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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存清稿本《聊斋志异》是在初稿本《聊斋志异》的基础上随抄随改修订而来的，这意味着清稿本中除了他人代抄部分保留了一些初稿本的文字，其他内容与初稿本存在巨大差异。关于清稿本《乔女》篇篇后跋语的批点者，袁世硕推测是王洪谋，笔者认为值得商榷。此批点者对《聊斋志异》原文有较多涂改，对其涂改的文字应该认真区别辨认。
关键词：聊斋志异；稿本；修改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今存的稿本《聊斋志异》，研究者多称之为“手稿本《聊斋志异》”，确切地说是《聊斋志异》的清稿本。它虽然是一个清稿本，却仍然存在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现象。这些文字的修改固然主要是出于文学方面的考虑，有研究者曾经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这些修改作为重要的版本现象，对于《聊斋志异》成书过程与版本源流的考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现存稿本与初稿本的关系
蒲松龄逝世后，留下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聊斋志异》原稿，其中一种就是上文所说的清稿本，也即现在尚残存四册的稿本《聊斋志异》，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另外一种则是十六册的初稿 [1] 343-357。
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聊斋诗文集》旧抄本中，附录有四札“寄聊斋”的未署名书信。经袁世硕考证，当是朱缃所作。现将与《聊斋志异》成书相关的内容摘录如下：
第一札：《志异》七册，前已赵上，想蒙照入矣。尚有八册，弟未经览者。既得窥豹文之一斑，冀阅虬龙之全甲。祈即付敝年伯（察）入，当寄与一抄，弟决学蔺相如，（不作）殷洪乔也。
第二札：《志异》书有未经弟抄录者，祈付去手。录毕即驰上，断不浮沉也。
第四札：闻新著甚多，急思盥读，知道驾中秋前定会入城，望携示教。《志异》并祈携来，从前抄者，尚有鱼鲁之讹，欲更正也。[2] 233
由朱缃第一札书信可知，当时《聊斋志异》创作已经有十五册之多。第二札中提到“《志异》书有未经弟抄录者，祈付去手”，揣测朱缃的语气，这时《聊斋志异》的创作进度较慢，故尚未经他抄录的篇什似乎并不太多。到了第四封书札，朱缃说“《志异》并祈携来，从前抄者，尚有鱼鲁之讹，欲更正也”，此时他已经进入订正抄写讹误的阶段，可见《聊斋志异》的创作这时已经基本完成。我们由此可以推知，《聊斋志异》初稿的册数应该是十五册而稍多一些。蒲松龄长孙蒲立德在《聊斋志异卷后跋》一文中说：“右《志异》十六卷，目次各列卷首，凡为事百十有则。” [3] 22 《聊斋志异》并未最终分卷，这里的十六卷当是就十六册而言。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知道，《聊斋志异》初稿是十六册的。
可惜这个十六册本的《聊斋志异》初稿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不能确知这部初稿的体情况。不过，我们今天仍然能见到一部分初稿的文字，它们就存在于现存的清稿本之中。
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清稿本《聊斋志异》中有31篇是由他人代抄的。抄写者笔迹不一，但字体均显得拘谨而笔力孱弱，极有可能是蒲松龄的学生抄写的。研究者早已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蒲松龄自己抄录的篇什，除《青梅》一篇修改较多外，其他篇目均改动极少，而且修改的内容多半是简单的抄写讹误。而由他人代为抄写的篇什则改动甚多，在《狐谐》《续黄梁》等篇中，更是存在着成段文字的增删现象。因此，研究者多认为由他人代抄的这些作品的文字，乃是《聊斋志异》底稿本的文字。如杨仁恺就认为：
代抄稿如《辛十四娘》、《狐谐》、《续黄梁》等篇都有很大的删改，恰足以证明凡是本人亲自清写的，如《仇大娘》、《王成》、《促织》等篇，在清稿当中，一发现不恰当的字句，即已随时加以修改；而代抄部分，只有等待别人照底稿本抄完后，始能进行校对，在校勘中对字句或内容有不满意的，自然要加以修改和删削。这就是为什么代抄本有很大的修改、删削的理由。[4] 22
杨仁恺这一解释是合乎情理的。我们据此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其一，现存清稿本中他人所代抄的篇什，其底稿就是《聊斋志异》初稿本的文字；其二，由初稿本到清稿本，蒲松龄不仅仅是简单的誊写，而且对全书作了一次全面的修订。
关于《聊斋志异》由初稿本到清稿本的修改过程，王子宽提出过一个“随抄随改”的说法：
我们可以断定， 蒲松龄并没有在初稿上完成修改. 他只是在抄正时顺手改动而己。就一般情形说， 人们在抄正自己的作品时， 顺手删改文字并非不可能， 蒲松龄这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5] 154-165
