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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朱民，现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国际金融、银行业务和宏观经济研究。1996年至2009年，先后担任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行长助理、副行长，推动中银香港和中国银行重组上市;200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2月，兼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特别顾问;2011年7月26日，正式出任IMF副总裁，成为史上首位进入IMF高层的中国人。
5
月的北京摆脱了柳絮的侵扰，空气格外清新。中国人民银行一楼会议室里，朱民正在埋头处理文件，他比约定的时间提早到了半个小时。仔细观察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位中国籍副总裁，深蓝色西装一尘不染，花白头发恰如其分地衬托出他儒雅的气质，不由地让记者想起IMF同行们对他的称呼——“中国绅士”。
在中国传统认知里，温文尔雅的绅士似乎永远无法与雷厉风行的改革者相重合，然而朱民就是要一次次突破传统，他以绅士的气度、出众的才能和独特的沟通技艺，不断地破旧立新，让二者在他身上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一代人的使命
1977年，25岁的朱民走进复旦大学，彼时的他刚刚结束10年装卸工作，带着初二的学历，心中既有兴奋和憧憬，也有很多对未来的惶惑：我能否胜任大学的学业和竞争？文革结束了，改革开始了，我的未来在哪里？那个时间点，这一切都不是很明确。
“复旦改变了我的人生。”在感恩复旦40年回母校演讲时，朱民感慨，在这里他遇到了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著名经济学家张薰华教授用“圈圈论”向他展示了《资本论》的内在逻辑美;享有“哈佛三君子”之称的陈观烈教授，用一句“乘数原理的具体倍数，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决定的”，在思维上点出了理论在应用过程中的实践约束;通晓多国语言的吴斐丹教授鼓励他阅读英语原著，让他懂得了要把知识和问题放在宽广的历史背景中理解。
他心中的复旦经济系77级，更是一个充满活力又个性明显的团体，学术上互不相让，好学、好争、好辩，对知识有着无尽的渴望和热爱。他们打着手电筒读刘心武的《班主任》，激辩到曙光微起;他们读马克思的《哲学笔记》，讨论早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他们在中文系的走廊里读卢新华的手稿《伤痕》，对历史进行反思，对社会道德和制度充满期许。
这一切让朱民的迷茫逐渐明确起来。
毕业之后的他选择留校任教，1985年赴美深造，先后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继而留任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后又担任世界银行总部政策局经济学家，并于1995年兼任联合国开发署“中国21世纪议程”外方首席顾问。
彼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方兴未艾，有很多机会，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积累了诸多实践经验的朱民有了回国效力的想法，但是家人和周围的同事并不支持他，因为不管是工资待遇，还是工作环境、教育水平，国内的条件都无法与美国相比。
事情一下子僵住了。
一直关注朱民发展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洪文达了解情况后，利用到美国学术访问的机会，专程赶往华盛顿朱民家中，从自身经历，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未来展望，再到国家对人才的需求，经过一周的努力，最终说服了朱民的家人。1996年，朱民踏上了归国之路。
“我们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有机会可以出国留学、工作，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希望祖国富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个人来说，不是国家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祖国。”朱民深情地对记者说。
两大重组
回国后的朱民，第一站选择了中国银行。
此时恰逢香港回归，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银行系统遭遇重大危机，国内中资机构稳定香港金融繁荣计划被提上日程。1999年12月，经国务院批复，中国银行所属香港中银集团重组上市计划启动，朱民担任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
“中国银行在香港共有13家银行，各自为政，互相竞争，形不成合力，其中一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甚至高达50%。”在這种情况下，重组的压力和挑战可想而知。分析利弊之后，朱民认为防风险是当前最薄弱的环节，建立风险管理系统迫在眉睫。为此，他邀请世界十大银行首席风险官赴港分享经验，听了一个多星期，归纳、学习、琢磨之后，最终建立了一套适用中银香港的风险管理系统。
与此同时，他还建议引进资本机制，聘请曾在亚洲开发银行担任大使的杨曹文梅女士为中银香港董事会独立董事，负责审核工作，进而建立透明、有章可循的公司治理机制。最终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2002年7月25日，中银香港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香港第三大上市银行股，也是首家在境外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迈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一步。
