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杜75岁，一口地道的老杭州话，脸白净，眉毛很黑很粗，喜欢穿白衣黑裤，花白头发往两边梳着，看上去神清气爽。我认识他10多年了，算是忘年交，发现他有一个特点，叫“书来疯”，无论在街上哪个角落看到旧书，面相再蓬头垢面，脏得结满蜘蛛网，也会一头趴下——淘个痛快！
　　一个月前，天还蛮蛮热，老杜急匆匆到报社找我，手上拿着一张《美术报》：“徐澜同志(他总是这么叫我，视我为同党)，听说你们楼上《美术报》编辑部在优惠价供应一批库存书，你帮我联系一下，到哪里去买，好不好?”
　　他跟我说起前几天在为家里上万册藏书晒太阳、吹风凉，闪了腰，后腰贴了一帖膏药，但还惦念着《美术报》削价处理的宝贝书，忍痛坐公交车赶来了。
　　帮老杜电话联系好，1个多小时过去，他捧着4本宝贝书眉开眼笑地回来了，一一给我“亮宝”——“《王福庵印存》相当珍贵，王老先生可是上海滩大书法家啊，上世纪80年代他过世后，我到杭州旧货市场买过他存放酱油瓶的旧书柜子，面上刻着东皋居士锦霞阁藏书，落款‘芙镜公祖大人属书即正宣统乙酉仁和王寿祺(号福庵)’，现在就放我屋里厢，沾沾文气。还有这本《颜真卿行书帖(下)》，我家里只有《上》，《下》被别人借走一直没有还，现在终于配上对了，只要2.5元！你说便不便宜？这4本书一塌刮子只要70块！我腰痛的毛病都好了，浑身轻松啊。”我笑他：“回家又要被老伴说了，抱了一堆书回家。”
　　“被老太婆说了30多年了，随她去，我不喝酒不抽烟，就好收藏，总是雅事一桩。”
　　
　　家有万册藏书，眠床都占满了
　　
　　我是通过采访认识老杜的，因为他家“老杜卜居藏书楼”收藏了8000多册书被命名为“杭州首届十佳优秀藏书家庭”，当时还是仇保兴市长给他颁的奖。这么些年，不时接到他电话问候，陆续得知他的斗室没有随着西湖大道拓宽而搬迁，书的家族却生子繁衍越来越“书丁兴旺”，已经有11000多子孙了。版本最早最值钱的有乾隆年间的线装本，另外清末民初的线装书有400多本，其它多数是这30年来从旧书店或者废品收购站淘来的剩货，5角一本、2元一堆地搜来，他把其当成“鲜货”，洗洗擦干打扮打扮，像黄花闺女般捧在手心里。
　　哪本书他最得意？喏，就是这本《梦华庐赋海》了，是光绪十七年上海鸿宝斋重印的袖珍线装本。珍贵在哪里？是那个年代罕见的口袋书，6册30部，装在小小的匣子里，从天文、岁时、地理到农桑、器用、饮食等方方面面知识都包罗在内，是一部百科全书。已故浙江古籍出版社编审吴战垒是著名的版本学家，曾经向老杜借阅过这套宝书，说无论品相还是内容都值得传给子孙珍藏，省级图书馆都没有这样的宝贝。
　　书越来越多，把个朝南有阳台的大房间弄得非常逼仄，先是夫人让床，睡到隔壁房间去了，老杜乐得可以四仰八叉地躺在木板床上睡个宽敞觉，前两年不行了，书生长得越来越霸道，他只能卧于窄窄一条木板练轻功，梦中翻个身子鼻尖都会碰到书，老伴和女儿担心墙上书架钉得不牢靠，某一天睡梦中书压下来那还得了！
　　
　　去年年脚边我去老杜家，特意带了一张《文汇读书周报》，上面说2007年，香港有位开青文书店的罗志华先生在大年廿八独自在拥挤逼仄的货栈里清理图书时，书柜被碰倒了，噼里叭啦一通砸下来，硬生生把他压死了！几天后，开始有臭味传出，再过10天，才有人破门而入。真实的故事让老杜老伴和女儿心惊肉跳，发愁噩梦会向老杜袭来。但老杜不为我的恐吓所动，还说这样“死得其所”！
　　
　　藏书起因是为女儿学书法
　　
　　别以为老杜读过大学，饱读诗书，他正儿八经只读过小学4年书，后来参军到部队，1959年7月安徽宣城闹水灾，部队奉命抢救而得肠道病，动手术，同年复员回杭州，在上城区政府工作。他平时生活朴素，做人的原则是：清茶淡饭，吃饱穿暖，知足常乐，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退休；他的人生哲学是：“当官一蓬烟，读书万万年。”他是怎么走上收藏图书之路的呢？
　　说起来原因很简单，因为老杜部队上落下毛病，身体单薄，个性喜动不喜静，再加上上世纪70年代末女儿杜鹃考上王星记扇厂书法第一名(女儿现在是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专攻扇面微楷)。为了她学书法，老杜去书店先是为了淘字帖、书画，并为女儿练字在杭州找书画老师，工作之余，认识了那时候并不得意的一批靠边站的老画家。他暗下一番功夫，了解书画的皮毛知识。书店逛得多了，眼力也好起来了，渐渐喜欢上字画收藏了。