他的依据主要是清稿本中重出的《猪婆龙》这篇的文字。他认为蒲松龄如果曾经在初稿本上进行过修改再誊写，那么同一篇文字前后不应该不同。
前面说过，清稿本中凡蒲松龄自己抄录的文字，改动的内容并不很多。也就是说，清稿本上蒲松龄自己抄录的文字，一经上纸，就已经很完善。如果说蒲松龄可以做到随抄随改，在头脑中而不是在纸面上完成对《聊斋志异》初稿的这一次修订，这事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我们不得不说王子宽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一问题。
在由他人抄写的那些篇什中，存在着蒲松龄的笔迹与另外两个人的笔迹交替出现的现象。这说明，两位代抄者在抄写《聊斋志异》的初稿时，是和蒲松龄生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蒲松龄这一次的修订工作是先在初稿上完成，然后再予誊录。那样的话他完全可以自己先改好，再交由他人代抄，这样的清稿本才会是名副其实的清稿本，也更符合他辛辛苦苦清写一遍的宗旨。毕竟像《聊斋志异》这样一部大书，要完整地抄写一遍是要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以《念秧》为例，这篇作品的抄录，是先由他人代抄了一页，然后蒲松龄自己抄写了十页，再由他人代抄两页，最后再由蒲松龄自己抄写完成的。如果蒲松龄有在初稿上修改的习惯，那么在他第一次抄写《念秧》篇的时候，应该已经对初稿进行了修改。然而我们发现，在他自己抄写的那部分文字之后他人代抄的部分，依然有蒲松龄修改的文字出现。如： 原文：女子卧地哭亦哀，秀才谓主人曰：“此女即归，怀二心矣。不如以重价货吴生。”
改文：女子卧地哭益哀，秀才劝主人重价货吴生。
原文：报儿曰：“鬼头知夫人止一兄，远出十余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状，使报儿冒弟，行入门索姊妹，主人惶恐诡托病殂。二僮欲质上官。主人益惧，啗之以金，渐增至四十二，僮乃行。报儿具述其故，吴郎即赐之。
改文：盖鬼头知女止一兄。远出十余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状，使报儿冒弟，行入门索姊妹。主人惶恐诡托病殂。二僮欲质官。主人益惧，啗之以金，渐增至四十二，僮乃行。报儿具述其故，吴郎即赐之。[6]
上文第二处修改中，“报儿曰，鬼头知夫人止一兄，远”为他人代抄的文字，此后则为蒲松龄亲笔抄写的。我们可以看到，修改以前的文字与后面蒲松龄自己抄录的文字是不能衔接的。修改以前的文字以“报儿曰”总起，作者显然是想用第三人转叙的方式来讲叙这段内容。然而，在后文中则出现了“报儿具述其故”的交代，变成了直接叙述性文字，从而使这个“曰”的内容有头无尾。事实上，从“远”字开始，后面的内容已经不能再收纳在“报儿曰”之中，因为在报儿的述说中，不可能出现“使报儿冒弟”“二僮欲质上官”“僮乃行”这样的话。显然，只有经过修改后，这段文字才通顺畅达。这说明在清稿本抄录的过程中，蒲松龄是先改了此前他人所抄录的文字，然后继续抄录后文的。也就是说，他对别人代抄部分的修改是在他抄录下文的时候所进行的修订，而不是此前已经有过修改至此又作进一步的修订。这一版本现象可以进一步说明，他人所抄写的文字正是没有被蒲松龄修订过的初稿，尽管在此之前蒲松龄自己已经抄写了《念秧》篇的部分文字。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蒲松龄确实没有先在初稿本上完成修改，再将经过修订的文字誊录为清稿本，而是在清稿本形成的过程中随抄随改初稿的。这样一种修改的方式固然可以显示出蒲松龄超乎常人的写作才华，然而，我们却免不了要反问：为什么蒲松龄不在初稿本上直接删改，然后再誊录呢？这样做岂不是要比随抄随改容易得多？而且这样整理出来的清稿本势必更加工整清晰，更有条不紊。笔者认为存在这样两种可能：第一，初稿本保存了高珩《序》、唐梦赉《序》，张笃庆、朱缃题辞和王士禛批点的原文笔迹，这些对作者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如果说初稿本在之前的创作中就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修改——这是一部作品创作的正常情况，那么进一步的增删涂改会使得本来已经不太整洁的书面变得更加满纸狼籍，这可能是作者不愿意看到的；第二，我们知道《聊斋志异》写作时间长达数十年，这些年中作者未必不曾陆陆续续地对初稿做过一些修改。加之时间既长，稿纸的保存状况可能并不是很好。这样一来，虽然蒲松龄想对初稿做一些文字的修改，也没办法直接落实到纸面上。这可能也是促成蒲松龄对初稿本进行清抄修订的原因之一。
从初稿本到清稿本，既然经过了作者这样一番修订，而这次对初稿本所作的修订又没有落实到初稿本的纸面上，那么，初稿本的文字与清稿本的文字之间，差别应该是相当大的。除了清稿本中他人代抄的那一部分，初稿本与清稿本的区别，也就不能简单地以清稿本改前文字与改后文字来对应归位。这样，我们在利用清稿本的文字来考察说明后世版本的源流问题时，就必需注意到除了他人代抄的这一部分，我们并没有其他的初稿本文字可以利用。当然，这也仅仅是针对蒲松龄逝世之前的初稿本而言的，在蒲松龄逝世以后，情况就可能有些复杂了。
二、批点者所作的修改
清稿本《聊斋志异》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笔迹的批语。除蒲松龄本人手录的王士禛的批语外，据杨仁恺统计，另外尚有三种笔迹：
