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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明清时期是贵州商业经济产生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江西江右商帮的兴盛时期，赣商进入贵州，对贵州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贵州在为外来商业文化提供活动平台的过程中，本身的商业经济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关键词：明清时期 江右商帮 贵州经济商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4-71—73
“江右”在中国历史上泛指现在的江西一带，据清代魏僖所著的《日录杂说》上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何也?日：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也有学者认为，江西位于江南西部地区，江右一称应该来自传统中国“东为左，西为右”的文化观念。故“江右”在很长一段时期曾被作为江西的代名词，而明清时期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江西商人也就被人们习称为“江右商帮”。
一、江右商帮的兴起
江右商帮的兴起，得益于当时中国社会大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其自身所拥有的人口、物产、交通、地理等优越条件。元末明初，由于战争对社会经济造成的破坏以及明王朝统一中国军事和政治上的需要，无论国家还是人民，对生活物质资料的需求都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尤其是在挥师南下、平定云贵两广等南方边疆边远民族地区的过程中，鉴于这些地方人口稀少和经济的欠发达，粮草物资等军需给养的供应在很大程度上仍要依赖物产丰富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定都南京，第一个设省的地区就是江西。随着明朝对全国的统一，明军不断进兵两湖、两广、云贵，都是以江西为基地。明军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相对而言，东南地区则战事缓和，生活较为太平。明朝统一中国的军力虽从南京出发，而军需给养却多依赖于江西供给，这就为赣商的兴起形成了很大的商业空间。
江西不仅拥有长江中游三大平原之一的鄱阳湖平原，而且拥有运河——长江——赣江—北江3000公里长的黄金水上贸易通道的三分之一约1000余公里，在实行海禁闭关政策、只留广州一个对外通商口岸、经济贸易绝大部分只能在内部循环进行的历史时期，这一突出的地理优势尤为显要；江西盛产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等，其制瓷业和造纸业在明代首屈一指，占了当时全国五大手工业中的两项；这些因素，给赣商的兴起发达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内部和外部社会环境，使其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能迅速发展开来，遍及大江南北、五湖四海，成为与著名的晋商、徽商等齐名的十大商帮之一。江西商人活动的地域和范围很广，在当时可说是遍布全国各地，其财力和能量，仅次于晋商和徽商，居全国第三位。
二、明清时期贵州商品经济的产生
在明朝设立的地方行政机构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中，江西是最早的一个，而贵州是最晚的一个。这其间虽然有一个统一早晚的时间问题，但政治经济条件的成熟也是影响这一进程快慢的重要因素。
纵观贵州的历史发展，明代可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和大的发展时期，这不仅体现在行政区划的形成建制，更为重要的是以“改土归流”为核心的政治体系的变革，以地主经济取代封建领主制经济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迁，以驿道驿站为代表的交通设施的改善对经济发展和物资交流的促进，以“调北填南”为重点的大量人口迁移进入贵州带来的商业文化繁荣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等因素的作用。
1、物产的丰富为商业的发展打下基础
商品经济的兴起发达，需要有人口需求、物产充裕、流通场所、经营者(职业商人)等要素。