还未来得及歇息，2003年朱民又被委以重任，承担中国银行集团重组和15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的大任务。本想有了经验，流程也都熟悉，推动起来会简单一些，然而事实却并不如朱民所愿。“中国银行规模太大了，有很多分支机构，在处理不良资产时，仅第一批运到北京的档案就有10多吨。”与此同时，制度、人事、流程也都需要改革，尤其是在重组过程中，监管方对国有银行市场化是否可控有所顾虑，当朱民建议雇佣一家海外会计师事务所来审核账目时，对于是否会泄露国家机密，双方产生分歧，最终朱民坚持“按照国际标准，银行就需要商业运营”，力排众议，引入汇丰和高盛等外资银行担任IPO咨询。
“打了无数仗”之后，2006年6月、7月，中国银行先后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国内首家“A+H”发行上市的中国商业银行。朱民也升任中国银行副行长，主管财务、内控、法律、战略和研究等业务。
回顾两大重组战，朱民表示，最重要的是开放的心态和学习能力。“学习有很多种方式，读书是一方面，主要还是在干中学。例如票据是一个特别具体的环节，很容易出问题，中国银行又有跨境业务，境外票据更容易出问题，之前我并不了解，就从头学起，缕清流程、程序、规则和监管框架。我离开中国银行时，对银行业的流程管理已经比较熟悉了。” IMF的挑战者
2009年朱民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与此同时，他或将担任IMF副总裁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成为国内外经济界关注的焦点。朱民坦言，那段时间压力很大，“有一次开研讨会，李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说当今最热的经济学家就是朱民，我说朱民是猪头肉炒成了回锅肉，不能再炒了。”
2011年7月消息得到证实，朱民正式出任IMF副总裁，成为史上首位进入该组织高级管理层的中国人，然而他的压力却并没有减轻。“在IMF工作并不容易，1500位博士经济学家，理论框架、思维方式极其严谨，面对世界复杂局面，要拿活出来，做判断、去把握、去处理，压力很大。”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朱民赴美就任时带得最多的就是书，但是他也表示后来看书的时间很少，因为忙得不得了。
朱民的“忙”一方面在于分管的国家多。IMF共有189个成员国，朱民最多的时候管理过97个。“因为我是从发展中国家来的，很能体谅、体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和心境，很多国家都愿意让我管。”越管越多是好事，但是压力也随之增加，97个成员国中，有的可能产生危机，有的正在危机中，有的面临发展问题，朱民不仅要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还要分情况、分区域指导他们解决问题。于是出差成了朱民的家常便饭，一年100多天都在飞，几乎天天倒时差，身体出了问题，头发也白了不少，但是他依然很高兴，因为可以帮助大家，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
朱民的“忙”还在于不断改革创新。“IMF虽然有70多年的规章制度，是一个很成熟的机构，但是世界在变，新兴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大，对于这种结构性变化，一些传统力量总想维持现状，但是我不会完全墨守成规。”早在担任IMF总裁特别顾问期间，朱民就力主改革年会，打破传统闭塞格局，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和交流。升任副总裁后，他不断挑战IMF的传统理论思维，在“每偏离一寸都是巨大的斗争，每一步都有无数人反对”的压力下，建立起一套针对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援助、贷款、审核、监督和执行的制度框架;他强调“就业”和“增长”的重要性，强调“没有增长就没有稳定”，不断冲击IMF“金融稳定最重要，增长要服从稳定”的惯性逻辑，最终形成一套全新的增长和就业政策框架，为发展中国家追求增长提供了依据。
朱民还是人民币“入篮”的背后功臣。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起跻身全球储备货币之列，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第三大权重货币。
“那天我们鼓掌了，很难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朱民激动不已，“国际组织开会很严肃，一般不会鼓掌，但是那一刻很多新兴经济国家都在带头鼓掌，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人民币“入篮”并非易事，除了政治博弈之外，人民币不可兑换、中国资本账户没有开放、中国市场利率没有自由化、缺少对冲产品等因素也严重制约着进程，“入篮”之路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朱民建议先用事实说话，让IMF承认并尊重人民币已成为世界第五大货币这个事实。为此，中国团队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搜集整合世界综合贸易使用、金融市场使用等多方面数据，最终证明人民币已经占据了全球第五大市场，“入篮”第一步站住了脚。
接下来就是谈判，“理论上讲，进入SDR并没有严格要求货币要可兑换，我们抓住这一点，把IMF的要求进行了拆分，制定了完备的改革方案，开放衍生产品，建立清算系统，满足其交易和市场要求，核心问题得以解决”。中国改革的决心也得到了IMF董事会的认可，第二步也稳妥了。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节点，2015年中国发生了汇率市场波动，进而引发全球股市波动，IMF对此十分重视，第一时间派驻3名局长前往北京了解情况，最终得出结论：这只是一次正常的市场波动，中国具备稳定金融市场的能力，不应该影响人民币“入篮”进程。
