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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传统报刊的从业人员也要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即便有政策的支持,即便有资源的倾斜,我们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还能存留多久?
2009注定是一个非常之年。金融危机何时见底,无人能知,因此这一年也将足够漫长。危机影响无处不在,几乎占据了我们的全部视野,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思考更多问题的能力——哪怕一些与我们这些新闻从业者的未来息息相关的事。
比如,针对报刊退出机制问题,2009年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已经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和操作思路。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介绍,今年上半年将抓好辽宁、河北两省报刊退出机制的试点工作,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报刊退出机制。也就是说,今年6月底,辽宁省就会有一批报刊退出出版市场,而等到下半年,那些依靠有偿新闻、不良广告等为生的报刊,就要为自己刊登讣告了。
让那些不良报刊退出市场,实在是天大的好事。我们希望这种清理整顿能够为一些真正有价值、有市场的传统印刷类媒体腾出一点生存空间。但是即便这样,我们这些传统报刊的从业人员也要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即便有政策的支持,即便有资源的倾斜,我们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还能存留多久?
有人会说我在危言耸听,也有一些人会大为不解。有人说,你不就在去年初的《南方周末》发表“年度感言”说,我们仍然处在报纸的黄金时代吗?是,当时我认为,在转型时期的中国,通讯技术虽然一步到位,但整个社会心智尚未成熟,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远远没有达成共识,那些逐渐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受众,需要一种文化认同的媒介符号,他们仍然需要报纸提供严肃的报道和认真的思考——而这,就是我们的机遇。
但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个媒体融合论坛上,主持人问我,你还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报纸的黄金时代吗?我的回答已经有些无力。技术的进步正在一步步改变我的想法——比如我看到了那种大尺寸的电子阅读器,它轻薄、便携、环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纸张。而且,更多网络媒体获得采访权,将是早晚的事,而传统媒体引以自豪的深度啊、高度啊什么的,只要社会有需求,网络媒体也早晚会做到。
不过我当时还是坚持认为,传统报纸的核心能力并没有衰落——即便将来没有印刷版的市场了,我们也不会一棵树上吊死,我们依然可以到网络中混饭吃,而且凭借着我们积累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或许会混得更好。
但是,众多传统媒体的表现,以及这个社会对待传统媒体的态度,在继续改变着我的看法。首先,那些“逐渐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受众”,或者我们想象中的目标读者群,他们需要严肃的报道和认真的思考吗?这是一个疑问,不是一篇短文可以厘清的问题。我们姑且说这个社会还是需要我们,那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一年来坏消息不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改出网络日报、《新闻周刊》裁员、《纽约时报》亏损、日本《现代》杂志停刊等等——让人惋惜的是,它们都不是粗制滥造的产品,它们都曾经是某种文化认同的媒介符号。而这一年来,我们也几乎被这些坏消息吓破了胆。我们在计算着报业灭亡的时间表,我们甚至已经为自己所从事的所谓夕阳产业写出了祭文。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都可以成为编辑,由我们决定哪些是新闻、哪些不是新闻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垄断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神奇能力已经消失了。我们的人才在流失,我们的心理变得无比脆弱。于是,我们忙着做自己的网络新闻,我们跟着网络团团转,几乎用自己的行动宣告了传统报业的灭亡。
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一群纯粹的体力工作者。我们对读者需求的理解越来越简单,我们对自身的要求也越来越简单。中国有那么多优美的文字,我们却往往选择最俗不可耐的词汇;中国正在发生那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却往往漠然处之,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天上一颗星,地上一张网,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宽广,但是理性之门正在变得越来越窄。我们自身的潜能还没有充分激发出来,就以脱缰的速度朝向死亡狂奔。
如果是这样,那些最优秀的人,就将一个个离我们而去。如果是这样,即便我们和网络媒体走到了一起,变成了一群人,我们这群报业的遗老遗少,仍是一群平庸之辈。
2009注定是一个非常之年。金融危机何时见底,无人能知,因此这一年也将足够漫长。危机影响无处不在,几乎占据了我们的全部视野,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思考更多问题的能力——哪怕一些与我们这些新闻从业者的未来息息相关的事。
比如,针对报刊退出机制问题,2009年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已经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和操作思路。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介绍,今年上半年将抓好辽宁、河北两省报刊退出机制的试点工作,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报刊退出机制。也就是说,今年6月底,辽宁省就会有一批报刊退出出版市场,而等到下半年,那些依靠有偿新闻、不良广告等为生的报刊,就要为自己刊登讣告了。
让那些不良报刊退出市场,实在是天大的好事。我们希望这种清理整顿能够为一些真正有价值、有市场的传统印刷类媒体腾出一点生存空间。但是即便这样,我们这些传统报刊的从业人员也要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即便有政策的支持,即便有资源的倾斜,我们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还能存留多久?
有人会说我在危言耸听,也有一些人会大为不解。有人说,你不就在去年初的《南方周末》发表“年度感言”说,我们仍然处在报纸的黄金时代吗?是,当时我认为,在转型时期的中国,通讯技术虽然一步到位,但整个社会心智尚未成熟,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远远没有达成共识,那些逐渐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受众,需要一种文化认同的媒介符号,他们仍然需要报纸提供严肃的报道和认真的思考——而这,就是我们的机遇。
但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个媒体融合论坛上,主持人问我,你还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报纸的黄金时代吗?我的回答已经有些无力。技术的进步正在一步步改变我的想法——比如我看到了那种大尺寸的电子阅读器,它轻薄、便携、环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纸张。而且,更多网络媒体获得采访权,将是早晚的事,而传统媒体引以自豪的深度啊、高度啊什么的,只要社会有需求,网络媒体也早晚会做到。
不过我当时还是坚持认为,传统报纸的核心能力并没有衰落——即便将来没有印刷版的市场了,我们也不会一棵树上吊死,我们依然可以到网络中混饭吃,而且凭借着我们积累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或许会混得更好。
但是,众多传统媒体的表现,以及这个社会对待传统媒体的态度,在继续改变着我的看法。首先,那些“逐渐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受众”,或者我们想象中的目标读者群,他们需要严肃的报道和认真的思考吗?这是一个疑问,不是一篇短文可以厘清的问题。我们姑且说这个社会还是需要我们,那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一年来坏消息不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改出网络日报、《新闻周刊》裁员、《纽约时报》亏损、日本《现代》杂志停刊等等——让人惋惜的是,它们都不是粗制滥造的产品,它们都曾经是某种文化认同的媒介符号。而这一年来,我们也几乎被这些坏消息吓破了胆。我们在计算着报业灭亡的时间表,我们甚至已经为自己所从事的所谓夕阳产业写出了祭文。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都可以成为编辑,由我们决定哪些是新闻、哪些不是新闻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垄断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神奇能力已经消失了。我们的人才在流失,我们的心理变得无比脆弱。于是,我们忙着做自己的网络新闻,我们跟着网络团团转,几乎用自己的行动宣告了传统报业的灭亡。
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一群纯粹的体力工作者。我们对读者需求的理解越来越简单,我们对自身的要求也越来越简单。中国有那么多优美的文字,我们却往往选择最俗不可耐的词汇;中国正在发生那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却往往漠然处之,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天上一颗星,地上一张网,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宽广,但是理性之门正在变得越来越窄。我们自身的潜能还没有充分激发出来,就以脱缰的速度朝向死亡狂奔。
如果是这样,那些最优秀的人,就将一个个离我们而去。如果是这样,即便我们和网络媒体走到了一起,变成了一群人,我们这群报业的遗老遗少,仍是一群平庸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