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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2日，全国友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新西兰老朋友路易·艾黎80寿辰。邓小平同志出席并讲话。他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50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此后，艾黎又继续为中国的建设事业工作了10年，直到去世。1987年4月21日，全国友协在人民大会堂特地举办庆祝艾黎来华60周年纪念大会。
全国友协成立于1954年5月3日，今年是友协成立60周年纪念。路易·艾黎是1953年秋，受邀从甘肃山丹来北京定居。他就住在现在全国友协的大院里，直到去世。所以，他是全国友协事业发展的重要见证人之一。
路易·艾黎在中国的60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上海为活动中心。从1927年4月，从新西兰到上海，在工部局任职，直到1943年秋，到甘肃山丹创办培黎学校，共约16年。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宋庆龄、马海德、史沫特莱等进步人士。1934年，他与史沫特莱、甘普霖等十余人组织了上海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上海地下党在他的住所安装了秘密电台，与红军取得联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大批失业工人逃往后方。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 艾黎与埃德加·斯诺共同发起组织“工合运动”。“工合”（GUNG HO）按照艾黎的解释，就是“团结起来，一起干”的意思。把失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办合作社，生产自救。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1939年初，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由宋庆龄任名誉主席，艾黎任执行秘书。由于宋庆龄的威望和高举抗日旗帜，国外捐款源源而来，总值曾达到上千万美元。这些捐款以低息方式贷给合作社。
工合运动初期，受到了国共两党的共同支持。1938年8月，中国工合协会正式成立，其任务是在非敌占区组织合作社。由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任总干事。国民党政府还特地任命艾黎为行政院技术顾问。周恩来则决定派王炳南参加工合运动的筹备工作。
工合协会成立不久,首先成立了10多个合作社,生产抗战急需的物资,如食品、毛毯、医药等。艾黎初步总结了办社经验，并制定了若干规定，如，建立合作社至少需有七名社员参加，合作社采取股份合作制，每名社员都有一股，不允许有大老板控股的情况发生。合作社的重大问题，要经过社员共同讨论，投票表决，每人一票。
抗战需要工合，工合应时而生。在短短三、四年中，工合就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000多个合作社，3万多名社员的群众组织。工合的产品不仅满足了部分群众的生活需要，而且为抗日武装提供了大量军需物品。
工合运动的迅速发展，使国民党逐渐认识到工合实际上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工人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多数是爱国知识分子，他们更多的是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因此引起了国民党上层势力的不安和恐惧。1942年，国民党行政院以“与共产党秘密交往”的罪名，解除了艾黎的行政院顾问的职务。对工合运动也进行限制和破坏。但艾黎为工合运动献身的精神并未动摇。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办为工合培养干部的培黎学校上。
艾黎在中国的第二阶段，是以甘肃山丹为活动中心。从1943年秋，在山丹创办培黎学校，到1953年秋，到北京担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委员，从此定居北京，前后共10年。
1942年，艾黎与英国人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建立了“培黎学校”，意为“为黎明而培训”。目的是为工合培训管理和技术干部，但不断受到国民党散兵游勇的骚扰。不得已于1943年12月，经过4天的艰苦跋涉，把学校迁到了远离国民党势力范围的甘肃山丹县。学生们将这次搬迁称为“小长征”。
培黎学校的校长原来是何克，1945年何克逝世，艾黎继任校长。从此，艾黎把办校的重担挑在自己的肩上。艾黎的努力也得到了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援。据统计，前后共有27名各国友人到培黎学校义务工作。学生最多时达到400多人，都是贫苦的农家子弟和革命烈士遗孤。艾黎既当教师，又当养父。不仅教给了他们知识，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甚至为他们洗澡、理发、换尿布…… 为了照顾烈士遗孤，他终身未婚。
艾黎通过办校，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有人总结艾黎的教育思想的基本点是：教育要为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为提高广大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服务；教育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培养学生从实际情况出发，发挥创造性，建设新农村。培黎学校遵照艾黎的教育思想制定的校训是：“手脑并用，创造分析”。艾黎总结多年的办学经验，写出了《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一书，表现了他对教育工作的远见卓识。
艾黎在中国的第三阶段，是以北京为活动中心。从1953年秋定居北京，到1987年12月27日逝世，共34年。
这个阶段的活动，主要是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和旅行、写作。从1953年他代表新西兰担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委员后，多次参加保卫和平大会，如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日本召开的反对原子弹氢弹会议等。