某甲的笔迹。在《成仙》篇书眉的位置，某甲写有 “朝廷却是家官”的评语。某甲的笔迹，在今存清稿本中仅此一处。
某乙的笔迹。清稿本第二册后面的半页跋语“《罗刹海市》最为第一……《念秧》再一省净，尤佳”、《酒狂》篇书眉位置的批语及跋语。某乙的笔迹，今存清稿本中共三处。
某丙的笔迹。以《乔女》篇篇后跋语为代表的其余所有批语都是某丙的笔迹，批语又分为朱墨二色 [7] 86。
在《乔女》一篇的跋语之末，批点者某丙题有“己卯孟春，王佶英”的时间与署名。袁世硕曾推测这第三种批语的作者是益都王洪谋 [8] 279。然而，这种推测可能并不准确。袁世硕引用了蒲立德《东谷文集》中的《与益都王孝廉禹臣》一札作为此说的主要依据，此札原文如下：
久不获亲聆大教，晚每以残废自恕，徒切驰想而已，不知得见原于尊者否？舍弟上谒归来，述盛意下问先祖柳泉公诗文稿，将加选评，赐之大叙，不胜欣感，恨未能躬诣膝谢耳。今来使下临，谨搜得存文稿三册、诗稿五册、词稿一册，共九册奉览。外有文二册，拣翻书簏末获，俟异日奉上。兹有恳者，先稿皆出手录，寒舍别无副本，希善藏勿他传为祷。再恳者，《志异》书倘删录加评，则老叔之大惠也，其叙亦求椽笔挥成，便鸿示下。草草不宣，此复。[3] 88
依据此文，我们固然可以得知王禹臣（洪谋）受到蒲立德的邀请，有机会批点《聊斋志异》。但是，此札同时却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蒲立德对王洪谋自称“晚”，称王洪谋为“老叔”，可见王洪谋为蒲立德的父执辈。袁世硕认同蒲立德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说法，那么，王洪谋出生当更在康熙二十二年之前。而笔者发现，署名“王佶英”的批语中，则存在依青柯亭刻本校改清稿本的痕迹。
如《仇大娘》一篇，有眉批曰：
“后寇”三句，赵刻改作“后寇逃窜，仲遂流徙关外，为将军仆”，是。此段当依赵刻为妥。
赵刻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版行于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杨仁恺因此认为，这里的“己卯”是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版行之后的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其实，《乔女》的跋语很明显是分两次写成的，所以我们不排除批点者可能曾对清稿本《聊斋志异》作过两次批点，只有第二次批点在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版行之后，第一次则可能在此之前。所以，这里所署的“己卯”也有可能是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然而不论此人批点过几次，如果这位批点者为王洪谋，那么他至少要活到青柯亭本《聊斋志异》面世以后，即乾隆三十一年。王洪谋既然是蒲立德的前辈，那么他至少要比蒲立德大上十岁上下，他出生应该在康熙十二年（1673）前后。这样，到青柯亭本《聊斋志异》面世时，他已经九十余岁高龄了。古人有如此岁数的实在少见，此其一。 其次，至乾隆三十一年时，蒲立德已去世多年。蒲立德一生对于保护和传播《聊斋志异》拳拳不忘，岂有任由借出去的《聊斋志异》手稿在外淹留十数年，至死尚不取回的道理。
其三，某乙在原稿第二册后面的半页跋语中，有这样一条批语：“《续黄粱》或云太酷。鸥亭云：‘正是唤醒他。元微之云，“千恩万谢唤魇人，向使无君终不寤”。’”经袁世硕考证，这里的“鸥亭”就是王洪谋。王洪谋，字禹臣，号鸥亭。那么这里某乙所引的“鸥亭云：‘正是唤醒他。元微之云，“千恩万谢唤魇人，向使无君终不寤”。’”就是王洪谋对于《续黄粱》一篇所作的批语。此批以诗句作评，显得十分巧妙，远胜于某丙八股式的点评，这且不说。如果王洪谋就是某丙，那么这样一条颇有体会的评语，为什么他自己不直接批在《续黄粱》一文的位置，而要由某乙来转述呢？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这位署名为“王佶英”的批点者并不是王洪谋。
总体来看，这位署名为“王佶英”的批点者所留下的批语十分平庸。当然，小说批评者的水平本有高与低之分，这也不足深责。但我们不能原谅的是他对蒲松龄手书的清稿本《聊斋志异》并不是那么尊重，在一些地方作了大胆的涂改。虽然这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修改，却也为识别清稿本的本来面目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某丙用朱笔所做的涂改是非常直观的。首先是篇名。《捉鬼射狐》一篇的篇名被朱笔改成了“李公”。对于这一修改，研究者看法比较一致，如杨仁恺、张友鹤、任笃行等都认为是后人所改 ① 。《酒虫》一篇之后有一段文字，本来并无篇名，则有用朱笔添写的“《木雕美人》”。对于这一增添，看法就有些不一致了。杨仁恺认为：“刻本卷九中有‘木雕美人’一篇，原稿上有与它文字内容相同的一篇故事，但无题名。据我们的推测，当是刊者所拟。原稿空白处有硃书‘木雕美人’，又是后人在以刻本校对原稿时所补入。” [9] 47而张友鹤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则采用了这一标题，任笃行也认为这是“作者手迹” [10] 919。
