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灵魂深处，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是父亲那次头顶草末儿去我们学校的情形。
　　父亲是个农民，识不得几个字，一辈子靠弄田种地为生，从未出过远门。他和母亲在家乡那“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的盐碱地上拼死拼活地劳作着，用心血和汗水养育着我们兄弟五个。1994年，我终于不负众望，考进了黑龙江大学，成了我们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被汗水和劳累浸透了一辈子的父亲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可是，我上大学的第二年，久病缠身的母亲便离开了我们。看着四壁空空的家和不时登门的债主，父亲郑重地对我说：“军哪，安心上你的学，别瞎寻思家里的事儿，这跟你没关系，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完大学。”
　　话虽这么说，可穷人家的日子是难熬的，穷人家张罗点儿钱更是难上加难。父亲接连张罗了七天七宿，找过了所有的亲戚，求遍了方圆上百里能够求的人家，最后才以4分钱的高额利息借到了600块钱，把我送上了返校的客车。
　　回到学校，我停止了早餐，每天午晚两餐也只吃两个馒头和5毛钱一份的咸菜，手掰手计算着怎么省钱。就在我省吃俭用挨过了大半个学期后，一场大病却突然降临到了我的头上。整整半个月，虽然在同学们的精心照顾和全力帮助下我恢复了健康，可大家垫付和借给我的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在试过了可以想到的一切办法后，我第一次流着泪给父亲寄出了要钱的信。
　　两周后的中午，我下课刚刚回到宿舍，门一响，一个衣着寒酸的农民推门走了进来：“赵守玉是住这屋吗？”
　　“爸！”来人竟是父亲，我顿时愣在了那儿。我清楚地看到：父親的头上竟然沾满了草末儿。一种怕人嘲笑的羞辱感油然而生，我急忙把父亲拉坐在床上：“爸，你怎么来了？”
　　父亲仿佛没有意识到我眼神中的变化，他仔仔细细地看着我，解开棉袄，把手伸进怀里，颤抖地掏出了一个已辨不出颜色的手绢包。父亲打开手绢，里面露出了一沓钱。
　　“这一段凑钱不太容易，晚了些。这是3000块，快还给你那些同学吧。”父亲说着，眼里流露出一种异样的光。
　　3000元？我不由得一愣：“哪来的这么多钱？”
　　父亲干咳了一声：“还能哪来的？借呗。啥也没人命金贵呀！你记着省着花。”
　　我捧着带着父亲体温的3000元钱，含着泪点了点头：“爸，你放心吧。”
　　父亲简单地吃过了我从食堂打回的午饭后就准备回家了，走到门口，他犹豫了一下转过身来：“孩子，从省城到咱家挺远的，来回坐车也得花不少钱，过年……你就别回家了。”
　　我心里一震，皱着眉点了点头，把父亲送出校门便匆匆赶到班里上课。不知为什么，那一夜我没有睡着。
　　转眼间到了寒假，在同寝弟兄的坚持下，我登上了回家的客车。从省城到了县城，又倒车颠簸了近百里，村子里灯光闪烁时，我才来到家门前。
　　推开家门，我愣了：新刮的雪白的墙壁，一应俱全的家具，高档的电器……这是怎么回事？
　　“你找谁呀？”一个中年妇女闻声走了出来。
　　我狠狠地把书包一扔：“我找谁？我还要问你找谁呢！这是我的家！”
　　“你的家？”妇女愣了一下，“哦，你是老赵那个上大学的儿子吧？这是放寒假了吧？怎么，你爸没告诉你吗？”
　　“你到底是谁呀？”
　　女人笑了笑：“我是刚搬来的，你那回生病急需用钱，你爸就把这房子卖给我了。”
　　“什么！”仿佛一声惊雷，我差点儿没坐到地上，“卖……卖给你了？那……那我爸……我爸呢？”
　　“他给别人看草垛去了，就住在20里外的野草甸子上。”
　　我不知道是怎么从“家”里走出来的。一出门，泪水“呼”一下涌了出来，我发疯般哭喊着，向着村外的野草甸子奔去。
　　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山一样的草垛出现在眼前。草垛边上，一个深入地下、半露于地面、上面覆满了草的地窨子出现在凄冷的月光下。掀起棉布门帘，苍老的父亲正一个人孤单地守在地锅前，锅底红红的火焰映照着他头上数不清的草末儿。
　　“爸——”我泣叫一声，一下子跪倒在父亲的面前。
　　父亲一愣，看清是我，急忙把我拉了起来：“孩子，快起来，回来了也好，吃饭了没有？”
　　那一夜，父亲只字未提卖房的事儿，只是絮絮地说了一宿母亲的事。我整整淌了一宿的泪。
　　在自己勤工俭学和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业。毕业后，我没做任何犹豫，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每当静下来，父亲头上沾满草末儿的形象便不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清楚，父亲的行动和身影已经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必将会影响我的一生……
　　张秋伟摘自《时代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