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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佛经的翻译与西方《圣经》的翻译都是宗教文献类的翻译，所以两者有着共通之处。但由于背景的不同，两者实则也存有差异性。通过考究佛经翻译的演变及《圣经》翻译的演变过程，从翻译的历史背景、策略及影响，对比分析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的共性与差异。
关键词：佛经翻译;《圣经》翻译;翻译比较;共性;差异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更迭，翻译活动也随着变迁。翻译学科呈蓬勃发展之势，与此同时关于中西翻译史方面的书籍相继出版，详尽地介绍翻译学的相关知识。中西翻译发展史既有某些共同的发展规律，又有着相异之处。中西翻译活动大规模的发展与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是佛经的翻译，在西方则是《圣经》的翻译。
一、佛经翻译的演变过程
首先以佛经在中国的传入及翻译为例，来探讨中国翻译史的发展。佛教于释迦摩尼佛灭度之后即公元六十七年传到中国。关于佛教传入之因，佛教信徒较为相信汉明帝“感梦求法”[据后汉纪对于佛教初传我国之记载，谓东汉明帝尝夜梦金人，身材高大，顶有光明。明帝疑惑不解，次日，以所梦之事问群臣，臣下答以：“西方有神，名佛。”帝遂遣使者前往天竺求法。]的故事。公元67年冬，西行求法的使者返回洛阳。此行不仅带回了佛陀的画像和佛陀讲法的经典，而且两位印度高僧也来到了中国。于是佛教便开始在中国传播。传播原因有四，一是当时恶劣的社会政治状况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统治者利用和扶持佛教来麻醉劳动人民，以达到巩固阶级统治的目的。二是儒家讲孝道只讲了一个纲领，佛教思想的建立之基亦如此，但佛法讲孝道讲得非常透彻，确实可以弥补儒家之不足。三是佛经翻译选取了合适的策略与方法，推动了其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在古代，儒道思想是我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佛教依附本土的思想文化，走佛教中国化道路是其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四是中外佛经译者的努力。最初的佛经翻译由来华的外国高僧主译，如译经大师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等。此外，我国也涌现了一大批佛经翻译家，例如道安、慧远、玄奘、彦琮等人。这些优秀的译者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书写了中国佛经翻译历史，并最终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最初，人们不识佛经经文，阅读极为困难，因而佛经内含之意难以被挖掘。于是佛经翻译活动逐渐发展壮大，据史料记载，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公元184年）佛经翻译正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西行求经的人数极多，产出大量的佛经译本，据统计，这一时期共译出佛经一千多部，三千四百多卷，仅后秦的鸠摩罗什就译了三百多卷。梁启超曾言：“佛教为外来之学，其托命在翻译，自然之数也。”[1] 因此，佛教能在中国找到立足之地、深入人心并逐渐发扬光大，与佛经典籍翻译息息相关。随着时代发展，佛经翻译译著可谓颇丰。首先，譯作数量渐增，据元代《法宝堪同总录》所述，自后汉永平十年至元朝二十年间，译者便有196人，所译佛经共1335部，5196卷。其次，翻译内容渐难，初期佛经翻译仅译小品经文，后来才开始广泛地译大经。最后，译事组织渐升，初期主要是无组织的“私人一二，相约对译”[2]， 后来逐步转入由国家“大建译场，广罗才俊”[2]的官译。唐代译场有译主、证义、度语、笔受、缀文等十一种分工。上述可概括为佛经翻译规模的变化。从佛经译文的质量而言，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其一，在译本方面，早期的胡僧暗诵传译发展为文字译本，而文字记载比口头记载更加精确。其二，在译者方面，我国的佛经翻译主要经过外国人主译、中外人共译和本国人主译三个时期。后期译者的双语功底都较为深厚，加之前人的理论与经验，翻译质量日益提高。其三，翻译组织的规模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译文的准确性与可读性。其四，我国佛经翻译经历了“由幼稚的直译而至幼稚的意译，又由成熟的直译至较成熟的意译，终至二者兼得的发展模式”[3]。
二、《圣经》翻译的演变过程
梳理中西翻译史可见，较之中国的佛经翻译，西方古代的译者则是投身于《圣经》的翻译。《圣经》又名《新旧约全书》，由《旧约》与《新约》两部分组成。《旧约》一共39卷，以古希伯来文写就，由犹太教教士依据犹太教的教义编纂而成。它囊括了犹太及邻近民族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人文历史资料。《新约》一共27卷，其创作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1世纪。《圣经》里强调了神与人的立约关系即：“人守约则得赐福，人背约则受惩罚”[4]。《圣经》虽然从总体编纂上来说具有绝对神权政治色彩，但在全能的上帝光环之下，“人”作为独立丰满的个体形象矗立起来，读者能够看到人的存在、人性的真实与完整。