明代以前，贵州的商业受阻于多重客观因素，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其商业活动的范围较为狭窄，商品的流通也多数是简单的以物易物进行交换。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后，出于稳定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军需等多方面的需要，政府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的措施，鼓励发展生产，加上外来劳动力的扩大、先进生产技术的传人，使得贵州的农、林、副业、手工业生产日益兴盛，到明代中叶，贵州出产的地方产品已经包括生漆、茶叶、桐油、棉花、药材等著名的土特产品和以羊毛毯、苗族织锦为特色代表的手工业产品，以朱砂、水银为代表的矿产品，以贵州马匹为代表的畜牧业产品，以珍稀林木为代表的林业产品等等。这些丰富的物产资源，给贵州商品经济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人口的增长催生对商品的大量需求
明代以前，贵州外来人口较少，土著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地广人稀，“不患无田而患无人”。属于典型的所谓人少地多的“宽乡”。十四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明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及军屯、民屯、商屯等屯田制度的施行，“移民实边”与“移狭乡就宽乡”政策造就的大量人口流动，使得贵州的人口数量激增，据载，到明弘治、嘉靖年间，仅新增的军民就有十四万八千九百余户，五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口。稠密的人口，造就物质的极大需求，形成一个买方消费市场，这就从消费者的角度刺激了商业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明代以来出现的庞大消费群体是贵州早期商业发展的催化剂和构成要件。
3、交通设施的改善促进了商贸活动的繁荣
对于明代以前的贵州而言，由于地处山区，交通闭塞，与外界的联系备受地理条件的制约。明代起在元代“站赤”的基础上对驿道大力加以修整开拓并增设驿、站、递铺，又在各司、府、州、县之间又加筑道路，加上乌江、清水江等直接与外界联通的水上通道，形成了遍及全省的交通网络，使贵州的开发环境得以较大的改善。这在当时不仅有利于政治上的管理和军事上的控制，对商品物资的流通也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当时在镇远、施秉、旧州一带“舟楫往来，商贾云屯”，来自江西、安徽、陕西的木材商都在这里设行，号称“三帮”，仅木材的年贸易额就达三百万银元。
4、集市的形成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平台
有了丰富的地方物产，需要进行大量的商品交换，既需要专业的中介一商人来进行，另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要有商品交换的平台——进行商业贸易的各种商品市场。而明代以卫所为组织形式的人口集中驻扎、“改土归流”后府州县地方政府机构的设置，改变了贵州明代之前少有城市，羁縻州县“大都寄治山谷之间”的原始局面。在这些军事据点和政治中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众多大小不一的城市与市场，给商品交换商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如省治所在贵阳，不仅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了贵州主要的商品集散地。黔中的安顺、黔西南的南隆(今安龙)、黔南的都匀、独山、黔东南的镇远、黔西北的毕节、黔北的遵义等，从明代开始都逐步形成地区性经济中心和主要的商品集散市场。就连小小的开阳双流镇，因地处水东地区从贵阳过开阳达遵义的黔蜀大道中段也成为著名集市；明代万历年间，土司刘瀚将养牛圈场迁于此并新建石街道，清初由于附近朱砂开采盛极一时更闻名遐迩，1662年，场上朱砂矿主和商人捐资扩建街道并改名为永兴场，取希望当地采矿和商业永远兴旺之意，到乾隆年间，永兴场发展成为石街道长140丈，宽7丈，共有十多条小街的闻名全省的大集市，街上形成了以江西商人钱姓、钟姓等为主的八大商号，民国政要、著名学者朱 启钤先生之朱氏家族，原籍江西临江府新喻(今新余)县擢秀乡，也是在清初康熙年间朱敬之、朱顺之兄弟入黔贸易迁居该地，祖孙三代多葬当地江西坡，现朱氏家族墓地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也算是对江右商人开发贵州的一个纪念吧。
三、赣商在贵州早期经济发展中的烙印
明代的商业由户部管理，清道光二十九年始设工商部。明清之时，各地兴起工商行帮，逐渐将分散的个人商业行为按地域为纽带聚集在一起，并在商业繁荣的城镇设立会馆。作为江右商帮的重要标志——江西会馆(亦称万寿宫)，也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的发展。大凡在现在的县一级城市和一些重要的集镇，都曾经有过万寿宫的建筑，我们今天在许多对外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中，也不难寻觅到江西会馆的身影，如青岩古镇、镇远、丹寨、思南、赤水等地。这些古老的建筑，曾主宰着当时的大部分商业活动，发挥着商品枢纽的功能，至今依然让人景仰。