朱笔对正文文字的修改共有十五处。为了能让读者一目了然，今列表如下：
朱笔的涂改是比较容易辨识的，但已经带来了理解上的混乱，而墨笔涂改辨识的难度则更大一些。不过，由于墨笔涂改的辨认只能凭借对于字迹的把握，大家能公开质疑的并不多，因此并没有出现多少不同意见。但是，这并不代表这种涂改不存在。原因很简单，批点者对原文的圈点校改是用了朱墨二色，既然有朱笔的修改，那么必然也会存在墨笔的涂改。而且，同样可以找出这方面的证据。
首先是三个篇名的更改。《蹇偿债》一篇，篇名被改成了《又》，被视作《李公》篇的附则；《寒月芙渠》一篇，篇名则被改成了《济南道人》；《武技》一篇，篇名虽依然保存，但旁边却被添加了“拳勇”二字。
其次，文字的涂改。如《促织》一篇，“异史氏曰”之后蒲松龄抄录的王士禛批语，原有这样一句：“顾以草虫纤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传闻异辞耶？”其中的“惜哉”二字被墨笔圈去，而这一段文字上方则有眉批云：“赵刻无‘惜哉’二字。”非常明显，这里的“惜哉”二字，并不是蒲松龄自己圈掉的，而是为批点者所删。再如，《辛十四娘》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妪笑曰：“小女子志不必夺，真吾甥妇也。”乃拔女头上金花一朵付生，曰：“生收之。归家检历，生但有嫁娶良辰，新人便到耳。”
除了蒲松龄本人将其修改为“妪笑曰：‘小女子志不可夺，真吾甥妇也’。乃拔女头上金花一朵付生收之，命归家检历，以良辰为定”之外，在“检历”旁还补有“涓吉”二字。这段文字之上，则有眉批曰：“赵作涓吉。”
笔者在阅读清稿本的过程中，还发现以下几处文字比较可疑：
《雷曹》
原文：既寢，梦夏平子来，曰：“我少微星也，因先君失一德，促余寿龄。君之惠好，在中不忘……”
改文：既寢，梦夏平子来，曰：“我少微星也，君之惠好，在中不忘……”
原文中“因先君失一德，促余寿龄”这十个字被用大圈圈去，这与文中其余诸处圈改的方式并不一致。蒲松龄本人对原文作圈改时，其圈改特征是直接把圈圈在文字上，而此处的圈则圈在文字的外围，此其一。在此处圈改的上方亦有眉批，虽然残缺不全，不能知晓其完整内容，但眉批中的“少微”二字清晰可识，应该与此处修改有关，此其二。后世诸钞本中，如《铸雪斋钞本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影印本，此十字皆存而未删，此其三 ① 。
《续黄梁》
《续黄粱》一篇中，包拯全名中的“拯”字被圈去。与《雷曹》一篇情况类似，此处的圈改使用的也是大圈，圈画在文字的外围。而在第一处修改的上方，则有眉批曰：“隐约其名更妙。”这一条眉批与其说是对蒲松龄所作的赞赏，不如说是批点者在说明其圈去文中“拯”字的原因。同样，在《铸雪斋钞本聊斋志异》和《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中，文中的“拯”字未经圈删，被保留了下来。
《翩翩》
《翩翩》中花城的女儿名叫江城，两人共用了一个“城”字。这种取名的方式虽然有些许奇特，但两个人名区别起来并不困难。尤其对于蒲松龄本人，既然是他自己命名的人物，区别起来更不应该存在任何问题。但是，清稿本的《翩翩》一篇中，“花城”与“江城”的姓名却被涂改了多次，“花”字被改为“江”字， “江”字又被涂改为“花”字。改至后来，还出现了一处错误：“因循二三年，儿渐长，遂与江城订为姻好。”这里说的是翩翩与花城结为亲家，自然应以“花城”为是。《铸雪斋钞本聊斋志异》和《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中，这里的文字便仍作“花城”。若云涂改者是蒲松龄本人，他自然不会犯这种错认母女的错误。
《蹇偿债》
《蹇偿债》原稿的文字，明白地交待了李公著明资助的乡人为王卓。写家乡人物的故事时喜欢落实姓名、地点，这是蒲松龄的创作习惯。然而清稿本经过修改的文字，则将包含王卓这一名字信息的所有文字全部删改一过。而《铸雪斋钞本聊斋志异》和《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则对王卓之名全无删改，全篇保留了王卓这一人名。
以上四处修改，张友鹤与任笃行在整理出版《聊斋志异》时，均视之为作者自己所改。仅《翩翩》一篇，张友鹤与任笃行或许觉得作“江城”文意不通，依其他本子校改了回来，仍作“花城”。其余三处，则依改后文字。这数处修改是否为批点者涂改，笔者觉得至为可疑，姑志于此，以求正于方家。总之，在整理、研究《聊斋志异》的文字时，为求得原稿之真，我们须特别注意区别辨析他人对清稿本所做的修改。
参考文献：
[1]邹宗良.初稿本《聊斋志异》考[M]//邹宗良.蒲松龄研究丛稿.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
[2]袁世硕.蒲松龄与朱缃[M]//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济南：齐鲁书社，1988.
[3]蒲立德.东谷文集[M]//山东文献集成（第二辑第33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4]杨仁恺.谈《聊斋志异》原稿[M]//杨仁恺.《聊斋志异》原稿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
[5]王子宽.论蒲松龄对《聊斋志异》的修改[J].明清小说研究，1996，（10）.
