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寒冬到来时，积极消费便是“爱国”?如果这样的言论只是坊间的戏谈倒也罢了，没想到竟成为最近北京“两会”上一位政协委员的正式建议。于是，当由此衍生而来的N个“爱国消费论”大行其道之时，人们不禁要问，将个人的消费行为与爱国捆绑在一起，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逻辑?
　　
　　“积极消费就是爱国。我建议要发动一场爱国消费、扩内需、救中国的运动，用爱心和民族精神去鼓励消费，具体做法是让每个人、每个单位把他们一年的收入都消费掉。”
　　此番言论出自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哲之口，它不仅“雷人”，更让人热血贲张。言下之意，我们每个人都应忘却后顾之忧，只要大手大脚地花钱，该买房的买房，该买车的买车，此番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就能被我们踩在脚下了!
　　如果这样的言论是出自坊间的戏言倒也罢了，可它偏偏出自一位代表着广泛民意的政协委员之口。1月13日，在包括北京市长郭金龙等市领导参加的“扩大内需、促增长，推动首都经济发展”专题座谈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哲提出此项建议，并且十分严肃认真地说：“如果政府允许这么做的话，我愿意拿出我的精力和我的财力去推动这个事情。”可见，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随口一说”，而是经过认真酝酿和思考的“郑重声明”。
　　此番言论一出，引起社会上一片热议。“积极消费就是爱国?”“把一年的收入都消费掉就是爱国?”这究竟是高涨的爱国热情，还是膨胀的非理性情绪?
　　
　　将“消费”与“爱国”捆绑
　　
　　李哲的此番言论立即成为网络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政协委员代表广泛民意在“两会”上献计献策，为“迎战金融危机，努力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这一当前“两会”的核心议题所献出的居然是“让每个人、每个单位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进行消费”这样的计策。一些网友用“荒唐”、“不可思议”、“充满想象力”甚至“弱智”表达了他们对这一建议的看法。
　　更让许多人感到不能理解的是，李哲委员的“爱国消费论”还拥有一大批的同盟军，有的是知名经济学家，有的是政府部门领导，他们近期的言论都不约而同地将“消费”与“爱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早在去年12月13日，号称以“不唯上，不唯书，不唯众”为治学根本的著名经济学家、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就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旗帜鲜明地说道：“在目前情况下应该意识到，买房子就是爱国。”随后还以一套经济学家的逻辑推理来论证这一观点。
　　今年1月11日，韩保江、窦勇两位经济学专家所写的名为《积极消费就是爱国》的文章刊登在了《瞭望新闻周刊》上。在文中，韩、窦两位专家这样教育我们：“爱国不仅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行动。当前，在中国经济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的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之时，积极消费就是爱国……而爱国就是爱自己。若需求不足，经济持续低迷，商品卖不出去，企业经营状况必然恶化，我们就有可能面临失业或降薪的风险。”
　　几乎在同时，为支持楼市拉动内需，合肥市规划局局长王爱华亲自在当地某电视台公开为推销楼盘吆喝，并高喊“买房就是爱国”。
　　“爱国消费论”从浮出水面以来，可谓一浪高过一浪。
　　
　　消费与爱国有必然联系吗
　　
　　从赵晓教授宣称“买房就是爱国”，到韩保江教授说“积极消费就是爱国”，再到李哲委员要求“让每个人、每个单位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进行消费”。人们的直观感受是：经济危机实在太厉害了，以至于专家们的建议“没有最雷，只有更雷”。只是人们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消费和爱国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联系?
　　从字面上看，消费的主体是“个人”，客体是“商品或服务”，联系两者的纽带是“金钱”，消费的过程是一种“索取”和“享受”，纯属个人行为。消费或者不消费完全取决于个人主观意愿，与他人及社会无关。
　　而“爱国”或者说“爱国主义”的主体往往是包含无数个人的“集体”，客体则是“国家”，联系两者的纽带是对国家的“爱和忠诚”，爱国的过程更多的可以理解为个人对国家的“无私奉献”。爱国或者不爱国，既受个人意志的影响，但归根到底还是整个社会大环境所决定的。更多的时候，爱国主义表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或集体亢奋，个体往往会被集体的意志所感染和影响。
　　一边是个人，一边是集体；一边是商品，一边是国家；一边是金钱，一边是爱和忠诚；一边是索取和享受，一边是奉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消费”和“爱国”这两个没有必然联系的概念强行牵扯在一起，不仅别扭，更是一种刻意拔高的比较。说到底，任何一种试图在爱国与个人消费之间建立对价关系的想法，都是荒诞的，经不起考验的。如果硬要把两者扯到一起，那只能是一出“关公战秦琼”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