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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广东的中山市参加过一个小规模的文学活动，临近结束的时候，主持人拿出来一本留言簿，让每个人写一句话，我便写下了“写我想写的，写我能写的”这十个字。这并非我一时的灵感，而是我常常想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经常这样想呢？其实就是提醒自己，让自己心中有数。因为它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另一个问题：你对待写作的态度。
一个作家想写什么或者能写什么（也可说成是写作的出发点），无疑会涉及很多因素，其中包括作家个人的因素，也包括社会和时代的因素。说到作家个人的因素，则一定与他的生活阅历有关，与他的性格气质有关，也与他的阅读喜好有关（一个人为什么喜欢读这样的书而不喜欢读那样的书，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与他的整个心灵和精神境界有关。说到我对自己的要求，则是坚持写作从心灵出发，坚持写那些给过我触动的东西，或者是与我的内心发生过呼应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坚持“写我想写的，写我能写的”，力争留下一点儿诚实的文字。应该说，这个要求并不算高。
若细说起来，“想写”和“能写”，其实也是有些区别的。“想写”是一码事，“能写”是另一码事。这个就不多说了。
我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生活中也不是那种特别“灵光”的人。最突出的一点，是不会逢迎人。当然，对人的尊重和禮貌是有的，善意和诚意也是有的。但要我刻意去奉迎谁、讨好谁，我就做不到了，因为这涉及一个人的尊严。在我看来，尊严比成功更重要，也许比生命还重要。同样，在写作上，我也不会（或不想）去迎合什么，不会迎合某种观念，不会迎合某些潮流（东西方的各种潮流），甚至不会迎合读者。也可以说，我无法做到这一点，我缺乏这个能力。世界永远是五彩缤纷的，文坛也不例外，这段时间有个热点，隔段时间又会出现新的热点，而我只能写我想到的东西。
忘记了在什么场合，我曾经说过，在文学的海洋里，我只是其中的一滴水，各种各样的水汇聚在一起，海洋才会丰盈。
回头看看自己的写作，这些年来，我似乎只写了两方面的故事。一方面是写家乡的事，写父老乡亲们的人生故事，写他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以及人心、世道、生计、欢喜和苦痛，等等。我写了他们的好，也写了一些不好，不过还是以好为主，包括他们的善，他们的坚韧，他们的纯朴。另一方面，是写了城市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写他们的人生际遇，情感经历，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所产生的困惑、烦恼、不安、愤怒、挣扎、堕落，包括逃避和拯救。我一直认为，知识分子是我们社会和时代中最敏感的一群人。一般来说，他们内心较丰富，情感较细腻，感受和认识事物的能力也相对强一些，当然也有脆弱、多虑、患得患失等弱点，是时代和社会最好的晴雨表。
另外就是我写了一个系列短篇小说《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断断续续地写了十几年，一边写一边在刊物上发表，写作的过程中，翻阅了许多县志，也走访了一些村庄。但是这些作品，与我以前所写的有关故里乡亲的小说还有一些差异，主要是较少个人的体验，我更多是想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去描绘和表现那块土地。曾有论者说，这些小说“以传说化、民间化的方式叙述了一些现代中国角落里的往事，这种进入历史的方式同时也进入了现实，从而生成了一些特殊的历史感受和叙事感受”。我认同这种说法。
也许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自觉写得不错的作品，似乎都是与故乡有关的。我在家乡生长了十九年，我熟悉那里的生活，说来，那些东西早已浸润于我的身心，写作时自然会感觉充沛。而那些描写城市青年知识分子的作品，则多半来自我后来接触到的生活。来到城市以后，我所接触的基本就是这样一些人，事实上，有些故事就是我的同学和朋友的故事，当然也有我自己的体验和感受。
我知道，我的写作范围是狭窄的，不够宽阔，特别是题材上，有很大的局限性。看起来，这似乎是没办法的事，也可以说，这是我的宿命。
2003年，我从黑龙江省调到了广州市（两地的差异不可谓不大）。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也许是一件好事情，我会认识更多的人，见识到更多的新事物。就像人们常说的，见多才能识广。
最近这几年，我也写了几篇广州的短篇小说，写到了广州的西关，写到了城中村。再就是写了两个以海岛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如果精力好，关于广州和海岛的小说，我还想尝试着写一些。在我的设想中，这些故事既有当下的，也有从前的，既有温暖的，也有悲凉的。但要写好这些故事，我还须更加充分地了解生活，否则，这种写作就会形神分离，成为两层皮。这些年来，我已经搜集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广州的资料，也包括海岛的资料）。
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情，无须急功近利，更无须唱高调，慢慢来吧。
鲍十简介：原籍黑龙江省，现居广州。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拜庄》、《葵花开放的声音——鲍十小说自选集》、《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芳草地去来》，长篇小说《痴迷》、《好运之年》、《我的父亲母亲》，日文版小说《初恋之路》（盐野米松译）、《道路母亲·樱桃》（三好理合子译）等。另有《子洲的故事》、《葵花开放的声音》、《冼阿芳的事》、《西关旧事》等小说被译为日文和俄文发表。中篇小说《纪念》被改编为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电影《樱桃》被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短篇小说《葵花开放的声音》被改编为同名话剧。短篇小说《冼阿芳的事》入选2012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中篇小说《岛叙事》入选2018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作品被各种选刊选载，并被收入多种年度选本。