随着他到世界各国参加会议和到中国各地旅行，他写作了大量纪实文学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写了50多部著作，10多部译作。内容绝大部分是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如1952年出版的《有办法》，以及随后出版的《人民有力量》、《人道的中国》、《中国见闻》、《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崛起》等。1987年，最后出版了《艾黎自传》。
由于他长期奔波劳累和年龄的增长，健康情况大不如前。他三次因患心脏病住院。第一次是1980年5月，他病在重庆。邓小平同志知道后，指示全国友协会长王炳南速派人将他接回北京。王炳南派我去重庆并携带他的亲笔信。我到重庆后，当面向他宣读了王炳南劝他回京的信，并转达了邓小平对他的慰问。他当时一方面对邓小平和王炳南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又很严肃地说：“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你们不要为我的事打扰他。你回去请炳南同志转告小平同志，就说我身体很好。四川对外友协为我安排了几个参观点，我还是按既定计划去，暂时不能回北京。为了让关心我的同志们放心，我和你可以合个影，带回去让他们看看，我的身体依然如故，并无大碍。”
第二次是1982年3月，他又因心脏病发作住进协和医院。当时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要亲自去医院看望。王炳南同志和我陪同前往。艾黎住的单人病房很小，里面只有一张病床和一个双人沙发。耀邦同志进屋后，炳南同志和我只能站在门口。耀邦同志先向艾黎献了鲜花，询问了病情，感谢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的贡献。最后祝他长命百岁，能活到21世纪，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变化。艾黎则谦虚地说：“我已经吃了50多年中国饭，我为中国做得实在太少了。”
第三次是1983年3月，艾黎到海南岛去访问，因为一位陪同人员溺水身亡，他非常悲伤，心脏病复发。又是王炳南会长派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和我把他接回了北京。
1987年12月2日，是艾黎90寿辰。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紫阳和李鹏到他的寓所为他祝寿。不幸，仅过了不到一个月，于12月27日，终因心脏病夺去了他的生命。
他在遗嘱中说：后事一切从简，“对于人民费时花钱的做法应当废除”。“这不过是又一名战士在行进中过去了。”“骨灰待有便人或朋友去山丹时顺便带去，撒在四坝滩的原野上。”（四坝滩是他初到山丹时放羊和垦荒的地方）遵照他的遗嘱精神，将他的骨灰一分为二：一半撒在四坝滩，另一半葬在何克陵园，改名为“艾黎和何克陵园”。邓小平为陵园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全国友协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全天候”的老朋友，保留了他在友协院内的故居，供中外友人瞻仰。
他所创办的两项事业——培黎学校和工合国际委员会仍一如既往地运作着。
路易·艾黎走了，但他的精神和友谊，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作者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副会长
全国友协成立于1954年5月3日，今年是友协成立60周年纪念。路易·艾黎是1953年秋，受邀从甘肃山丹来北京定居。他就住在现在全国友协的大院里，直到去世。所以，他是全国友协事业发展的重要见证人之一。
路易·艾黎在中国的60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上海为活动中心。从1927年4月，从新西兰到上海，在工部局任职，直到1943年秋，到甘肃山丹创办培黎学校，共约16年。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宋庆龄、马海德、史沫特莱等进步人士。1934年，他与史沫特莱、甘普霖等十余人组织了上海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上海地下党在他的住所安装了秘密电台，与红军取得联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大批失业工人逃往后方。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 艾黎与埃德加·斯诺共同发起组织“工合运动”。“工合”（GUNG HO）按照艾黎的解释，就是“团结起来，一起干”的意思。把失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办合作社，生产自救。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1939年初，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由宋庆龄任名誉主席，艾黎任执行秘书。由于宋庆龄的威望和高举抗日旗帜，国外捐款源源而来，总值曾达到上千万美元。这些捐款以低息方式贷给合作社。
工合运动初期，受到了国共两党的共同支持。1938年8月，中国工合协会正式成立，其任务是在非敌占区组织合作社。由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任总干事。国民党政府还特地任命艾黎为行政院技术顾问。周恩来则决定派王炳南参加工合运动的筹备工作。
工合协会成立不久,首先成立了10多个合作社,生产抗战急需的物资,如食品、毛毯、医药等。艾黎初步总结了办社经验，并制定了若干规定，如，建立合作社至少需有七名社员参加，合作社采取股份合作制，每名社员都有一股，不允许有大老板控股的情况发生。合作社的重大问题，要经过社员共同讨论，投票表决，每人一票。
抗战需要工合，工合应时而生。在短短三、四年中，工合就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000多个合作社，3万多名社员的群众组织。工合的产品不仅满足了部分群众的生活需要，而且为抗日武装提供了大量军需物品。