　　到目前为止，他曾先后结识了诸乐三、余任天、许竹楼、柳村、吴永良、吴山明等一批书画家，还与他们喝茶聊天，过年过节到各家走动走动，他说：“我觉得和这些高人谈天很愉快长知识，加上我喜欢交朋友，还善于帮助别人，不是说为了讨他们几张画儿才和他们打交道。改革开放后，这些画家春风得意起来了，我骨子里有股傲气，做朋友谈谈天，平常生活中需要找医生看毛病，有啥我办得到的，我都乐于助人，相互接触多了，加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些画家朋友看到我女儿习字作画有进步了，送些自己的画作给女儿，有空我就拿出来把玩把玩，从没想过炒字画。我的退休金吃过用过还有得多，子女孝顺，老两口身体健康，人生要那么多欲望干什么。”
　　
　　
　　与清泰街古旧书店的缘分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钱江晚报当文化记者，跑书店这条线，杭州清泰街路面还没有拓宽，离杭州市三医院不远，有一家隶属于新华书店的杭州古旧书店，昏黄的灯光，踩上去咯吱作响的木地板，充斥着一股樟脑味儿。我是去采访，因为当时说是要拆迁，许多老读者舍不得，其中就包括老杜，多次向新华书店领导反映，恳求手下留情。我的文章见报后使古旧书店拆迁一事缓和了一阵子，但终究还是在一年后拆了。
　　站柜台的是两位戴眼镜的老先生，其中一位老人叫严宝善，是新华书店老职工，上海藏书家黄裳都很佩服的，因为他眼力好，旧书收来，多少钱，多少分量，他一看就掂得出。但老杜不服气，严师傅也有走眼的时候呐！于是他给我说了一桩公案。
　　“王松泉先生活到97岁，给我题过《郁氏书画题跋记》(线装本)封面的字。原来这本书是一位老太太卖给古旧书店的，严师傅嫌卖相太脏太破，不想收。我一看书出版的年代——辛亥八月，是1911年，我说‘要’。严师傅跟老太太说，5元钱卖给老杜算了！一口价，我就捧了这本宝书回家，自然挨老伴批评，又要污染环境。我拿出眉毛钳、宣纸、浆糊、剪刀，像大姑娘绣花一样把缺损部分摊平，让自然风吹干，用砖头压平，前后断断续续花了1个多月，总算把书相弄清爽。现在你看看，徐澜同志，补过的地方看都看不出来。原来严师傅有这手，现在他过世了，我的手艺也可以抬到桌面上了呢！”
　　就是从这位老太太手上，老杜还买到过皱巴巴的《淳化阁字帖》(三本中的一本)，回家用木板夹平，为了配齐其余两册，老杜拎上水果专门到清泰派出所隔壁老太太家去拜访，但碰到她精明的媳妇，没有机会和老太太说话，这事就搁下来了，现在想来都很懊悔——还是脸皮薄，直接开出价码来收购旧书，多少好！走过这村没那店了！
　　
　　
　　与其深锁，不如方便他人
　　
　　没认识老杜之前，我只知道玩书类似于京剧玩票，是要师出名家的，像周作人、郑振铎、黄裳、姜德明等，把玩旧版书之际，还写些“书话”之类的雅书；认识老杜后，才知道玩书也大众。
　　常听老杜絮叨老版本新版本、简装本精装本之别，尤其是当他发现这些不同版次的书籍各有千秋、且难以取舍时，只有照单全收才会心安理得，简直有“恋书癖”了。他欣赏老版本朴拙的装帧，欣赏蕴含在老版本泛黄纸页里面的岁月痕迹，特别当这些作者与他相熟时，书简直就有生命力——书是如此可爱的东西，又传播知识，他有什么理由不将这些可爱的东西据为己有呢？
　　大部分读书人、藏书人是非常小气的，因为太珍惜自己的宝贝，不是不愿借书，而是怕它有去无回，更不可能让人在上头动笔涂鸦。老杜的美德就是不但借书大方，还声明“喜欢就收下”。我女儿刚好在他家翻书看入迷，没时间看光，随手放进布袋里带回家，口口声声说“借”，却又不还，几年过去了，书还躺在我书柜里。前些日子我碰到老杜，感念他的大方，没想到他却对一些借书未归的宝贝一直“耿耿于怀”：“有些书版本只有一种，借出去的辰光蛮肉痛的，再也没见回转更是可惜，但我不好意思开口，比方潘建英老师几年前问我借过《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他画人物时想了解少数民族的服饰，特别是帽子部分；吴山明老师向我借《红军长征七十周年画册》，画画要作参考，我当然很骄傲。他们看得起我，说我的书比美院教授家的都多，但大画家事情多，肯定忘记还了。我只有这一种版本啊，以后再也配不齐了！但我想想，与其‘深锁琅饱蠹鱼’，不如与人方便把玩。”
　　原来，在老杜看来，书是可以玩的，可能会让许多读书人不舒服，说他没文化。因为“玩书”一词似乎把书的功用降低到了纯粹的物质层面，以致书身上的光环不见了。但书的确是让人把玩的，它与其他所有让人上瘾沉溺的东西，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
　　差点忘记交代了，老杜大名杜传忠，挺普通的杭州老人家，不普通的民间藏书家。