[6]蒲松龄.稿本聊斋志异[M]//中华再造善本第二批.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7]杨仁恺.关于《聊斋志异》原稿影印本《出版说明》的几点考察[M]//杨仁恺.《聊斋志异》原稿研
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
[8]袁世硕.张元及其父其子[M]//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济南：齐鲁书社，1988.
[9]杨仁恺.《聊斋志异》原稿与《青柯亭》刻本校雠记略[M]//杨仁恺.《聊斋志异》原稿研究.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
[10]蒲松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M].任笃行，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
（责任编辑：朱 峰）
关键词：聊斋志异；稿本；修改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今存的稿本《聊斋志异》，研究者多称之为“手稿本《聊斋志异》”，确切地说是《聊斋志异》的清稿本。它虽然是一个清稿本，却仍然存在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现象。这些文字的修改固然主要是出于文学方面的考虑，有研究者曾经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这些修改作为重要的版本现象，对于《聊斋志异》成书过程与版本源流的考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现存稿本与初稿本的关系
蒲松龄逝世后，留下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聊斋志异》原稿，其中一种就是上文所说的清稿本，也即现在尚残存四册的稿本《聊斋志异》，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另外一种则是十六册的初稿 [1] 343-357。
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聊斋诗文集》旧抄本中，附录有四札“寄聊斋”的未署名书信。经袁世硕考证，当是朱缃所作。现将与《聊斋志异》成书相关的内容摘录如下：
第一札：《志异》七册，前已赵上，想蒙照入矣。尚有八册，弟未经览者。既得窥豹文之一斑，冀阅虬龙之全甲。祈即付敝年伯（察）入，当寄与一抄，弟决学蔺相如，（不作）殷洪乔也。
第二札：《志异》书有未经弟抄录者，祈付去手。录毕即驰上，断不浮沉也。
第四札：闻新著甚多，急思盥读，知道驾中秋前定会入城，望携示教。《志异》并祈携来，从前抄者，尚有鱼鲁之讹，欲更正也。[2] 233
由朱缃第一札书信可知，当时《聊斋志异》创作已经有十五册之多。第二札中提到“《志异》书有未经弟抄录者，祈付去手”，揣测朱缃的语气，这时《聊斋志异》的创作进度较慢，故尚未经他抄录的篇什似乎并不太多。到了第四封书札，朱缃说“《志异》并祈携来，从前抄者，尚有鱼鲁之讹，欲更正也”，此时他已经进入订正抄写讹误的阶段，可见《聊斋志异》的创作这时已经基本完成。我们由此可以推知，《聊斋志异》初稿的册数应该是十五册而稍多一些。蒲松龄长孙蒲立德在《聊斋志异卷后跋》一文中说：“右《志异》十六卷，目次各列卷首，凡为事百十有则。” [3] 22 《聊斋志异》并未最终分卷，这里的十六卷当是就十六册而言。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知道，《聊斋志异》初稿是十六册的。
可惜这个十六册本的《聊斋志异》初稿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不能确知这部初稿的体情况。不过，我们今天仍然能见到一部分初稿的文字，它们就存在于现存的清稿本之中。
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清稿本《聊斋志异》中有31篇是由他人代抄的。抄写者笔迹不一，但字体均显得拘谨而笔力孱弱，极有可能是蒲松龄的学生抄写的。研究者早已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蒲松龄自己抄录的篇什，除《青梅》一篇修改较多外，其他篇目均改动极少，而且修改的内容多半是简单的抄写讹误。而由他人代为抄写的篇什则改动甚多，在《狐谐》《续黄梁》等篇中，更是存在着成段文字的增删现象。因此，研究者多认为由他人代抄的这些作品的文字，乃是《聊斋志异》底稿本的文字。如杨仁恺就认为：
代抄稿如《辛十四娘》、《狐谐》、《续黄梁》等篇都有很大的删改，恰足以证明凡是本人亲自清写的，如《仇大娘》、《王成》、《促织》等篇，在清稿当中，一发现不恰当的字句，即已随时加以修改；而代抄部分，只有等待别人照底稿本抄完后，始能进行校对，在校勘中对字句或内容有不满意的，自然要加以修改和删削。这就是为什么代抄本有很大的修改、删削的理由。[4] 22
杨仁恺这一解释是合乎情理的。我们据此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其一，现存清稿本中他人所代抄的篇什，其底稿就是《聊斋志异》初稿本的文字；其二，由初稿本到清稿本，蒲松龄不仅仅是简单的誊写，而且对全书作了一次全面的修订。
关于《聊斋志异》由初稿本到清稿本的修改过程，王子宽提出过一个“随抄随改”的说法：
我们可以断定， 蒲松龄并没有在初稿上完成修改. 他只是在抄正时顺手改动而己。就一般情形说， 人们在抄正自己的作品时， 顺手删改文字并非不可能， 蒲松龄这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5] 154-165