责编：李京春
一个作家想写什么或者能写什么（也可说成是写作的出发点），无疑会涉及很多因素，其中包括作家个人的因素，也包括社会和时代的因素。说到作家个人的因素，则一定与他的生活阅历有关，与他的性格气质有关，也与他的阅读喜好有关（一个人为什么喜欢读这样的书而不喜欢读那样的书，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与他的整个心灵和精神境界有关。说到我对自己的要求，则是坚持写作从心灵出发，坚持写那些给过我触动的东西，或者是与我的内心发生过呼应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坚持“写我想写的，写我能写的”，力争留下一点儿诚实的文字。应该说，这个要求并不算高。
若细说起来，“想写”和“能写”，其实也是有些区别的。“想写”是一码事，“能写”是另一码事。这个就不多说了。
我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生活中也不是那种特别“灵光”的人。最突出的一点，是不会逢迎人。当然，对人的尊重和禮貌是有的，善意和诚意也是有的。但要我刻意去奉迎谁、讨好谁，我就做不到了，因为这涉及一个人的尊严。在我看来，尊严比成功更重要，也许比生命还重要。同样，在写作上，我也不会（或不想）去迎合什么，不会迎合某种观念，不会迎合某些潮流（东西方的各种潮流），甚至不会迎合读者。也可以说，我无法做到这一点，我缺乏这个能力。世界永远是五彩缤纷的，文坛也不例外，这段时间有个热点，隔段时间又会出现新的热点，而我只能写我想到的东西。
忘记了在什么场合，我曾经说过，在文学的海洋里，我只是其中的一滴水，各种各样的水汇聚在一起，海洋才会丰盈。
回头看看自己的写作，这些年来，我似乎只写了两方面的故事。一方面是写家乡的事，写父老乡亲们的人生故事，写他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以及人心、世道、生计、欢喜和苦痛，等等。我写了他们的好，也写了一些不好，不过还是以好为主，包括他们的善，他们的坚韧，他们的纯朴。另一方面，是写了城市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写他们的人生际遇，情感经历，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所产生的困惑、烦恼、不安、愤怒、挣扎、堕落，包括逃避和拯救。我一直认为，知识分子是我们社会和时代中最敏感的一群人。一般来说，他们内心较丰富，情感较细腻，感受和认识事物的能力也相对强一些，当然也有脆弱、多虑、患得患失等弱点，是时代和社会最好的晴雨表。
另外就是我写了一个系列短篇小说《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断断续续地写了十几年，一边写一边在刊物上发表，写作的过程中，翻阅了许多县志，也走访了一些村庄。但是这些作品，与我以前所写的有关故里乡亲的小说还有一些差异，主要是较少个人的体验，我更多是想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去描绘和表现那块土地。曾有论者说，这些小说“以传说化、民间化的方式叙述了一些现代中国角落里的往事，这种进入历史的方式同时也进入了现实，从而生成了一些特殊的历史感受和叙事感受”。我认同这种说法。
也许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自觉写得不错的作品，似乎都是与故乡有关的。我在家乡生长了十九年，我熟悉那里的生活，说来，那些东西早已浸润于我的身心，写作时自然会感觉充沛。而那些描写城市青年知识分子的作品，则多半来自我后来接触到的生活。来到城市以后，我所接触的基本就是这样一些人，事实上，有些故事就是我的同学和朋友的故事，当然也有我自己的体验和感受。
我知道，我的写作范围是狭窄的，不够宽阔，特别是题材上，有很大的局限性。看起来，这似乎是没办法的事，也可以说，这是我的宿命。
2003年，我从黑龙江省调到了广州市（两地的差异不可谓不大）。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也许是一件好事情，我会认识更多的人，见识到更多的新事物。就像人们常说的，见多才能识广。
最近这几年，我也写了几篇广州的短篇小说，写到了广州的西关，写到了城中村。再就是写了两个以海岛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如果精力好，关于广州和海岛的小说，我还想尝试着写一些。在我的设想中，这些故事既有当下的，也有从前的，既有温暖的，也有悲凉的。但要写好这些故事，我还须更加充分地了解生活，否则，这种写作就会形神分离，成为两层皮。这些年来，我已经搜集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广州的资料，也包括海岛的资料）。
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情，无须急功近利，更无须唱高调，慢慢来吧。
鲍十简介：原籍黑龙江省，现居广州。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拜庄》、《葵花开放的声音——鲍十小说自选集》、《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芳草地去来》，长篇小说《痴迷》、《好运之年》、《我的父亲母亲》，日文版小说《初恋之路》（盐野米松译）、《道路母亲·樱桃》（三好理合子译）等。另有《子洲的故事》、《葵花开放的声音》、《冼阿芳的事》、《西关旧事》等小说被译为日文和俄文发表。中篇小说《纪念》被改编为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电影《樱桃》被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短篇小说《葵花开放的声音》被改编为同名话剧。短篇小说《冼阿芳的事》入选2012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中篇小说《岛叙事》入选2018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作品被各种选刊选载，并被收入多种年度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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