创办期刊。由此，杂志期刊的恢复被正式提上日程，在这种形势下，由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主办、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综合性文艺双月刊《陕西文艺》于1973年7月创刊。因其编辑大多是《延河》的原班人马，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延河》的“重新复刊”。1977年1月，《陕西文艺》改为月刊，同年7月恢復原名《延河》。
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延河》作为地方杂志，与中央一级杂志构成了严密的等级关系。“一般说来，‘中央’一级的（中国文联、作协的刊物）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次一等的是省和直辖市的刊物，依此类推。后者往往是‘中央’一级的回声，做出的回应。重要问题的提出，结论的形成，由前者承担。”②《延河》在彼时的主要作用是利用地缘优势及时有效地向本省文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传达党的文艺方针政策：1956年顺应“双百方针”，刊登文章体裁较为多样，题材也较为广泛;1958年配合“大跃进”的新民歌运动，各种民歌占据了主流……但地方与中央的距离不仅仅是地缘上的，还体现在对文艺动向和文艺政策的领悟力和执行力上。在层层传达中难免会有延迟和发挥，所以《延河》彼时偶尔也会“脱节”和“越轨”，比如在1957年第7期刊登张贤亮的《大风歌》，在1958年第3期刊登茹志鹃的《百合花》……而这一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恰好印证了《延河》编辑部的办刊理念和文学观念。
二 在《延河》发现《创业史》
陈忠实自述其文学启蒙源于赵树理。他初二时在课本上看到了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些农村里日常见惯的人和事，尤其是乡村人的语言，居然都可以写小说，还能进入中学课本？！我很惊讶，我想那我也能写。随之就到学校图书馆里借赵树理的小说。我的文学兴趣就从这儿发生了。”③陈忠实由此开始了文学创作，写出了第一篇小说《桃源风波》。在老师的肯定和鼓励下，又写了一篇小说《堤》，并由老师将其投给了《延河》。这也是陈忠实第一次知道这本刊物：“我那时还不知道投稿，第一次听说了《延河》。多年以后，当我走进《延河》编辑部的大门深宅以及在《延河》上发表作品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想到过车老师曾为我抄写投寄的第一篇稿。”④
与赵树理的启蒙作用不同，柳青作为第二个影响陈忠实的作家，其影响是深远且深刻的，而这种影响的发生，正是通过刊登在《延河》上的《创业史》。柳青正式开始《创业史》的写作后，“《延河》编辑部高度重视，决定作为一个重点，全力以赴，不惜版面在刊物连载发表。柳青也衷心希望在连载时能听到编辑部编辑和读者的意见，以便精益求精，再做修改。”⑤《延河》上刊载的小说一般以短篇为主，《创业史》作为罕见的长篇小说在《延河》上连载，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合作化题材完全符合当时《延河》对作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体现出《延河》编辑部对这部作品艺术价值、社会意义的高度肯定。从1959年4月号起，《创业史》⑥（当时名为《稻地风波》）在《延河》上连载，一直到1979年的3月号，连载到第二部结束。
《创业史》开始在《延河》上连载时，陈忠实刚好在上初三，他得知了这一消息后，十分激动，省下父亲每周给他买咸菜的两角钱，每月按时去买《延河》：“现在还能记得那期《延河》的题头，背景是蜿蜒的终南山脉，山前一条小河，河边一排迎风飘舞的杨柳。”⑦在1959年7月陈忠实的初中毕业照上，他手里还拿着一本刊有《创业史》的《延河》。⑧后来陈忠实上高中时听说《创业史》要在《收获》杂志上全文转载，就央求在西安工作的舅舅代买《收获》，这才把《创业史》全文读完，“那个印象是几十年都不能摆脱的。”⑨陈忠实曾说：“柳青的《创业史》是我阅读量最大的一部书。我前后买过9本《创业史》……”⑩《创业史》带给陈忠实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语言上，陈忠实“认为柳青把关中的语言提炼到了最迷人的程度，所以一下子又很崇尚柳青的语言，不自觉地受到影响。”11在题材上，陈忠实表示尽管之后描写农村合作化题材的作品不少，“但我更钟情于《创业史》，始终摆脱不了这部小说的影响。”12