他的依据主要是清稿本中重出的《猪婆龙》这篇的文字。他认为蒲松龄如果曾经在初稿本上进行过修改再誊写，那么同一篇文字前后不应该不同。
前面说过，清稿本中凡蒲松龄自己抄录的文字，改动的内容并不很多。也就是说，清稿本上蒲松龄自己抄录的文字，一经上纸，就已经很完善。如果说蒲松龄可以做到随抄随改，在头脑中而不是在纸面上完成对《聊斋志异》初稿的这一次修订，这事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我们不得不说王子宽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一问题。
在由他人抄写的那些篇什中，存在着蒲松龄的笔迹与另外两个人的笔迹交替出现的现象。这说明，两位代抄者在抄写《聊斋志异》的初稿时，是和蒲松龄生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蒲松龄这一次的修订工作是先在初稿上完成，然后再予誊录。那样的话他完全可以自己先改好，再交由他人代抄，这样的清稿本才会是名副其实的清稿本，也更符合他辛辛苦苦清写一遍的宗旨。毕竟像《聊斋志异》这样一部大书，要完整地抄写一遍是要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以《念秧》为例，这篇作品的抄录，是先由他人代抄了一页，然后蒲松龄自己抄写了十页，再由他人代抄两页，最后再由蒲松龄自己抄写完成的。如果蒲松龄有在初稿上修改的习惯，那么在他第一次抄写《念秧》篇的时候，应该已经对初稿进行了修改。然而我们发现，在他自己抄写的那部分文字之后他人代抄的部分，依然有蒲松龄修改的文字出现。如： 原文：女子卧地哭亦哀，秀才谓主人曰：“此女即归，怀二心矣。不如以重价货吴生。”
改文：女子卧地哭益哀，秀才劝主人重价货吴生。
原文：报儿曰：“鬼头知夫人止一兄，远出十余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状，使报儿冒弟，行入门索姊妹，主人惶恐诡托病殂。二僮欲质上官。主人益惧，啗之以金，渐增至四十二，僮乃行。报儿具述其故，吴郎即赐之。
改文：盖鬼头知女止一兄。远出十余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状，使报儿冒弟，行入门索姊妹。主人惶恐诡托病殂。二僮欲质官。主人益惧，啗之以金，渐增至四十二，僮乃行。报儿具述其故，吴郎即赐之。[6]
上文第二处修改中，“报儿曰，鬼头知夫人止一兄，远”为他人代抄的文字，此后则为蒲松龄亲笔抄写的。我们可以看到，修改以前的文字与后面蒲松龄自己抄录的文字是不能衔接的。修改以前的文字以“报儿曰”总起，作者显然是想用第三人转叙的方式来讲叙这段内容。然而，在后文中则出现了“报儿具述其故”的交代，变成了直接叙述性文字，从而使这个“曰”的内容有头无尾。事实上，从“远”字开始，后面的内容已经不能再收纳在“报儿曰”之中，因为在报儿的述说中，不可能出现“使报儿冒弟”“二僮欲质上官”“僮乃行”这样的话。显然，只有经过修改后，这段文字才通顺畅达。这说明在清稿本抄录的过程中，蒲松龄是先改了此前他人所抄录的文字，然后继续抄录后文的。也就是说，他对别人代抄部分的修改是在他抄录下文的时候所进行的修订，而不是此前已经有过修改至此又作进一步的修订。这一版本现象可以进一步说明，他人所抄写的文字正是没有被蒲松龄修订过的初稿，尽管在此之前蒲松龄自己已经抄写了《念秧》篇的部分文字。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蒲松龄确实没有先在初稿本上完成修改，再将经过修订的文字誊录为清稿本，而是在清稿本形成的过程中随抄随改初稿的。这样一种修改的方式固然可以显示出蒲松龄超乎常人的写作才华，然而，我们却免不了要反问：为什么蒲松龄不在初稿本上直接删改，然后再誊录呢？这样做岂不是要比随抄随改容易得多？而且这样整理出来的清稿本势必更加工整清晰，更有条不紊。笔者认为存在这样两种可能：第一，初稿本保存了高珩《序》、唐梦赉《序》，张笃庆、朱缃题辞和王士禛批点的原文笔迹，这些对作者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如果说初稿本在之前的创作中就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修改——这是一部作品创作的正常情况，那么进一步的增删涂改会使得本来已经不太整洁的书面变得更加满纸狼籍，这可能是作者不愿意看到的；第二，我们知道《聊斋志异》写作时间长达数十年，这些年中作者未必不曾陆陆续续地对初稿做过一些修改。加之时间既长，稿纸的保存状况可能并不是很好。这样一来，虽然蒲松龄想对初稿做一些文字的修改，也没办法直接落实到纸面上。这可能也是促成蒲松龄对初稿本进行清抄修订的原因之一。
从初稿本到清稿本，既然经过了作者这样一番修订，而这次对初稿本所作的修订又没有落实到初稿本的纸面上，那么，初稿本的文字与清稿本的文字之间，差别应该是相当大的。除了清稿本中他人代抄的那一部分，初稿本与清稿本的区别，也就不能简单地以清稿本改前文字与改后文字来对应归位。这样，我们在利用清稿本的文字来考察说明后世版本的源流问题时，就必需注意到除了他人代抄的这一部分，我们并没有其他的初稿本文字可以利用。当然，这也仅仅是针对蒲松龄逝世之前的初稿本而言的，在蒲松龄逝世以后，情况就可能有些复杂了。
二、批点者所作的修改
清稿本《聊斋志异》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笔迹的批语。除蒲松龄本人手录的王士禛的批语外，据杨仁恺统计，另外尚有三种笔迹：
某甲的笔迹。在《成仙》篇书眉的位置，某甲写有 “朝廷却是家官”的评语。某甲的笔迹，在今存清稿本中仅此一处。
某乙的笔迹。清稿本第二册后面的半页跋语“《罗刹海市》最为第一……《念秧》再一省净，尤佳”、《酒狂》篇书眉位置的批语及跋语。某乙的笔迹，今存清稿本中共三处。