工合运动的迅速发展，使国民党逐渐认识到工合实际上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工人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多数是爱国知识分子，他们更多的是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因此引起了国民党上层势力的不安和恐惧。1942年，国民党行政院以“与共产党秘密交往”的罪名，解除了艾黎的行政院顾问的职务。对工合运动也进行限制和破坏。但艾黎为工合运动献身的精神并未动摇。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办为工合培养干部的培黎学校上。
艾黎在中国的第二阶段，是以甘肃山丹为活动中心。从1943年秋，在山丹创办培黎学校，到1953年秋，到北京担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委员，从此定居北京，前后共10年。
1942年，艾黎与英国人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建立了“培黎学校”，意为“为黎明而培训”。目的是为工合培训管理和技术干部，但不断受到国民党散兵游勇的骚扰。不得已于1943年12月，经过4天的艰苦跋涉，把学校迁到了远离国民党势力范围的甘肃山丹县。学生们将这次搬迁称为“小长征”。
培黎学校的校长原来是何克，1945年何克逝世，艾黎继任校长。从此，艾黎把办校的重担挑在自己的肩上。艾黎的努力也得到了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援。据统计，前后共有27名各国友人到培黎学校义务工作。学生最多时达到400多人，都是贫苦的农家子弟和革命烈士遗孤。艾黎既当教师，又当养父。不仅教给了他们知识，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甚至为他们洗澡、理发、换尿布…… 为了照顾烈士遗孤，他终身未婚。
艾黎通过办校，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有人总结艾黎的教育思想的基本点是：教育要为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为提高广大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服务；教育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培养学生从实际情况出发，发挥创造性，建设新农村。培黎学校遵照艾黎的教育思想制定的校训是：“手脑并用，创造分析”。艾黎总结多年的办学经验，写出了《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一书，表现了他对教育工作的远见卓识。
艾黎在中国的第三阶段，是以北京为活动中心。从1953年秋定居北京，到1987年12月27日逝世，共34年。
这个阶段的活动，主要是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和旅行、写作。从1953年他代表新西兰担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委员后，多次参加保卫和平大会，如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日本召开的反对原子弹氢弹会议等。
随着他到世界各国参加会议和到中国各地旅行，他写作了大量纪实文学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写了50多部著作，10多部译作。内容绝大部分是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如1952年出版的《有办法》，以及随后出版的《人民有力量》、《人道的中国》、《中国见闻》、《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崛起》等。1987年，最后出版了《艾黎自传》。
由于他长期奔波劳累和年龄的增长，健康情况大不如前。他三次因患心脏病住院。第一次是1980年5月，他病在重庆。邓小平同志知道后，指示全国友协会长王炳南速派人将他接回北京。王炳南派我去重庆并携带他的亲笔信。我到重庆后，当面向他宣读了王炳南劝他回京的信，并转达了邓小平对他的慰问。他当时一方面对邓小平和王炳南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又很严肃地说：“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你们不要为我的事打扰他。你回去请炳南同志转告小平同志，就说我身体很好。四川对外友协为我安排了几个参观点，我还是按既定计划去，暂时不能回北京。为了让关心我的同志们放心，我和你可以合个影，带回去让他们看看，我的身体依然如故，并无大碍。”
第二次是1982年3月，他又因心脏病发作住进协和医院。当时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要亲自去医院看望。王炳南同志和我陪同前往。艾黎住的单人病房很小，里面只有一张病床和一个双人沙发。耀邦同志进屋后，炳南同志和我只能站在门口。耀邦同志先向艾黎献了鲜花，询问了病情，感谢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的贡献。最后祝他长命百岁，能活到21世纪，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变化。艾黎则谦虚地说：“我已经吃了50多年中国饭，我为中国做得实在太少了。”
第三次是1983年3月，艾黎到海南岛去访问，因为一位陪同人员溺水身亡，他非常悲伤，心脏病复发。又是王炳南会长派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和我把他接回了北京。
1987年12月2日，是艾黎90寿辰。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紫阳和李鹏到他的寓所为他祝寿。不幸，仅过了不到一个月，于12月27日，终因心脏病夺去了他的生命。
他在遗嘱中说：后事一切从简，“对于人民费时花钱的做法应当废除”。“这不过是又一名战士在行进中过去了。”“骨灰待有便人或朋友去山丹时顺便带去，撒在四坝滩的原野上。”（四坝滩是他初到山丹时放羊和垦荒的地方）遵照他的遗嘱精神，将他的骨灰一分为二：一半撒在四坝滩，另一半葬在何克陵园，改名为“艾黎和何克陵园”。邓小平为陵园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全国友协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全天候”的老朋友，保留了他在友协院内的故居，供中外友人瞻仰。
他所创办的两项事业——培黎学校和工合国际委员会仍一如既往地运作着。
路易·艾黎走了，但他的精神和友谊，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作者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