《创业史》的创作和修改，都与《延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柳青本人就是《延河》的创始人之一，杂志关注现实、反映生活的办刊方针与他的文学诉求不谋而合;编辑部成员的文化背景、审美理念、办刊主旨也与柳青大致相似。“（《延河》的主要负责人们）都是颇有影响的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他们不仅懂行，有文学创作上的业绩和经验，而且和同时代的作家有共同语言，能互相沟通和交流，对作家有较强的吸引力……”13这大概也是在诸多杂志的约稿下，柳青坚持选择《延河》发表《创业史》的重要原因。根据柳青女儿的回忆，柳青在《创业史》的创作和修改中与《延河》的编辑始终保持充分的互动：“在每一章发表前，作协的编辑轮流来取稿。他最希望的是编辑们能给他提出问题和修改意见……有一次，有人提出一点看法，第二次这人再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这里有人才呀！’……编辑们开始对他的作品不太熟悉，以后读得多了，谈得也越来越深入。有的他不能接受，要讲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能接受，互相讨论。”14如此看来，《创业史》对陈忠实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间接包含了《延河》的影响。 彼时刚读到《创业史》的陈忠实还不知道自己今后会走上跟柳青相似的“农村基层干部”加“作家”的道路。“先做干部后做作家”的经历身份使两人都强调以实际工作生活为根基进入文学写作，而经历的相似性让陈忠实的早期写作有了更为贴切的模仿对象。陈忠实曾用“大树底下好乘凉，大树底下不长苗”来形容自己和柳青的关系，直到《白鹿原》的诞生，他才认为创作出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作品。15而纵观陈忠实早期的创作，则俨然颇具“小柳青”风格。
三 与《陕西文艺》结缘
按照陈忠实本人的叙述，他的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创作欲望的发生、萌动开始……直到1978年，可以看作我创作的第一阶段。”“第二个阶段大约从1978-1986年左右……这一时期是我人生和创作的重要转折，解决了反省力和自觉性的问题。”“第三个时期是《白鹿原》的酝酿、准备、创作时期。”16第三个时期因《白鹿原》而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前两个阶段则少有人关注。但是要想全面把握一位作家及其创作，研究写作“前史”也是必要的。
陈忠实的写作始于“大跃进”时期的全民诗歌运动，作文课上写的一首《钢、粮颂》被刊登在1958年11月4日的《西安日报》上，这也是迄今所知陈忠实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171962年陈忠实高考失误，与大学失之交臂，于是在毛西公社蒋村初级小学任民办教师，一边工作一边自学。1964年12月，应毛西公社准备春节文艺节目的要求，陈忠实写了一篇快板书，顺便将其寄给《西安晚报》参加春节演唱征文，不久后这篇快板《一笔冤枉债——灞桥区毛西公社陈家坡贫农陈广运家史片段》发表在《西安晚报》上。接着他又在该报上发表了诗歌《巧手把春造》和其视为文学处女作的散文《夜过流沙河》——后者的发表对他而言意义深远，是他屡次投稿失败自信心骤降时的一次鼓励：“第一次作品的发表，首先使我从自信和自卑的痛苦折磨中站立起来……我第一次可以向社会发表我的哪怕是十分微不足道的声音了。”18一直到1966年，陈忠实的文章逐年陆续见刊于《西安晚报》。
1960年代中后期，受特殊历史因素的影响，陈忠实的写作陷入了停滞。直到1969年5月，《西安日报》筹备复刊时，文艺副刊的编辑张月赓想起了曾在《西安日报》发表过作品的陈忠实，便向他约稿。也正是这次约稿，让陈忠实从混乱、失序的状态中缓解过来，重新燃起了创作的欲望。不久，他的散文《闪亮的红星》发表在《西安日报》副刊上，之后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散文和小说。这些作品的发表，让陈忠实成为了西安当地小有名气的工农兵作家。