世界上共有一千八百多种语言的《圣经》译本，几乎包罗所有民族的语言，乃至地区方言。其中二百八十多种译本是全本的新旧约，五百九十多种只有新约部分，九百二十多种是单行本或选辑本。而所有的译本又可根据时代划分。首先是古代译本，其包含五种版本的译本：1.希腊文译本，从公元3世纪俄利根（Origen）编纂的六经合编（Hexapla）可知，古代至少存有七种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2.亚兰文译本，从公元前2世纪起，口头解释的《圣经》以文字方式被记载下来，逐渐成为亚兰文释译本《圣经》。3.古叙利亚文译本，公元2世纪，《旧约》被翻译成古叙利亚文。这种译本至今仍被叙利亚、伊朗、印度等国的一些基督教教派所使用。4.拉丁文译本，据考证，公元2至3世纪就出现了古拉丁文译本，其译本数量不下38种。5.新约译本，公元3世纪中叶，《新约》已经有了拉丁文、叙利亚文和科普替文译本，而它们都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其次是中世纪后期译本，在中世纪后期，一批新的圣经译本相继问世，而译者多是对天主教会不满的下层教士。15世纪左右，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兰文、西班牙文的《新约》出版，这些新译本的出现极大程度促进了宗教改革的发展。在宗教改革时期《圣经》英译的最初成果是《丁道尔译本》，而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圣经》的翻译也得到英王的支持，英王钦准出版的译文有《马太译本》、《科威戴尔译本》以及《钦定译本》等。最后是近现代译本，其中重要的英文译本有如下几种：1.《美国标准译本》（1901），这是美国圣经公会出版发行的第一本圣经。2.《修订标准译本》（1952），它是在《美国标准译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3.《耶路撒冷圣经》（1966），它吸收了早期译本的研究成果，因学术性较强而深受天主教和基督教徒的欢迎。4.《新英文圣经》（1961—1970），由英国新教徒采用当代英语译成，出版之初一度引起争议，但其巨大成就逐渐被世人所公认。5.《当代圣经》（1971），泰勒参照《美国标准译本》并且参考了诸多受人欢迎的版本，从而译出此版。 三、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的比较
无论是中国佛经翻译还是西方《圣经》翻译都演绎出了各自的风格和色彩，通过两者的对比，可发现蕴含在其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首先，谈及两者的差异性，中西文化发源的不同影响了译文的历史语境，中国文化发源于东亚中原温带的大河腹地，难以与远洋之国进行沟通，而西方文化始于古代地中海东部文明，这种开放型特征有利于跨语言交流和跨文化融合。虽然中西翻译历史皆开始于宗教翻译，但两者的目的不同，所以两者所处的发展环境不同。中国古代统治者想利用佛经巩固自身的统治，于是一些佛经翻译者采取归化策略，使用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名词和术语。而《圣经》翻译倾向于意译，使得译本内容更加丰富、更具吸引力。中国佛经翻译之初主要是以个人的形式完成，随着佛经影响力的加大，翻译组织才由个人翻译发展到译场翻译。《圣经》翻译从一开始就采取多人合作的形式，由顶尖学者通力合作完成，极具影响力。其次，谈到两者的相似性，两者翻译的策略实则都是采用直译与意译互补调和，以确保译文的准确度。与此同时，由于意译策略的使用，译者的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凸显。两者也对各自的文化有着影响，在中国，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一些佛教词汇逐渐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而《圣经》的翻译也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英语词汇。佛经中的大量修饰用法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意境，产生了新文体，增添了新材料”[5]。《圣经》的人物原型、叙事结构、隐喻手法及语言风格等对西方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百年孤独》、《嘉莉妹妹》、《老人与海》、《安娜·卡列尼娜》等非常多的优秀作品中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与《圣经》息息相关。
综观中国佛经翻译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历史，可见虽两者在外在条件上有不同之处，但两者都是宗教文献类的翻译，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始终不变的是，作为传播和输入知识的重要媒介，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桥梁。我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离不开历代译者的努力，西方《圣经》的翻译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陈文英.佛教在中国汉地文献传播史论[J].许昌学院學报，2008（01）：92-95.
[2]孙娟.从佛经翻译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J].英语教师，2013，13（12）：65-68.
[3]高晨霞.从佛经翻译史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3（02）：133-134.