“这是一场了不起的战役。”朱民感慨道，“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民币是很难想象的，人民币不在世界货币篮子里也是有缺陷的。”在他看来，人民币加入SDR，不仅大大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信誉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IMF的世界公信力，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入篮”两年多来，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金融的稳定剂，现在已有60多个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另有超过39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外国央行、外国金融机构纷纷进入中国债券市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建立，都在把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往前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在投资教育方面，也越来越多地在使用人民币，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很好的场景。未来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一定会走得更好。”朱民充满自信地说。
回归学者，教育和未来永远最重要
2016年IMF任期结束后，朱民婉拒了IMF总裁拉加德继续留任的建议，亦拒绝了多家国际顶级金融机构的邀约，如同20年前一样，又一次回到祖国，重拾学者身份，担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他喜欢与青年学生碰撞思想，交流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未来变化趋势和科技的看法，做着他的老师们为他们所做过的一切。他提醒青年学生，全球经济关联性正在加强，要对金融抱有谨慎态度，对市场和风险存有敬畏之心;他告诉他们，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不断改革开放，不断提高观察风险、化解风险、处理风险的能力;在他看来，中国迈入高收入阶段，关键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人工智能正在颠覆未来，几乎改变了所有的制造業和服务业。
2018年4月起，朱民开始在清华大学组织发起“未来已来—全球领袖论天下”系列讲座，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伯斯费尔德、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主席彼得·莫雷尔、高盛集团前总裁兼联合首席运营官哈维·施瓦茨、摩根大通国际主席雅各布·弗兰克尔、小米集团始创人雷军等纷纷成为座上宾，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与清华学子分享、解读世界发展趋势。在他看来，年轻人、教育和未来永远是最重要的。
朱民，现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国际金融、银行业务和宏观经济研究。1996年至2009年，先后担任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行长助理、副行长，推动中银香港和中国银行重组上市;200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2月，兼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特别顾问;2011年7月26日，正式出任IMF副总裁，成为史上首位进入IMF高层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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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北京摆脱了柳絮的侵扰，空气格外清新。中国人民银行一楼会议室里，朱民正在埋头处理文件，他比约定的时间提早到了半个小时。仔细观察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位中国籍副总裁，深蓝色西装一尘不染，花白头发恰如其分地衬托出他儒雅的气质，不由地让记者想起IMF同行们对他的称呼——“中国绅士”。
在中国传统认知里，温文尔雅的绅士似乎永远无法与雷厉风行的改革者相重合，然而朱民就是要一次次突破传统，他以绅士的气度、出众的才能和独特的沟通技艺，不断地破旧立新，让二者在他身上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一代人的使命
1977年，25岁的朱民走进复旦大学，彼时的他刚刚结束10年装卸工作，带着初二的学历，心中既有兴奋和憧憬，也有很多对未来的惶惑：我能否胜任大学的学业和竞争？文革结束了，改革开始了，我的未来在哪里？那个时间点，这一切都不是很明确。
“复旦改变了我的人生。”在感恩复旦40年回母校演讲时，朱民感慨，在这里他遇到了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著名经济学家张薰华教授用“圈圈论”向他展示了《资本论》的内在逻辑美;享有“哈佛三君子”之称的陈观烈教授，用一句“乘数原理的具体倍数，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决定的”，在思维上点出了理论在应用过程中的实践约束;通晓多国语言的吴斐丹教授鼓励他阅读英语原著，让他懂得了要把知识和问题放在宽广的历史背景中理解。
他心中的复旦经济系77级，更是一个充满活力又个性明显的团体，学术上互不相让，好学、好争、好辩，对知识有着无尽的渴望和热爱。他们打着手电筒读刘心武的《班主任》，激辩到曙光微起;他们读马克思的《哲学笔记》，讨论早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他们在中文系的走廊里读卢新华的手稿《伤痕》，对历史进行反思，对社会道德和制度充满期许。
这一切让朱民的迷茫逐渐明确起来。
毕业之后的他选择留校任教，1985年赴美深造，先后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继而留任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后又担任世界银行总部政策局经济学家，并于1995年兼任联合国开发署“中国21世纪议程”外方首席顾问。