1972年11月，陈忠实写成散文《水库情深》，最先发表在西安郊区文化馆《郊区文艺》的创刊号上。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时局有所变化，加上期刊政策的调整，有关方面准备筹办《陕西文艺》。1972年冬天，工人业余作者徐剑铭把《水库情深》推荐给正在筹办《陕西文艺》的编辑路萌、董得理，这篇散文得到了二人的高度重视和精心修改。陈忠实回忆说：“时隔不久，接到《陕西文艺》编辑部的一封信，内装我的散文《水库情深》，是发在《郊区文艺》上的剪贴样稿，在边角上用红笔修改勾划得一片红色。”而他对这些意见也是高度重视，“尤其是那些用红笔修改的字句，细细嚼磨，反复推敲，求得启示。”19次年7月，这篇散文在《陕西文艺》1973年第1期亦即创刊号上发表。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下，老作家逐渐淡出，文学界需要新人和新作。陈忠实的身份和文笔比较符合杂志的需要，他与《陕西文艺》长达数十年的渊源自此开始。
这篇刊登在《陕西文艺》上的文章，可以视为陈忠实文学道路的第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陈忠实见诸铅字的文章都发表在小地方的报刊杂志上，仅在当地产生了一定范围的影响。《陕西文艺》是彼时陕西省唯一以文学为主的文艺性刊物，代表着一省的文学形象。因此有人指出：“陈忠实之走上文坛，成为文学人物而引起全国性的关注，应该从他1973年亮相于《陕西文艺》开始。”20
《水库情深》之后，陈忠实的小说《接班以后》刊于《陕西文艺》1973年第3期的小说栏目头条。这算是陈忠实正式写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与之前创作的革命故事有所区别，在篇幅规模上也有所突破。编辑部主任董得理对这篇小说表示了充分肯定，并与陈忠实交换意见，提出修改建议。接下来，陈忠实按照每年一篇的速度，逐年在《陕西文艺》上发表了《高家兄弟》和《公社书记》。这些小说紧扣当时的时代主题，发表后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接班以后》和《高家兄弟》还被改编为各种艺术形式。总体来看，这几篇小说已经脱离了之前的习作范畴而更为成熟，陈忠实自己是这么评价这几篇小说的：“这些作品的主题和思想，都在阐释阶级斗争这个当时社会的‘纲’，我在新时期之初就开始反省，不仅在认识和理解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上进行反思，也对文学写作本身不断加深理解和反思。然而，最初的写作实践让我锻炼了语言文字，锻炼了直接从生活掘取素材的能力，也演练了结构和驾驭较大篇幅小说的基本功，这三篇小说都在两万字上下，但是结构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突破。”21
1982年陈忠实出版第一部个人作品集——短篇小说集《乡村》时，并没有收录在《陕西文艺》上发表的这几篇小说，收录的第一篇是刊发于《飞天》1978年第12期的《南北寨》。这说明新时期之初，陈忠实已经有了自我反省和清理过往的意识。按照上述陈忠实的说法，其早期刊登在《陕西文艺》上的小说主题和思想都围绕着阶级斗争这个“纲”，但就文本内容来说，是从具体的乡村工作生活出发的，尽管某些人物塑造有概念化倾向，但其中一些“反面人物”及情节细节隐现着现实主义的影子和真挚情感，与彼时的主流写作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四 《陕西文艺》和同时期主流写作
197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期刊政策的调整，地方文学杂志的恢复呈现加速态势，而中央级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诗刊》直到1976年1月才复刊，这种“谨慎而迟缓的步履”背后自然有各方面的復杂因素22——1972年《人民文学》复刊失败便是一个实例。“两报一刊”承载的是特殊历史时期意识形态和文艺方针的传达与传播，但中央级文学刊物后备力量不足（只有《解放军文艺》于1972年复刊）意味着对于地方而言缺乏中央级的、可以效仿的文学“样板”，这就使得各地文学杂志在创刊/复刊后，具有了一定程度和范围的自主性和地方性。 从《陕西文艺》的转载情况来看，1974年1月上海《朝霞》月刊创刊后风行一时，而《陕西文艺》还是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艺动态指示为主;从具体创作来看，也与相对激进的“朝霞风”拉开了一定距离。《陕西文艺》的编辑自创刊以来一直秉持现实主义、贴近生活的传统，在要求来稿质量的同时，也以现实主义为审稿用稿的基本准则。在陈忠实因修改《接班以后》第一次与编辑董得理见面时，这位编辑就谈到了真正的文学和“假大空”文学的区别，彼时这种大胆的发言让陈忠实印象深刻。