[4]诸立忠.体现英语学科思想让英美文学走进高中英语课堂[J].课程教育研究，2016（31）：89.
[5]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1997：46.
关键词：佛经翻译;《圣经》翻译;翻译比较;共性;差异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更迭，翻译活动也随着变迁。翻译学科呈蓬勃发展之势，与此同时关于中西翻译史方面的书籍相继出版，详尽地介绍翻译学的相关知识。中西翻译发展史既有某些共同的发展规律，又有着相异之处。中西翻译活动大规模的发展与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是佛经的翻译，在西方则是《圣经》的翻译。
一、佛经翻译的演变过程
首先以佛经在中国的传入及翻译为例，来探讨中国翻译史的发展。佛教于释迦摩尼佛灭度之后即公元六十七年传到中国。关于佛教传入之因，佛教信徒较为相信汉明帝“感梦求法”[据后汉纪对于佛教初传我国之记载，谓东汉明帝尝夜梦金人，身材高大，顶有光明。明帝疑惑不解，次日，以所梦之事问群臣，臣下答以：“西方有神，名佛。”帝遂遣使者前往天竺求法。]的故事。公元67年冬，西行求法的使者返回洛阳。此行不仅带回了佛陀的画像和佛陀讲法的经典，而且两位印度高僧也来到了中国。于是佛教便开始在中国传播。传播原因有四，一是当时恶劣的社会政治状况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统治者利用和扶持佛教来麻醉劳动人民，以达到巩固阶级统治的目的。二是儒家讲孝道只讲了一个纲领，佛教思想的建立之基亦如此，但佛法讲孝道讲得非常透彻，确实可以弥补儒家之不足。三是佛经翻译选取了合适的策略与方法，推动了其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在古代，儒道思想是我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佛教依附本土的思想文化，走佛教中国化道路是其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四是中外佛经译者的努力。最初的佛经翻译由来华的外国高僧主译，如译经大师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等。此外，我国也涌现了一大批佛经翻译家，例如道安、慧远、玄奘、彦琮等人。这些优秀的译者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书写了中国佛经翻译历史，并最终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最初，人们不识佛经经文，阅读极为困难，因而佛经内含之意难以被挖掘。于是佛经翻译活动逐渐发展壮大，据史料记载，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公元184年）佛经翻译正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西行求经的人数极多，产出大量的佛经译本，据统计，这一时期共译出佛经一千多部，三千四百多卷，仅后秦的鸠摩罗什就译了三百多卷。梁启超曾言：“佛教为外来之学，其托命在翻译，自然之数也。”[1] 因此，佛教能在中国找到立足之地、深入人心并逐渐发扬光大，与佛经典籍翻译息息相关。随着时代发展，佛经翻译译著可谓颇丰。首先，譯作数量渐增，据元代《法宝堪同总录》所述，自后汉永平十年至元朝二十年间，译者便有196人，所译佛经共1335部，5196卷。其次，翻译内容渐难，初期佛经翻译仅译小品经文，后来才开始广泛地译大经。最后，译事组织渐升，初期主要是无组织的“私人一二，相约对译”[2]， 后来逐步转入由国家“大建译场，广罗才俊”[2]的官译。唐代译场有译主、证义、度语、笔受、缀文等十一种分工。上述可概括为佛经翻译规模的变化。从佛经译文的质量而言，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其一，在译本方面，早期的胡僧暗诵传译发展为文字译本，而文字记载比口头记载更加精确。其二，在译者方面，我国的佛经翻译主要经过外国人主译、中外人共译和本国人主译三个时期。后期译者的双语功底都较为深厚，加之前人的理论与经验，翻译质量日益提高。其三，翻译组织的规模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译文的准确性与可读性。其四，我国佛经翻译经历了“由幼稚的直译而至幼稚的意译，又由成熟的直译至较成熟的意译，终至二者兼得的发展模式”[3]。
二、《圣经》翻译的演变过程
梳理中西翻译史可见，较之中国的佛经翻译，西方古代的译者则是投身于《圣经》的翻译。《圣经》又名《新旧约全书》，由《旧约》与《新约》两部分组成。《旧约》一共39卷，以古希伯来文写就，由犹太教教士依据犹太教的教义编纂而成。它囊括了犹太及邻近民族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人文历史资料。《新约》一共27卷，其创作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1世纪。《圣经》里强调了神与人的立约关系即：“人守约则得赐福，人背约则受惩罚”[4]。《圣经》虽然从总体编纂上来说具有绝对神权政治色彩，但在全能的上帝光环之下，“人”作为独立丰满的个体形象矗立起来，读者能够看到人的存在、人性的真实与完整。