某丙的笔迹。以《乔女》篇篇后跋语为代表的其余所有批语都是某丙的笔迹，批语又分为朱墨二色 [7] 86。
在《乔女》一篇的跋语之末，批点者某丙题有“己卯孟春，王佶英”的时间与署名。袁世硕曾推测这第三种批语的作者是益都王洪谋 [8] 279。然而，这种推测可能并不准确。袁世硕引用了蒲立德《东谷文集》中的《与益都王孝廉禹臣》一札作为此说的主要依据，此札原文如下：
久不获亲聆大教，晚每以残废自恕，徒切驰想而已，不知得见原于尊者否？舍弟上谒归来，述盛意下问先祖柳泉公诗文稿，将加选评，赐之大叙，不胜欣感，恨未能躬诣膝谢耳。今来使下临，谨搜得存文稿三册、诗稿五册、词稿一册，共九册奉览。外有文二册，拣翻书簏末获，俟异日奉上。兹有恳者，先稿皆出手录，寒舍别无副本，希善藏勿他传为祷。再恳者，《志异》书倘删录加评，则老叔之大惠也，其叙亦求椽笔挥成，便鸿示下。草草不宣，此复。[3] 88
依据此文，我们固然可以得知王禹臣（洪谋）受到蒲立德的邀请，有机会批点《聊斋志异》。但是，此札同时却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蒲立德对王洪谋自称“晚”，称王洪谋为“老叔”，可见王洪谋为蒲立德的父执辈。袁世硕认同蒲立德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说法，那么，王洪谋出生当更在康熙二十二年之前。而笔者发现，署名“王佶英”的批语中，则存在依青柯亭刻本校改清稿本的痕迹。
如《仇大娘》一篇，有眉批曰：
“后寇”三句，赵刻改作“后寇逃窜，仲遂流徙关外，为将军仆”，是。此段当依赵刻为妥。
赵刻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版行于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杨仁恺因此认为，这里的“己卯”是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版行之后的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其实，《乔女》的跋语很明显是分两次写成的，所以我们不排除批点者可能曾对清稿本《聊斋志异》作过两次批点，只有第二次批点在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版行之后，第一次则可能在此之前。所以，这里所署的“己卯”也有可能是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然而不论此人批点过几次，如果这位批点者为王洪谋，那么他至少要活到青柯亭本《聊斋志异》面世以后，即乾隆三十一年。王洪谋既然是蒲立德的前辈，那么他至少要比蒲立德大上十岁上下，他出生应该在康熙十二年（1673）前后。这样，到青柯亭本《聊斋志异》面世时，他已经九十余岁高龄了。古人有如此岁数的实在少见，此其一。 其次，至乾隆三十一年时，蒲立德已去世多年。蒲立德一生对于保护和传播《聊斋志异》拳拳不忘，岂有任由借出去的《聊斋志异》手稿在外淹留十数年，至死尚不取回的道理。
其三，某乙在原稿第二册后面的半页跋语中，有这样一条批语：“《续黄粱》或云太酷。鸥亭云：‘正是唤醒他。元微之云，“千恩万谢唤魇人，向使无君终不寤”。’”经袁世硕考证，这里的“鸥亭”就是王洪谋。王洪谋，字禹臣，号鸥亭。那么这里某乙所引的“鸥亭云：‘正是唤醒他。元微之云，“千恩万谢唤魇人，向使无君终不寤”。’”就是王洪谋对于《续黄粱》一篇所作的批语。此批以诗句作评，显得十分巧妙，远胜于某丙八股式的点评，这且不说。如果王洪谋就是某丙，那么这样一条颇有体会的评语，为什么他自己不直接批在《续黄粱》一文的位置，而要由某乙来转述呢？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这位署名为“王佶英”的批点者并不是王洪谋。
总体来看，这位署名为“王佶英”的批点者所留下的批语十分平庸。当然，小说批评者的水平本有高与低之分，这也不足深责。但我们不能原谅的是他对蒲松龄手书的清稿本《聊斋志异》并不是那么尊重，在一些地方作了大胆的涂改。虽然这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修改，却也为识别清稿本的本来面目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某丙用朱笔所做的涂改是非常直观的。首先是篇名。《捉鬼射狐》一篇的篇名被朱笔改成了“李公”。对于这一修改，研究者看法比较一致，如杨仁恺、张友鹤、任笃行等都认为是后人所改 ① 。《酒虫》一篇之后有一段文字，本来并无篇名，则有用朱笔添写的“《木雕美人》”。对于这一增添，看法就有些不一致了。杨仁恺认为：“刻本卷九中有‘木雕美人’一篇，原稿上有与它文字内容相同的一篇故事，但无题名。据我们的推测，当是刊者所拟。原稿空白处有硃书‘木雕美人’，又是后人在以刻本校对原稿时所补入。” [9] 47而张友鹤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则采用了这一标题，任笃行也认为这是“作者手迹” [10] 919。
朱笔对正文文字的修改共有十五处。为了能让读者一目了然，今列表如下：
朱笔的涂改是比较容易辨识的，但已经带来了理解上的混乱，而墨笔涂改辨识的难度则更大一些。不过，由于墨笔涂改的辨认只能凭借对于字迹的把握，大家能公开质疑的并不多，因此并没有出现多少不同意见。但是，这并不代表这种涂改不存在。原因很简单，批点者对原文的圈点校改是用了朱墨二色，既然有朱笔的修改，那么必然也会存在墨笔的涂改。而且，同样可以找出这方面的证据。
首先是三个篇名的更改。《蹇偿债》一篇，篇名被改成了《又》，被视作《李公》篇的附则；《寒月芙渠》一篇，篇名则被改成了《济南道人》；《武技》一篇，篇名虽依然保存，但旁边却被添加了“拳勇”二字。