《陕西文艺》在当时并不是个例。各省的地方文学杂志都“基本没有转载《朝霞》双刊上的作品，而是采用当地工农兵文艺爱好者的稿件……着力于推介本地文艺爱好者的作品，调子也不追求那么激进。从某种意义上，能够看出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堅守和地方主义……‘文革’后期‘四人帮’炮制的文艺虽风头很劲，却民心已失。”23
此外，大部分专业作家在1966年之后已经主动或被动停止了创作，工农兵作家成为彼时创作的主力军，这里就有一个制度保障的问题。1966年前的专业作家有单位，有工资，是纳入国家秩序的“公家人”，在这种境况下他们会自觉响应中央的文艺政策和文艺方针，从思想到创作都完全纳入统一轨道。而对于工农兵作家而言，他们的创作并不能提供生活保障。其写作热情源于纯粹的文学爱好以及作品获得肯定时的满足感。也就是说，他们的写作并无规则化、制度化的保障。24那么他们写作中意识形态的“正确性”，除了来自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原则性、方向性要求之外，在实践层面更多是由地方文学杂志和文学编辑所指点和影响的。陈忠实作为地方文学青年和工农兵作者，怀着对文学的热情开始创作，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文学训练。《延河》上的《创业史》构成其早期阅读经验中最重要的部分;《陕西文艺》编辑与他的沟通交流、校稿改稿、互换意见，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其早期的写作经验。可以说，陈忠实的早期文学经验，与这本杂志有深刻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从《西北文艺》到《延河》再到《陕西文艺》，这本文学杂志始终秉持现实主义的传统，要求文学与生活保持密切联系。这种“真实”观对陈忠实的早期写作理念和创作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除此之外，“朝霞风”时期《陕西文艺》等地方文学杂志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也传递给了在《陕西文艺》上刊登作品的陈忠实，使其彼时的小说创作与“朝霞”的激进拉开了一定距离。
编辑董得理对陈忠实《接班以后》的“完全肯定”，其实也从侧面肯定了这篇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现实真实，与当时的主流文学有所区别。陈忠实早期小说创作都是从日常实际工作出发，紧跟反映生活的步伐。“我自发表小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较长时段里，小说创作可以说是与生活发展同步，都是对眼下发生着的生活现象做出回响的反应，现在我可以在那些小说的阅读里，回忆起新时期以来急骤变化的重要的社会事件。”25尽管这是陈忠实在之后对于早期写作的反思，我们在其中仍可以窥见其早期小说更多是从生活、现实出发，并不是那种主题先行的凭空捏造。
通过小说细读，我们也会发现陈忠实早期小说中阶级斗争的这个“纲”并没有非黑即白、照本宣科地体现出来，与当时“朝霞风”激烈的阶级斗争图解拉开了一定距离。《接班以后》讲述的是刘家桥村党支书刘东海与第四生产队队长刘天印之间由于“搞副业”引发的矛盾冲突，最后通过正面人物刘东海的劝说成功改造了还存在私有观念的刘天印。刘天印虽然有资本主义倾向，搞副业挣钱，导致承担的大渠工程落到最后，但他并不是为了谋私利，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陈忠实在小说中并没有用锋利的笔触指责这位生产队队长，甚至通过一定的描写让读者对他产生了同情和理解，同时还在后文将这种对立矛盾的发生转移到地主阶级谋划的阴谋中。《高家兄弟》的发生背景是1966年后第二次招收大学生工作，村干部哥哥兆丰坚决要将村里仅有的一个招生名额给赤脚医生秀珍而不是给自己学习成绩优异的弟弟兆文，由此与弟弟产生了矛盾冲突，最后哥哥通过谆谆教导成功说服了弟弟将名额让给秀珍。《公社书记》则是新任的红旗公社党委书记徐生勤以自己深入实际的带头工作和循循善诱改造了思想滑坡、行动懒散的副书记张振亭。这些小说与《朝霞》上的作品相比不再那么非黑即白，甚至有些人物的语言并不符合当时的主流话语，比如“科学这东西，是硬的，要真才实学，卫星不是凭口号能喊上天的！……把那些喂猪能手，只会扎扎针的‘六八型’人物送到大学，而把像兆文这样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放在农村，我于心不忍，我是为国家科学事业着想的……”26这些话语的正确性要到新时期才得到充分的印证和确认，但由此也可多少窥见陈忠实彼时的思想和心态。