贵州明清时也是赣商的一个主要活动区，他们既经商于城市，也贩鬻于农村，甚至深入土司管辖区，代官府“征输里役”。还有的江西商人定居于山寨少数民族居住地，久而久之成为当地民族的酋长或首领。故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之说。当时市场上的许多货物都来自江西或出自江西人之手。特别是各地开中药铺的商人，十有八九来自江西樟树，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誉。
江右商帮在明清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进入贵州，一方面对当时贵州的地方经济和商业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自身拓展的空间，获取了可观的商业利益，这从贵州各地现存的江西会馆的规模上就可窥一二；而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既吸纳接收了外来的人口、物资、技术、观念，又给所有的商业组织和个人提供了一个物资流通经贸往来的社会活动平台，使彼此间形成和达到了一个互动双赢的局面。
明清之际江西籍军民户的大举入黔和商人、手工业匠户的进入贵州，带动了贵州地方经济的变革，时至今日，贵州许多汉族成份的家庭，问及族源都仍然说是江西籍人氏，明清以来江西对贵州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就连当时比较偏僻的贵州黔西南兴义白碗窑镇，也因为赣籍匠人的到来，利用当地优质的瓷土和水资源，兴起瓷器的制作并名扬一方，到民国年间在重庆举办的国货展览会上还被评为最优等奖。其制瓷工艺一直流传到现在。造就了一大批手艺人并满足了周围市场的需求。
贵州最初的商品贸易，多是由走村串寨的小商小贩肩挑马驮来完成的，作为这种商业行为的历史刻痕，在黔北地区昔日的茶盐古道旁，至今还保留有其中个别客死异乡者的坟墓，映照出他们当年的艰辛与不幸。而江右商帮最初的雏形，也是由一个个单体的江西籍商人渐渐汇集形成。在此过程中，一方面留下了他们奋斗的身影，另一方面也记录了他们的成功。而贵州无疑也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一个可佐证的例子：贵州绥阳县杜家堰坎，即是因杜氏家族祖居于此而得名。其一世祖杜凰于明万历年间由江西临江迁入绥阳，至今已历十七代、五百余年，从初来时结庐为居的一家之口发展为楼宇轩昂有百十人家的地方名门望族。赣人开发贵州，又得以黔山秀水养育的互动行为在此得到完美体现。这既是历史的映照，也是逝去的那个时代的所需，为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深思与探寻空间。
关键词：明清时期 江右商帮 贵州经济商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4-71—73
“江右”在中国历史上泛指现在的江西一带，据清代魏僖所著的《日录杂说》上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何也?日：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也有学者认为，江西位于江南西部地区，江右一称应该来自传统中国“东为左，西为右”的文化观念。故“江右”在很长一段时期曾被作为江西的代名词，而明清时期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江西商人也就被人们习称为“江右商帮”。
一、江右商帮的兴起
江右商帮的兴起，得益于当时中国社会大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其自身所拥有的人口、物产、交通、地理等优越条件。元末明初，由于战争对社会经济造成的破坏以及明王朝统一中国军事和政治上的需要，无论国家还是人民，对生活物质资料的需求都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尤其是在挥师南下、平定云贵两广等南方边疆边远民族地区的过程中，鉴于这些地方人口稀少和经济的欠发达，粮草物资等军需给养的供应在很大程度上仍要依赖物产丰富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定都南京，第一个设省的地区就是江西。随着明朝对全国的统一，明军不断进兵两湖、两广、云贵，都是以江西为基地。明军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相对而言，东南地区则战事缓和，生活较为太平。明朝统一中国的军力虽从南京出发，而军需给养却多依赖于江西供给，这就为赣商的兴起形成了很大的商业空间。