彼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方兴未艾，有很多机会，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积累了诸多实践经验的朱民有了回国效力的想法，但是家人和周围的同事并不支持他，因为不管是工资待遇，还是工作环境、教育水平，国内的条件都无法与美国相比。
事情一下子僵住了。
一直关注朱民发展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洪文达了解情况后，利用到美国学术访问的机会，专程赶往华盛顿朱民家中，从自身经历，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未来展望，再到国家对人才的需求，经过一周的努力，最终说服了朱民的家人。1996年，朱民踏上了归国之路。
“我们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有机会可以出国留学、工作，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希望祖国富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个人来说，不是国家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祖国。”朱民深情地对记者说。
两大重组
回国后的朱民，第一站选择了中国银行。
此时恰逢香港回归，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银行系统遭遇重大危机，国内中资机构稳定香港金融繁荣计划被提上日程。1999年12月，经国务院批复，中国银行所属香港中银集团重组上市计划启动，朱民担任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
“中国银行在香港共有13家银行，各自为政，互相竞争，形不成合力，其中一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甚至高达50%。”在這种情况下，重组的压力和挑战可想而知。分析利弊之后，朱民认为防风险是当前最薄弱的环节，建立风险管理系统迫在眉睫。为此，他邀请世界十大银行首席风险官赴港分享经验，听了一个多星期，归纳、学习、琢磨之后，最终建立了一套适用中银香港的风险管理系统。
与此同时，他还建议引进资本机制，聘请曾在亚洲开发银行担任大使的杨曹文梅女士为中银香港董事会独立董事，负责审核工作，进而建立透明、有章可循的公司治理机制。最终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2002年7月25日，中银香港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香港第三大上市银行股，也是首家在境外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迈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一步。
还未来得及歇息，2003年朱民又被委以重任，承担中国银行集团重组和15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的大任务。本想有了经验，流程也都熟悉，推动起来会简单一些，然而事实却并不如朱民所愿。“中国银行规模太大了，有很多分支机构，在处理不良资产时，仅第一批运到北京的档案就有10多吨。”与此同时，制度、人事、流程也都需要改革，尤其是在重组过程中，监管方对国有银行市场化是否可控有所顾虑，当朱民建议雇佣一家海外会计师事务所来审核账目时，对于是否会泄露国家机密，双方产生分歧，最终朱民坚持“按照国际标准，银行就需要商业运营”，力排众议，引入汇丰和高盛等外资银行担任IPO咨询。
“打了无数仗”之后，2006年6月、7月，中国银行先后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国内首家“A+H”发行上市的中国商业银行。朱民也升任中国银行副行长，主管财务、内控、法律、战略和研究等业务。
回顾两大重组战，朱民表示，最重要的是开放的心态和学习能力。“学习有很多种方式，读书是一方面，主要还是在干中学。例如票据是一个特别具体的环节，很容易出问题，中国银行又有跨境业务，境外票据更容易出问题，之前我并不了解，就从头学起，缕清流程、程序、规则和监管框架。我离开中国银行时，对银行业的流程管理已经比较熟悉了。” IMF的挑战者
2009年朱民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与此同时，他或将担任IMF副总裁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成为国内外经济界关注的焦点。朱民坦言，那段时间压力很大，“有一次开研讨会，李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说当今最热的经济学家就是朱民，我说朱民是猪头肉炒成了回锅肉，不能再炒了。”
2011年7月消息得到证实，朱民正式出任IMF副总裁，成为史上首位进入该组织高级管理层的中国人，然而他的压力却并没有减轻。“在IMF工作并不容易，1500位博士经济学家，理论框架、思维方式极其严谨，面对世界复杂局面，要拿活出来，做判断、去把握、去处理，压力很大。”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朱民赴美就任时带得最多的就是书，但是他也表示后来看书的时间很少，因为忙得不得了。
朱民的“忙”一方面在于分管的国家多。IMF共有189个成员国，朱民最多的时候管理过97个。“因为我是从发展中国家来的，很能体谅、体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和心境，很多国家都愿意让我管。”越管越多是好事，但是压力也随之增加，97个成员国中，有的可能产生危机，有的正在危机中，有的面临发展问题，朱民不仅要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还要分情况、分区域指导他们解决问题。于是出差成了朱民的家常便饭，一年100多天都在飞，几乎天天倒时差，身体出了问题，头发也白了不少，但是他依然很高兴，因为可以帮助大家，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
