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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处于制度转轨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风险大量集聚，可以说处于一个高风险社会，在这个时期谈论危机传播，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
煤矿矿难的频发、惨烈与难以遏制，是中国特有的国情。每年的煤矿死亡事故高达3000多起，死亡人数高达6000多人，例如2004年全国煤矿死亡人数达6027人，平均每生产100万吨煤炭就要搭上3条人命。从矿难报道切入，无疑紧跟中国现实，能挖掘到很多有价值的数据。
研究设计
由于中国地方性媒体对于矿难报道的新闻数量非常少，所以我们选择中央级媒体进行考察。出于内容分析的便利，我们选择报纸媒体进行分析。我们选取最为权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日报》2001年到2006年的相关新闻报道作为样本，一方面因为其对矿难报道进行了比较多的关注，另一方面其对中国其他媒体的危机报道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我国煤矿矿难事故每年的数量多达两三千起，比如2004年煤矿死亡事故3639起，死亡6027人，很多事故媒体是不报道的，因此，如果直接去检索报纸的矿难报道将是事倍功半，我们采取的办法是选取了2001年到2006年每年最严重的5起煤矿矿难来进行分析，所谓最严重是指伤亡人数最多的5起矿难，6年间共选取了30起特大矿难。然后根据这30起矿难来搜索相关报道，如果新闻报道是以这起矿难为主要内容，那么就算做相关报道，有些报道虽然时间上间隔比较长，但仍然是以矿难为主体的，我们也视为这起矿难相关的报道。例如2004年11月28日陕西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矿难，《人民日报》在2006年11月30日发表了《11月29日，陕西陈家山矿难发生两周年后，法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宣判——让166个灵魂安息》的稿件，我们把这篇稿件也算作陈家山矿难的相关报道。
最后的检索结果是共有49篇相关报道，分析的单元是单篇新闻报道、新闻图片不计在内。
研究发现
报道数量及覆盖面。《人民日报》报道了其中19起矿难，即对30起特大矿难的63％都给予了报道。而且2002年后，即从2003年到2006年《人民日报》报道了14起矿难，覆盖比例高达70％。
另外，对其他媒体的随机抽样检索发现，很多媒体都只覆盖了极少的矿难，如《光明日报》只对这30起矿难中的两起发布了一般消息，覆盖比例只有1．5％；《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比例偏低，对于2001年到2002年的十大矿难该报没有任何报道，2002年后《中国青年报》只报道了20起矿难中的5起，只覆盖了25％的矿难；对矿难报道覆盖最多的是网络媒体。
报道的主要内容。《人民日报》矿难报道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1．党政军相关部门抢险及时、措施有力；2．领导干部深入一线指挥、调查；3．党政相关部门对善后工作尽职尽责；4．党政相关部门对安全生产工作高度重视、狠抓落实。
也有一些批评性报道，集中在批评相关政府部门平时工作措施不力、失职渎职以及官煤勾结、地方保护主义等。
报道体裁。《人民日报》90％以上的煤矿矿难报道采用的是消息体裁，主要通报矿难的发生以及介绍抢险过程和最后的处理结果。
关键词分析。根据仔细解读，发现这样一些关键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抢险救灾”、“调查”、“第一时间”、“迅速”、“高度重视”、“深入现场”。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对于矿难的报道重点在于政府如何积极高效地解决公共危机，而对于矿难中暴露的很多问题却没有进行深度挖掘，对于矿难发生后当地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遇难矿工家属生活的急剧变化没有给予报道。
结论及讨论
2002年是一个分水岭，2002年之后矿难报道更多、时效性更强。2002年之前媒体都很少报道煤矿矿难，2002年之后矿难报道的数量明显增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安全生产法》于2002年11月1日颁布和实施，这个法令的第六十七条规定：“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单位有进行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的义务，有对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媒体取得了报道矿难合法的依据和切实的保障，产生的最直接表现就是矿难报道量显著增加。不论《人民日报》还是其他报纸，如《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都在公共危机发生后及时给予了相关报道，第一时间提供信息，这符合危机处理“3T原则”中的“快速告知”（TELLITFAST）。我国新闻媒体对特大矿难的及时报道有效地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发挥了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树立了主流媒体的权威性，这是值得肯定的。