世界上共有一千八百多种语言的《圣经》译本，几乎包罗所有民族的语言，乃至地区方言。其中二百八十多种译本是全本的新旧约，五百九十多种只有新约部分，九百二十多种是单行本或选辑本。而所有的译本又可根据时代划分。首先是古代译本，其包含五种版本的译本：1.希腊文译本，从公元3世纪俄利根（Origen）编纂的六经合编（Hexapla）可知，古代至少存有七种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2.亚兰文译本，从公元前2世纪起，口头解释的《圣经》以文字方式被记载下来，逐渐成为亚兰文释译本《圣经》。3.古叙利亚文译本，公元2世纪，《旧约》被翻译成古叙利亚文。这种译本至今仍被叙利亚、伊朗、印度等国的一些基督教教派所使用。4.拉丁文译本，据考证，公元2至3世纪就出现了古拉丁文译本，其译本数量不下38种。5.新约译本，公元3世纪中叶，《新约》已经有了拉丁文、叙利亚文和科普替文译本，而它们都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其次是中世纪后期译本，在中世纪后期，一批新的圣经译本相继问世，而译者多是对天主教会不满的下层教士。15世纪左右，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兰文、西班牙文的《新约》出版，这些新译本的出现极大程度促进了宗教改革的发展。在宗教改革时期《圣经》英译的最初成果是《丁道尔译本》，而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圣经》的翻译也得到英王的支持，英王钦准出版的译文有《马太译本》、《科威戴尔译本》以及《钦定译本》等。最后是近现代译本，其中重要的英文译本有如下几种：1.《美国标准译本》（1901），这是美国圣经公会出版发行的第一本圣经。2.《修订标准译本》（1952），它是在《美国标准译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3.《耶路撒冷圣经》（1966），它吸收了早期译本的研究成果，因学术性较强而深受天主教和基督教徒的欢迎。4.《新英文圣经》（1961—1970），由英国新教徒采用当代英语译成，出版之初一度引起争议，但其巨大成就逐渐被世人所公认。5.《当代圣经》（1971），泰勒参照《美国标准译本》并且参考了诸多受人欢迎的版本，从而译出此版。 三、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的比较
无论是中国佛经翻译还是西方《圣经》翻译都演绎出了各自的风格和色彩，通过两者的对比，可发现蕴含在其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首先，谈及两者的差异性，中西文化发源的不同影响了译文的历史语境，中国文化发源于东亚中原温带的大河腹地，难以与远洋之国进行沟通，而西方文化始于古代地中海东部文明，这种开放型特征有利于跨语言交流和跨文化融合。虽然中西翻译历史皆开始于宗教翻译，但两者的目的不同，所以两者所处的发展环境不同。中国古代统治者想利用佛经巩固自身的统治，于是一些佛经翻译者采取归化策略，使用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名词和术语。而《圣经》翻译倾向于意译，使得译本内容更加丰富、更具吸引力。中国佛经翻译之初主要是以个人的形式完成，随着佛经影响力的加大，翻译组织才由个人翻译发展到译场翻译。《圣经》翻译从一开始就采取多人合作的形式，由顶尖学者通力合作完成，极具影响力。其次，谈到两者的相似性，两者翻译的策略实则都是采用直译与意译互补调和，以确保译文的准确度。与此同时，由于意译策略的使用，译者的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凸显。两者也对各自的文化有着影响，在中国，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一些佛教词汇逐渐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而《圣经》的翻译也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英语词汇。佛经中的大量修饰用法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意境，产生了新文体，增添了新材料”[5]。《圣经》的人物原型、叙事结构、隐喻手法及语言风格等对西方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百年孤独》、《嘉莉妹妹》、《老人与海》、《安娜·卡列尼娜》等非常多的优秀作品中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与《圣经》息息相关。
综观中国佛经翻译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历史，可见虽两者在外在条件上有不同之处，但两者都是宗教文献类的翻译，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始终不变的是，作为传播和输入知识的重要媒介，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桥梁。我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离不开历代译者的努力，西方《圣经》的翻译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陈文英.佛教在中国汉地文献传播史论[J].许昌学院學报，2008（01）：92-95.
[2]孙娟.从佛经翻译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J].英语教师，2013，13（12）：65-68.
[3]高晨霞.从佛经翻译史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3（02）：133-134.
[4]诸立忠.体现英语学科思想让英美文学走进高中英语课堂[J].课程教育研究，2016（31）：89.
[5]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199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