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官多为患”的指责，国家公务员局有关负责人表示。2011年的公务员统计数据尚未出来，据公务员主管部门对2008年、2009年、2010年的数据统计，全国公务员的数量分别是659?郾7万人、678?郾9万人、689?郾4万人，近两年年均增长约15万人。此外，我国还有88?郾4万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群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一方面是社会对“官多为患”的直觉与担忧，另一方面是“数字说话”的世界较低的官民比，即使按照传言的1000万公务员计算，除以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3?郾39亿大陆总人口，这1∶130的官民比，与当今世界日本的1∶150、法国的1∶164、美国的1∶187也相差不多。
　　 实际上，在中外“官民比”的比较中，要厘清前提概念。我们看到的国外的相关数据，“官民比”中的“官”是广义的，即指所有财政供养人员；而我国数据中的“官”仅指按照《公务员法》纳入的行政编制总数。如果将我国约由财政供养的4000多万事业编制人员算入其内，“官民比”则为1∶25左右。横向，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肯定是一个不低的数字了。竖向，和我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比，更是高得惊人。资料显示，汉代官民比为1∶7948，唐代为1∶3927，明代为1∶2299，清代为1∶911。
　　 我认为，简单用官员数量来衡量官多还是官少，也不是最科学的。国外研究者，通常用政府规模一词来讨论问题。衡量政府规模的国际通用指标是政府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在5%左右，如英国约为5%，德国、日本、埃及都在3%以内，作为大国的美国也只有约10%，俄罗斯约8%，印度约7%。《法制晚报》2010年12月26日的报道说我国是接近40%。而真正体现政府价值、特别是关乎民生的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秩序、社会福利等支出，我国只占20%左右，与世界平均的50～60%来比，相差2~3倍。
　　 研究还发现，政府规模是应该随着“公民自主系数”的提高而降低的。所谓“公民自主系数”，是指现实社会公民自我管理能力与社会公民自治能力。从总体上说，随着国民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法治的不断健全，以及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不断规范，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状况正在逐步改善。按道理，我国政府规模应该呈缩小的趋势，但官方的数据则显示，近年来我国公务员的数量则以年均15万人在增加，这是不合常理的。
　　 从直觉上，给人造成“官多为患”印象的，还有很多现实的原因。其一，政府部门的布局不合理，东一个、西一个，窗口单位不集中，似乎到处是政府机构；其二，政府的公共服务质量不高，不仅群众亲身感到政府“门难进，脸难看”，官员太多、人浮于事的新闻报道也时常见诸大众传媒；其三，政府特权太盛，官车到处都是，三公消费惊人，楼堂会所遍地开花，也给群众造成了“官多”的印象。
　　 相对于中国大陆13亿多人口的社会管理，无论是绝对数量的近700万公务员，还是5000万左右的财政供养人员，放到世界范围内，或许还能算“官”之最。但是，我国的政府规模确实存在结构性与功能性的问题。在结构性方面，做经济工作的官员、政工及党群干部和用于后勤的自我服务官员，多了一点；从事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官员、从事公共治安的官员，少了一点。在功能性方面，坚持“官本位”、强调“权利归属”的领导和副职官员多了一点；坚持“民本位”，科学规范环节程序的服务型、真正当“兵”干事的人少了一点。
　　 因此，面对“官多为患”的指责，仅仅拿出绝对数量，说服力还是不够的。尤其是，在目前改革的氛围中，解决“官多为患”，精兵简政更有必要，但首要的是解决“公权自肥”、“公权自我消费”的问题，“减员”虽说也应尽快提上日程，但官权太重、转换职能、合理配置、提高效率等问题相对更紧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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