《人民日报》矿难报道只履行了告知功能和协调功能，但其危机预警功能和反思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公共危机的发展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潜伏期、爆发期、扩散期和消退期，不同阶段媒体应该发挥不同的功能。《人民日报》对于重大矿难给予了充分关注，矿难发生后及时发布矿难伤亡人数的权威信息，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同时强调各级政府对于矿难抢险的高效工作也有效缓解了危机的副作用。但同时《人民日报》的矿难报道缺乏明显的缺陷。首先在危机潜伏期没有发挥危机预警功能。危机发生前往往难以准确预测，但在此阶段媒体并不是毫无作为，敏锐的媒体应该通过自己的报道提醒社会危机的逼近，从而使得社会各界尤其是那些政府管理人员能够及时采取对策以避免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危机的危害，但是《人民日报》对于矿难等危机从没有进行过预警。其次，《人民日报》的矿难报道只关注如何通过政府抢险过程塑造正面的政府形象，在危机消退期，对于矿难发生的原因缺乏深入反思，对相关失职的部门和官员缺乏舆论监督，对于以后如何避免矿难缺乏讨论和对策。国内有些媒体对于矿难的反思是非常深刻的，例如《南方都市报》刊发了评论文章《国人请铭记他们承受的苦难》，从大平矿难说到中国频繁发生的各次矿难，让人们认识到生命的可贵，同时也引发人们对矿难频发的原因进行深刻反省。预警功能的缺失与反思功能的缺失是紧密联系的，正因为缺乏反思，所以它也不可能很好地履行其预警功能。
《人民日报》矿难报道过度强调塑造政府形象，忽略了对矿工群体的关注。《人民日报》的矿难报道有泛政治化倾向，报道模式比较固定，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相关领导迅速赶赴现场亲自坐镇指挥，抢救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其次是抚恤金发放，每个死者家属将领到多少钱，家属情绪稳定；然后是公安机关将潜逃的矿主抓获；最后是有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狠抓安全生产，各地对煤矿进行地毯式检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一律关停。在这种公文式报道模式中，政府形象得到强化，但是矿工群体显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2．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七版），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3．史安斌：《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4．赵士林：《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马艺、刘阳：《危机事件情境下政府形象传播的二维矩阵模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1）。
6．岳璐：《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介角色研究——以矿难报道为例》，《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2）。
7．魏杰：《从矿难报道看转型期媒体的社会功能——以〈南方周末〉的矿难报道为例》，《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
8．龚新琼：《环境守望——危机传播中大众传媒的核心功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9．刘建林、王海洲：《矿难已不再是新闻——吕梁“3·22”矿难采访札记》，《中国青年报》，2003年4月4日。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郑艳
煤矿矿难的频发、惨烈与难以遏制，是中国特有的国情。每年的煤矿死亡事故高达3000多起，死亡人数高达6000多人，例如2004年全国煤矿死亡人数达6027人，平均每生产100万吨煤炭就要搭上3条人命。从矿难报道切入，无疑紧跟中国现实，能挖掘到很多有价值的数据。
研究设计
由于中国地方性媒体对于矿难报道的新闻数量非常少，所以我们选择中央级媒体进行考察。出于内容分析的便利，我们选择报纸媒体进行分析。我们选取最为权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日报》2001年到2006年的相关新闻报道作为样本，一方面因为其对矿难报道进行了比较多的关注，另一方面其对中国其他媒体的危机报道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我国煤矿矿难事故每年的数量多达两三千起，比如2004年煤矿死亡事故3639起，死亡6027人，很多事故媒体是不报道的，因此，如果直接去检索报纸的矿难报道将是事倍功半，我们采取的办法是选取了2001年到2006年每年最严重的5起煤矿矿难来进行分析，所谓最严重是指伤亡人数最多的5起矿难，6年间共选取了30起特大矿难。然后根据这30起矿难来搜索相关报道，如果新闻报道是以这起矿难为主要内容，那么就算做相关报道，有些报道虽然时间上间隔比较长，但仍然是以矿难为主体的，我们也视为这起矿难相关的报道。例如2004年11月28日陕西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矿难，《人民日报》在2006年11月30日发表了《11月29日，陕西陈家山矿难发生两周年后，法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宣判——让166个灵魂安息》的稿件，我们把这篇稿件也算作陈家山矿难的相关报道。
最后的检索结果是共有49篇相关报道，分析的单元是单篇新闻报道、新闻图片不计在内。
研究发现
报道数量及覆盖面。《人民日报》报道了其中19起矿难，即对30起特大矿难的63％都给予了报道。而且2002年后，即从2003年到2006年《人民日报》报道了14起矿难，覆盖比例高达70％。
另外，对其他媒体的随机抽样检索发现，很多媒体都只覆盖了极少的矿难，如《光明日报》只对这30起矿难中的两起发布了一般消息，覆盖比例只有1．5％；《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比例偏低，对于2001年到2002年的十大矿难该报没有任何报道，2002年后《中国青年报》只报道了20起矿难中的5起，只覆盖了25％的矿难；对矿难报道覆盖最多的是网络媒体。
报道的主要内容。《人民日报》矿难报道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1．党政军相关部门抢险及时、措施有力；2．领导干部深入一线指挥、调查；3．党政相关部门对善后工作尽职尽责；4．党政相关部门对安全生产工作高度重视、狠抓落实。
也有一些批评性报道，集中在批评相关政府部门平时工作措施不力、失职渎职以及官煤勾结、地方保护主义等。