余 论
陈忠实是被“十七年”文学滋养的作家。在其文学的兴趣初生和创作的起步阶段，《延河》杂志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延河》上的《创业史》构成了其早期阅读经验中的重要部分，并为其早期创作提供了语言和题材的模板，柳青独具特色的语言和从实际工作生活出发的现实主义写作深深影响了他。
陈忠实于1970年代前期通过《陕西文艺》实现了其写作生涯的第一个重大转折。从《西北文艺》到《延河》，从《延河》到《陕西文艺》，这本文学杂志始终秉持现实主义的传统，要求文学与生活保持密切距离。加之彼时地方文学杂志普遍与当时“主流”逐渐脱节，自主性和地方特色得到发展，杂志自身特色更加鲜明。杂志编辑们与陈忠实的交流沟通和校稿改稿，影响了其早期写作的基本取向，这些早期刊登在《陕西文艺》上的小说，尽管呈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面相，但其中的现实主义出发点，并不激烈的阶级对立，充满人情味的笔调等都使得这几篇小说与当时激进的主流文学风格拉开了一定距离，而这都与《陕西文艺》这本杂志有着深远且密切的关系。
注释：
①方厚枢：《“文革”十年的期刊》，《编辑学刊》1998年第3期。
②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8页。
③⑦⑨⑩1112151625陈忠实、冯希哲、张琼编选：《陈忠实访谈录》，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页，第150页，第178页，第178页，第85页，第150页，第17页，第216-217页，第121页。
④陈忠实：《第一次投稿》，载《陈忠实文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页。
⑤13杨韦昕：《渐行渐远 常忆常新——〈延河〉创刊后的第一个十年》，《延河》2006年第4期。
⑥从1959年8月号起，《稻地风波》改题为《创业史》，至11月号全部载完。
⑧20参见邢小利：《陈忠实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第57页。
14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页。
17《西安日报》创刊于1953年7月，1962年2月易名为《西安晚报》，1966年5月，《西安晚报》在“文革”中停刊，1969年6月又以《西安日报》之名重新出刊;1981年1月，《西安日报》再次改为《西安晚报》，1994年1月，又增出《西安日报》，与《西安晚报》并存。
18陈忠实：《我的文学生涯》，《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
1921陈忠实：《陷入与沉浸——〈延河〉创刊50年感怀》，《延河》2006年第4期。
22王冬梅：《“文革”后期文艺刊物的历史考察》，《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4期。
23徐江：《〈朝霞〉双刊与“文革”后期其它刊物的相互关系研究》，《当代文坛》2010年第4期。
241972年，就部分业余作者因脱产写作带来的误产误工、经济损失等实际问题，“‘出版口’领导小组汇集各方面反映，编印了一期《出版工作情况反映》，以《关于业余作者写书的补贴问题》为题，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有关宣传、文化领导部门。”参见方厚枢《新中国稿酬制度50年纪事》，《出版经济》2000年第6期。
26陈忠实：《高家兄弟》，《陕西文艺》1974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赵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