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传统报刊的从业人员也要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即便有政策的支持，即便有资源的倾斜，我们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还能存留多久？
　　
　　2009注定是一个非常之年。金融危机何时见底，无人能知，因此这一年也将足够漫长。危机影响无处不在，几乎占据了我们的全部视野，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思考更多问题的能力——哪怕一些与我们这些新闻从业者的未来息息相关的事。
　　比如，针对报刊退出机制问题，2009年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已经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和操作思路。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介绍，今年上半年将抓好辽宁、河北两省报刊退出机制的试点工作，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报刊退出机制。也就是说，今年6月底，辽宁省就会有一批报刊退出出版市场，而等到下半年，那些依靠有偿新闻、不良广告等为生的报刊，就要为自己刊登讣告了。
　　让那些不良报刊退出市场，实在是天大的好事。我们希望这种清理整顿能够为一些真正有价值、有市场的传统印刷类媒体腾出一点生存空间。但是即便这样，我们这些传统报刊的从业人员也要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即便有政策的支持，即便有资源的倾斜，我们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还能存留多久？
　　有人会说我在危言耸听，也有一些人会大为不解。有人说，你不就在去年初的《南方周末》发表“年度感言”说，我们仍然处在报纸的黄金时代吗？是，当时我认为，在转型时期的中国，通讯技术虽然一步到位，但整个社会心智尚未成熟，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远远没有达成共识，那些逐渐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受众，需要一种文化认同的媒介符号，他们仍然需要报纸提供严肃的报道和认真的思考——而这，就是我们的机遇。
　　但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个媒体融合论坛上，主持人问我，你还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报纸的黄金时代吗？我的回答已经有些无力。技术的进步正在一步步改变我的想法——比如我看到了那种大尺寸的电子阅读器，它轻薄、便携、环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纸张。而且，更多网络媒体获得采访权，将是早晚的事，而传统媒体引以自豪的深度啊、高度啊什么的，只要社会有需求，网络媒体也早晚会做到。
　　不过我当时还是坚持认为，传统报纸的核心能力并没有衰落——即便将来没有印刷版的市场了，我们也不会一棵树上吊死，我们依然可以到网络中混饭吃，而且凭借着我们积累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或许会混得更好。
　　但是，众多传统媒体的表现，以及这个社会对待传统媒体的态度，在继续改变着我的看法。首先，那些“逐渐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受众”，或者我们想象中的目标读者群，他们需要严肃的报道和认真的思考吗？这是一个疑问，不是一篇短文可以厘清的问题。我们姑且说这个社会还是需要我们，那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一年来坏消息不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改出网络日报、《新闻周刊》裁员、《纽约时报》亏损、日本《现代》杂志停刊等等——让人惋惜的是，它们都不是粗制滥造的产品，它们都曾经是某种文化认同的媒介符号。而这一年来，我们也几乎被这些坏消息吓破了胆。我们在计算着报业灭亡的时间表，我们甚至已经为自己所从事的所谓夕阳产业写出了祭文。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都可以成为编辑，由我们决定哪些是新闻、哪些不是新闻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垄断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神奇能力已经消失了。我们的人才在流失，我们的心理变得无比脆弱。于是，我们忙着做自己的网络新闻，我们跟着网络团团转，几乎用自己的行动宣告了传统报业的灭亡。
　　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一群纯粹的体力工作者。我们对读者需求的理解越来越简单，我们对自身的要求也越来越简单。中国有那么多优美的文字，我们却往往选择最俗不可耐的词汇；中国正在发生那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却往往漠然处之，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天上一颗星，地上一张网，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宽广，但是理性之门正在变得越来越窄。我们自身的潜能还没有充分激发出来，就以脱缰的速度朝向死亡狂奔。
　　如果是这样，那些最优秀的人，就将一个个离我们而去。如果是这样，即便我们和网络媒体走到了一起，变成了一群人，我们这群报业的遗老遗少，仍是一群平庸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