江西不仅拥有长江中游三大平原之一的鄱阳湖平原，而且拥有运河——长江——赣江—北江3000公里长的黄金水上贸易通道的三分之一约1000余公里，在实行海禁闭关政策、只留广州一个对外通商口岸、经济贸易绝大部分只能在内部循环进行的历史时期，这一突出的地理优势尤为显要；江西盛产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等，其制瓷业和造纸业在明代首屈一指，占了当时全国五大手工业中的两项；这些因素，给赣商的兴起发达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内部和外部社会环境，使其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能迅速发展开来，遍及大江南北、五湖四海，成为与著名的晋商、徽商等齐名的十大商帮之一。江西商人活动的地域和范围很广，在当时可说是遍布全国各地，其财力和能量，仅次于晋商和徽商，居全国第三位。
二、明清时期贵州商品经济的产生
在明朝设立的地方行政机构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中，江西是最早的一个，而贵州是最晚的一个。这其间虽然有一个统一早晚的时间问题，但政治经济条件的成熟也是影响这一进程快慢的重要因素。
纵观贵州的历史发展，明代可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和大的发展时期，这不仅体现在行政区划的形成建制，更为重要的是以“改土归流”为核心的政治体系的变革，以地主经济取代封建领主制经济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迁，以驿道驿站为代表的交通设施的改善对经济发展和物资交流的促进，以“调北填南”为重点的大量人口迁移进入贵州带来的商业文化繁荣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等因素的作用。
1、物产的丰富为商业的发展打下基础
商品经济的兴起发达，需要有人口需求、物产充裕、流通场所、经营者(职业商人)等要素。
明代以前，贵州的商业受阻于多重客观因素，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其商业活动的范围较为狭窄，商品的流通也多数是简单的以物易物进行交换。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后，出于稳定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军需等多方面的需要，政府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的措施，鼓励发展生产，加上外来劳动力的扩大、先进生产技术的传人，使得贵州的农、林、副业、手工业生产日益兴盛，到明代中叶，贵州出产的地方产品已经包括生漆、茶叶、桐油、棉花、药材等著名的土特产品和以羊毛毯、苗族织锦为特色代表的手工业产品，以朱砂、水银为代表的矿产品，以贵州马匹为代表的畜牧业产品，以珍稀林木为代表的林业产品等等。这些丰富的物产资源，给贵州商品经济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人口的增长催生对商品的大量需求
明代以前，贵州外来人口较少，土著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地广人稀，“不患无田而患无人”。属于典型的所谓人少地多的“宽乡”。十四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明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及军屯、民屯、商屯等屯田制度的施行，“移民实边”与“移狭乡就宽乡”政策造就的大量人口流动，使得贵州的人口数量激增，据载，到明弘治、嘉靖年间，仅新增的军民就有十四万八千九百余户，五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口。稠密的人口，造就物质的极大需求，形成一个买方消费市场，这就从消费者的角度刺激了商业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明代以来出现的庞大消费群体是贵州早期商业发展的催化剂和构成要件。
3、交通设施的改善促进了商贸活动的繁荣
对于明代以前的贵州而言，由于地处山区，交通闭塞，与外界的联系备受地理条件的制约。明代起在元代“站赤”的基础上对驿道大力加以修整开拓并增设驿、站、递铺，又在各司、府、州、县之间又加筑道路，加上乌江、清水江等直接与外界联通的水上通道，形成了遍及全省的交通网络，使贵州的开发环境得以较大的改善。这在当时不仅有利于政治上的管理和军事上的控制，对商品物资的流通也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当时在镇远、施秉、旧州一带“舟楫往来，商贾云屯”，来自江西、安徽、陕西的木材商都在这里设行，号称“三帮”，仅木材的年贸易额就达三百万银元。
4、集市的形成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平台