其次，文字的涂改。如《促织》一篇，“异史氏曰”之后蒲松龄抄录的王士禛批语，原有这样一句：“顾以草虫纤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传闻异辞耶？”其中的“惜哉”二字被墨笔圈去，而这一段文字上方则有眉批云：“赵刻无‘惜哉’二字。”非常明显，这里的“惜哉”二字，并不是蒲松龄自己圈掉的，而是为批点者所删。再如，《辛十四娘》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妪笑曰：“小女子志不必夺，真吾甥妇也。”乃拔女头上金花一朵付生，曰：“生收之。归家检历，生但有嫁娶良辰，新人便到耳。”
除了蒲松龄本人将其修改为“妪笑曰：‘小女子志不可夺，真吾甥妇也’。乃拔女头上金花一朵付生收之，命归家检历，以良辰为定”之外，在“检历”旁还补有“涓吉”二字。这段文字之上，则有眉批曰：“赵作涓吉。”
笔者在阅读清稿本的过程中，还发现以下几处文字比较可疑：
《雷曹》
原文：既寢，梦夏平子来，曰：“我少微星也，因先君失一德，促余寿龄。君之惠好，在中不忘……”
改文：既寢，梦夏平子来，曰：“我少微星也，君之惠好，在中不忘……”
原文中“因先君失一德，促余寿龄”这十个字被用大圈圈去，这与文中其余诸处圈改的方式并不一致。蒲松龄本人对原文作圈改时，其圈改特征是直接把圈圈在文字上，而此处的圈则圈在文字的外围，此其一。在此处圈改的上方亦有眉批，虽然残缺不全，不能知晓其完整内容，但眉批中的“少微”二字清晰可识，应该与此处修改有关，此其二。后世诸钞本中，如《铸雪斋钞本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影印本，此十字皆存而未删，此其三 ① 。
《续黄梁》
《续黄粱》一篇中，包拯全名中的“拯”字被圈去。与《雷曹》一篇情况类似，此处的圈改使用的也是大圈，圈画在文字的外围。而在第一处修改的上方，则有眉批曰：“隐约其名更妙。”这一条眉批与其说是对蒲松龄所作的赞赏，不如说是批点者在说明其圈去文中“拯”字的原因。同样，在《铸雪斋钞本聊斋志异》和《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中，文中的“拯”字未经圈删，被保留了下来。
《翩翩》
《翩翩》中花城的女儿名叫江城，两人共用了一个“城”字。这种取名的方式虽然有些许奇特，但两个人名区别起来并不困难。尤其对于蒲松龄本人，既然是他自己命名的人物，区别起来更不应该存在任何问题。但是，清稿本的《翩翩》一篇中，“花城”与“江城”的姓名却被涂改了多次，“花”字被改为“江”字， “江”字又被涂改为“花”字。改至后来，还出现了一处错误：“因循二三年，儿渐长，遂与江城订为姻好。”这里说的是翩翩与花城结为亲家，自然应以“花城”为是。《铸雪斋钞本聊斋志异》和《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中，这里的文字便仍作“花城”。若云涂改者是蒲松龄本人，他自然不会犯这种错认母女的错误。
《蹇偿债》
《蹇偿债》原稿的文字，明白地交待了李公著明资助的乡人为王卓。写家乡人物的故事时喜欢落实姓名、地点，这是蒲松龄的创作习惯。然而清稿本经过修改的文字，则将包含王卓这一名字信息的所有文字全部删改一过。而《铸雪斋钞本聊斋志异》和《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则对王卓之名全无删改，全篇保留了王卓这一人名。
以上四处修改，张友鹤与任笃行在整理出版《聊斋志异》时，均视之为作者自己所改。仅《翩翩》一篇，张友鹤与任笃行或许觉得作“江城”文意不通，依其他本子校改了回来，仍作“花城”。其余三处，则依改后文字。这数处修改是否为批点者涂改，笔者觉得至为可疑，姑志于此，以求正于方家。总之，在整理、研究《聊斋志异》的文字时，为求得原稿之真，我们须特别注意区别辨析他人对清稿本所做的修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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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世硕.蒲松龄与朱缃[M]//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济南：齐鲁书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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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子宽.论蒲松龄对《聊斋志异》的修改[J].明清小说研究，1996，（10）.
[6]蒲松龄.稿本聊斋志异[M]//中华再造善本第二批.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7]杨仁恺.关于《聊斋志异》原稿影印本《出版说明》的几点考察[M]//杨仁恺.《聊斋志异》原稿研
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
[8]袁世硕.张元及其父其子[M]//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济南：齐鲁书社，1988.
[9]杨仁恺.《聊斋志异》原稿与《青柯亭》刻本校雠记略[M]//杨仁恺.《聊斋志异》原稿研究.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
[10]蒲松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M].任笃行，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
（责任编辑：朱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