朱民的“忙”还在于不断改革创新。“IMF虽然有70多年的规章制度，是一个很成熟的机构，但是世界在变，新兴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大，对于这种结构性变化，一些传统力量总想维持现状，但是我不会完全墨守成规。”早在担任IMF总裁特别顾问期间，朱民就力主改革年会，打破传统闭塞格局，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和交流。升任副总裁后，他不断挑战IMF的传统理论思维，在“每偏离一寸都是巨大的斗争，每一步都有无数人反对”的压力下，建立起一套针对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援助、贷款、审核、监督和执行的制度框架;他强调“就业”和“增长”的重要性，强调“没有增长就没有稳定”，不断冲击IMF“金融稳定最重要，增长要服从稳定”的惯性逻辑，最终形成一套全新的增长和就业政策框架，为发展中国家追求增长提供了依据。
朱民还是人民币“入篮”的背后功臣。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起跻身全球储备货币之列，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第三大权重货币。
“那天我们鼓掌了，很难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朱民激动不已，“国际组织开会很严肃，一般不会鼓掌，但是那一刻很多新兴经济国家都在带头鼓掌，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人民币“入篮”并非易事，除了政治博弈之外，人民币不可兑换、中国资本账户没有开放、中国市场利率没有自由化、缺少对冲产品等因素也严重制约着进程，“入篮”之路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朱民建议先用事实说话，让IMF承认并尊重人民币已成为世界第五大货币这个事实。为此，中国团队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搜集整合世界综合贸易使用、金融市场使用等多方面数据，最终证明人民币已经占据了全球第五大市场，“入篮”第一步站住了脚。
接下来就是谈判，“理论上讲，进入SDR并没有严格要求货币要可兑换，我们抓住这一点，把IMF的要求进行了拆分，制定了完备的改革方案，开放衍生产品，建立清算系统，满足其交易和市场要求，核心问题得以解决”。中国改革的决心也得到了IMF董事会的认可，第二步也稳妥了。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节点，2015年中国发生了汇率市场波动，进而引发全球股市波动，IMF对此十分重视，第一时间派驻3名局长前往北京了解情况，最终得出结论：这只是一次正常的市场波动，中国具备稳定金融市场的能力，不应该影响人民币“入篮”进程。
“这是一场了不起的战役。”朱民感慨道，“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民币是很难想象的，人民币不在世界货币篮子里也是有缺陷的。”在他看来，人民币加入SDR，不仅大大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信誉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IMF的世界公信力，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入篮”两年多来，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金融的稳定剂，现在已有60多个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另有超过39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外国央行、外国金融机构纷纷进入中国债券市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建立，都在把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往前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在投资教育方面，也越来越多地在使用人民币，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很好的场景。未来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一定会走得更好。”朱民充满自信地说。
回归学者，教育和未来永远最重要
2016年IMF任期结束后，朱民婉拒了IMF总裁拉加德继续留任的建议，亦拒绝了多家国际顶级金融机构的邀约，如同20年前一样，又一次回到祖国，重拾学者身份，担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他喜欢与青年学生碰撞思想，交流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未来变化趋势和科技的看法，做着他的老师们为他们所做过的一切。他提醒青年学生，全球经济关联性正在加强，要对金融抱有谨慎态度，对市场和风险存有敬畏之心;他告诉他们，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不断改革开放，不断提高观察风险、化解风险、处理风险的能力;在他看来，中国迈入高收入阶段，关键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人工智能正在颠覆未来，几乎改变了所有的制造業和服务业。
2018年4月起，朱民开始在清华大学组织发起“未来已来—全球领袖论天下”系列讲座，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伯斯费尔德、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主席彼得·莫雷尔、高盛集团前总裁兼联合首席运营官哈维·施瓦茨、摩根大通国际主席雅各布·弗兰克尔、小米集团始创人雷军等纷纷成为座上宾，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与清华学子分享、解读世界发展趋势。在他看来，年轻人、教育和未来永远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