有了丰富的地方物产，需要进行大量的商品交换，既需要专业的中介一商人来进行，另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要有商品交换的平台——进行商业贸易的各种商品市场。而明代以卫所为组织形式的人口集中驻扎、“改土归流”后府州县地方政府机构的设置，改变了贵州明代之前少有城市，羁縻州县“大都寄治山谷之间”的原始局面。在这些军事据点和政治中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众多大小不一的城市与市场，给商品交换商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如省治所在贵阳，不仅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了贵州主要的商品集散地。黔中的安顺、黔西南的南隆(今安龙)、黔南的都匀、独山、黔东南的镇远、黔西北的毕节、黔北的遵义等，从明代开始都逐步形成地区性经济中心和主要的商品集散市场。就连小小的开阳双流镇，因地处水东地区从贵阳过开阳达遵义的黔蜀大道中段也成为著名集市；明代万历年间，土司刘瀚将养牛圈场迁于此并新建石街道，清初由于附近朱砂开采盛极一时更闻名遐迩，1662年，场上朱砂矿主和商人捐资扩建街道并改名为永兴场，取希望当地采矿和商业永远兴旺之意，到乾隆年间，永兴场发展成为石街道长140丈，宽7丈，共有十多条小街的闻名全省的大集市，街上形成了以江西商人钱姓、钟姓等为主的八大商号，民国政要、著名学者朱 启钤先生之朱氏家族，原籍江西临江府新喻(今新余)县擢秀乡，也是在清初康熙年间朱敬之、朱顺之兄弟入黔贸易迁居该地，祖孙三代多葬当地江西坡，现朱氏家族墓地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也算是对江右商人开发贵州的一个纪念吧。
三、赣商在贵州早期经济发展中的烙印
明代的商业由户部管理，清道光二十九年始设工商部。明清之时，各地兴起工商行帮，逐渐将分散的个人商业行为按地域为纽带聚集在一起，并在商业繁荣的城镇设立会馆。作为江右商帮的重要标志——江西会馆(亦称万寿宫)，也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的发展。大凡在现在的县一级城市和一些重要的集镇，都曾经有过万寿宫的建筑，我们今天在许多对外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中，也不难寻觅到江西会馆的身影，如青岩古镇、镇远、丹寨、思南、赤水等地。这些古老的建筑，曾主宰着当时的大部分商业活动，发挥着商品枢纽的功能，至今依然让人景仰。
贵州明清时也是赣商的一个主要活动区，他们既经商于城市，也贩鬻于农村，甚至深入土司管辖区，代官府“征输里役”。还有的江西商人定居于山寨少数民族居住地，久而久之成为当地民族的酋长或首领。故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之说。当时市场上的许多货物都来自江西或出自江西人之手。特别是各地开中药铺的商人，十有八九来自江西樟树，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誉。
江右商帮在明清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进入贵州，一方面对当时贵州的地方经济和商业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自身拓展的空间，获取了可观的商业利益，这从贵州各地现存的江西会馆的规模上就可窥一二；而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既吸纳接收了外来的人口、物资、技术、观念，又给所有的商业组织和个人提供了一个物资流通经贸往来的社会活动平台，使彼此间形成和达到了一个互动双赢的局面。
明清之际江西籍军民户的大举入黔和商人、手工业匠户的进入贵州，带动了贵州地方经济的变革，时至今日，贵州许多汉族成份的家庭，问及族源都仍然说是江西籍人氏，明清以来江西对贵州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就连当时比较偏僻的贵州黔西南兴义白碗窑镇，也因为赣籍匠人的到来，利用当地优质的瓷土和水资源，兴起瓷器的制作并名扬一方，到民国年间在重庆举办的国货展览会上还被评为最优等奖。其制瓷工艺一直流传到现在。造就了一大批手艺人并满足了周围市场的需求。
贵州最初的商品贸易，多是由走村串寨的小商小贩肩挑马驮来完成的，作为这种商业行为的历史刻痕，在黔北地区昔日的茶盐古道旁，至今还保留有其中个别客死异乡者的坟墓，映照出他们当年的艰辛与不幸。而江右商帮最初的雏形，也是由一个个单体的江西籍商人渐渐汇集形成。在此过程中，一方面留下了他们奋斗的身影，另一方面也记录了他们的成功。而贵州无疑也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一个可佐证的例子：贵州绥阳县杜家堰坎，即是因杜氏家族祖居于此而得名。其一世祖杜凰于明万历年间由江西临江迁入绥阳，至今已历十七代、五百余年，从初来时结庐为居的一家之口发展为楼宇轩昂有百十人家的地方名门望族。赣人开发贵州，又得以黔山秀水养育的互动行为在此得到完美体现。这既是历史的映照，也是逝去的那个时代的所需，为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深思与探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