报道体裁。《人民日报》90％以上的煤矿矿难报道采用的是消息体裁，主要通报矿难的发生以及介绍抢险过程和最后的处理结果。
关键词分析。根据仔细解读，发现这样一些关键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抢险救灾”、“调查”、“第一时间”、“迅速”、“高度重视”、“深入现场”。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对于矿难的报道重点在于政府如何积极高效地解决公共危机，而对于矿难中暴露的很多问题却没有进行深度挖掘，对于矿难发生后当地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遇难矿工家属生活的急剧变化没有给予报道。
结论及讨论
2002年是一个分水岭，2002年之后矿难报道更多、时效性更强。2002年之前媒体都很少报道煤矿矿难，2002年之后矿难报道的数量明显增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安全生产法》于2002年11月1日颁布和实施，这个法令的第六十七条规定：“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单位有进行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的义务，有对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媒体取得了报道矿难合法的依据和切实的保障，产生的最直接表现就是矿难报道量显著增加。不论《人民日报》还是其他报纸，如《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都在公共危机发生后及时给予了相关报道，第一时间提供信息，这符合危机处理“3T原则”中的“快速告知”（TELLITFAST）。我国新闻媒体对特大矿难的及时报道有效地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发挥了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树立了主流媒体的权威性，这是值得肯定的。
《人民日报》矿难报道只履行了告知功能和协调功能，但其危机预警功能和反思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公共危机的发展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潜伏期、爆发期、扩散期和消退期，不同阶段媒体应该发挥不同的功能。《人民日报》对于重大矿难给予了充分关注，矿难发生后及时发布矿难伤亡人数的权威信息，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同时强调各级政府对于矿难抢险的高效工作也有效缓解了危机的副作用。但同时《人民日报》的矿难报道缺乏明显的缺陷。首先在危机潜伏期没有发挥危机预警功能。危机发生前往往难以准确预测，但在此阶段媒体并不是毫无作为，敏锐的媒体应该通过自己的报道提醒社会危机的逼近，从而使得社会各界尤其是那些政府管理人员能够及时采取对策以避免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危机的危害，但是《人民日报》对于矿难等危机从没有进行过预警。其次，《人民日报》的矿难报道只关注如何通过政府抢险过程塑造正面的政府形象，在危机消退期，对于矿难发生的原因缺乏深入反思，对相关失职的部门和官员缺乏舆论监督，对于以后如何避免矿难缺乏讨论和对策。国内有些媒体对于矿难的反思是非常深刻的，例如《南方都市报》刊发了评论文章《国人请铭记他们承受的苦难》，从大平矿难说到中国频繁发生的各次矿难，让人们认识到生命的可贵，同时也引发人们对矿难频发的原因进行深刻反省。预警功能的缺失与反思功能的缺失是紧密联系的，正因为缺乏反思，所以它也不可能很好地履行其预警功能。
《人民日报》矿难报道过度强调塑造政府形象，忽略了对矿工群体的关注。《人民日报》的矿难报道有泛政治化倾向，报道模式比较固定，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相关领导迅速赶赴现场亲自坐镇指挥，抢救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其次是抚恤金发放，每个死者家属将领到多少钱，家属情绪稳定；然后是公安机关将潜逃的矿主抓获；最后是有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狠抓安全生产，各地对煤矿进行地毯式检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一律关停。在这种公文式报道模式中，政府形象得到强化，但是矿工群体显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2．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七版），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3．史安斌：《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4．赵士林：《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马艺、刘阳：《危机事件情境下政府形象传播的二维矩阵模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1）。
6．岳璐：《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介角色研究——以矿难报道为例》，《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2）。
7．魏杰：《从矿难报道看转型期媒体的社会功能——以〈南方周末〉的矿难报道为例》，《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
8．龚新琼：《环境守望——危机传播中大众传媒的核心功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9．刘建林、王海洲：《矿难已不再是新闻——吕梁“3·22”矿难采访札记》，《中国青年报》，2003年4月4日。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